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弟弟（具有弟弟躯体的那个人）说，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只觉得昏昏沉沉，对于掉进工程竖井、在生死边缘挣扎以及接受手术等过程，完全没有印象。后来，他听见妈妈在床边喊着弟弟的名字，他才恢复了意识。这个孩子拥有无比敏锐和缜密的心灵，其中一个重要证据就是，当他告诉黄绢自己是文成而后者感到困惑不已时，他立刻拉住妈妈的手，阻止她起身喊医生。
“妈妈，你听我说。”他声音微弱，手也没多少力气，但是语气相当坚定。
“我当然会听你说，但是现在还是先找医生过来吧！”
“不要叫别人过来，他们会把我送进精神病院的。”
“别说傻话，怎么会呢？只要进行适当的治疗——”
“治疗……妈妈，这是一种病吗？”
“嗯，我也不知道……”
“好吧，如果这是一种怪病，吃吃药或动手术就可以让弟弟恢复意识的话，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接受治疗……哪怕我的意识就此消失也无所谓。”
这句话犹如定身符咒，立刻让黄绢动弹不得，哑口无言。而在随后的很长时间里——几个月，甚至几年，哪怕是像黄绢这般具有独立思维能力的女性，也感觉自己掉进了一个悲喜难辨、不知所措的梦境。
你一定可以理解，孩子出院以后，黄绢为什么依旧没有响应弟弟的声明。她认定这是一个恶作剧，一个典型的属于弟弟的恶作剧。
黄绢家的两个孩子，无论在饮食口味还是品格、天赋上都相差甚远。譬如，哥哥和妈妈都喜欢吃冻成雪糕状的榴梿，而弟弟闻到那股猫屎味就要干呕；弟弟3岁就敢爬双杠，而哥哥到了6岁还学不会拍皮球。而从“乖孩子”的标准来看，和哥哥相反，弟弟从小就不让人省心。那个孩子只比文成小两岁，但行为幼稚得多。当文成肩负起买菜、做饭、洗衣服等家务的时候，他正在游戏机室偷店家抽屉里的钱，在巷子里和两三个男生扭打成一团，或者用弹弓向街对面的狼狗射铁砂子。他经常逃学，满城市到处跑，无论是学校的老师还是他的母亲和兄长都不知道其所在。有一回，他彻夜未归，黄绢以为他掉进哪条河里淹死了。这时候，一个同事打来电话，说在她上班的酒店附近找到了那个孩子—— 一头的血，看上去刚刚被人闷了一棍……就是这样一个会跑到夜店街惹是生非的不到14岁的愣头儿青。那个时候，黄绢可谓伤透了脑筋。
因为不相信弟弟说的话，她坚持要那个孩子在他自己的学校、自己的班级上学，尽管那个孩子不停地抱怨班上的同学他一个都不认识，而老师教的课他早就学过了。
“那么，我需要再考一次高中吗？”那个孩子无奈地说。
“别说胡话，你什么时候考过高中？你从初中一年级开始，数学考试就没有拿过30分以上吧？”
“妈妈，那是弟弟……”
“你现在是黄文成是吗？既然如此，你就考及格给我看看。”
虽然黄绢嘴上这么说，但其实心里底气不足。因为那个孩子从苏醒那天起，原本的样子就全然消失了，无论是举手投足、谈吐用词还是日常的行为，全部变成了他哥哥黄文成的模样。更关键的是，他坚持宣称自己就是文成，并且列举了很多只有文成才会知道的事情。
“6岁换牙那年，我有几颗牙掉不下来，是请旧屋楼下的奶奶帮忙拔的。因为那时候妈妈没有经验，又怕我会疼。妈妈很要强，不准我把这件事告诉别人。后来给弟弟拔牙，妈妈就亲自操刀了。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有一次考试作弊，是语文考试。交卷以后，我发现有一道选择题答错了。因为很想拿到100分，我在做课间操的时候偷偷溜进老师的办公室，把那道题目改正过来。但是因为用了不同颜色的圆珠笔，被老师一眼发现了。妈妈唯一一次因为我的事被叫到学校去，就是因为那件事。
“初二下学期，我喜欢上了隔壁班的一个女同学，她会弹钢琴，叫田晶晶——事实上，我现在也喜欢她。
“中考结束那天，妈妈带我去吃麦当劳。是新开的店，那是我第二次吃麦当劳。我要了一个双层汉堡，还有两个麦旋风。但那次弟弟没去……”
…………
从那个孩子口中说出的每件事，都勾起黄绢深深的回忆，其中有一些已经记不清楚细节了，有一些则恍如昨日。也许是为了佐证这些事情弟弟不会知情，他故意挑选了那些黄绢和文成单独相处的时光。很多人说，母亲对长子和次子在感情上是有区别的。这一点在黄绢这里则更微妙一些。小时候，她带两个孩子过马路，弟弟会紧紧拉住她的手，甚至是扯住她的衣角；哥哥却老是挣脱，所以她会把哥哥的手抓得更紧一些。等他们长大一些，哥哥会反过来握住她的手，就像在扶一个老奶奶过马路，弟弟则一个人吊儿郎当地走在后头……
