1989年夏天，西华亭的北海公园舞厅绿柳成荫。
这个时候，交谊舞刚被文化部解禁不久，允许跳交谊舞的政策从面向留学生和华侨等外国人、逐渐放开到面向全国群众。
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拓宽了国民的视野，工商联也随即认可了营业性舞厅是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的客观需求。那段时间，子弟们比拼着BP机、大哥大和皮夹克，靓妹们斗艳着烫发、短裙和法国香水。在香汗淋漓中，炫目的光线和狂热的舞曲吸引着一颗颗躁动的心。
在月底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我们推举出了新一任总书记。而人们的流行舞曲也从跳了几年的《小城故事》《十五的月亮》和《大约在冬季》，变成了热映的《篱笆女人和狗》主题曲。
此时在舞厅里，25岁的吴文雄穿着白衬衫和卡其西装裤，略拘谨地望向舞池那片花花世界。
今晚，工会的同事说要带吴文雄来这家新营业的北海公园舞厅。等下个月，还要计划带吴文雄去更上档次的北京饭店西厅。
同事们之所以热情地拉拢吴文雄，就是因为他学东西快。随着这场交谊舞的旋风席卷大江南北，全国各单位的工会都在积极组织舞会。为了壮大规模，工会必然要教那些不会跳舞的职工们。
在即将到来的火热夏天，工会打算举办一场舞会。所以工会同事想带吴文雄来见见世面，好让他回单位后去替他们“开班授课”。
当然，热心肠的工会同事也为吴文雄的终身大事操碎了心。小伙儿长得相貌堂堂，但可能就是因为钻研技术的缘故，导致他一直混在单位的交际圈子里，到25岁了都没找着对象。单位的大姐们没少给他介绍相亲，但同事们心想，或许吴文雄也准备赶一赶时髦的“自由恋爱”呢？而舞厅正是一个在耳鬓厮磨间增进男女情感的绝妙场所。
眼下，工会同事望着舞池跃跃欲试、摩拳擦掌。
这些年，随着洗衣机等电器的普及，更多的已婚妇女逐渐从日常家务中解放了出来，她们涌进舞厅，想通过学习交谊舞来丰富自己的青春生涯。逐渐的，舞池中女多男少，因此会跳舞的男人成了香饽饽，如果他们想以教跳舞的名义邀请心仪的舞伴，也总能屡战屡胜。
很快，经验丰富的工会同事与一位风韵火辣的女人暗送秋波，其实青年男女只需一个眼神交流就能达成心照不宣的默契。工会同事给吴文雄扔下一句“你小子争气”后，就迫不及待与女人携手共赴舞池去了。
吴文雄目睹了同事一串轻车熟路的操作后叹为观止，他被冷不丁地扔在舞厅，变得更加拘谨了。他靠在栅栏旁，一口燕京啤酒下肚，激得他是透心凉。就在这时，他视野中突然出现了一团红色的火焰。
那是一个穿着红色连衣裙的女人，红裙色彩艳丽如野玫瑰般，衬得她皮肤很白皙。她披着一头美发厅时髦的卷发，两片红唇令她的眼睛更显明艳动人。
女人的性格像交际花，比吴文雄开朗热情许多。
她说她叫朱云，在大众桑塔纳车厂做销售公关。她因为容貌艳丽且身材出众，平时也是一名“挂历女郎”。
那个年代，无论是朋友做客时登门拜访、还是逢年过节时走亲访友，人们都时兴捎本“美女挂历”。朱云最早拍摄的是一组泳装照，她傲人的身体仿若出水芙蓉，但勾人的眼神又透着股令人心痒的妩媚。可能正是性感与清纯兼具的气息吸引了摄影师，她就被邀请拍摄了《北影画报》等杂志。
此时，朱云的红裙子像团跳跃的火焰，和吴文雄的脸颊一般红。
她娇声问他看没看过自己拍的挂历，吴文雄诚实的摇了摇头。但吴文雄望着她撒娇弄嗔的眼神，又木讷地说了句：“想看。”
