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大规模化龙事件发生的时候，我在学校上课。记得当时，我们正在做长除法练习。校长来到班级门口，面无血色，表情紧张。他抬了抬下巴，示意老师赶快去走廊。我们可以听到他们在教室外短促而刺耳的低语。过了一会儿，他们回到班级，拉下百叶窗。
“看卷子，”校长说，“别抬头。”
他们说我们是好孩子。确实，我们没发出一丁点声响。
那一整天，我们不停地做着长除法，卷子一张接着一张，铅笔用得只剩笔头。
我记得警报声。
我记得烟雾味。
我记得坐校车回家时，沿路燃烧的房子。
我记得地上一掠而过的巨影。大人告诉我们，不要抬头看天。我们只能向下看。我们都是好孩子，都乖乖听话。
到家后，母亲为我简单做了饭，她问我今天过得怎么样。她走路的样子很怪，脖子像蛇一样扭个不停，双肩耸动，不停揉搓着手臂，还一次次抬头盯向天空。我记得电话响了，母亲按着心口，任由它响了很久。听筒从母亲的手中滑落，她紧紧捂住嘴巴，似乎努力不想叫出声。听筒在半空中摆来摆去，直到慢慢停了下来。
做了几次深呼吸后，母亲走到我身边，她跪在我脚边，握起我的手。她的眼睛是金色的。那双眼睛一直是金色的吗？她用力眨眼，眼睛又恢复了平常的灰色。我告诉自己，一定是幻视。母亲将我的手指放在她的唇边，亲吻着每一个指节。
“妈妈要走了，”她吻着我说，“我会回来的。你一定要记住，你的妈妈一定会回来，无论发生什么。”我感到嘴角在抽动，额头在收紧，但并没有皱起眉头，我还感到胃里泛起的熟悉刺痛正缓缓攀上胸口。没有人谈论此事，谈论突然从家里消失、又病弱归来的母亲。姨母玛拉，一个凡事总能说两句的人，也不发一语。关于母亲消失的记忆，恼人得无法触碰，危险得不可留存，我无处安置这段回忆，不知该把它放到我脑海的哪一处。这份记忆不能提及，也无法分类，我只能带着它走过日夜，无论它如何伤害我。
“好吧。”我说，双手叠在膝盖上，努力保持镇静。我希望母亲把我当成好孩子，尽管我自己也不完全确定。
母亲在她的帽子上别了枚亮晶晶的饰针，扣好大衣，手指摸索了一阵。离开之前，她到我身边坐下。“把手给我。”母亲说，我不假思索地递出手。她那双大而亮的眼睛又泛起金色。我告诉自己，母亲的眼睛一直是金色的；我告诉自己，母亲的眼睛从来不是灰色的。我的皮肤无端传来一阵刺痛。母亲把手伸进围裙口袋，掏出一根细绳，将它缠上我的手腕，打了个结。我歪着头。
“这是手链吗？”我问。
母亲笑了，她的笑容闪烁着微光。“算是吧。看，我也有。”她指了指自己的手腕：一根细绳在上面绕了三圈，系了个复杂的结。
“好漂亮的结。”我说。我总是很崇拜母亲的手艺。
“我也觉得。”母亲说，“绳结很奇妙。数学家们花了一辈子琢磨它们。打好一个结需要全神贯注。在不安分的世界里，绳结的力量不可动摇。千万不要取下它。”
我已经想取下它了。
母亲收紧目光，眼神变得锐利，让我无从抗拒。“我说真的，绝对不能拿下来。”
她让我去写作业，还交给我一沓纸和几支铅笔，告诉我可以在她回来之前画画。又亲了下我的额头后，她匆忙抓起手包离开。临关门的时候，她的身体不自觉地抖了一抖。我在学校做完了作业，也没什么想画的。于是，我给自己编了些数学谜题：飞机起飞，火车出站，聚散鱼群的比例调整。我把问题出得足够难，解起来才有趣；又足够清晰，以免解不出来。我不看钟，不看窗外，不看有没有人回来，只是盯着草稿纸。
最后，太阳开始西沉，母亲才回来。她抱着比阿特丽斯，后者满头灰尘，圆瞪着黯淡的眼睛，小拳头紧紧攥着母亲的一角裙摆。
“比阿特丽斯！”我高声喊了出来，撇下草稿纸，抬起双臂去抱我最喜欢的人。母亲把表妹交给我，比阿特丽斯有些抗拒，但还是顺从了。我望向母亲。
“玛拉姨母呢？”我问。
母亲脸上没了表情：“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下意识地看看左右：“姨母，玛拉姨母呢？”
“没有这号人。”母亲说，“带你的妹妹去客厅玩，我还有事。”
“可比阿特丽斯不是——”
母亲抬起一只手，深呼吸了一下。“带你的妹妹，”她徐缓而郑重地说，“去客厅玩。”她闭了会儿眼睛，又长长地吸了口气。“求你。”她顿了一下，又说，“我不想再说第二次。”
她的确没再说什么。她背过身，在腰间系上围裙，开始做晚饭。比阿特丽斯挥着小手四处乱踢，她伸出舌头，对我的脖子发出呸声。
“妈妈？”妹妹说话了，指了指门。
“在呢，宝贝。”母亲心不在焉地答应道，她正在厨房洗土豆。
“妈妈？”比阿特丽斯又说，指了指窗户。
“妈妈在这里呢，一直在这里呢。”母亲跟我使脸色，“带妹妹玩去，让她别吵。我的头痛犯了。”母亲的嘴唇紧抿成细线。空气中是小小的寂静，像一颗鹅卵石坠在坚硬的瓷砖地板上，清脆，明显，干脆。这个话题只能到此为止。
从那一刻起，比阿特丽斯就变成了我的亲妹妹。母亲似乎简简单单地就让这件事成真了。比阿特丽斯是我的亲妹妹，她自始至终都是我的亲妹妹。任何不同的认识都是荒谬的，甚至意味着对母亲的背离。没有讨论，没有解释。我的提问被打断，被无视，被惩戒。姨母的相片从我家消失了，我屋里多出来的婴儿床和尿布台在告诉我，事情一直是这样。事情就是这样。
1955年的大规模化龙事件发生时，我八岁。直到六年后母亲去世，她也未曾回答我任何问题。她到最后一刻都守口如瓶。当母亲下定决心保持沉默时，她就知道要如何坚持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