文成已经死了。在最初的那些日子里，黄绢几乎每一天都会告诉自己。但是，眼前的事实让她不断颠覆自己。从伤愈之日起，那个孩子就自觉地做起了以往由哥哥负责的家务。他竭尽全力，让那个家维持原来的样子。把拖鞋放在宿醉的妈妈的床尾，移动电话插上电源并调为振动模式，早餐放在饭桌上用防蝇罩盖好，留下“冰箱里有新鲜牛奶”的字条；如果黄绢换衣服，他就把脏衣服放进洗衣机，选择烘干模式……
那个孩子日复一日地做着这些事情，最后导致了黄绢的爆发。死去的儿子的影子无处不在，这让黄绢无法忍受。所以，如果当她回到家，发现晚餐已经准备好了，她会连碗带碟摔在地上，大声叫喊。
“味道一点都不像，而且很咸。别干这些事了，你学得一点都不像！”
遇到这种情况，那个孩子总是默默地捡起地上的东西，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
有一天，黄绢起床后发现烟盒空了，她烦躁地到处找烟，最后下意识地打开厨房的壁柜，看见那里放着一整条沙龙牌的薄荷香烟。下一秒钟，她弯下身体，慢慢向下滑，最后坐在厨房的地板上。黄绢很讨厌在想抽烟的时候手头没有烟，所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文成总会在壁柜里放一条她喜欢抽的烟，作为储备。那个瞬间，黄绢心里某个部分破裂开来，暖流如注，让她感到既甜蜜又痛苦。
那件事之后，她没法再以歇斯底里的态度对待儿子了。但是，当那个孩子在厨房里忙东忙西时，她还是会念叨。
“有时间做这些还不如去看书，落下的课你确定能补回来？看来你是不想初中毕业了。”
然而那个孩子的学习成绩像爬竹竿一样往上攀升。两三个月后，他各个科目的成绩就从“吊车尾”变成了名列前茅。按照那个孩子的说法，初中课本他忘得差不多了，所以一开始并不适应，但有关的知识点一旦通过系统复习而唤醒后，就会发现比高中的课程轻松太多。
就像我前面说的，在关于中考的问题上，黄绢虽然嘴上不饶人，但心里对儿子抱有期待。结果不出所料，1998年的夏天，在那场可怕的事故发生一年以后，那个孩子以年级第二名的成绩考上了本市最好的高中。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天，黄绢抱着她的儿子失声痛哭，哭得整个人都要融化了。
在其中一个孩子失去生命以后，这是她第一次完全放纵自己的情感。
我需要说明一下，在中考之前，黄绢就已经接受“那个孩子是文成”这件事了。
这中间有很多波折，我刚才也举过例子。黄绢告诉我，除了香烟事件以外，让她下定决心的决定性事情还有两件：一件是“打架事件”，另一件是“女友事件”。
儿子重返学校上学的第三个月，有一天学校老师来电话，说他和别人打架了。黄绢说，刚接到这个电话时，她心里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对于弟弟来说，打架就是家常便饭。所以，当她坐在老师办公室里，听孩子的班主任—— 一个留着板寸头的男老师发牢骚时，心情却很放松。
“太可惜了，我以为他会向好的方向发展的。”那个老师边说边摇头，仿佛从冰箱里端出昨天剩下的肉汤，本来以为还能吃，结果发现变味了。
“男孩子，我觉得能保持活力也挺好的。”黄绢用和以往差不多的口吻回答。
“嗯，这一点我也认同，何况那个孩子遭遇过那样的意外。当妈妈的辛苦了！”那个男老师以一种讨好的语气说。根据黄绢的说法，他是个好人，对问题学生也能平等看待，当然，希望借此拉近和这个学生的年轻妈妈之间的距离，也是其中一部分原因。
就在黄绢准备告辞时，那位老师补充道：“话说回来，受了这么重的伤，身体还是会受到影响的。”就是这句话让黄绢的心开始变沉。
“你说什么？”
“嗯，怎么说呢……以前都是他追着别人打，但这次他被修理得很惨。”
随后，黄绢看到自己儿子时，心情更沉重了。老师喊那个孩子进来，他从门背后慢慢挪步子。黄绢告诉我，她惊讶的不是他鼻青脸肿的惨状，而是他耷拉着脑袋、一副欲哭无泪的神情。那个神情她以前从未见过。太窝囊了，那绝对不是他——黄绢这样评价。如果是那个孩子，就算被人用铁棍敲破脑袋也不会哼半声的。
