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弗朗西斯令人震惊的变化后，我们班的每个女孩，都依次在接下来的两年中迎来了月经初潮。我们学会了在事情发生的时候，提前把女孩带去卫生间；学会了在校裙后面逐渐渗出暗红的血的时候，迅速将羊毛衫系在她的腰上。我们开始随身带着小包，多装一点东西，随时帮助有需要的女孩。我们带着阿司匹林，带着口香糖，可能还有一小沓纸巾。我们替彼此放哨。即使我们并不算很好的朋友，但我们都明白，这件事超越了友谊——它更深厚、更古老、更重要。我们明白，经历初潮的女孩，无论此前如何，都会在变化发生时感到惊恐，害怕疼痛，害怕血色，害怕血量，害怕每一个月不可阻挡的侵犯。我们明白，这种惊慌值得关照，值得理解。
六年级行将结束的时候，我的月经初潮来了。当时是在学校，两个女孩飞快地将我带进卫生间，像小鸟一样叽叽喳喳围着我转，体贴地安抚我，帮助我清理干净。那天之前，她们不是我的朋友，那天之后，我们也没有成为朋友。我还是不会和她们坐在一起吃午饭，她们也不会请我玩四方格游戏。我不在意这些事。我天生明白，关于初潮的互动要比友谊更深厚、更古老、更重要。一个女孩用冷毛巾擦拭我的脸，另一个女孩教我如何用鞋带和袜子做一条临时卫生带，好托住卫生棉，再在衣服下面打几个巧妙的结，把卫生带扎紧。这种策略并不舒服，却很有安全感。
“回家以后你应该告诉你妈妈。”其中一个名叫莉迪娅的女孩一边说着，一边补涂口红。学校不允许学生涂口红，所以她选了一个和唇色相近的色号，这让她看起来好像没涂口红。我问她为什么要告诉母亲，她说：“这是练习。”
“我一定不会告诉母亲。”我直言相告。我向她们解释，母亲有多擅长保持沉默。
莉迪娅想了一会儿。“那你有姨母或者姑母吗？”她问，“或表姐什么的？”
有那么一会儿，我发现我在想玛拉姨母。几乎是同时，我的喉咙肿痛，双眼发烫。我咽下嘴边的话，转过身去，皱起了眉头。玛拉姨母已经不存在了，我提醒自己。或者至少说，过去的玛拉姨母不存在了。她宽阔的肩膀，不存在了。她紧俏的卷发、娇红的嘴唇、英气的站姿和放肆的大笑，都不存在了。我记得我小时候，她大手一挥，就把我抱上她的腿。我还记得，她用起茧的双手轻轻柔柔地抚摸我。我还记得，在化龙前些天，她的眼睛变成金色。如果她的身体变了，变得无从识别，那么我想知道，玛拉还是从前的玛拉吗？她抛却了旧日的生活，迈入充满龙鳞和龙筋、遍布愤怒和烈焰的世界，她还会记得我们吗？我不知道。而且，说到这里，有了不一样的乳房和令人烦闷的痘痘之后，我还会是我吗？如果我不能控制自己，我的身体还是我的身体吗？
我摇摇头。“没有，”我说，“只有妈妈。我根本没办法和她提这件事。”
乔伊丝同情起我来。她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全家刚从加利福尼亚州搬到威斯康星州（她无休止地抱怨着这里寒冷，气势像是要起家创业，尽管当时已是气候宜人的4月）。“恐怕没有别的办法。总得有人替你买这些东西。你需要更多卫生带，还有卫生巾。紧要的时候，你可以自己来，但最后你还要考虑洗衣服的事，你得在家和学校备着这些东西，妈妈就是能帮你的人。”她把手伸进她的钱包，那钱包很大，如果摆放得当，可以装下整个图书馆。她拿出三块长方形的白色卫生巾，侧面印着蓝色的文字。“我从医务室偷拿来的。校医把它们藏起来了，换作是我，我会藏得比她还好。我还能再拿到一些，但是你必须鼓足勇气，把这件事告诉你妈妈。”
