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高中一年级那年的3月，母亲得知她的癌症复发了。一开始她还瞒着我们，她可能想一直瞒下去，然后在某天趁我们不注意，再毫无征兆地离开。然而，4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母亲刚把烤土豆和罐装豌豆舀到我们的盘中，就突然倒在地上，鲜血从她的口鼻流了出来。父亲那天晚上也在家，他痛喊一声，从座位上跳起来，马上赶到母亲身边。他把母亲抱在怀中，絮絮地低语，仿佛父亲不是她的丈夫，而是她的母亲。
“噢，亲爱的。”父亲哭了，他紧紧地抱着母亲。我从没见过他这么跟母亲说话。他扶起母亲，发出了惊恐的哀吟：“噢不，亲爱的。你怎么这么轻？”父亲的声音脆弱而缥缈，仿佛只剩单薄的壳。
母亲挣扎着保持清醒，她的脑袋无力地左右摆动。父亲紧紧抱着她，然后松开她，去检视她的脸，又抱紧了她，胸口不由自主地发出痛苦的哀吟。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复发了？”父亲对着母亲的脖子喃喃道。他喘不上气，咳了几声。“唉，老天，你为什么不说啊？”父亲爱母亲吗？那天之前我还不敢肯定。绝大多数时候，我不相信他爱。然而，在这个时刻，我觉得他是……爱的。当时，我努力想把这一刻留在记忆里，想久久看着这一刻，以把它写下。我想，在那个时刻，在他抱住母亲，扶起母亲的时刻，他深爱着母亲。
我默默地站在那里看着他。比阿特丽斯走了过来，牵起我的手。我们跟着父母走过门廊，到门口时才停住脚步，再也动不得。
父亲将母亲扶进副驾驶座，动作轻柔、细致，我之前从没见他这样，此后也未再有。他捋顺母亲的头发，抚过她的脸颊，亲了亲她的额头，然后关上车门。他拍拍身上的口袋，突然大惊失色。他回头，看到站在门口的我，大睁的双眼透露出强烈的恳求。
“钥匙！”他对我喊道。
我急忙冲进屋，找见钥匙，又跑回屋外。父亲已经坐进驾驶座，握着母亲的手。他两眼通红，嘴唇痛苦地抿成一条线。他的呼吸声起起伏伏，每吸一口气都格外困难。
“亚历山德拉，”他说，我无意再纠正他，“照顾好你的……”他话到一半又咽了下去，摇了摇头。“照顾好那个小的，我拿不准什么时候回来。”母亲把手指抵在苍白如桦木的嘴唇上，送给我一个飞吻。只这一个动作似乎就让她筋疲力尽，每一口呼吸都要耗费巨大的努力。我的手麻木了，脸麻木了，整个世界也麻木了。我这才猛然意识到，她已经病得很重了。她病了多久了？我之前怎么没看出来？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
“你什么时候回家？”我挤一句话。我在看我的母亲，而不是我的父亲。
“锁好门，按时做早饭。”父亲说，“你很可能要自己过一阵子了。”
“妈妈？”我说，声音颤抖着，又或许是脚下的大地在颤抖，是整个世界在震荡。我还小的时候，母亲消失过一阵，但大人们没有解释，没有安抚，也没有提供来龙去脉，让我明白发生了什么。你瞧，我当时是个孩子，我应该听话懂事，我应该看着地面，我什么都不需要知道。他们希望我会遗忘。“妈妈？”我又说了一遍。我的手伸进车里，越过父亲。
“我会没事的。”母亲说。
父亲驱开我的手，发动汽车，沿街疾驰而去。
我感觉手腕上有东西在蠕动。低头一看，我发现皮绳上打的结松开了。我愣在原地，看着它松弛，散开，掉在地上。我没有捡起它，而是在街上寻找父母的车，但是它已经不见了。
那天晚上，我的父母都没有回来。第二天也没有。我和比阿特丽斯独自度过了五天五夜。
