扮演上帝是一大错误。
尤其是你如果想解开那亘古的矛盾——如果上帝创造了一切，是谁创造了上帝？
答案艾琳·陈。而这位创作者艾琳·陈可跟那会喝酒的艾琳·陈，或是最后的探戈舞者艾琳·陈都大不相同。
在地面上排演已经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但直至他第一次看到游行用的大车时，才让他理解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我绝不爬到那东西上面去，”达尔齐尔宣布道，“就算你用铁钩把我吊上去也不干。”
所谓的“那东西上面”，是在三层高台后面的一道窄梯，它架在一辆平台车上面，下面一层代表地狱，中间一层是人间，而上面一层是天堂。在最后一层上面，人造纤维制的云朵簇拥着一个小小的平台，是专给这尚未成就的万能上帝，也就是安德鲁·达尔齐尔坐的。
“来吧，安迪，”艾琳·陈说，“这个架子很牢的，而且还有安全带绑着。”
“是啊，还有他妈的降落伞是吧？”达尔齐尔问道。
“上下练习个一两次，你就能像只野生山羊似的跑上去了，”她劝说道，“看。”
她毫不费力地爬上梯子，动作轻快，一身黄黄的，倒像是一只山狮。达尔齐尔抬头望着她直挺挺而神气地站在小平台上。她向他招着手，带着鼓励的笑容。
“要上去吗，主任大人？”
他转过身来，望着菲利普·斯温。这也是扮演上帝会碰到的另一个麻烦。艾琳·陈的判断十分正确，有斯温参加演出，对像达尔齐尔这样性格的人来说，确实有正面的刺激作用。可是崔伯叫他不得骚扰他的警告，对达尔齐尔的压制比他愿意承认的严重许多。而现在，在压制之外又加上了伤害——在重新审议姬儿?斯温死因的法庭上，陪审团判定是意外死亡。斯温离开法庭时，耳朵里听到的全都是同情的话语，但达尔齐尔碰到的全是像跳蚤一样令人痛苦的指责声。
大部分都是他自找的，因为他拼命把疑云往斯温身上吹而且不肯歇手，结果让艾登·柴克雷四两拨千斤地给挡了回来。
“请问你那天晚上都在些什么地方呀，主任？”他当时微笑地问道。
原来柴克雷把他那一晚的行踪摸得一清二楚，也知道他喝了多少，而且说尽管他们是老朋友，必要时却会召证人来加以证明。等到那个老律师用尽办法让他承认最早注意到姬儿·斯温站在窗口的当头，他正在往桶子里大吐特吐时，他的信用已经彻底被摧毁了，而法医的结论几乎等同于建议由他的上司来调查他处理本案的方式是否恰当。
“你不是该到美国加州去了吗？”他向斯温说道。
“我这个周末坐飞机送灵柩过去。”
“嗯，我希望一切都顺利。”
“谢谢你，”斯温有点意外地说，“不错，这会是一次让人伤心的经验，当然，跟拖延这么久也有关系。”
“什么？哦，啊，你是说葬礼。我说的是真正重要的事，就是你跟狄嘉多那些律师谈的事，我想，要是我能给你安上个杀人罪的话，他们可能会让我当洛杉矶市长。”
斯温几乎要发起脾气来，但紧接着还是选择了表示有趣。
“这样好多了，主任大人。”他说，“我一时还以为你心肠变软了呢，可是我还是要谢谢你的祝福——如果你是真心诚意的话。”
“够真心诚意了，”达尔齐尔说，“希望你能尽快回到我找得到你的地方。”
“真令人感动。可是为什么呢？”
达尔齐尔笑得像只北极熊。
“当然是因为要演神迹剧嘛。”他说，“因为你这个角色的候补演员很烂，而艾琳·陈认为，你是她导演过的魔鬼里最好的一个。”
他说的是实话，斯温演来很精采，而艾琳·陈听说他可能出国长达一周之久，也觉得很烦恼。
“我真是受宠若惊。”他说着笑了笑。“我希望等我回来的时候，你已经上得了你的天堂了。”
“我最后一定到得了那里的，”达尔齐尔说，“我通常都做得到。出国的时候别忘了你的台词，我会小心地听着。”
“安迪，你到底是上不上来？”艾琳·陈高声叫道。
“好了，我来了。”达尔齐尔说，然后开始爬上长长的梯子。