朱云被吴文雄逗得咯咯直笑，趁没人的时候偷偷亲了他一口。
那之后很久，吴文雄都晕乎乎的。他也不知道这位美艳的年轻女郎为何会对他这么热情。以至于纺织厂的同事们天天看到戴着墨镜、打扮时髦的朱云来接吴文雄下班，都对吴文雄投去了半艳羡半不解的目光。
朱云的经历好像很丰富，她知道大栅栏的电影院新上映了哪部美国电影、知道前门的哪家百货商场推出了紧身健美裤、知道北展的老莫俄式西餐厅已经对外开放、知道国外进口的速溶咖啡比上海牌清咖还要好喝。
吴文雄默默地听着，对她几乎是有求必应。
直到有一天，朱云对他提出了一个新的请求，说道：“结婚吧。”
就这样，吴文雄还是晕乎乎的同意了。按照1986年出台的《婚姻登记办法》，吴文雄来到单位申请个人证明。
也正是在这时，吴文雄才得知朱云其实是河北人，她在大众桑塔纳的说辞也并非正经销售工作，只是在港商来京投资时被叫去参与过几次合影罢了。
大家见吴文雄这么一腔热血上头的冲劲儿，介绍他去舞厅的工会同事吓坏了：俩人这才认识几天呀，就无声无息的要结婚扯证？
“你谨慎，她是外地户籍，等你俩有了孩子，户口是要随母亲的。”
工会同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手表厂的某某就因为孩子落户的政策而不敢跟外地女孩谈恋爱，在舞厅遇见了漂亮的南方女孩却连碰都不带碰的；而电子管厂的某某更夸张，把外地女友的肚子搞大了死活不肯娶，还是老父母给了钱去医院人流打发了事。同事说，那些人无论负不负责任，反正都比吴文雄算计得明白。何况吴文雄能力出众，迟早是厂里的技术骨干，他想要什么家世清白的姑娘没有，非要给自己揽这么大个烂摊子？
同事指责他是被爱冲昏了头，吴文雄也说不清楚这种晕头转向的感觉是不是叫“爱情”。但相比爱情，他更说不清楚“命运”这种玩意儿。
吴文雄的母亲在他两岁那年就去世了，所以他童年一直跟着爸爸住在海运仓的平砖房里。他爸爸性格很孤僻，曾经把兄弟和同事都得罪了个遍。
可孤僻的人必然有执着的地方，他爸执着的就是一个“财”。尤其是当改革开放的风儿吹遍神州大地，更深深吹进了他爸的心坎。先是1984年天桥百货正式上市，他爸虽然不懂股票这种外来玩意儿，但他见报纸宣传的煞有介事，也跟风排队去柜台填单；再是1987年听说国家搞社会福利有奖募捐试点，这回他爸听懂了，知道这种摇竹签的玩法就是在赌运气，就眼巴巴等着从石家庄的试点推广到全国。随后，他又把目光瞄准到了外汇券。
那是一个国人对外汇券的渴望堪称狂热的年代，当时北京几乎所有景点的门口都会有倒汇黄牛的身影，他们的口头禅就是一句偷偷摸摸的“换钱吗”。正常人渴望外汇券，都是想去友谊商店买买人头马洋酒、万宝路香烟、瑞士手表这些洋货；而吴文雄他爸渴望外汇券，是希望能够“倒汇”生出美元。
他爸是这么想的，如果手里只有人民币，那只能到黑市上换美元；可如果手里有了外汇券，就能去银行按正规汇率换美元。无论怎么看，美元都是硬通货，外汇券也不愁没人要。
他没什么获得外汇券的渠道，就只能先去黑市。黑市的美元汇率是1美元兑9块人民币，而130块人民币通常能兑100块外汇券。要是手里能握着万八千美金，不愁五年后买不到一套亮堂的商品房。
后来，吴文雄他爸已经狂热到要卖房子。
“卖吧，就这破破烂烂的大杂院有什么值得稀罕的，放在这里五年十年，难道还能生钱不成？”
当时，曾有好心的邻居前来劝他三思，但吴文雄的父亲则反问道：“你知道什么叫改革开放吗？美元只会越来越值钱，虽然我现在走黑市兑得贵点，但耐不住美元升值空间大呀。真的老何，听我一句劝，你家这屋子也考虑考虑卖了吧。”