医生说已经无能为力了，只能让她过得尽量舒服些。
直到1961年6月5日逝世，母亲一直待在医院。我和比阿特丽斯在每天放学后都会去看她，父亲那时还没有下班。我们陪在母亲身边，安静地写作业、读书、画画，直到护士在五点时把我们赶走。之后我们会步行回家。我做晚饭，打扫房间。父亲下班的时间越来越晚。有时候他甚至洗完澡，换好衣服，在第二天早晨才回家。他付钱给当地的杂货商，配送食物和日用品到家。他不做早饭（我做），也不准备午饭（也是我做）。取而代之的，他拍拍我们的头，仿佛我们是一对拉布拉多犬，告诉我们要听话，认真祈祷，听老师的话。然后，他转身离开，哼着歌去上班。
我问母亲，为什么父亲总是不来看她。母亲说，父亲每天都在午休时间过来。但是我从未看到过。据我所知，我唯一一次在医院见到父亲陪在她身边，是她住院的头五天。此后我从未在医院见过他。多年以来，我试着替他找理由：或许是他承受不了这些；或许对他来说，亲眼见到母亲离去实在过于痛苦；或许他没有被培养成一个坚强的男人；或许父亲爱她爱到无法失去她。或许这些理由全是真的，而我对父亲的其他描述要更清晰，也更不友善……或许这些也是真的。或许所有人都是如此，最好的自我、最坏的自我，以及无数个平庸的自我，同时存在于一个纷纷杂杂的灵魂中。总而言之，我注意到，每当母亲细数父亲的体贴，护士都紧抿着嘴。我爱母亲，但是我明白她的话并不可靠。
那几周，我躺在医院的床上，蜷在她的身体旁。她只剩下冰冷的手和冰冷的脚，脸颊的地方凹成暗淡的空洞。她轻如尘灰，仿佛正被吹散。比阿特丽斯在我和母亲中间躺了一阵，然后她跑到椅子上蜷成一个小球，很快睡着了。我的妹妹小小的，集聚着热量、潜力和隐秘的可能性，就像枚鸡蛋。母亲常说，这个小姑娘刚好可以放进她的口袋。每次她这样说，声音都会哽咽。
在她离世的那天，那些最后的时刻里，她叫我为她朗读丁尼生那首关于提托诺斯的诗。这没什么特别的，因为在住院期间，母亲几乎每天都要求我为她读这首诗。我不知道这次会有所不同，我不知道这会是最后一次。我怎能知道呢？母亲的手滑至我的掌心，眼睛化作两片昏暗的云。
“再读一次吧。”她说。她的声音干涩、微弱，像被遗弃许久的蝉壳。
她不必说读什么，我对此已经心里有数。床头桌上放着一本皱巴巴的丁尼生诗集，书签停留在某一页。我翻到那一页。比阿特丽斯坐在我身边的椅子上打着鼾，她双颊发红，嘴巴微张。就连她的呼噜声都很可爱。我清清嗓子。
“林木枯萎，林木枯萎倾颓。”我读道。
“水雾哀悼逝于大地的重担。”
母亲张开嘴叹了口气。我继续读。
“人来，耕地，地下长眠。”
“多年夏天以后，天鹅于此逝去。”
这首诗还未结束。我想，提托诺斯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众神是自私且冷漠的。将生命强加于视死如归的人身上的确非常残忍，这剥夺了他们永恒的安眠和应得的回报。然而，若我可以像女神一样大手一挥，让母亲永生，那该有多好。哪怕她将干枯、委顿，哪怕她将变成蟋蟀的大小。若我至死都能紧紧抱着她，若母亲能永远在我身边，即使如眼前这般。当然，我知道这不公平。但如果说我没有动这个念头，那就是撒谎。
我看着母亲。我读完诗很久后，她依然一动不动。我开始慌了。
呼吸。我望着母亲想，似乎这想法能改变什么。
呼吸，妈妈，求求你，呼吸。
我盯着她的胸口，手探到她的唇边，寻找空气流动的迹象。突然间，母亲狠狠地抽了口气，然后握住我的手。她的手指如冰一样冷。她直直地看着我，虽然我不清楚她还能看到些什么。她的双眼覆满云翳。
