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娅和他的外祖父母住在一栋神奇的房子里，至少在我眼中是这样。他们搬来之前，这房子用的是镶灰边的白墙板，屋顶是黑色的，在街区毫不起眼。房东是个粗枝大叶的单身人士，住在小城的另一头。只要他们按时交房租，房东就不太在乎他们把房子刷成什么颜色，或怎么处置这栋房子。他们搬来不到一个月，房子便焕然一新：白墙变成黄墙，每扇窗都镶着不同颜色的窗框，门上画了花朵；房内，有的房间画着童话森林，有的房间画着挪威的草场，有的房间画着精灵蛰伏的山峰，还有的房间画着湖岸，似乎是苏必利尔湖——他们深爱和想念的家乡。索尼娅的外祖父母各有一间工作室——外祖母拿下了主书房，外祖父在车库里添了柴炉，给地板刷了明亮的漆，装了宽敞的窗户，还放了把安乐椅以供静思。他们欢迎我们参观他们的工作室和工作过程（这同我父亲形成了鲜明对比，我从未去过他的办公室，不知道看他工作是什么感觉）。
同索尼娅一样，她的外祖父母也有深褐色的大眼睛；同索尼娅一样，他们的头发也曾是浅金色的，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花白了，同粉红的头皮一起散发出淡淡的光。
在我的多次拜访中，从没人提起过索尼娅的父母。整座房子里，只有一张他们的合照——一张存放在普通相框里的六平方英寸快照。厨房的照片墙上都是家人的照片，这张照片就被挂在底部的角落。索尼娅没有提过这张照片，她的外祖父母也没有。但是我知道，那张照片上是她的父母。照片似乎拍摄于索尼娅第一天去幼儿园的时候，她牵着父母的手，咧嘴大笑，嘴里缺了颗牙。她的父亲穿着木工的工作服，手里提着一桶工具；母亲穿着漂亮的高跟鞋，平整的裙子，合身的夹克，发髻上固定着檐帽。我后来才知道，她的母亲是威斯康星大学某心理学教授的研究助理，地位显然很高。索尼娅分别握着父亲和母亲的手，但我注意到，她还伸出两根手指捏住了母亲的夹克外套。父亲慈爱地望着她闪闪的金发，母亲却看向天空，脸上露出向往。
索尼娅和我抓住一切时机待在一起。比起去我家，我远更喜欢去她家。在她家的时候，她的外祖父母给我们画纸、画布和颜料桶，教我如何按自己的意愿运用画笔，如何从开阔平面上的一条线看到整个世界。在我家的时候，母亲教我们针织的技艺（索尼娅比我更擅长这些），还有按照《妇女家庭杂志》上剪下的食谱做菜。母亲很喜欢索尼娅。比阿特丽斯对我这位朋友的态度摇摆不定，或是明晃晃的嫉妒，或是热盈盈的喜爱，没有中立的时候。索尼娅为比阿特丽斯讲挪威的故事，那是她外祖父母的出生地（尽管他们幼时就已移民，对挪威印象寥寥），还有她父亲的家乡。事实上，她父亲的小船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在冰岛和挪威之间的水域，人们推测小船就长眠在那片水浪之下。
“他去那里做什么？”有一次我忘乎所以，脱口问了索尼娅。
索尼娅把手指放在唇边，停了一会儿。最后才开口：“去找某个人。”然后是一阵沉默。
索尼娅还教比阿特丽斯画画，教她理解面部的结构，教她用铅笔涂画眼睛的技巧，教她画树，画鸟，画小型的哺乳动物，乃至画仙女和精灵。（我注意到，母亲对此并无异议。我还注意到，每次妹妹想要画龙，索尼娅都会将画纸揉成团扔掉。“现在不行，小忙人。”索尼娅说。说这话的时候，她没有情绪，没有责备，没有羞愧。妹妹不能画龙，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就像下雨时必会淋湿一样。）
刚上八年级的时候，我在学校数着分钟度日，只等放学铃响，就能再见到索尼娅了。我的课堂作业做得不好（不过家庭作业还不错，成绩在班里依然名列前茅）。我分心，我走神，我画画。我给索尼娅写字条。我草拟计划，期待有朝一日与她一起探险。老师们先是发火，后是发愁。终于在10月的第一周，我的家长被请到了学校。
只有母亲来了。我记得她的面容更显苍白。大家围坐桌旁，我的英语老师安杰莉卡修女和校长阿方斯先生坐在母亲对面。我单独坐在一头，两条胳膊紧紧抱在胸前，脸拧成一团。