就这样，已经提前内退的老父亲把房子卖了，是瞒着吴文雄卖的。
但吴文雄被蒙在鼓里的也不只有这一件事。
从那以后，三元桥燕莎商场门口蹲着的黄牛里开始出现了他爸的身影。只是老黄牛们早就练就了一身鬼精的本领，他爸这三道贩子怎么都干不过那群能拉着外国人扯几句英语的黄牛。
直到1988年底，吴文雄已经接替了他爸在厂子里的位置，正在海淀区的纺织厂食堂里排队打饭。这时主任跑了过来，告诉了吴文雄一个噩耗。
吴文雄后来才知道，事发当天公安突击来抓某黄牛黑市交易的现行儿，他爸因为害怕撒腿就跑，但他这把年纪又跑不过那些身强体健的，他爸突发脑溢血摔了一跤，当场就离世了。
当吴文雄赶到医院的时候，等待他的只有一具遗体和十几张色彩斑斓的外汇券。
1989年的新春，是吴文雄独自在公租房里孤零零的度过的。虽然说父子俩以前也经常聊不到一起去，但吴文雄还是渴望着家的温暖。只要人在，就算有家。
所以，当他遇见热情如火的朱云，自然被她烤得暖融融的。说到底，吴文雄已经很多年没尝过温暖的滋味了。
1989年7月底，吴文雄和朱云在民政局登记结了婚。没有酒席和接新娘等仪式，也没有三大件的嫁妆。婚后，朱云搬到了吴文雄位于公主坟的公租房里，在这间两居室的宿舍里开启了他们悲剧的婚姻。
结婚以后，朱云喜好交际的性格丝毫未减，她经常哼着电视剧《渴望》的主题曲，用透明指甲油修补着她不知从哪里划破的丝袜，要么就是在镜子前描眉毛、涂口红。
老实说，吴文雄不希望婚后的朱云再去拍“美女挂历”了。
每次看到吴文雄不太高兴，朱云都会撒着娇去搂他哄他，等吴文雄气消了再蹬着高跟鞋跑出家门，经常玩到晚上十点以后才回来，吴文雄也不知道那些黄金档的电视剧主题曲是她从哪儿学会的。
婚后不到半年的某个晚上，朱云在床上亲了吴文雄一口后，提出了一个请求：“我想要落户。”
吴文雄看到朱云的脖子多了一块瘀青，不知道是在哪里撞的。
朱云撒着娇问道：“你听到我说话了嘛？”
吴文雄回应道：“我们不是聊过这个问题吗？你的情况很难，要等政策。”
朱云说，只要没有户口，她心里就不踏实。即使有身份证和暂住证，但只要看见公安就害怕会被强制收容。
“那你想怎么办？我早替你问过我单位那边了，说你的条件不满足招工要求。”
朱云当下并没有多说什么，只是翻了个身睡去了。
但从那之后，她开始经常夜不归宿，要么就是喝得醉醺醺到半夜才回家，还带着满身的烟味。
吴文雄曾好声好气地问她去了哪儿，但朱云总是借着酒劲耍脾气，说道：“你管我呢？管我就想办法帮我落户。”
1990年秋天，北京亚运会的开幕振奋了全体市民的精神和信心，人们都说“亚运成功、企盼奥运”。那一年，全国数千万人齐心协力捐款了2.7亿，吴文雄也曾响应单位号召捐了100块。
就在乒乓球女团决赛的那天，朱云又出门了。吴文雄独自在家收看邓亚萍和玄静和的对决，却突然接到了一通电话。
对方嬉皮笑脸的，一上来就说道：“朱小姐呀，你给我的两千块钱我都打点了户籍科民警，但派出所所长的胃口更大，他是看在和我的私人交情上才同意讲价，你只需要再拿三千块不连号的现金就行。”
当晚，朱云又是到深夜了才回家，她一进门就直奔电风扇前凉快着，丝毫没发现吴文雄铁青的脸。
吴文雄开口问道：“家里的外汇券呢？拿出来，我要去兑美元。”
接下来，朱云和吴文雄几番扯皮，朱云见回避不过去，索性承认了：她把吴文雄父亲留下来的外汇券偷偷拿到黑市换了人民币，又听信了外面说可以“代办户口”的野路子，并且对那群自称和派出所有关系的骗子们深信不疑。
