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搜到了那个时间点——我在大禹的引导下去救两个孩子的那一天——在红色暴雨预警发出之后，泽城有六十五万人次使用了大禹逃生，其中三十九万人次到达目的地。
但这不能证明什么——这些没能到达目的地的人，是因为不信任大禹，所以没有按照它的指示逃生?或是有意外，像那辆商务车一般被广告牌砸中?
我抽取了几条记录，都没有什么说服力。我又在搜索框里输入了另一个日期——我们从泽城搬家去岩城的那一天。定位到正确的地点之后，我找到了大禹发出的泥石流预警。当时，住在我们那组“完整建筑”里的三百多户居民中，有一百多户人收到了预警。而没有收到的人家，多是高龄人群。可这也不能证明大禹是“故意”忽略他们的，说不定，是老人们没有订阅这项服务。
雨就要来了。我飞快地点开一个个文件——恐怕没有时间继续调取数据进行统计，只能寄希望于费博易曾分析过这个问题。
他会把信息藏在哪里呢?
我找到标注为“商务”的文件夹，里面有一个文档，是“过往业绩”，罗列的数据却让我大失所望。费博易只统计了宏观数字——YU相对于GUN的逃生效率提高了百分之五十七，经济损失降低了百分之三十五—但这些数字并不能回答丹朱的问题：对于身处灾难之中的个体而言，大禹提供的逃生方案，真的公平吗?
我起身走了几步——换个思路，如果它真的对人的“价值”进行了评判，那么目的是什么?
抬起头，我看见一张纸，上面是我二十多年前的手写字——堵车。于是我想起来，当年甲方之所以会在城市安全大脑项目里，要求我们抛弃GUN系统，启动YU的设计，是因为“洪季”前发生的全城大堵车——所有的人都想尽快上高架路，结果就是谁都走不了，反而会导致惨烈的死伤。媒体报道里有一个著名的故事，是淹死在高架桥下的一家三口，他们出发的地点距离高架入口仅仅四公里，最后却用了三个小时都没能上去。
在“堵车”两个字旁边，是“疏通”二字，我几乎可以想起费博易当时的话：“其实，GUN计算的逃生路线基本正确，只要我们能有效疏通人流和车流，效果就会好得多。”
难道是为了让道路保持通畅?我走出保密机房，接上网络，视域里立刻弹出一条警示信息。
“大禹?”我呼唤它。
“您好，涂山娇女士。”在强调紧迫感的时候，大禹会提高语速。走廊尽头有一扇窗开着，风卷着泥土的气息呼啸着穿过走廊。“怎么了?”我问。
“在您视线范围之外有山洪，很快就会袭击您所在的地点。我建议您乘坐电梯下楼，我已经让它停在二十层了。”
我走进楼梯间——“大禹，你怎么评价在你的帮助下没能逃生的人?”
“我深表歉意，但我希望您能对我保持信任。”它说，“您要乘坐电梯才能赶上，水马上就要漫到停车场了。”
我的腿疼得更厉害了，只好走得慢了一些。当我到达七层时，距离大禹说的三分钟已经过了一阵子。我推开楼门，细密的雨连成银色的线，在黑色树影底图上绘制寒光。这雨要形成洪水，还需要一段时间。
“太慢了。我建议您现在返回楼上。”大禹说。我回答说：“我要去停车场。”
“不，已经来不及了。”它说，“请回到楼里去，向上走，那里更安全。”
我可不想整个“洪季”都被困在这里。我踏上地面，雨点变重了，接着轰然砸下，把树林惊扰得喧嚣起来。大禹试图让我回头，但我顶着风雨摸索到了停车场，地面没有积水。“你的计算不太准，大禹。”我说。
“我正在对数据进行校正，女士。”
我检查了外置气囊，拖着腿坐到车里。前窗那道Y形虹光闪过时，我仿佛回到了很多年前。大禹说道：“我不建议您开车上高架。从南出口出去，只需要绕一点儿路，就可以确保安全。”
它为什么一直让我绕路?我看向它给我的导航路线，循环扭曲仿佛中国结，然后我忽然想到一个点子。我用管理员权限修改了自己的账户，切换到丹朱的，让大禹以为坐在这车里的人是她。然后我对大禹说：“目的地是‘家'，找最快的路。”
“当然，”大禹的语气竟然松弛下来，不紧不慢地说，“我们现在有充足的时间，最快的路线是走高架。”
“安全到达的可能性是?”“百分之百，女士。”
9
我走进家门，天色已经全暗下来，窗口有一个人影背对着我。“洪季”家里多一个人并不奇怪，我打开灯，刚要告诉对方这楼里还有许多空房间。她转过身来，是丹朱。
商均的葬礼之后，我就再没有见过她了。丹朱依然很瘦，肤色晒得黝黑，眼角额间已经有了皱纹，更显得目光锐利。
“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去给她倒了一杯水。
“我来泽城出差。上午给姐姐电话的时候，我已经在路上了。”她接过杯子，但并没有要坐下的意思，依旧站在我面前，“姐姐已经去城里确认了吗?行动力真是太强了。”
“你知道我进城了?”我并不喜欢自己的一言一行都被她监视，“看来，你不需要我给你答案，你已经有答案了。”
丹朱说：“对。为了实现‘有效逃生'，大禹会对人进行筛选。”“有效逃生?”