回到警局之后，他把车停在重新修整过的停车场。这个地方似乎不停地在提醒他的失败，并加以耻笑。他走进办公室，翻阅他的信件，又看到一封帕斯科称之为“恶女”的来信。他不禁发出呻吟，就好像有心电感应似的，帕斯科走进了他的办公室。
“现在我们都不必先敲门了，是吧？”
“抱歉，长官，我以为你还在排戏，我只是要把这个留在你桌子上。”
“告诉我是什么事吧，我现在又累又懒，什么都不想看了。”
“我刚接到里德市中央警局来的电话。你知道的，他们那边足球迷闹事的问题一向很严重，可是因为他们那里组织庞大，也就是说很容易渗透进去，所以里德市的卧底行动有了一两个非常好的结果。”
“那就给那些兔崽子颁个勋章。这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传言说，在前两季的时候，我们城里有一些球迷因为在这里搞不出什么像样的名堂，就跑去加入了里德市的帮派。可是现在他们在这两者之间又分成两派，因为他们很有野心，想让自己成名立万，留下‘城市暴民’的名声。目前我们只知道一些名字，没有姓氏，没多少用处，可是一等他们弄到详细的资料之后，就会告诉我们。很有希望，啊？”
“没错，让别的兔崽子来替你做你的工作，想必很爽吧？”达尔齐尔酸酸地说。“我希望我也能这样。我好像记得曾请哪个没事做的小子来解决这个耍宝的家伙。”
他把最近收到的这封信丢过去给帕斯科，帕斯科一脸担忧地把信看了一遍。
“我不觉得她是在耍宝。”他说。
“是吗？那叫她别再来烦我！天哪，这件事交给你已经够久了。”
这种话由一个自觉被该恶女的苦境烦扰却又嫌其琐碎而不值浪费宝贵时间的人嘴里说出，实在过分到不必说了。
帕斯科打了个电话给波特尔大夫，对方请他到大学教职员俱乐部去喝一杯。那位心理学家把信看了两遍。
“她非常困惑。”他说。
凭着一股当客人的敏感，帕斯科把假装惊讶的那套把戏及时收住，喝了口酒。波特尔带着微笑看看他，显然已经发现他的反应。
“这点也许看来十分明显，”他继续说道，“可是我察觉到的是超乎她原始自杀情绪、精神之外的困惑。主要是在她完全了解她自己的动机，而这些动机存在于她的意识和潜意识之间。尽管心里否认，她却开始怀疑她之所以利用达尔齐尔来当传声筒，其实也等于在希求被发现，所以她在第二封信之后就中止了通信。然后她想‘谈话’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以致她必须重新开始，以防自己被发现！写出另外两封信之后，这个模式又再次重复，结果她又决定再度停下来，虽然这一次没有宣布。”
帕斯科插嘴道：“她的害怕，究竟是怕被追查出来呢，还是深惧那正是她真正想要的？”
“多多少少都有吧，”波特尔说，“几个礼拜过去了，她终于注意到自己正快速地接近无法回头的那一关，想要遏止的欲望遂强烈到让她重新开始通信。这样的矛盾实在让人着迷！她宣称自己非常沮丧，除非达尔齐尔已经把这个案子交托给一个更有感觉的下属。是突发灵感的猜测呢，还是真正知道这件事？当然，潜意识里，她可能只是因为她心目中的这位大侦探没把她当回事而感到恼怒。你倒是还很快乐啊！”
他有点同情地看了看这位警探，往他杯子里再斟上点酒，毫不掩饰他对帕斯科在酒中加进苏打水的事极不赞成。
“我要开车。”帕斯科说。
事实上他很喜欢把酒掺上水来喝，而且反正公家俱乐部提供的酒也不值得那么郑重其事地去喝。
“上次你说她恐怕会把线索像留给心理医师一样的留给警方，”他继续说道，“现在看起来还是一样吗？”
“我相信是这样，可是也许不会那么明显。”
“警方是不容许忽视明显线索的，”帕斯科说，“我已经向达尔齐尔先生要了一张舞会中和他跳过舞的女士的名单，这样大约可以减少六七个人。”
“这么多吗？我还以为只要一支三步舞就会让他转到酒吧去了呢。”波特尔说，他过去这几年受尽了达尔齐尔的欺负。“不错，那确实是一个很明显的线索，一下子把嫌疑对象减少了五万人，而且她终于开始谈到自杀的方法，‘跳下铁轨让火车撞死’。很可能只是逗逗你们的，绝对不要把她的话解释得那么实在。可是已经有了线索，而且到结束之前还会有更多的线索出来。”