我的母亲，天啊，她带着文件来了。她解释我在家里有多努力，她展示了我9月完成的所有卷子、课题和作业，全都拿了优秀的成绩。她说我在图书馆看了大量数学和物理的课程录像，授课老师清一色是哈佛、牛津等远近闻名的学校的大学者。她还带来了一封由图书馆馆长签名的信，信中说我最近一直在琢磨数学书上的问题集，难度比课堂上教的大得多。信里还推荐我去参加一个我不甚了解的项目——母亲其实还没有同意这件事，不过她认为今天有必要给老师展示一下。我没说什么，但还是把这事挂在心里了。她请老师们看了我在课余时利用馆际互助借到的课本所完成的课业。
“如果她上课走神，”母亲语气温和，“我觉得我们可以想想，是不是因为她在课上感到了无聊，她是否需要更多挑战。我上学时也有过类似的问题。我被允许进大学学微积分时只有十四岁，和我女儿现在差不多大。高中毕业时，我已经学完了数学专业的一大半课程。我们或许应该考虑，我女儿是不是也在走这条路。”
听我母亲讲话时，安杰莉卡修女和阿方斯先生一脸的包容，仿佛在听一个孩子在努力解释她为什么仍然相信仙女的存在。
“夫人，您的数学学位对主妇的生活有什么帮助呢？”安杰莉卡修女说。
房间内的气氛降至冰点。母亲的眼睛仿佛两块黑石，嵌在大理石般的脸上。我屏住呼吸，感到口袋里的结稍有松散。
“更何况，准确地讲，我们讨论的根本不是你，格林夫人。当然，每个人都为你的成就而自豪。但是你也看到了，这也是一个问题。我们不得不停止公布考试成绩，因为男孩们看到她在课堂上游手好闲，却仍然拿到了最高分，这根本没顾及他们的感受。我问你，人们会如何对待一个漠视他人的女孩呢？”
“也会……漠视……她。”母亲缓慢开口道，似乎这几个字有千钧重。她的双眼似乎睁大了些，也变长了些。这或许只是我的想象。她两手握在一起，变尖的指甲尖嵌进了手背的皮肤。
“还有这个。”安杰莉卡修女紧抿着薄薄的嘴唇。那是一个文件夹，里面的东西见证了索尼娅不屈的努力，她花了许多小时来教我如何成为一名更好的艺术家。我有很多画着索尼娅的画：沙发上的索尼娅、凳子上的索尼娅，还有花丛中摆弄发梢的索尼娅。索尼娅在水上舞蹈，索尼娅伫立山巅，索尼娅翱翔天空。我的绘画技法拙劣，我也没有艺术家的眼睛。但是我画得很真诚、很热情，我拼了命地想提高画技，渴望留住一些可爱、诚挚、真实的时刻。我喘不上气来。我受不了我的画在安杰莉卡修女的手里，我受不了任何人看它们，甚至碰它们。就算其他东西不属于我，这些画也是属于我的；就算我道不明理由，这些画也是为我私有的。我尝试用不同字体在画上写下她的名字，施展不同的风格。“索尼娅，”我在画上写着她的名字，“索尼娅，索尼娅，索尼娅。”
无意识地，我的喉咙发出一声哽咽。
“索尼娅，”安杰莉卡修女说着，尖刻的眼神投向我，“是谁？”
我不太记得那天后来发生的事。我的脑海一片空白，我的心里一片空白。世界云雾弥漫，我既尴尬又羞愧，却不知缘由。我多希望身在索尼娅的家中，或是她在我家中。我多希望我们俩划着一艘小船远去，远去，划向更宜人的彼岸。
一只拳头砸向桌子，我吓得回过神来。“小姑娘，你在听我讲话吗？”阿方斯先生咆哮，颈间的褶皱随着洪钟般的音量颤动。
我打了个激灵。“什么？”我没有听他说话。
阿方斯先生叹了口气。安杰莉卡修女的目光更犀利了。母亲的表情好像荒茫的山坡，我全然不知道她在想什么。“道个歉就行，”阿方斯先生说，“当人知道自己犯错时，就应该道歉。”
我看着母亲，她无动于衷。我身体里有些发烫，我做错了吗？我一点也想不明白。但我是一个守规矩的孩子，一个本分的孩子，而且我不喜欢惹上麻烦。
“好吧，”我说，“对不起。”不知为何，我的皮肤泛起红，肚子里一阵翻涌。不过，修女老师和校长似乎对我的道歉感到满意。他们草草向对方点了下头。母亲不发一言，只是起身牵起我的手，和我走回家去。
邻居埃弗利夫人在我家照顾比阿特丽斯。所谓照顾，就是她坐在厨房里，抽着我父亲的烟，喝一小杯他的威士忌，留比阿特丽斯在客厅听广播。刚踏上家门口的台阶，母亲忽然抓着我的手，神色僵硬地看着我。
“我的女儿，你要小心行事。”她低声说。
“小心什么？”我说。她无征兆的紧迫感令我困惑。我不知道自己当时是愤怒，是恐惧，还是想哭，或许三者皆有。