“嘿，妈妈。”我的声音小到难以置信，像小孩的声音，“你要我再读一遍这首诗吗？”
“停下。”她发出刺耳的声音，手指在我手腕的皮绳结上徘徊。她捏了捏绳结。
我不知道，母亲想让我停下什么事。“你需要药吗？”我问。
“停下。”她重复道。她的手抬高了几寸，又坠回床单上，她似乎已无力承受这个动作的痛苦。我拾起母亲的手，握在我的双手间。她的手指握住我的手指，尽其所能地抓紧，但力道却不大。
“好的，妈妈。我停下。”我仍旧不明白她的意思。但我的话似乎起了效果。母亲显然放松下来，微微叹了口气。
“我本来也可以做到，你知道的。”她的目光涣散了。我很肯定她已经看不见我。
“本可以做到什么？”我问。她的手很冷。
“我本来也可以的。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我却选了——”母亲深吸了一气，话音却不再继续。我等待着下一口呼吸，我等待着她说下去。我等待了很长时间。然后，她的手指松开了。她放开了我，放开了……
母亲又呼吸了一下，然后再没有呼吸。
母亲的病房里有四张病床，两张空着，另一张床住着个老妇人，她睡得很沉。比阿特丽斯也还睡着。母亲死了。我是唯一醒着的人。走廊里人来人往，但是我没有喊人。我没有足够的词汇去描述刚刚发生的事，我没有成体系的知识去理解眼前的情景。你如何能讲述母亲的死亡呢？我不能。那是不能讲述的。
我走到椅子旁边，抱起比阿特丽斯，把她放在我的膝盖上抱了很久。她小小的身体散发出绵密的热量，传导到我的皮肤，温暖我的骨骼。我的母亲很安静，随时间的流逝渐渐变冷。我没有呼叫护士，我没有打给父亲，但我却想到了姨母。我已经很久没有想起过她。我幻想着玛拉冲进病房，像重新发动老汽车那样，重新启动母亲的生命。我幻想着姨母痛打那些辜负我们的医生，我幻想着姨母飞到大楼的一侧破窗而入，碎玻璃飞溅满地，她的眼睛闪烁如红宝石，龙鳞光彩夺目，和医院内微弱的灯光形成对比。她的肌肉在灵活的骨架中泛起涟漪。惊人的光与热，惊人的暴烈的智慧。想到这里，我倒吸了口气。
我摇了摇头。她不会来，她当然不会来。任何一个理智的人都明白龙不会回来。龙永远不会回来。这是不言自明的事实。然而，我发现自己还是瞥了一眼窗外。
比阿特丽斯没有醒。她在睡梦中时而叹气，时而低语。她的体温暖遍我的全身，仿佛我怀抱着普罗米修斯的火种，将其安全地由天堂带回家。而后，天神的愤怒如雨落下。
母亲离世一个月后的那天，父亲早早地叫醒了我和比阿特丽斯，嘱咐我们穿好衣服。他将我们带下楼。那天真的很早。一个女人坐在我家的沙发上。她穿着剪裁随意的家居服，勉强遮住她微微隆起的腹部。她与母亲毫无相似之处。她个子很高，满头金发，胸部丰满，大腿粗壮。她涂着姨母玛拉那样的红唇。她斜倚着沙发，单手扶着脸颊。我记得她的指节陷在柔软的脸颊，周围的肌肤荡漾开来。她很美，好似一桌丰盛的食物。父亲饥渴地看着她。母亲是脆弱而冷漠的，似冬日窗户上的霜纹。她与母亲没有一点相似。
“孩子们，”父亲说，“还记得吗，这是奥尔森小姐。”女人似笑非笑。
不用说，我们不记得她。奥尔森小姐是父亲的秘书，如果父亲允许我们在他上班时见他，我们或许就见过她了。可父亲没有。当然，我们听到过她的名字，从父母卧室传来的紧张、愤怒的低语中听到过。
“很高兴见到你，亚历山德拉。”她说，“你爸爸总是夸奖你。”她没有理会比阿特丽斯。我牵起妹妹的手。我等待一个解释，但无事发生。