“你干什么了，为什么要打架？”回家以后，黄绢问他。
“就是想打不行吗？”
黄绢反手打了那孩子一个耳光，但打完以后她的手停在了半空中。因为那个孩子满眼泪水地盯着她，露出怨恨的表情。她从不害怕这种表情，那个孩子以前不知挨过她多少次揍，也不知道有多少次挨完揍后用怨恨的眼神看着她。但这一次有点不一样。他的神情、他的样貌、他的眼睛，看上去都既陌生又熟悉。为什么呢？因为文成的样子在他身上重叠着。
那个孩子的泪水滚落下来。
“你要我当弟弟，那我就当弟弟吧。”
如果说香烟事件让黄绢心中的堤坝出现裂痕，打架事件则是打穿了一个空洞。黄绢每次回忆至此，都会情绪翻滚。许多年以后，当她真正了解那个孩子当时的心境时，更是感到一种无比厚重的情感包裹全身。但她说不清这种情感是什么，忧伤、愧疚、感动，还是兼而有之？
我想，换了我也一样。
最后让黄绢的情绪决堤的是一个叫田晶晶的女生。
1997年冬天的一个星期天，黄绢说去做头发，然后就出门了。从美容院出来，她远远看到儿子和一个女孩子牵着手，从街对面一家电影院离开。对于孩子谈恋爱这种事情，黄绢一向持宽松、顺其自然的态度。但那一次，她生出了一探究竟的冲动。因为那个女孩子比黄绢儿子高一个头，这引起了她的注意，而当她仔细打量，很快发现原来她认识那个女孩。田晶晶，大家应该还记得这个名字。她是一个市政府公务员的女儿，会弹钢琴和跳舞，文成从初中二年级就开始和她交往，而且把她的照片给黄绢看过。
黄绢跑过马路，跟在儿子和他的女友身后。那两个孩子都穿着明亮的羽绒服，他们没有使用交通工具，一路牵手步行，穿过繁华的街道、喧哗的水果市场以及废弃不用而长出杂草的铁轨，一直走到天边出现晚霞。最后，他们在市政府宿舍大院前停下脚步，呵出寒冷的空气，然后轻轻接吻。
可能你会觉得，好几个小时跟踪在自己孩子身后的行为很不妥当。但是，假如你是那个孩子的母亲，就能理解她的做法了。
黄绢说，那是她一辈子见过的最温情、最纯净的吻。在看到这个吻之前，她曾经考虑过事后去找那个女孩一问究竟，但看到这个吻以后，她觉得没必要。没有什么比那个吻更能说明问题。如果两个人没有长久的相知和真挚的感情，是不会那样接吻的。
黄绢心中的堤坝被冲开了。她明白，文成确确实实回来了。她需要承认这个事实。而她的另一个孩子将以他兄长的名义陪伴在她的身边。
那天回到家，她走进房间，然后又走出来，大声发问：“文成，我的钥匙去哪儿了？”
这就是这个关于换心的奇妙故事的开端。
一矢中的的惩罚
“文成，我的钥匙去哪儿了？”
从1997年冬天到2012年秋天，一共十五年的时光里，黄绢喊着那个孩子的名字，和他生活在一起。直到那个孩子带着他的乐队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娶了漂亮的妻子，最后他妈妈离开他的人生。
在人的一生中，需要做很多的选择。有一些选择是真正的选择，而另外一些其实是因为别无他法。有一些选择无非冰激凌要香草味的还是草莓味的，而另外一些则关乎你一辈子的着落，而且会影响到其他人；还有一些选择就像一条锁链，当你做出了其中一个，就意味着需要继续选择下去。很多人喜欢在事后问自己，对于当初的选择会不会感到后悔；也有些人因为意志坚定，从来不追问自己。所以，我也从来没有问过黄绢同样的问题。但是，哪怕意志再坚定的人，也不免会有惶恐和无助之时，进而陷入自我否定的困境。或者觉得，有一些选择，本来就是上天对自己的惩罚。
在文成回来的头几年里，黄绢也时常陷入这样的困境。应该说，和那个孩子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十五年，总是或多或少有一些坎坷。譬如，一开始为那个孩子的身份而感到疑惑和苦恼；等到在心里建立起“原来活下来的是文成，死去的是弟弟”这个信念，另一种愧疚之情又溢满了心间。
与此同时，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难题也接踵而至。
有好几次，在一种舒适和谐、适合打开话匣子的气氛中——例如，在餐桌前，母子分吃完一大盘冰镇榴梿，又说了一个刚从学校听回来的笑话；或者是看完电影，搭着肩膀边聊边走回家的路上——那个孩子会抬起头，然后欲言又止。
妈妈是怎么选择的？
黄绢深深明白，那个孩子总有一天会将这个问题问出口。每当凝视他的脸——那张比他稚气、不属于他的脸，黄绢心中就会微微战栗。而这种战栗，在1998年秋天，当黄绢偶然在那个孩子书包里发现图书馆的借书卡时，更是骤然扩大。