“我会的。”我感到头晕恶心，小腹和后背在作痛。我真想这几天赶快结束。“回家就说。我保证。”
我没说，但是母亲不知从哪里知道了。那天回到家，我的床上多了一沓奶油色的卫生巾，还有手写的使用说明。我没有问她这件事，她也没有说。这差不多就是我们的相处状态。
比阿特丽斯打量着其中的一片——那侧面印着蓝色的花体字，还有身着礼裙的女孩的剪影。她好奇地看着我。
“这是什么？”她拿着那片卫生巾问道，明亮的眼睛眯了起来，“是玩具吗？”比阿特丽斯快四岁了，看什么都像玩具。
“不是。”我说。我对她比平时更不耐烦。
比阿特丽斯靠在我的床边，下巴放在交叠的手上，问：“是给我的吗？”
我摇头。“不，是给大女孩的。”
“我们都是大女孩呀。”比阿特丽斯说。她爬上我的床，又爬上我的肩膀，敏捷如松鼠。“我们是最大的女孩！”她兴高采烈地喊。我用手臂搂住她的肚子，一起倒在地板上，疯狂地咯咯笑着。这让我暂时忘记了腹部深处的痉挛。
“来抓我呀！”她尖叫着飞奔出门。
“你等着！”我回应她。
我拿起卫生巾和使用说明，把它们放到衣柜最上面的一格，好方便从各处看见。没必要隐瞒母亲已经知道的事。我的头嗡嗡作响。我在衣柜前徘徊，目光飘向那块可拆卸的隔板。我突然很想念姨母，强烈的思念像一把鱼叉刺进我的脏腑。过去了这么久，我依然没有碰过姨母留下的物件。我没有端详过姨母的照片，没有读过任何一封信件，哪怕是给我的那封信，也没有翻开过那本龙脸封面的小书。我不太清楚原因。有时候，我会梦到隔板自己弹开，里面的物件尽数涌出——姨母的秘密，我的秘密，还掺着父亲和母亲的秘密，在全世界广而告之。每次做这个梦，我都会在喘息和冷汗中惊醒。
但是现在……
我回头看着衣柜。我跪在地板上，一点点地挨近。
“亚历克斯！”比阿特丽斯在客厅大喊，吓得我差点断了气，“亚历克斯！我现在就需要你！”
母亲也在楼下，正冲她发出嘘声。“亚历山德拉现在不舒服，”她稍微提高了些音调，“可能要洗个澡休息一会儿，才能好起来。”这句话末尾的音调又高了些，以确保我听明白。妹妹开始尖叫，我知道母亲把她紧紧抱进了怀里，正摇来摇去。“宝贝乖，宝贝乖，宝贝乖。”母亲柔声地哄她，“我们去公园吧，好不好？”我听见比阿特丽斯雷鸣般的脚步声穿过房间。然后，她们在身后关上了门，留我一人在安静中。
我的心跳渐渐平缓。我在地板上坐了一会儿，盯着衣柜。
最后，我强迫自己移开视线，站了起来，去洗了澡。然后我回到房间，小心翼翼地挪开隔板，拿出姨母三年前留给我的包裹。我解开包裹，手指有些颤抖，纸张在手中沙沙作响。我把信件整齐地在地板上摆成排，将每封信放在信封上，用指背轻轻抚平。
我不知道我在寻找什么。我只是想找个人聊聊，即使她已经不在。
玛拉保存的这些信件中，有的字体圆润华美，落款是克拉拉；有的字体粗硬板正，落款是珍妮；有的字体烂漫活泼，落款是伊迪丝。有两封信的寄信人是甘茨博士，姨母在小册子上提到的那个名字。她指出了他的身份，还斥责了他。甘茨博士的字迹完全无法辨认，他的署名也极其潦草。我把它们放在一边，又拿起那本小册子。小册子页数很多，字体小得过分。显然，难以辨认的信和难以阅读的小册子都出自同一人之手，这叫我有些恼怒。我翻阅小册子，只看章节标题和插图。感谢五年级时来我们班的那位医生，让我对女性生殖系统的样子有了模糊的印象。但是我仍不明白，为什么要把子宫和卵巢画成一张龙脸。有章节的题目是“血与火的天赋权利：生物学的命运”，还有“女性之怒的潜在力量”，等等。书里面还有一些图标，以及数量惊人的拉丁语单词。我读六年级，阅读能力不错，但是这些单词实在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