父亲向奥尔森小姐扶帽致意，跟她说自己很快就回来（我本应该注意到，他说的不是“我们”）。然后，父亲带我们去了母亲的墓。我们在母亲的墓前待了很久，父亲和我坐在长凳上，比阿特丽斯偷偷在草丛和花坛中潜行，引诱松鼠吃她手中的松果。最后，她放弃了，跪在母亲的墓前，将一张纸覆在母亲的墓碑上，用一支没有包装纸的蜡笔涂色，纸上渐渐显出母亲的名字。
伯莎·格林，纸上显现道。我不自觉地念叨着母亲的名字，词语翻滚于唇齿之间。我从未大声地念出她的名字，她的名字只是“母亲”。我心想，除了名字之外，她还被夺去了什么？
那之后，我们没有回家。父亲带我和妹妹去了一座小公寓，距离比阿特丽斯的小学只有三个街区远，距离我的高中只有一小段自行车车程。他停车时一言不发。他在示意我们进楼走上楼梯时也一言不发。那间公寓在三楼。一楼是一家波兰小超市，旁边是专门接待讲波兰语客户的会计办公室——我后来才知道这些。我看不懂那些标签。两个男人抬着箱子进进出出，有的箱子贴着“女孩们”，一个箱子贴着“书”，一个箱子贴着“厨房”，一个箱子贴着“文件”。他们在那个小房间里放了张比橱柜大不了多少的床，又塞进了一个梳妆台，随后搬来了我的书桌。
我盯着父亲，想不出合适的词语。我应该从哪里问起？比阿特丽斯牵着我的手，等待着。一股安静的热情从她的身体散发出来，似乎这只是寻常的一天。
“另外一张床放在哪里？”抬着第二张床的人问道。
父亲环顾四周。“放在那个角落吧。”
他们放好第二张床。很快，这张床也淹没在箱堆中。
其中一个是西尔斯百货的箱子，里面装着一套桌椅的零件和说明书。我还从未自己组装过任何东西。我凑近去看，发现侧边有一张写着我们的地址的标签。桌椅是邮寄到我家的，邮戳上的日期是两个月前。父亲计划了多久？
比阿特丽斯没有说话，我也没有说话。父亲没有解释，他没有讲述来龙去脉。他只是把事实摆在我们面前。
一个箱子上写着“比阿特丽斯”。
一个箱子上写着“床上用品”。
一个箱子上写着“冬天”。
两个箱子是日用品。
还有四盏台灯和一沓毛巾。
父亲付了钱，两个男人离开了。水槽在滴水，冰箱在呜咽，走廊里有一男一女在吵架。父亲看了眼手表。
“嗯，”他拍拍口袋，摸出钥匙，“人们都说‘哪儿都不如家好’，希望你们喜欢新家。”他顿了顿，又补充道，“这里并不便宜。”
这里看起来很廉价，我想。
“你的箱子呢，爸爸？”比阿特丽斯问。她抬头望向父亲，脸上没有一丝的担忧。她没有理由去猜疑任何人。“你睡在哪里呀？”
我仿佛吞下了一块石头。
父亲清了清嗓子，最后望向我的眼睛。“你肯定明白。”他说。
我不明白，我也这样告诉了他。我的耳朵开始嗡嗡作响。
“呃，”父亲说着，朝着门的方向后退一步，“毕竟，有一个小宝宝要来了，我们要考虑周全，每个人都要尽自己的一份力，对吧。总之，亚历山德拉，你已经出色地证明了自己的能力。我不知道还有什么问题。”说完，他又退了一步。
我需要平复呼吸。父亲似乎突然离我很远，仿佛我在透过拿反的望远镜看他。地板，甚至整个房间，好像都在以不可思议的角度倾斜，前后摇摆。我仿佛晕船了一样，胃里翻江倒海。我闭上眼睛，努力稳住自己。“你不能这样，爸爸。”我哽咽着说，声音诡异，我无法憋住这些话，“我没法撑起一个家，也没法抚养一个小孩。”我显然没有办法。我想大喊。“我是说，上学要怎么办呢？”
父亲从我的身上移走了视线。他看看布满铆钉和裂缝的天花板，他看看自己的鞋，他看看小厨房的柜台和碗橱——那里脏兮兮的。他厌恶地噘起嘴角。我们站着，父亲、比阿特丽斯，还有我，站在那间公寓里。房间很小，狭窄的窗户外是街道。我记得门的声音，哀鸣着开启，又猛然被撞上。我记得走廊里的脚步声。我记得其他房间传来的厚重而油腻的味道。我的思绪开始飞跑。钱要从哪里来？我们怎么吃饭？我在哪里学习？谁来照顾我们？没有人。父亲想让我靠自己。我无人可依。我想坐下，但是没有椅子。