那天，学校举办的一场文艺演出刚结束，高一新生参加完活动回家，突然接到学校来的电话，说一个顾问老师把钱包连同身份证落在诗歌社了，得负责保管钥匙的他回去开门。因为电话来得急，那个孩子把书包丢在沙发上就出门了。黄绢看到书包有几个泥印子，看来是在学校搞活动时弄脏了。黄绢对待家务就像其他女人对蟑螂一样讨厌，那个孩子一直都是自己收拾房间，衣裤、袜子也是自己洗。上高中以后，可能因为学业越来越繁重，那个孩子渐渐有点疏于打理。所以，黄绢下意识地把书包捡起来，心里想着偶尔帮孩子洗洗书包也是可以的，当她把书包清空，并且翻开夹层的时候，那张市图书馆的借书卡就掉了出来。
借书卡背面写着几本书的名字，从时间上看是最近借的。一本是《器官移植内科学》，一本是《世界重要器官移植案例大全》，还有一本是《器官移植的伦理学问题》。
骤然间黄绢感到一阵眩晕。那三本书，黄绢看过其中一本。在1997年的夏天，黄绢也到市图书馆借过《世界重要器官移植案例大全》这本书，而且用铅笔在上面画过线。本来她是想做笔记的，但是专门找一个本子，一边阅读一边工工整整地做笔记，这样的事情黄绢实在不适应。所以她就随手在书上面写写画画了。
到现在黄绢还记得，自己在书中画了重点线的那些内容，包括器官配型、免疫排斥、术后护理等问题，以及关于各个重要器官移植成功率的统计数字。其中，肝脏移植患者的长期生存率是70%~85%；心脏移植则是48%~63%。
那孩子在那本书上，会不会看到那些画线的痕迹呢？
黄绢把书、笔等东西，连同借书卡，全部放回儿子的书包里，然后给我打了个电话。
对了，那时候，我已经和黄绢以及她的孩子有了不错的交情。一开始，我是代表奇幻森林乐园向他们母子俩嘘寒问暖，在那个孩子出院以后也经常到他们家里造访；到后来，我就完全代表自己去做这些事了。当然了，那时候我并不知道“灵魂转移”这件事，我也不管那个孩子叫文成。黄绢向我敞开心扉，是很多年以后的事情。
当时黄绢给我打电话，原因是我是她选择的知情人。因为器官移植手术费用不菲，那个孩子的换心手术还是在国外实施的，黄绢无法拒绝作为医疗费用承担方代表的我，参与某些重要的决策事项。可以说，包括手术方案，我也有一部分发言权。
“那个孩子最近有没有找过你？”
“有。”我老实回答。前几天那个孩子跑到我办公室。那时我就有预感，黄绢早晚会问我这件事。
“他找你干什么？”
“就是问了我一些关于手术的问题。”
“你告诉他什么了？”
“没什么，我只是告诉他，他妈妈做了很艰难但是最正确的选择。”我说，“我觉得你应该告诉他实情，那孩子会理解的，毕竟他哥哥那时候的情况——”
“你少掺和！”黄绢迅速打断了我，“林牧人，不要以为我答应和你吃饭，你就可以多管闲事……你什么都不懂。”
黄绢说得对，我什么都不懂。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黄绢要进行解释说明的对象是另一个人。
对不起，妈妈原本没想救你的，妈妈想救的是弟弟，没想到阴差阳错醒过来的却是你，这真是太幸运了。这样的话，换了哪个妈妈都说不出口吧？
但是，哪怕我知道这一点，在我知晓全部的真相之前，也是无法明白黄绢开不了口的真正原因的。
事实上，我连那个孩子提问的真正原因也不知道。
1997年5月31日，我出席了黄文成的葬礼。周年忌日的时候，黄绢和那个孩子前去扫墓，我也厚颜地跟着去了。一年前的同一天，那个孩子刚做完心脏移植手术，躺在美国芝加哥一家私立医院的监护室里。所以，那次扫墓是他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墓碑。
我一个人站在远处，看见他对着墓碑低语，15岁的身体虽然比一年前高了一些，但依旧显得瘦小。而且，在不停地颤抖。他的母亲站在他身后，扶着他的肩膀，同时不时警惕地向我这边看来，防范我偷听那个孩子说的话。但是，不久，那个孩子就连他妈妈也支开了。他和黄绢说了什么，后者默默走开，剩下他一个人蹲在墓碑前，继续喃喃自语个不停。
他向自己告别了，黄绢后来告诉我那个孩子说了什么。但直至多年以后，我才完全理解这句话的意思。黄绢也是。
那天，天上飘着小雨，草地和空气都很湿润。我看见那个孩子的嘴唇微微张开，有一个嘴型重复了很多遍，水滴从他的发鬓流下来。
“对不起。”