我的手指摩挲过信纸，沿着纸面窸窣作响。我的手停在了玛拉写给我的信上。我屏住呼吸，拿起这封信握了一阵，拇指按着姨母亲笔写的我的名字——亚历克斯。她从来不叫我“亚历山德拉”，我不记得她有过。我从未想过因此感谢她。信还封着口，姨母的模样忽然填满我的脑海：别着发卡的卷发，娇红的嘴唇，破旧的工装裤，沉重的靴子，还有洪亮的笑声。姨母左手抱着孩子，右手提着一桶工具。我想象着，姨母趁比阿特丽斯在左腿上睡着，抽出那张信纸，写信与我道别。不，我下定决心，我还没准备好打开这封信，更别说读它了。我需要姨母来帮我，可是我当然不希望她再一次离开我。于是，我拿起了手边最近的一封信。信纸很脆弱，写信的人落笔谨慎，力求每一笔的完美。
“我亲爱的玛拉”，信上写道：
似乎又一次发生了。这次，我飞了起来。噢！飞起来的感觉。身下的海是痛楚的蓝，如天的蓝，天空的中心却是热焰。在我的体内有一股热焰，一日猛烈过一日，有时甚至以小时计。我哪一处不是在被烧灼着？我的精神、我的心灵、我的身体都在思念着你。我的一位姨母，你知道，她也在经历这种变化。我们一家人心知肚明，却都避而不谈。你会喜欢她的。她养雀鸟，在家门口卖雀鸟。它们有多彩明亮的羽毛和美妙的歌喉。她的雀鸟生意做得红火，主要是卖给富人区里百无聊赖的家庭主妇。她们渴求这种能完全属于自己的可爱生灵。我的姨母自己赚了钱，可以不靠家里花钱，她的丈夫忍不了这一点。有一天，她回家，像回到了恐怖的兽穴。她丈夫打开了全部的鸟笼，拧断了每只雀鸟的脖子，将它们美丽的尸身扔在地上。他把死鸟放在婚床上。真是可怕的事、可怕的人。她哭着去找她的姐妹，她们同情她，却爱莫能助。她们告诉她，丈夫是一家之主，如果他不喜欢这个活计，就别再跟他争了。我母亲也用同样的逻辑去解释我父亲的罪孽。为什么女人要这么对待自己？为什么她的姐妹们不管她？我从不理解。我觉得我姨母也不理解。
总之两天后，他们家的房子着火了。官方通报说，是爆炸的燃气掀翻了屋顶。姨父摔在地上，断了脖子。我了解得更多些。我一直觉得，是姨母的怒气让她起了变化，或许也果真如此。但是我呢，是不会生气的。
不过，我觉得变化是躲不过的。自从第一次，我的手触到你的手，我的唇碰到你的唇，世界便只剩下欢愉，欢愉，没有尽头的欢愉。是欢愉点燃了我，是欢愉让我的脊背痛苦地生出翅膀，是欢愉让我渴望本真的自我。但是，是爱让我停了下来，是爱让我囿于此身和此生，我永远会为你飞回家。我最爱的玛拉，有种渴望正将我撕裂，一分为二，我不知道我还能坚持多久。无论未来发生什么，玛拉，请你，请你一定要等我。或者，跟我走。
伊迪丝
我盯着这封信盯了很久。这时的我不过十一岁。我没有成体系的知识去参考，我无法理解我读到的内容。当然，我肯定不能问母亲。我觉得我还没有准备好阅读其他的信。读过信后，我感到更孤独了。我捆好这些信件，塞进衣柜藏好，推回隔板，去浴室洗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