“你妈妈就能，也没有人教过她。你的……你妈妈的姐姐也能，在你外祖父母过世后，她独自将你妈妈抚养大。这不是什么大事，每个人都能做到。就是……你明白，自然而然就会了。”父亲又看了一眼表。那些箱子还没有打开，他不打算帮我们放好东西。“人们都说，你们有这方面的天赋。”
“我出生的时候，妈妈已经是大人了。”我盯着他，“她读过大学，别的也都会。而且她还有你，还有我的——”即便到那时，我仍不敢说出姨母玛拉的名字，我已经习惯了那些谎言。我摇了摇头。“她也是大人。我不能靠自己，爸爸，我才十五岁。”“所有人都说你很成熟。”他再次看表。
仿佛一阵强风吹过，我向后倒去。“学校呢，爸爸？我是班里的前几名。我还要补课，我爱上学，我爱学习。以后我还要读大学，还要——”
父亲嘴唇皱了起来，仿佛嘴里含着醋。“收拾卫生间，准备晚饭，都不需要大学学位。孩子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照顾起来不会太难。我总是这么告诉你妈妈。家里大事小情，都是你妈妈来操心，哪怕是她得了癌症，病成那样。没你想的那么难。说实话，这能有多难呢？”他清了清嗓子，看向窗外。有那么一瞬间，我大胆地幻想着，漫天的龙在烧掉房屋，烧掉高楼，吞掉所有男人。我幻想着再来一次大规模化龙事件，甚至规模更大。每一座城市，每一处小镇，每一个街区，天空都布满乌黑的龙翼，尖锐的龙颌和明亮的龙鳞。我幻想着，自己挣脱枷锁，不受束缚，拥抱自由，爆发出热量、愤怒和沮丧。我的骨骼在发烫，皮肤在紧绷，肺里的空气咝咝作响。
不行。我告诫自己，闭上眼睛试图驱赶那些画面，使自己遗忘。毕竟，遗忘也会带来一种自由。过去的事都不重要，不会再有龙，它们不会回来。人人都明白这些。我试着放慢呼吸，平静脑海。我捂住脸，手指压进皮肤，停留了一会儿，让自己回过神来。
我转向父亲，坚定视线，迫使他看着我的眼睛。父亲朝门口后退了两步。他停下来，向后斜着，重心放在脚后跟。他又退了一步。
我摇摇头，不敢相信。“我不能只靠自己，爸爸。”我说。我不是爱哭闹的孩子，从小就不是。但那一刻，我几乎要哭出来了。我紧咬牙关，调整表情。
“你不是全靠自己。我每天都会过来，看看你们怎么样。养家的钱，全部由我来出。”
“你保证？”我呼吸急促。比阿特丽斯伸出手，紧紧攥住我衬衫的一角，捏成小拳头。她抓得很紧，没有说一句话。
“我保证。”父亲说。他的声音单薄、含糊，像一缕烟。我不敢相信他。
他和我握手，仿佛我们是商业伙伴，而非父女。然后，他离开了，关上了门。
父亲是个骗子。我依旧独自一人。他一次都没有看望过我们。
他最后一项承诺倒是真的。每月都会有一笔生活费自动打入我名下的账户，充裕而丰厚。他每年一次性付清大笔房租，并根据房东的要求酌情多支付一些。他在他的银行以我的名义开设了新的账户，付我们的学费和其他支出，还安排其他职员管理这些账户，以免他亲自操心。几乎每个周日，父亲都会打来电话，尴尬地问好，叫我和妹妹要听话。之后差不多有三年，我没再见过父亲。他偶尔会来公寓，把一些邮件、包裹、日用品放在门口，但都是在我上学的时候。
我快要忘记父亲的模样。
但我清楚地记得父亲的钱的模样。
宾斯利工厂成立于1675年，是英格兰赫里福德郡的一家玉米加工厂。1744年，宾斯利工厂被改造为最先进的棉纺织加工厂，是首批使用约翰·怀亚特发明的革命性的滚筒纺纱机的工厂之一。尽管比起机械方面的尝试，怀亚特先生在诗歌方面的努力要更有名。他设计的滚筒纺纱机，其运作需要八头驴、一头牛、一条河，以及约二百二十名非常年轻的女人或女孩（有些只有十二岁）。这样如果机器卡住，她们就可以钻入狭小的空间修理。