从嘴型上看，我想，起码包含这几个字。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弟弟是黄绢和她存活的儿子追忆的对象。
有一天，黄绢和儿子并肩走在回家的路上。那是一段斜坡，黄绢家在斜坡顶端。这个斜坡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河边修葺了堤路，地势要比城市的另一边高出十几米。许多年以前，斜坡的中心原本有一根白色的笔直的柱子，上面顶着一口四方形的大钟。每到整点，敲钟的声音能让全城人都听见。后来钟旧了，政府予以拆除，然后在坡脚的百货商店楼顶安装了一只同样是四方形的电子钟。那只钟更大、更响，但是因为城市也变大了，全城人一同倾听钟声感知时间流逝的日子也成了历史。
斜坡一度成为成衣批发市场，后来改建成步行街。到20世纪90年代又恢复了行车，但是因为路基窄，也通不了几辆车。住在坡上的居民大多喜欢走路，道路两旁有各种各样的店铺，卖手工艺品和土特产，还有当地小吃，规模不大，但字号都很老。和那些不断变迁的人与事一样，黄绢和她的两个孩子最初也不住在这里，1997年初，因为原来住的房子面临拆迁，他们才搬到这条街道上。
那天，黄绢母子俩路过一家当铺。那家当铺开在一棵大榕树下，斜对着位于坡顶的他们的家。因为太阳很大，他们走在树荫底下，所以经过当铺的门前。黄绢想起好久没来这家当铺了。刚搬到这里时，因为房租比以前住的地方贵，有一段时间黄绢经济十分拮据，所以光顾过这家当铺几次。黄绢停下脚步。
“对了，这家店的疯狗呢？好像很久没见过了。”
这家当铺原来养了一只黑色的狼狗，和店主人的性情刚好相反：后者很冷酷，前者则很疯狂。那只狗一只眼睛有白内障，喜欢翻着白眼，露出满口黄牙。黄绢有一次去当一只手镯，因为价格的问题和店主吵了两句，那只看门犬立刻扑上来，在她小腿上毫不留情地咬了一口。在那个年代，社会管理没那么讲究，那只狗经常在街上窜来窜去，狗的主人也不拴链子。
“妈，你不知道吗？那只狗去年就死了。”儿子说。
“哦，怎么死的？”
“过马路的时候，被车撞死了。你知道的，它的眼睛本来就不好使，再加上弟弟用弹弓打瞎了另外一只。”
黄绢闻言望了那家当铺一眼，门庭紧闭，如往日一样散发着冰冷的气息，但因为少了那只狗的咆哮声，起码没以前那么让人发怵了。她没有说话，举步向前走。那个孩子跟上来，似乎思考着什么，忽然低声说：“妈，弟弟打那只狗，不是因为要捣蛋……”
“你是说他想给我报仇？”
“不，是保护你。我听说狗，如果咬过人，就会记住那个人的气味。但是如果两只眼睛都看不清，它就没法持恶逞凶了。”
黄绢沉默着，她的儿子忽然停下了脚步。
“啊，忘记买胡萝卜了。”
“算了，今天吃芦笋吧。”
黄绢继续向前走，但她发现那孩子没有动。
“怎么了？”
“弟弟应该会不高兴吧，我用他的嘴和胃吃胡萝卜，他最讨厌胡萝卜的味道了。还有榴梿……”
黄绢呆住了，她看见泪水从儿子的脸上簌簌落下。
“我霸占了弟弟的身体。妈妈，是我杀死了弟弟吗？都是因为我赖着不走，弟弟才会回不来的。”
黄绢告诉我，虽然已经过去了好长时间，但她还是不习惯从弟弟那张脸上看到眼泪。那时候，她只感到浑身颤抖，并且在心里叫喊：“不对啊，杀死那个孩子的人是我。”
其实，黄绢对承认回家的孩子是文成抱有抗拒之心，而且觉得自己跌入了不真实的梦境，皆有原因。“那个孩子是我杀死的”，她从心底认定，那是因为上天对她的呼唤做出回应而带来的结果。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那个孩子时常一点点地说着弟弟的事情：“妈妈，弟弟和那几个孩子打架，也是因为他们乱说话……”“妈妈，你记得吗，一起上街的时候，弟弟总是一个人走在后面，有一次逮着了一个想对你钱包下手的小偷……”
很多年后，黄绢的头枕在我的肩膀上，苦笑着说：“那个孩子的惩罚每次都一矢中的呢。”
照 片
现在，我们要说一下照片的事了。
黄绢说，具体时间记不清楚了，不过应该是在那场事故发生的前一两天，她就已经发现了照片的问题。她偶然看到了照片，不排除是那个孩子故意让她看到的。
母子三人的合照，妈妈居中，一边一个，搂着哥哥和弟弟的脖子。黄绢咧嘴大笑，哥哥微微露齿，弟弟则是一脸不情愿的样子。照片一共冲洗了三张，妈妈、哥哥和弟弟一人一张。哥哥那张放在钱包里，文成会把身份证和各种卡片井井有条地放在钱包里，随身携带。妈妈那张放在化妆台前的相框里，黄绢不喜欢随身带着儿子的照片，如果有人看到肯定要问来问去。弟弟那张放在一本书里面，他当作书签用，偶尔会拿出来看一眼。
