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的春天，陈卫国做了一件事——他在实验基地旁边，开了一块“试验田”。不是给农学院的学生用的，是给附近的农民用的。
“谁想学新法子种地，就来这块地上试。”他对孙队长说，“试成了，回去自己种；试不成，损失算我的。”
孙队长抽着烟袋，看了他半天，最后点点头：“行。你说了算。”
消息传开，附近的农民都来了。有骑着自行车来的，有赶着牛车来的，有走了几十里山路来的。他们蹲在地头，看着陈卫国翻地、施肥、播种，一边看一边问。
“陈老师，这肥啥时候施？”
“陈老师，这种子埋多深？”
“陈老师，这苗出来了咋管？”
陈卫国一一回答，不厌其烦。有时候同一个问题，一天要回答几十遍。他从来不烦，因为他知道，这些人问清楚了，回去就能多打粮。多打粮，就能吃饱饭。
账房先生的声音在脑海响起：“东家，您现在这是要当万家生佛了。”
陈卫国在心里笑了笑：“什么生佛，就是个教种地的。”
那块试验田，一春天就来了上百个农民。他们不光学种地，还学认字，学算账，学记数据。林晓燕教他们认字，张秀英教他们算账，王雪梅教他们画图——把种地的步骤画成图，不认字的人也能看懂。
王建国还是负责体力活，挑水、翻地、施肥。但他现在不光是干活，还给农民们讲怎么干。他虽然讲得慢，但讲得实在，农民们都爱听。
有个老头拉着他的手说：“小伙子，你讲得真好。我种了一辈子地，今天才算明白。”
王建国挠挠头，嘿嘿笑，眼睛却往王雪梅那边瞟。
王雪梅正在旁边画画，嘴角微微翘起。
秋天的时候，那些来学过的农民，回去都丰收了。有的人骑着自行车来报喜，有的人托人捎口信，还有的人专门跑几十里路来送一篮子鸡蛋。
“陈老师，我家玉米亩产一千斤！以前才五百斤！”
“陈老师，我家土豆一亩收了三千斤！做梦都不敢想！”
“陈老师，明年还教不教？我们村的人都想来学！”
陈卫国站在地头，听着这些话，心里暖洋洋的。
1982年的冬天，周明远病了。
消息是王雪梅从省城带回来的。她现在是省画院的专职画家，经常去看周明远。那天她回来，脸色很不好，进门就说：“周伯伯住院了。”
几个人都愣住了。
陈卫国第二天一早就赶去省城。医院里，周明远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但精神还好。看见陈卫国，他笑了：“小陈，你怎么来了？我没事，就是老毛病。”
陈卫国坐在床边，握住他的手。那手瘦得只剩下骨头，青筋凸起。
“周教授，您好好养病。”
周明远点点头，看着窗外。窗外是灰蒙蒙的天，几棵光秃秃的树。
“小陈，”他突然说，“我想回去看看。”
陈卫国愣了一下：“回哪儿？”
周明远说：“回村里。回那个小屋。”
陈卫国看着他，心里一酸。
周明远的病不算重，但医生说要静养。他在医院住了一个月，陈卫国隔两天就去看看他。林晓燕也去，张秀英也去，王雪梅更是一有空就去。王建国也想去，但不好意思，就让王雪梅捎了一篮子鸡蛋。
周明远看着那篮子鸡蛋，笑了：“建国这孩子，有心了。”
腊月二十三，小年。周明远出院了，直接回了村里。
陈卫国去接他的时候，老教授站在医院门口，穿着一件旧棉袄，脸上带着笑。看见陈卫国，他第一句话就是：“小陈，地里的雪化了吗？”
陈卫国笑了：“周教授，还没开春呢。”
周明远也笑了：“急啊。想看看那块地。”
回到村里，周明远第一件事就是去实验基地。他站在地头，看着那片盖着雪的土地，深深吸了一口气。
“好啊，”他说，“还是这儿好。”
那天晚上，几个人又聚在周明远的小屋里。王雪梅做了一桌子菜，张秀英端茶倒水，林晓燕陪着说话，王建国坐在旁边傻笑。周明远坐在炕上，看着他们，眼眶有些红。
“有你们在，我哪儿都不想去。”
陈卫国看着他，心里暖洋洋的。
1983年的春天，陈卫国接了一个新任务——省里要在全省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他去给农民讲技术，帮助他们提高产量。
这一次，他去的地方更多了。从辽西到辽北，从辽东到辽南，几乎跑遍了全省。有时候一个月回不了一次家，林晓燕就给他写信，把村里的事、实验基地的事、几个人的事，都写得清清楚楚。
陈卫国把那些信带在身上，想家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
有一次，他在辽西的一个小村里讲课，讲完了，一个老农拉着他问：“陈老师，你是哪个农科院的？”
陈卫国笑了：“我不是农科院的，我是种地的。”
老农不信：“种地的能讲这么好？”
陈卫国说：“真的。我就是个种地的。”
老农看着他，半天说不出话，最后竖了个大拇指。
那年秋天，陈卫国收到了一封信，是北京寄来的。信上说，他写的书被选为“全国农业技术推广优秀读物”，要再版。信末尾，编辑写道：“陈卫国同志，您的书帮助了成千上万的农民。感谢您。”
陈卫国看着那封信，久久不语。
林晓燕走过来，轻声问：“怎么了？”
陈卫国把信递给她。林晓燕看完，眼眶红了。
“卫国，你做到了。”
陈卫国点点头。
窗外，秋天的阳光照进来，暖洋洋的。
1983年的冬天，几个人又聚在周明远的小屋里。炉火烧得正旺，桌上摆着茶壶和瓜子。张秀英在学写字，一笔一划地写着，写得很认真。王雪梅在画画，画的是几个人围坐的样子。王建国坐在她旁边，看着她画，偶尔递过画笔。林晓燕在整理这一年的数据，厚厚的一本，每一页都写得工工整整。周明远坐在炕上，看着他们，脸上带着笑。
陈卫国坐在炕沿上，看着这一切，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踏实。
账房先生的声音在脑海响起：“东家，这一路，走了八年了。”
陈卫国在心里点点头。
“八年，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一间破屋到实验基地，从种地到写书到全省推广。您这一路，走得不容易。”
陈卫国笑了：“是不容易。但值了。”
窗外，雪下得很大。屋里，炉火正旺。几个人围坐在一起，像一家人那样，安安静静地，过着一个普通的冬夜。
陈卫国看着林晓燕，她正低头写字，头发垂下来，遮住了半边脸。他伸手帮她拢了拢头发，她抬起头，冲他笑了笑。
那笑容，和八年前她第一次站在知青点门口时一模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