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远说要写人，陈卫国想了很久，不知道从哪儿下笔。
这块地上的人太多了。种了一辈子地的老李头，赶了半辈子马车的赵大爷，当了十几年队长的孙队长，还有那些从外县、外省跑来学技术的农民。每个人都有故事，每个人都在这块地上流了汗、出了力。写谁？不写谁？他想了一整个冬天，也没想明白。
腊月里，他又去看周明远。老教授的身体越来越差了，走几步路就喘，但精神还好，天天靠在炕上看书。见陈卫国来了，他放下书，问：“想好了没有？”
陈卫国摇摇头，在炕沿上坐下：“周教授，我不知道写谁。”
周明远看着他，笑了：“那就都写。”
陈卫国愣了一下：“都写？”
周明远点点头：“这块地上的人，哪个不值得写？老李头、赵大爷、孙队长，还有那些来学技术的，哪一个不是在土里刨食、在汗里挣钱？你写他们，就对了。”
陈卫国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怕写不好。”
周明远说：“你写种地的事能写好，写人的事也能写好。把他们的故事写下来，让后人知道，这块地上有过这么一些人，干过这么一些事。”
陈卫国点点头，心里有了一点谱。
从周明远处出来，天已经黑了。月亮还没升起来，星星密密麻麻的，像撒了一把芝麻。他慢慢地走着，脑子里想着老李头、赵大爷、孙队长，想着他们在这块地上度过的那些年。
第二天一早，他去找老李头。
老李头八十多了，耳朵不好使，说话得凑近了喊。他坐在炕上，盖着一条旧被子，手里还捏着烟袋锅子，虽然没点火，但捏了一辈子，放不下。
“李大爷，我来看看您。”陈卫国凑近了说。
老李头眯着眼看他，认了半天，笑了：“卫国啊，坐坐坐。”
陈卫国在炕沿上坐下，老李头拉着他的手，说了很多话。说当年怎么逃荒到东北，怎么在这块地上落了脚，怎么一锹一镐地开了荒，怎么看着庄稼一茬一茬地长起来。
“那时候苦啊，”他说，“冬天没吃的，就啃树皮。春天没种子，就到处借。借不着，就自己留。一粒一粒地省，一粒一粒地攒。”
他说着说着，眼眶就红了。陈卫国握着他的手，没说话。
“后来好了，”老李头说，“有你，有周教授，咱们能吃饱饭了。”他拍了拍陈卫国的手，“卫国，你是好人。”
从老李头家出来，陈卫国又去找赵大爷。赵大爷也八十多了，但身子骨比老李头硬朗，还能在院子里劈柴。看见陈卫国，他放下斧子，擦了擦汗，说：“卫国来了？坐。”
陈卫国在院子里的木墩上坐下，赵大爷也坐下，掏出烟袋锅子点上，吸了一口。
“赵大爷，您当年赶马车的事，还记得不？”
赵大爷笑了：“咋不记得。赶了三十年马车，哪条路上有几个坑都记得。”
他讲起当年赶马车送粮的事。天不亮就起来，套上马，装上粮，一路颠簸着往县城送。冬天冷，手冻得握不住缰绳；夏天热，马累得直喘气。有一回半路上马病了，他一个人推着车走了二十里，到县城的时候天都黑了。
“那时候就想着，能把粮送到，就是完成任务。”赵大爷说，“哪像现在，有汽车、有拖拉机，多好。”
陈卫国听着，心里酸酸的，又暖暖的。
他又去找了孙队长。老队长退下来后，闲不住，天天在队部里坐着，给新队长出主意。看见陈卫国，他笑了：“卫国，啥事？”
陈卫国说：“孙队长，我想写写您的事。”
孙队长愣了一下：“写我？我有什么好写的？”
陈卫国说：“您当了这么多年队长，带着大伙种地、修渠、盖房，哪样不值得写？”
孙队长沉默了一会儿，摆摆手：“我就是个庄稼人，有啥好写的。要写，写周教授。他才是真有学问的人。”
陈卫国说：“周教授要写，您也要写。”
孙队长看着他，眼眶有些红。他点了一根烟，抽了好几口，才开口说话。他讲起那些年的事，怎么带着大伙修水渠，怎么从县里争取化肥指标，怎么在灾年保证大伙不饿肚子。有些事陈卫国知道，有些事他不知道。
“有一年，旱得厉害，”孙队长说，“地里颗粒无收。我跑到县里要救济粮，人家不给。我就在人家门口坐着，坐了一天一夜。后来人家没办法，给了。”