三张照片，黄绢在事故发生之前看到的是弟弟那张。
很多人都说，那个孩子不但长得像她，而且性格也与她一模一样。黄绢会把自己的房间锁上，那个孩子也跟她学。不过，无论是弟弟还是文成的房间，在他们10岁以后，黄绢从来没有私自进去过。那天，黄绢看到有几本漫画书随意地丢在沙发上，不用问便可知是弟弟的。她本来懒得收拾，但是因为那几本书妨碍到她看电视，所以她捡起来丢到一边，那张照片就从书的夹缝里掉了出来。
照片原本是长方形，现在少了一截，变成了正方形。三个人的合照，弟弟那部分被剪掉了，变成只有妈妈和哥哥的合影。黄绢把照片夹回漫画书里，当作没看见。
事故发生以后，黄绢在哥哥带血的钱包里找到了一张一模一样的照片，被剪去一截，三人照变成了两人照。这一次，她忍不住把照片从钱包里抽出来，偷偷丢掉了。
儿子伤愈回家后，问妈妈有没有看到他钱包里的照片，黄绢回答，没看到。儿子欲言又止，黄绢觉得他肯定早已发现了那张照片被弟弟剪过。黄绢想，如果不是自己的房间总带锁，弟弟说不定连她持有的照片也会剪去一截。
那个孩子太像她了，尤其是刚烈的性格与她如出一辙。
除了儿子问她的那一次，黄绢后来再也没提过这张照片。黄绢这个人，该怎么说呢，她很强势，大多时候看来非常坚强，但是对一些事情从不愿意直接面对，并寻求解决之道。你要说她慵懒也好，害怕也好。总之，她也有别人所不知道的软弱。
很早以前，她就发现弟弟在调查什么，她也猜到那个孩子在调查什么。这件事并非毫无迹象。譬如，她有几个老同事告诉她，弟弟跑去找她们，孜孜不倦地追问十几年前的事。不过，那些老同事最多也不过与黄绢认识十年，黄绢总觉得事情不会露馅儿。她很担心，但还是抱着侥幸的心理。直到她看到那张照片时，才确认了那个孩子的心思。
但是，她还是选择一言不发。也许是因为那时候，她还需要一些时间下定决心——可是上天没有给她充足的时间。几天以后，那场事故改变了一切。
事故发生以后，她也考虑过将这件事永远藏于心底。但是，事情始终避无可避，那个孩子所实施的惩罚又一次命中目标。如果说黄绢终于承认自己为一件事感到后悔，我想，应该就是这件了。
事情变得避无可避，其实和我有关。
1999年年底，接近年终盘点的时候，我所在的公司，也就是奇幻森林乐园，接受了一个由国家审计总局统筹部署、各地审计局交叉执行的现场检查，审计区间为最近三年。两年前那场事故，使得公司在财务报表列支了一笔金额不小的营业外费用，检查组在仔细审查各项资料以后提出，关于事故的情况报告有一个重要瑕疵：对事故的成因没有详加说明。具体来说就是那两个孩子为什么会钻进乐园第三期工程的基建现场，这个问题没人能回答上来。
“唉，就是两个小孩一时贪玩，谈不上什么原因。我们主要考虑的是人道主义……”公司财务老总皱眉作答，但检查组的工作人员不依不饶。
“既然如此，我们只能出具‘若干重要决策事项没有深入研讨’的意见了。”
在此情况下，公司只好再次到苦主家问话，对当时的情况予以补充了解。这个任务，自然落在我的头上。
我带着一本A4打印纸大小的谈话记录簿和一个助理，去找黄绢母子俩。
“抱歉了，就是走一个形式，你说已经记不清即可。”趁我的助理上厕所，我偷偷支招儿。
那时候，事故已经过去两年多，黄绢母子俩的生活渐渐趋于平静，慢慢地接受了对方，我实在不愿再次搅乱他们的心湖。
但诚如我所说，有些事情如果不直面并寻求解决方案，终究会以某种形式影响你的人生。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人生的每件事都是伏笔。
被问话的时候，那个孩子听从我的建议，表示由于所受创伤太重，对当时的情形已经记不清了。但是，当我们完成任务离开，他们母子俩坐在饭桌前时，那个孩子忽然放下了筷子。
“妈，你从来没问过我呢……”
“嗯？问什么？”
“我和弟弟为什么要爬进工地，你不想知道原因吗？”
“有什么好问的？是你弟弟又突发奇想了吧？”
黄绢心里自然有一种警惕，但是她没有表现出来。那个时候，她还无法将那场事故和那张照片联系起来。
“其实，那天弟弟不是要去游乐场玩，他想带我去看一样东西。”那个孩子尽量用平静的语调说，“那里——我是说游乐园围起来的大片荒地，我们以前住的家不是在里面吗？”
听到这里，黄绢心头开始抖动，她很想阻止儿子往下说，但是开不了口。就在她犹豫的那一刻，那个孩子就全部说出来了。