“大禹做的方案里，经常用这个词，涂山姐姐不知道吗?”她反问我。
“我的专业不是人工智能，大禹的设计我没参与太多。”我说，“它是怎么对人进行评价的?通过年龄吗“
只切换丹朱的账号去测试大禹是不够的，我也尝试了阿启的账号，安全到达目的地的可能性同样是百分之百。但再换成另外几位与我同龄的友人，数据却会大幅下降。五十多岁就被它判定为“高龄”，我心中也有些不服气。
“没有那么简单。如果只从结果来看，居民的生存概率确实与年龄相关，但大禹的‘筛选’其实是基于大数据的判断。它会让那些在后续的其他灾难中有更高概率生存下来的人，优先使用逃生路径。”
我想起曾经和费博易的争吵。他完全不能理解城市规划中的“均好性”和“底线性”概念，“我不想听那些模糊的观点，我们的目标就是提升整体的逃生效率，我只要可以量化的数据：降低伤亡，降低经济损失——所以，当然会有一些人享有优先权。”
我对丹朱说：“这也合理。”
丹朱说道：“这对很多人都不公平。”
当时我是怎么质问费博易的?“谁?谁有优先权?谁能决定哪些人有优先权?”
答案一直都很清晰——是那些年轻人，是那些可以追上YU计算的逃生方案的人，是那些“更有价值”的人。我很想知道，最后身体孱弱的费博易，是否也面对过大禹的“筛选”?
我问丹朱：“它是通过什么来筛选的?”
“我们还不清楚，那是它的算法黑箱。说不定它会把浏览‘华夏’网站，都作为依据之一呢。”丹朱笑了笑，“在东海城，我们已经暂停了大禹的运行，而泽城的居民正在往城郊撤离。我更好奇你的决定， 涂山姐姐，你会关闭大禹吗?”
不论是关闭大禹，或是找一些专业人员来优化它的算法，都对应着“责任”。所有人都能获救当然是最好的选择，但如果逃生道路的通行量有限，怎么做才是更好的选项呢?
——谁又能去定义“更好”呢?
我反问她：“如果我现在关闭大禹，能减少死伤吗?”——没有大禹，就是公平吗?
“我不知道。”她说，“不过现在，选择权在你手中。你已经到家了，其他人还在路上，你要改变他们的命运吗?”
10
请确认是否要关闭程序。”
费博易的设计令人迷惑，查询记录要在现场，而关闭大禹却可以远程操作。坐到车里用管理员账号登录后，我很快找到了那个页面。
丹朱还有公务，接了个电话就离开了。和当年那个沉默哭泣的孩子不同，现在，她会把难题抛给我。
我把车开出楼栋，开进雨里，远山在车窗上抹出淡青的轮廓，直到交通灯的红光笼罩了前路。
我停下来。真的还要继续前行吗——选择总有代价，倘若这代价是弱者，我是否可以牺牲他们，去实现宏观意义上的目标?
我的视线停留在“确认”按键上——真的要关闭大禹吗?如果我们失去人工智能，失去东海城，失去“华夏”网站上那些希望的种子，人就必须承认自己仅仅是人，独自站在天地之间，用渺小的姿态去面对最大的恐怖。
灯光跳转为绿色。我退出大禹的管理员账号，转向辅路，视域里的Y形虹光随之熄灭。
夜色已深，雷电在山巅翻滚，但尚未到来。
*本文最初是与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科学和想象力中心合作，为气候想象力课题而创作的，英文电子版发表于the Climate Action Almanac(《气候行动年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