他说着，笑了。陈卫国也笑了，但笑着笑着，眼眶就红了。
那个冬天，陈卫国几乎天天往外跑。有时候去找村里的老人，有时候去找那些从外地来学技术的农民，有时候就蹲在地头，看着那块地发呆。
林晓燕帮他整理笔记，把他记下来的那些故事，一笔一笔地抄在本子上。张秀英帮他抄稿子，遇到不认识的字就问他。王雪梅帮他画插图，画那些人的样子，画那些年的场景。王建国还是挑水砍柴，但有时候也坐在地头，跟他们讲他小时候的事——怎么饿肚子，怎么跟着大人干活，怎么熬过那些苦日子。
“建国哥，你小时候的事，我咋没听你说过？”张秀英问。
王建国挠挠头：“有啥好说的。都过去了。”
陈卫国说：“说说吧。记下来，以后的人就知道了。”
王建国想了半天，憋出一句：“有一年冬天，家里没吃的，我妈把最后一把玉米面做成粥，给我喝了，她自己喝了一天的水。”
他说完，就不说了。几个人都沉默了。
王雪梅低着头，手里的笔没停，在纸上画着什么。过了一会儿，她把那张纸递给陈卫国。纸上画着一个女人，端着一碗粥，递给一个孩子。女人的脸看不清，但那个姿势，让人看一眼就心里发酸。
陈卫国把那幅画收好，说：“这个，写进书里。”
那年冬天，陈卫国写了很多人的故事。老李头、赵大爷、孙队长、王建国，还有那些从外地来的农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个人都在这块地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他写得慢，因为每一个字都要想很久，每一句话都要改很多遍。
周明远有时候问他：“写多少了？”
陈卫国说：“写了好几个了。”
周明远点点头，说：“慢慢写，不着急。”
有时候陈卫国去看他，把写好的稿子念给他听。念到老李头啃树皮那段，周明远闭着眼睛，不说话；念到赵大爷推车送粮那段，他睁开眼，叹了口气；念到孙队长坐了一天一夜那段，他笑了，说：“老孙这个人，犟。”
念到王建国那一段，周明远沉默了很久，说：“那一年，我也饿过肚子。那种滋味，不好受。”
陈卫国看着他，没说话。
周明远看着窗外，窗外是灰蒙蒙的天，几棵光秃秃的树。“我在农场那几年，”他说，“有一回饿得实在受不了，跑到地里挖野菜。野菜都被人挖光了，就剩些根。我把那些根嚼了，嚼了一整天。”
他说得很平静，好像说的是别人的事。但陈卫国听着，心里像刀割一样。
“周教授，”他说，“这些也写进书里。”
周明远摇摇头：“写那些干啥。写点高兴的。”
陈卫国说：“高兴的要写，苦的也要写。让人知道，这块地上的人，是怎么过来的。”
周明远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点点头：“行。你写吧。”
那年冬天，雪下得很大。但周明远的小屋里总是暖烘烘的，炉火从早到晚烧着。陈卫国天天来看他，有时候念稿子，有时候就坐着，陪他说说话。王雪梅也天天来，有时候画画，有时候就坐着。王建国也来，挑完水就坐在门口，听陈卫国念稿子。
腊月二十三，小年。陈卫国把写好的稿子整理好，厚厚的一摞，放在桌上。张秀英跑来看，翻了几页，问：“卫国哥，写完了？”
陈卫国摇摇头：“没写完。这块地上的人太多了，写不完。”
张秀英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又问：“那什么时候能写完？”
陈卫国想了想，说：“慢慢写。不着急。”
那天晚上，几个人又聚在周明远的小屋里。王雪梅做了一桌子菜，张秀英端茶倒水，林晓燕包了饺子，王建国烧火。周明远坐在炕上，手里摸着那摞稿纸，脸上带着笑。
“好啊，”他说，“写得好。”
陈卫国说：“还没写完呢。”
周明远摇摇头：“够了。这些就够了。”
窗外，雪又下起来了，细细的，密密的。屋里，炉火烧得正旺，暖烘烘的。几个人围坐在一起，像一家人那样，安安静静地，过着一个普通的冬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