“弟弟之前溜进过那里，他说我们以前租的房子还没拆，但是被锁起来了。他说趴在窗台上，能看到里面七零八落的家具，每一件都能叫出名字。墙上，我们用来量身高的长颈鹿贴纸也还在。在我们搬走以后，那座房子应该没住过人，不过在上锁之前，工地工人或者附近的流浪汉可能进去过，所以东西被翻得很乱。弟弟说，冰箱已经被搬走了，地板上有大印子，那里散落了几张照片。他想带我去看的就是那几张照片。但是，那天我们刚爬过围栏就被人发现了。一个工地工人手里握住又粗又长的铁镐，一边大吼大叫一边跑向我们。我拉住弟弟的手使劲向前跑……妈，都是我的错，我吓坏了……如果不是因为我惊慌失措地乱跑、乱撞，就不会——”
“好了，这些不说了！”黄绢摆手，打断了儿子的话。然后，她静默了几秒钟，终于问道：“那几张……是什么照片？”
“我没有见到，但弟弟说是你的照片——年轻时的照片。”
果然如此，黄绢在心中重重叹息。为了避免被两个孩子看到，那些照片她一早就藏了起来，但是不舍得丢掉。到了搬家的时候，因为年代久远，她也忘记了带走，结果却以这种方式被那个孩子发现了——这就是所谓的天意吧！一瞬间，一种钻心的疼痛随之而至。如果自己能早点向那个孩子坦白，告诉他真相，那个孩子就不会东奔西跑，并且为此丢了性命吧？
她沉浸在这种痛苦的拷问之中，儿子的声音却继续传来。
“妈妈是不是参加过香港的选美比赛？弟弟说，在照片里妈妈穿着泳装，背景挂着选美赛事的横幅，上面有时间和地点……其实，后来我用图书馆的电脑在网上进行了查询，1983年3月，香港举办过一场选美比赛，有个叫黄斌斌的参赛选手，长得很像妈妈……”
“那个就是我。”黄绢冷淡地回答。
那个孩子张开嘴巴：“真的是妈妈吗？但是，时间是1983年3月哦！你的肚子……弟弟的生日不是5月18日吗？”
黄绢没有搭话，她知道，到了这个份儿上，再隐瞒也无济于事。只不过，关于文成以及黄绫的部分，她依旧没下定和盘托出的决心。
“妈妈，这是怎么回事呢？弟弟说，有一次他在妈妈上班的酒店碰到妈妈以前的……朋友。那个人听说妈妈有两个儿子，立刻大笑起来，他说，妈妈生了我以后，曾经做过……结扎手术……弟弟当场和那个人打了起来，但是遭到了那个人和他同伴的围攻，最后被打破了头。妈妈，你记得吗，就是我们找弟弟找了好久那次……”
尽管儿子焦急陈述，但是他的妈妈只是仰头上望，心里想着另一件事。原来如此，那个孩子原来是这样发现的，还为此挨打……
因为未婚生子，一度恨透自己的人生，到医院做了绝育手术，却依旧过着堕落不堪的生活……惭愧犹如汹涌的潮水，让黄绢陷入对往昔的追忆中，所以，尽管那个孩子问了好几次，她仍然无动于衷。最后，那个孩子大声叫起来。
“妈妈，弟弟不是你亲生的吗？因为我无论如何都不肯相信，弟弟才会拉我去看那些照片呀！”
黄绢恍然回神，她呆了一下，嘴唇颤抖，但最后冷酷地回答：
“是，那个孩子是我捡回来的。”
自己的人生
坦率地说，我不清楚黄绢母子俩是如何背负着各种悬而未决的难题，磕磕碰碰又相互搀扶着向前继续自己的人生的。他们两个人形同一体，都那样地固执和坚毅，那样地脆弱和刚强。不过，我想，那次危机大概发挥了不少的作用。在2000年世纪之交的夏天，和那个闷热难当、蝉虫嘶鸣的天气一样，许多矛盾已经积累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这个时候，那个孩子突然的入院反而成了缓冲和转机。
那一年，那个孩子读高中三年级。一天深夜，他从钻心的绞痛中醒来。他咬紧牙关滚来滚去，嘴唇一开始被咬得通红，进而失去了血色。虽然他一声不吭，但是床板的响声最终让黄绢推门而入。黄绢给我打电话，我开车把他们母子俩送往医院。一路上，那个孩子几度休克，黄绢发狂叫喊，不断用手拍打儿子的脸，好不容易才把他唤醒。她一会儿喊哥哥的名字，一会儿又喊弟弟的名字，当时不明真相的我，简直以为这个单亲妈妈因为救子心切而陷入了神志不清的状态。我从未见过那个样子的黄绢，以后也再没见过。
经过诊断，那个孩子患上了感染性心内膜炎。医生说，不排除是因为长期服用抗排斥药物、免疫系统功能降低而引发的病症。文成两兄弟的基因配型十分完美，术后几年都没有出现过严重的排异问题，但硫唑嘌呤、雷帕鸣（2）一类的药还是没少吃。