这天晚上，吴文雄和朱云爆发了自结婚以来最激烈的一次争吵。朱云借着酒劲一件件脱着衣服，直到脱得只剩下一件背心。
在她白得晃眼的胸脯上，明显有一道鲜红的抓痕。朱云毫不掩饰，她大喊道：“要不是看你有北京户口，谁稀罕嫁给你！”
这个秋天，吴文雄心灰意冷了，这才意识到婚前同事劝他“谨慎”的金玉良言，却是悔之晚矣。
这段婚姻的感情基础薄弱，原本吴文雄就谈不上品尝了多少爱情的滋味，只是一个长期孤独的人看到一团火焰后头脑发热了而已。可现在的吴文雄终于明白，这一团火焰灭了。
吴文雄的心中还有一些责任感，他最终给了朱云两条路：要么收敛心性回归家庭，等到时机成熟找个正规工作踏实过日子；要么放她高飞，反正两个人在这段婚姻里都不快乐。
当朱云听到吴文雄提出离婚后，她反倒是突然变乖了。
那之后的两个多月，她又是勤快的收拾家务、又是做好一日三餐，似乎想让吴文雄回心转意。
冬天白雪皑皑，屋子里的电炉子暖和极了，他们偶尔会窝在沙发上各看各的画报，让吴文雄觉得日子一直这样下去也挺好。
可这样平淡的生活最终没能挺过1991年正月。
早在腊月时，朱云就说起了“台胞探亲”的返乡政策，听说台胞专柜需要一名外形姣好的女销售，她想去面试看看。
这听起来是一份正经工作，吴文雄并没有阻拦。
但是过完年后，吴文雄就感觉不对劲：什么正经面试还要在正月初五进行？而且会让朱云在春节期间喝得满身酒气回家。
吴文雄的猜测很快得到了工会同事的证实。在正月初七下午，同事说他亲眼看见朱云进了一辆欧宝雅特，而车子直奔建外新开业的中国大饭店。
事已至此，吴文雄向朱云摊牌了。
但是朱云半跪在地上，哭得梨花带雨。她解释说，其实车里还有其他的姐妹，之所以去饭店也只是要见春节返乡的台商。
面对朱云的谎言，吴文雄并不那么愤怒了，他只是感到心力交瘁。
在经历了几天鸡飞狗跳的生活后，吴文雄向单位人事科提出了想要离婚的念头。
就是这时，朱云查出怀孕了。
1991年10月24日，朱云在海淀南路的妇幼保健院生下一个女婴。
面对这个意外降生的女儿，吴文雄终于知道慌了。他几番托人打听他们这种“夫妻户口异地”的家庭怎么给新生儿落户，也曾考虑过不然就把女儿的户口落到朱云的河北老家。但吴文雄一想到未来入托和入学时要缴纳的高昂赞助费，又听说医院给外地孩子接疫苗、吃糖丸的用药量会比北京孩子大的谣言，吴文雄迟疑了。
一眨眼两年过去，有人给吴文雄指了条正道儿。说是正道儿，其实就是钻法律的空子。
这个自称结过六次婚的男人喝着二锅头，向吴文雄讲起了政策：
“户管部门的规定是，夫妻离异后，只有一方再婚才能解决孩子的户口问题。你呢，先和她离婚并把孩子判给你，你再找个人结婚，孩子的户口就能落在北京。到时候新家庭再离婚，你不就能跟她复婚了嘛。”
这时吴文雄对复婚一事已经不关心了，但他确实觉得这是个办法。
于是在吴霜快三岁时，吴文雄回家和朱云商量起“假离婚”的事。
当时，吴文雄买了一台新电视，只见朱云正窝在家里看CCTV3的《曲苑杂坛》。
吴文雄苦口婆心的说了好一通政策，但朱云听后只是淡淡说道：“折腾一通给孩子上了北京户口，到头来我还是落不了户。”
吴文雄发火了，他喊道：“这是你的亲生女儿吗？哪儿有你这么做妈妈的？”
这一晚，家中座机来了电话，朱云蹭地跑过来接听，吓得女儿哇哇大哭。尽管朱云低着声音，但吴文雄能听到她的语气极其好。
吴文雄急忙夺过听筒，只听电话里一位年长女人咋咋呼呼的说道：“不就是刚过哺乳期还溢奶嘛，你害羞啥？从香港来的黄老板说了，他就好这一口...”
