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3月23日，同往常一样的开始：比阿特丽斯扑到我的床上，把我摇醒，直到我们俩都摔落在地。
“要迟到啦！要迟到啦！要迟到啦！”她扬声道。我用手指抵住嘴唇，示意她放低声音。当时是凌晨五点，公寓的墙是很薄的。
“迟什么到？”我打了个哈欠。
“今天！”比阿特丽斯喊，“你今天要迟到了！”她在房间里打转。
我揉揉脸。五点是个好时候，适合开启任何新的任务。我还有两套习题没有做完，我得在周五前将它们邮寄给老师。
“好吧，”我说，“穿好校服，洗洗脸，我去做早饭。”
吃完鸡蛋和烤面包，喝完速溶咖啡，我给妹妹的校服套上了画画穿的罩衫，安顿她在我写物理作业时画画。
外面响起了警笛。我冲了第三杯咖啡，写完了作业，为信封贴好邮票，准备上学。
比阿特丽斯的脸紧贴着玻璃，窗外的天又红又金。“就是今天！”她向世界呼喊，“就是今天！”
“你在说些什么？”我心不在焉地问着，一边寻找一双干净的袜子。比阿特丽斯没有理我。
窗外，寒冬的魔爪刚刚开始退却。此前，每条人行道都耸立着一个个雪堆，仿佛战栗的山口处于雪崩的边缘。如今，它们都坍塌成了街上漆黑的大水潭。我和妹妹穿着厚重的胶靴上下学，到学校再换成平底鞋。我骑自行车，比阿特丽斯蹦蹦跳跳地走路。“就是今天！就是今天！”她扯着嗓子高声唱着。
我有些恼火。我们到了她的学校。我蹲下身来，为她重新扣好胶靴，还有太阳穴上方的发夹。这都是徒劳之举，等到中午，她的头发又会乱成鸡窝。
“我好开心。”她紧紧地抱着我，“我超级爱你，亚历克斯。多好的一天呀！”她抬起头望向天空，然后跳上台阶，头也不回地走进教学楼。
“搞什么怪。”我不自觉地笑了，又感到一瞬的窒息。我非常爱她。每隔一段时间，爱就会突然涌现，令我猝不及防，把我击倒。我告诉自己，无论毕业后我何去何从，我和比阿特丽斯都在一起。我和比阿特丽斯，我们对抗世界。
我单腿搭上自行车，用力蹬了一脚，滑过又宽又黑的水潭，在身后留下一道长而平柔的波纹。
上学的时候，我们找着通往教室的路，校园广播日复一日地播送和上月相同的通知。“发现任何……呃……不寻常的事件，听到任何谣言，请立即上报学校。”没有人把它当回事。对于我们来说，那就像是在警告我们当心可能出现的苏联间谍，或是为预制的辐射避难所做的宣传，再或偶尔的空袭演练。我们已经不是小孩子，早已明白抵制大麻狂热的海报全是虚假的，有很多女孩既可以和男孩们开车兜风，同时保持优异的成绩和校园里的地位。这个世界有许多假象，而且看起来有很多就粘在走廊的墙上，或是从学校的广播中传出。我将其拒之门外。
利奥妮修女，我的法语老师，正用课本敲着讲桌，用法语劝告我们专心听讲。
“好的，老师。”我们谦恭地说。
第三节 课上到一半，又有一则通知。我没有听。不知为何，我的胸罩让我发痒，后背也在作痛。
下课铃响了，我去上微积分课。我走进教室时，雷诺兹先生的表情很是狰狞。“你迟到了！”他说。我没有迟到，他总是习惯以此开场。他其实想说的是“我需要你早点来帮忙，但是你没有出现”。
我刚要回应他，但是铃声突然响个不停，是空袭演练。雷诺兹先生差点跳了起来，脸色很快由惊转怒。“哎呀，天哪——”他沮丧地把笔记本摔在讲桌，“不是才演练完吗？”他愤怒地盯着我，好像是我的错，“这些男孩还要参加州级考试呢，我的名声可危险了。”
能有什么名声？我恼怒地想。我打开教室门，看到同学们涌进走廊。
“你们知道该怎么做，”老师们喊道。大家席地而坐，背靠墙壁，手里抓着一本书，举过头顶。雷诺兹先生也引导着班里的男孩这样做。我没有坐下，这次演练似乎不太对劲。突然之间，我强烈地感知到我和比阿特丽斯之间的距离。我试着不去理会内心的焦虑。
“你？”雷诺兹先生指了指地板。
“对不起，先生。演练只有一分钟。”我说，给他看了看我空空的手，“我忘记带书了。”我冲回教室，望向窗外。