母亲深吸一口气，神情缓和下来。有一瞬间，我好像看到她的眼睛边缘有一抹泪光，然后她眨眨眼，泪水消失了。我好奇这是否从一开始就是我的想象。终于，母亲开口：“这世上我们能拥有的、能留住的东西是有限的。紧抓着那些你无法承受失去的东西不放，不是好事。人就是这么垮掉的，你明白吗？”她叠起双手，指节托住下巴。“你真明白吗？”
“明白，妈妈。”我说。
我不明白。但似乎这样回答会让她满意。她转身走进屋内。
三天后的晚餐时间，父亲坐在桌旁，在威士忌和饭后烟的间隙，他望向天花板，做了一件在晚餐时从未做过的事：他说话了。
“今天，阿方斯先生来办公室找我了。”他说这话时并没有对着谁。然后他走进书房，翻阅余下的报纸。
我看着母亲，她的面容极苍白，但这不是新鲜事，近来她总是如此。
周复一周，事情慢慢平息了，或许只是我以为平息了。我极尽所能，在学校表现得更投入。我仍然努力在试卷、作业、测验和考试上做到最好。有时候，我的试卷底部会出现一句评语，写着“学业上的卓越不是简单地炫技”，或其他类似的表述。我注意到这句话并非老师的字迹。我无法证明，但可以肯定它出自阿方斯先生之手。
10月将尽的某个夜晚，狂风乍起，愈吹愈烈，仿佛要把房屋刮倒。第二天是星期六，之后再过两天是万圣节。星期六一早，我跑出门外，看看是否一切安好。我在门前的台阶上站了一会儿，享受清鲜的凉意，潮湿的树叶在晨光中渐渐腐败，散发出温暖的气息。太阳仿佛宽广青盘上的一颗蛋黄。斑斓的叶子被吹离枝丫四开的大树，落在地上聚成多彩的大叶堆。我从门廊的挂钩上抓起夹克，踩上鞋，向索尼娅家跑去，想和她一起耙落叶。
我们扫完她家的院子，便跋涉回我家，一路放声高唱。我们这是怎么了？街坊邻居透过窗帘打量我们，摇摇头，咂咂嘴。我们的手臂揽住对方的肩，脑袋倚在一块，脸颊几近相触。我不是什么歌手，但我高唱所有我知道的歌曲，感受旋律沿着我的骨骼振动。索尼娅的手臂滑到我的腰边，紧紧搂着我。这感觉如此美妙，如此美妙，我想，有朋友真好。
索尼娅在前院等着，我去工棚里拿耙子。跑回来时，我的心愉悦得怦怦响。我家侧院有一棵魁梧的橡树，门前还有两棵槭树，因而堆了层厚厚实实的落叶。穿着橡胶靴和针织毛衣的比阿特丽斯走了过来，她抱着满怀的落叶，把它们扬向天空。我们堆起的落叶足足有一辆福特卡车那么大。
“跳进来！”比阿特丽斯喊道，但她开始打喷嚏了，母亲叫她进屋。每每有什么危及比阿特丽斯生命的情况发生，母亲总会劝诫她。
索尼娅和我看着叶堆。她的发丝在10月的阳光下闪烁。“准备好了吗？”她说着，把手掌滑进我的手心。微风拂过，空枝轻吟，地上的落叶飘起，在脚边轻舞成旋涡。空气甜美、湿润，充满苹果、泥土和令人愉悦的腐烂气味。曾经的万绿脱离枝干，任自身坠落在地。我屏住呼吸，无法形容此景。我只是紧握住她的手，和她飞跑、跃动，落在色彩、尘埃和日光组成的如纸的柔软中。
我应该如何铭记这段回忆？我应该如何存储它、处置它？对当时的我来说这是无解的，对现在的我来说，这仍是无解的。
这是我所记得的：
天空蓝得令我心碎。世界有股初生的气息。我们着陆于如枕的叶堆中。落叶藏在她明亮的发间，勾勒出她的脸庞。空空的枝丫托住天空。我记得，她倚向我的时候，树枝如王冠围在她的头顶；她抓住我的手臂，说我已被她俘虏。噢，索尼娅，我多甘愿做你的俘虏！我记得，我们在叶堆中打滚，身下的落叶在摩擦中低吟，索尼娅洁白的手臂蹭着我手臂上的泥土，她精巧的葱指碰着我粗鄙的短指，她的脸颊贴着我的脸颊，她的发丝缠着我的发丝，她的嘴唇拂过我的嘴唇。噢，索尼娅，索尼娅，索尼娅。
然后，她尖叫起来。
我的父亲，俯视着我们，抓住她的上臂，猛然将她拉起来。
我记得索尼娅被拉走时的面容。刺目而铁青，混合了震惊、恐惧和痛苦。我伸手拉她，父亲却太过迅速，我扑了个空。
“她该走了。”父亲说。
“可是——”我开口。
“该走了。”父亲重复，大步跨过院子，索尼娅踉跄跟在身后。
父亲送走了她。
那天的余下时间，我被禁止探访索尼娅。第二天也是，后来的许多天也是。
“什么时候能看她？”我哀求道。
“永远不能。”父亲说，他的回答迅速而决绝，像一个耳光。
“为什么？”我问。屋子转了起来，我的双眼被泪浸没，呼吸急促起来，胸口的起伏也变得沉重。
“等你长大就会明白。”父亲说。母亲低头盯着自己的双手。
父亲把我送回了房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