怀亚特先生在酒馆向朋友们吹嘘，他之所以能生产出市场上最精美的布料，秘诀是女孩们的纯洁与美丽。他坚持让女孩们身着全白，每周日用石灰水洗衣，以清除罪恶的污垢。她们居住在狭小无窗的宿舍里，距离工厂有数里地。每日睡前，女管家为她们朗读《圣经》，教她们明白，好女子如果忘记分寸，失去体面，会落得什么下场。等到十八岁，趁着面庞未糙，美貌未减，她们会被送走，但去处无人知晓——抑或是知晓却不说。
城中无人见过那些女孩，因为怀亚特先生从不允许。他安排篷车，将苏格兰和威尔士最偏远之地的女孩运至工厂。有传言道，其中还有不信神的爱尔兰姑娘。人人都想一瞥女孩们的真容。怀亚特先生赶走了门边的窥探者，还让警察带走了那些试图闯进女孩宿舍的好奇小伙子。然而，有传言道，有人通过楼顶的通风井，看到女孩们的脸。她们的面色苍白如棉，因为偶尔用沾染上色的手指抚摸嘴唇，她们的嘴唇也染上了靛蓝色。“她们是高塔中的公主，”酒馆的男人们说，“为国王裁制新衣。”这是他们的原话，还是他们对怀亚特先生的引用——他常在醉酒时为女孩们创作华丽的颂歌——仍不得而知。总之，在那场大火之后，争论此事已毫无意义。
那场大火发生在1754年。火灾仅破坏了小部分建筑，女管家及时疏散了那群女孩，帮助她们脱离危险。大火让北墙塌了一小块，石灰墙面被烤焦了，但部分外屋尽毁。这场火灾损坏的建筑很少，因此，人们不清楚那些外屋为何毁于一旦。火灾仅烧坏一台机器，是怀亚特先生最出名的纺织机。警方记录：“怀亚特先生花费头脑和心血制造出的最出色的机器蜷缩在中央。仿佛蛇发女怪戈耳工或山怪曾经过此处，错将其当成舒适的座椅。如此了不起的造物竟沦为碎石破瓦，真是可惜。”怀亚特先生近乎破产，他来到酒馆，高喊着龙的事。他靠着顽强的信念，冷静地打了几番草稿，为在场之人完成了一首史诗，讲述了一位精明的商人，以工业和现代化为利剑，誓死对战大自然的怪物。读到诗歌的结尾，在场许多人为之落泪。
那天晚上，警方从宿舍附近的居民手中拿到几份确凿的证词，他们声称听到了鞭打和女孩哭泣的声音。但是无人帮助她们，因为门一如既往地锁着。
随后两年发生了数次火灾，或是破坏建筑，或是破坏机器。每次火灾后，怀亚特先生都会在醉酒中颂诗——至于他是为了讨好老主顾，还是摆脱追债人，谁也说不清楚。据当地记载，一场可怕的大火吞噬了女孩们的宿舍，当夜晚些时候，另一起大火席卷了工厂。宿舍和工厂皆被完全烧毁。女孩们消失得无影无踪。女管家得以幸存，但是尊严尽失，一队人马提着水桶冲向火场，看见她一丝不挂地在城中飞奔。人们推测，应该是大火烧光了她的衣服，但她的皮肤离奇地完好无损。最后，她在精神病院中度过了余生，生前一直在说有关龙的疯语。无独有偶，怀亚特先生在破产的听证会上声称遭到了龙的伤害。考虑到他以诗人自居，人们都认为这不过是一种比喻。
在狱中，怀亚特先生完成了另一首史诗，讲述一位勇敢的工程师单枪匹马地制服了潜伏在女孩心中的野蛮本性，培养她们基督教所求的品质：纯洁、勤劳、顺从、良善。尽管他不懈努力，自然的怪力依旧占了上风。他的诗歌读者寥寥，可喜的是也无人批评。一家报纸打趣道，毕竟“债务人的胡言乱语跟他的钱包一样空空如也，缺少价值，脱离实际，很容易被遗忘”。怀亚特先生死于狱中，葬于简陋的木十字架下。几个月后，十字架被烧成灰烬，无人目击。
——选自《化龙简史》，作者H.N.甘茨教授，医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