在医院住了半个月，病情终于得到了控制，那个孩子瘦了一大圈，胸腹则肿胀难消。我去探望他的时候，他极力展现平日的笑容，但我还是能从他眉宇间看见因为突如其来的死亡阴影而留下的痕迹：变得胆怯，但也对生命更加敬畏。毕竟，上一次意外因为事出突然，他对生死的感知还比较模糊，而这次却经历了真正的生存的挣扎。他那原本刚硬如铁甚至超出他年龄段的心智，经此一役柔化了。
或者说，我觉得他终于慢慢承认自己还是个孩子，并且能够坦然地以孩子的身份过自己的生活。
那个孩子出院的前一天，黄绢在病房里收拾东西。那个孩子坐在床上，忽然轻轻叫了一声。
“妈妈……”
“怎么了，没有不舒服吧？”黄绢柔声说。
“我一直没有谢谢他呢。”
“谢谢谁？”
“……弟弟。他把心脏——不，身体给了我，让我活了下来。”那个孩子喃喃说，“刚入院的时候，我觉得也许是到时候了。我占据了他的身体，所以他现在提出抗议了。我应该把身体还给他，对吧？而且，妈妈也是这样想的。”
“傻瓜，你在胡说什么！你又要开始说这样的话了吗？你们两个都是我最爱的人，只要有生存的机会，你就给我好好地活下去。”
“嗯，我已经想明白了。所以，我现在只想说声谢谢他。妈，我觉得能活着真好。”
黄绢静默了片刻，抬起头说：“那就珍惜这段来之不易的生命，好好过你自己的人生。”
千禧年来临以后，那个孩子更积极地投入自己的人生了，也不再时常问黄绢奇怪的问题了。母子俩的关系变得缓和，矛盾渐渐远去，生活的甜蜜一圈圈地弥散。黄绢辞掉了俱乐部的工作，花更多的时间陪伴自己的孩子。除了看电影，他们还会一起到菜市场买菜，到旱冰场溜冰、去唱卡拉OK。有的时候，黄绢甚至会亲自下厨，端上来一盘荤素难辨的黑暗料理。黄绢开始正式和我交往，幸运的是，对此那个孩子也十分赞同。我有一个比他大一岁的女儿，周末的时候，我们会一同开车出去郊游。在开满不知名的五颜六色的野花的山坡上，铺开洁白的野餐布，用背囊或者石头压住四角，中间摆上三明治、凉面、甜酱和水果。
我也问过黄绢几次，为什么在紧急入院的那天晚上，她会同时呼喊哥哥和弟弟的名字。但黄绢始终没有回答。
“时候还没到，再等等吧。”
她每次都这么说，然后嘴角微微翘起。当她决定告诉我的时候，已经是那个孩子大学退学以后的事情了。
新世纪的第二年春天，到了填报大学志愿的时候，那孩子考虑再三，然后郑重地对黄绢宣布：
“妈妈，我想去北京念书。”
“哦，很好呀。成绩没问题吧？”
“没问题的，几次模拟考试成绩都比重点线高，而且我有信心。”
“那就考呗，学费我会准备好的。”
“妈……但是不能在你身边照顾你了。”
“我什么时候需要你来照顾了？”黄绢停顿了一下，她按捺着胸间的情绪，“何况，有你林叔叔在啦。你是很乖巧，但是萱萱也不比你差多少。”
萱萱是我女儿的名字。说到最大的幸运，应该是我家千金对黄绢出人意料的认可。尽管黄绢看上去不好相处，而且有时衣着过分时髦，但我的女儿从她身上看到了比她亲生母亲更多、更藏而不露的责任、道德和母爱。
黄绢的话，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那个孩子的顾虑。但是他对母亲的牵挂没有丝毫减少。而且，在他大学二年级，黄绢病倒的时候，他对自己选择远走高飞的决定感到极大的愧疚。前一天夜里接到我的电话，第二天他就带着女朋友坐飞机赶了回来。
“喂，你以为我活不长啦，还专门把媳妇儿带回来。”黄绢靠在垫得高高的枕头上，不以为然地哂道。
那时候，她刚口服完氟达拉滨（3），眼皮有点水肿，医生要她躺下来，她却坚持坐着。本来按照医疗计划，她应该采取静脉注射的，但是考虑到反应会更大，她说开口服药就行了，输液什么的等那个孩子走了再说。
“得了，当年我难产时都没输过液。”黄绢不耐烦地把医生打发走。但我知道她说的这话言不由衷。她有没有输过液不好说，但她肯定输过血。她生文成时大出血，如果当时不是医院血库的特种血刚好够，她根本不能看到她的孩子长大成人。
黄绢患上的是一种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淋巴细胞比例一度飙升到90%，而血小板则低至五个单位，这种病和家族遗传有关，所幸发现得早。黄绢在她公司组织的一次常规体检中发现血液指标异常，而她本身并无太大感觉，所以一直保持满不在乎的态度。她做了两个疗程的化疗，病情得到了较好的控制，她就出了院。之后的日子，她经常说那是个骗子病。
“不痛不痒，但天天要吃高价药，药还得放在冰箱里，比大班冰皮月饼还金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