校园里并没有停着消防车。但是我能听见鸣笛声从远方传来。有些奇怪。通常，消防员会早早到场，鸣响警报，然后在走廊踱步，给孩子们提提建议，告诉大家，如何用生物课本在核打击中保住一颗人头。大多数时候，他们板着脸走完这些流程。无论如何，之前的演练都是安排好的，这次却看不出什么计划。如果不是消防员执行空袭演练的任务，那是什么情况呢？是真正的空袭吗？我没有听见任何飞机的动静。
消防车终于到了。紧接着又来了一辆。它们呼啸着停了下来。消防员鱼贯而出。但是，他们没有走进楼，而是挤在人行道上，摩肩而立，抬头望向楼顶。有人伸手指了指。他们张大嘴巴。
“亚历山德拉！”老师喊道。
“马上！”我喊道，但是没有动身。消防员的目光锁定在距我还有几层楼高的上方。他们的脸一致向上，抬高，抬高，再抬高，最后，在头顶划出一道平缓的弧线。无论他们看的是什么，那个身影都要过一阵才会进入我的视野。但即便那时，我看得也不清楚。是什么大家伙在飞。而且，它的表面反射着强烈的阳光，我不得不眯起眼睛。我无法直视它，只能用眼角瞟到它的外形。它飞得比飞机低很多，还一直盘踞在学校的楼顶，对吧？
消防员解除了警报，上课铃响了。大家都起来，排队回到教室。我还站在窗边的原地。
“亚历山德拉？”老师叫我。
我看着消防员们登上消防车。
“亚历山德拉，你是为了交试卷才回来的，对吧？”
更多的鸣笛响起了。消防车向西飞驰而去。两辆呼啸的警车从转弯处驶出，紧随其后，警灯闪烁。
“亚历山德拉，你在听我说话吗？这些学生对他们的试卷有疑问。”
大人们说，让我们做好孩子。我一直是好孩子。我总是很听话。但是现在……我转过身来，看着教室。教室里的男孩们盯着我，目光呆滞，神情困惑。老师拿着教案，像是拿着救生圈。他指了指桌上的一摞试卷。
“好了吗？”他问。
有一回，在我很小的时候，母亲教我如何处理自己的表情。如何抹净愤怒，抹净悲伤，抹净失望。“不要太渴望，不要太开心，不要太这样那样。只要保持和善，保持镇定。带着一张和善的脸，你可以处理好全世界的麻烦。没有人打扰你，也没有人冒犯你。宝贝，就像这样。”母亲向我展示。
我调整了表情。“当然，雷诺兹先生。”我平和地说，尽管心里想一把火烧了他。“无须担心。”我开始分发试卷。满意自己分数的男孩对我露出笑容，分数糟糕的男孩则东拉西扯了些叫我难堪的粗话，以缓解他们的坏情绪。不重要，没关系，我的脸很稳定。等最后一张试卷在最后一张课桌落定，我走到黑板前，演算几乎没有男孩算对的三道题。这些题并不是太难，只是有些狡猾。我知道，如果不借助参考书，雷诺兹先生是解不出这些题的。
“雷诺兹先生，”我取悦着说，“如果您不介意，余下的部分留给您来解。我需要去一趟医务室，如果您能为我开一张假条，我不胜感激。”
其实不需要。我很健康。但看到他的种种不安，这个谎言很是值得。他张张嘴，却说不出话，接着又闭上嘴。他清了清嗓子，然后再次开口。
“你确定？”他说。
“非常确定。”我放低了声音。“女孩子的原因。”我说。他的脸上血色尽失，似乎不久于人世。我依然不动声色，表情像是雕刻在山体上似的。我是不可撼动的实体，还是不可阻挡的力量？或许二者兼有。或许，这就是我从母亲身上学到的经验。
“快去快回。”雷诺兹先生说。
我没有费多少力气就让护士相信我生病了。我甚至不用把话说完。
“噢，你肯定是病了！你看看你，多苍白！多虚弱！”护士带着哭腔，“还有黑眼圈。你这个小可怜！”这句话倒是刺痛了我。不得不说，我已经连续几个月没睡过一夜好觉。我虚弱地点点头，假装打电话给父亲，告诉护士我会在外面等父亲接我。“我晒晒太阳，脸色会好些……”我又开始了，我只需要说到这里。护士赶我出门，还告诉我，涂一点粉底和腮红有奇效。我不用担心惹麻烦，她会保密。我谢过她，马上跑到楼外，抓起自行车，朝那个方向出发——
嗯，我也不太确定。但是我知道，楼顶有什么东西，有什么东西飞上天空，划过天际，让消防员一头雾水。我没有想到龙，我不会想到任何东西。我已经将自己视作科学家。科学中绝无假设，只有问题、数据和更多的问题。我会保持开放的心态和中立的态度，记录观测结果，服从既定事实。我以最快速度蹬着自行车，追逐着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