“她会再写信来？”
“哦，会的，这点毫无疑问，越接近最后关头，她的明示或暗示会越多，可是你必须很敏锐，别冀望会有姓名和住址出现！”
“那样会让生活更轻松得多。”帕斯科说。
“这才是我们都喜欢的事，”波特尔温柔地说，“包括你的恶女在内。”
帕斯科开车回警局的路上，一直在想波特尔所说的话，他发现自己越来越像着了魔似的，可是他不知道——也许是不想知道——怎么去加以对抗。波特尔可以尽管叫他去做个侦探，可是他不觉得自己像一个侦探，反倒像是个灵媒，想尽方法要和一个失落的灵魂接触，却又必须经过一个并不怎么有同情心的鬼魂向导！这些人通常是印地安人或是中国人，他碰到的却是达尔齐尔。
他抓起车子里的无线电麦克风，呼叫道：“有人在吗？”
“请讲。”无线电里响起响应的声音。
他匆忙地把麦克风放回原位。以一个探长来说，他的职位已经高到行为不能太过放肆，却又低得不能太过怪异。这是警察生涯里清醒的中年期，可是即使是中年人，也可能碰上让他着魔的事。这只有一个办法解决——就是撑到你掉下来，或是等那种感觉消散。
在办公室门口，他碰到了达尔齐尔。帕斯科气势汹汹地问道：“你不会忘记那张舞伴的名单吧，长官？”
达尔齐尔没有回答，却打开门让帕斯科进去，然后赶过他，在他办公桌后面坐了下来。
“这是你的收文架，小子，”他很亲切地说，“而放在这里的这张纸呢，就是我答应要给你的那份名单，而这几张纸上是一份完整的来宾名单，所以如果你从这份名单里把那份名单里的人剔除之后，你会发现你大约有了将近两百个名字，其中一个就可能是那个疯子，她已经浪费了你太多非常值钱的时间了。”
“至少我尽力去挽救的是一条人命，而不是我的自大。”帕斯科回嘴道，让自己的话说得很冲。
“你这什么意思？”达尔齐尔说。
帕斯科已经为自己脱口而出的话感到后悔，可是他知道最好不要退缩。
“意思是说，我们好像还把很多时间和精力花在来追查格雷戈里·沃特森的下落，以便你找机会重新开始斯温的案子。”
“我不否认这点，”达尔齐尔平静地说，“可是他是个嫌犯，对吧？”
“对。可是汤尼?阿普尔亚德不是罪犯，不是吗？”帕斯科顽固地说，“我们却动用了北伦敦的一半警力以及卫生、社会事务部的人在找他。”
“也是该让那些兔崽子做点有用的事的时候了。”达尔齐尔说，“再怎么说，我答应过人家的，小子。”
“你是说，答应过雪莉·阿普尔亚德？可是你自己说过她没有逼你。”
“没错。从头我就不清楚她为了什么想见他，说不定是要刺他一刀。反正，哎，她好像已经失去兴趣了。上次我跟她说还没有消息的时候，她只耸了下肩膀说：‘我不该再理这件事，不值得嘛！他大概已经死了。’”
“那你为什么还在管呢？”帕斯科问道，怨恨已被好奇所取代。
“因为我觉得值得。”达尔齐尔不高兴地说，“第一，答应的事没做到，必须是因为我不想做，而不是等别人答应我不必做；第二，我想知道结果。他也许是个没用的家伙，可是他是从我的辖区出去的，而他到南部去是为了工作，不是去死的——如果他真的碰上那种结果的话，我可不放过那些伦敦佬。‘有个死人，不是我们的人，又是个他妈的北方佬，下一车垃圾什么时候运去倒掉？’是该让他们知道他们得回话给我的时候了！”
这是帕斯科听这位刑事主任所说过的话里最接近激进派政治声明的一次，这当然不会进入社会主义者的宝典，可是若是叫得够大声的话，在撒切尔政权下也可能引起些许不安。
“哎，长官，”他说，“抱歉，也许我的话说来有点……”
“绝不要道歉，绝不要解释，”达尔齐尔说着站了起采，“只要做好你的工作，还有绝不要忘了最重要的黄金守则。”
“那是……”
“有问题，你请客。来吧，小子，黑公牛酒馆再过十分钟就开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