“好你个臭老娘儿们！”吴文雄对着听筒喊道，他这一刻的愤怒已经到了顶点。
但是，朱云熟视无睹的坐在镜子前化妆，她身上只穿着一套内衣。
吴文雄堵住了门口，说道：“你今天要是敢去见那个黄老板，你就再也不要回来了。”
朱云没有说话，而是换上了衣服，她今天穿的正好是和吴文雄初次相识的那条红裙子。
朱云换完裙子后，微微扬起着头，说道：“我早就不想回来了。”
屋里，女儿被他们吓得直哭，吴文雄心如刀割，喊道：“那你当初干嘛要把孩子生下来！”
朱云冷冷地说道：“如果不生这个孩子，你不是铁了心要和我离婚吗？”
吴文雄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他之前见朱云跪地哭求他不要离婚时，吴文雄还以为她是愿意好好过日子了，如今想来，估计是她跟外面的男人没断过，只等着哪位大老板说愿意娶她为止。
吴文雄问道：“所以，你把我这里当成了招待所？”
“知道就好，让开。”朱云说。
最终，吴文雄目送着朱云离开了，她的身影消失在了楼道里。她留给吴文雄最后一眼的就是飞扬的裙摆，就像他们初次相识那样动人。
这天晚上，朱云彻夜未归。
次日早晨，吴文雄就专门给妇联致电了，他说明了配偶刚过哺乳期的情况，并询问是否可以起诉离婚。随后，他又向单位打了报备，只等着朱云和外面的男人们厮混完回家后就离婚。
然而一天、一星期、一个月过去了，朱云再也没有回来过。
对于这种情况，吴文雄跑到了民政局，但对方说想离婚得有夫妻双方同时到场才行；吴文雄又跑到了派出所，对方说离婚请找民政局。
没办法，吴文雄只能先把离婚放到一边，去单位申请了长假。
车间主任虽然同意了吴文雄的申请，但他边签字边惋惜地摇着头，说厂子去年投入生产了一款无纺材质的鞋套和手套，在很多领域都能取代传统手缝针穿的传统劳保用品。他说吴文雄正处于业务评优阶段，今后在工作上必然大有作为，现在就退出研发生产实在可惜。
但是，吴文雄一心想要照顾这个女儿，他无怨无悔。
吴文雄对女儿倾注了全部的心思和呵护，这才意识到女儿还没有名字。由于她出生时正是霜降那天，寒风落叶、万物凝霜，吴文雄就给她取名为“吴霜”。
就这样，到了1996年秋天，吴霜已经五岁了，却她仍然还没去托儿所。相比入托，吴文雄更焦心的是入学。
于是在这年年底，吴文雄专程回到了自己户籍所在地的东城，去派出所询问了民警。
当时，民警向吴文雄普及了1987年《民法通则》的规定，说对于这种配偶下落不明的情况，他确实可以单方面起诉、法院也应予离婚。只是公民下落不明的认定，在法律上规定需要满至少两年。
要说朱云在吴文雄生活中彻底消失，那肯定是满两年了。但是民警耐心解释道，公安机关虽然可以出具当事人下落不明的证明，但对于朱云这种住所地与居住地不一致的流动人口来说，她的证明得由她户籍所在地的公安机关出具，也就是朱云的河北老家。
然而，当年结婚结得仓促，吴文雄对朱云的情况两眼一抹黑。别说她户籍登记的地址还在不在，吴文雄就连她父母是做什么的都不知道，更不用说找村委会和当事人近亲属作证。
吴文雄苦苦哀求道：“天下公安是一家，您就不能通融通融吗？反正都是公安机关管理着户籍，何必舍近求远呢？”
民警当然婉拒了他的请求。随后，吴文雄又想到了用死亡证明来离婚的方法，他向民警问道：
“那能宣告她死亡吗？我听说针对下落不明的人是有这种政策的，反正都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总不能让我们这些百姓空守着一个户籍上的‘已婚’的名头，浑浑噩噩的过日子吧？”
“您这种情况，在起诉离婚时还需要向法院证明她下落不明满两年呢，更不用说申请宣告她死亡的先决条件就得满四年了。更何况您也说了她是离家出走，又不是遭遇了什么重大人身安全事故。”
吴文雄听得心急如焚，他说他跑过很多趟派出所了，之前一直没有为难过警察同志，但如今孩子大了，他实在等不下去了。
“我可以走北京的法院，但起诉后等判决书生效还要经过好多特别的程序呢，您刚才不是说了吗？您也是个孩子的父亲，就不能体谅体谅我们做家长的心情吗？”
民警被纠缠得没有办法，他的脾气可能是冲了点：
“我能体谅，但我行不了这个方便。”
这一天，吴文雄失魂落魄地在街上游荡。他白天为了来办事，特意哄吴霜让她自己在家待着，这肯定不是长久之计，但吴文雄又不甘心空着手回家。
吴文雄又冷又饿，他不知不觉穿越胡同走到了东直门南小街，恍然发现前方正是他童年时居住过的海运仓。
如今，这里还是一片饱经沧桑的残旧平房区，但他一抬头就能看到周围的楼房拔地而起，直奔天际线。
听有些人说，1995年1月外汇券就已经停止流通了；但更多的人说，未来的趋势是北京的房价会涨得比天还高、拿北京户口会比大闹天宫还难。
吴文雄后来才知道，几年前买下他爸这套平房的是个广东人，那个人高高兴兴的交完契税去办房地产权证了。这套老平房现在还没有人住，似乎那个广东人买来也根本不是为了住的。
就在这时，吴文雄突然留意到了胡同里贴着的牛皮癣小广告。在“重金求子”“高薪诚聘”“激情热线”等小广告中间，还有一张“代办户口。”
吴文雄站在小广告前，久久都不忍离去。他今天才明白，这四个字为什么会对朱云有着如此神奇的魔力。
吴文雄情不自禁地端详着，并记住了那串7位数的电话号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