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远走后的第一个春天，陈卫国把“丰年一号”种满了实验基地的每一块地。
这不是周明远的遗愿——老教授从来没说过这样的话。但陈卫国觉得，就应该这么种。一百亩地，清一色的“丰年一号”，从地头望过去，齐刷刷的，像一片绿色的海。周明远生前最喜欢站在地头看庄稼，一看就是半天。现在他不在了，陈卫国替他看。
有时候看着看着，他会想起老教授说过的那些话。“这块地，墒情好。”“那块地，再施点肥。”“玉米抽雄了，好兆头。”每一句他都记得，清清楚楚的，像昨天刚说过一样。
林晓燕站在他旁边，也不说话，就陪着他看。她知道他在想什么，有些时候，陪着就行，不用问，也不用劝。
那年春天，来实验基地学技术的人比往年更多了。不光是附近村里的，还有从外省来的，坐了几天几夜火车，背着铺盖卷，蹲在地头等他。陈卫国来者不拒，有问必答。他把“丰年一号”的种法掰开揉碎了讲，从选种讲到播种，从施肥讲到浇水，从抽雄讲到收获。他讲得细，听的人也认真，有人拿本子记，有人用树枝在地上画，有人干脆录了音——那是头一回有人带着录音机来。
一个从河南来的老农拉着他的手说：“陈老师，我种了一辈子地，没见过这么好的玉米。您这法子，能教我们不？”
陈卫国点点头：“能。只要你们肯学，我就肯教。”
那天他讲了一整天，嗓子都哑了。林晓燕给他熬了胖大海，张秀英给他倒了杯水，他喝了，接着讲。晚上回到屋里，倒在炕上就睡着了，梦里还在讲怎么种玉米。
张秀英现在能独当一面了。陈卫国忙不过来的时候，就让她去给新来的学员讲课。她一开始紧张，站在地头腿肚子打颤，说话也结巴。讲了几次就好了，嗓门比谁都大，讲得比谁都实在。学员们都爱听她讲课，说她讲得明白，一听就懂。
“秀英姐，这肥啥时候施？”有人问。
“苗出来一个月。”张秀英说，“早不行，晚了也不行。”
“秀英姐，这水啥时候浇？”
“看天。天旱了就浇，不旱不浇。”
她讲得简单，但句句在点子上。陈卫国在旁边听着，心里暗暗点头——这丫头，出息了。
王雪梅那年春天回村里的次数少了。画院的事多，又要筹备新的画展，有时候半个月才能回来一趟。但每次回来，她都先去地里转一圈，画几幅画，然后去看周明远的坟。坟在村东头的坡上，对着实验基地的那片地。她站在坟前，也不说话，就那么站着。风吹过来，把她的头发吹乱了，她也不理。
王建国每次都陪她去。他站在她身后，隔了两步远，也不说话。有时候王雪梅站很久，他就站很久；王雪梅转身走，他就跟着走。两人一前一后，慢慢地走回村里。张秀英看见他们这样，偷偷跟林晓燕说：“雪梅姐和建国哥，什么时候能成啊？”
林晓燕笑了：“你急什么？”
张秀英说：“我不是急，我就是看着着急。”
林晓燕说：“他们的事，让他们自己来。”
那年夏天，“丰年一号”长得比往年都好。秆子粗壮，叶子墨绿，玉米棒子一个比一个大。陈卫国蹲在地头，掰开一个看了看，颗粒饱满，整整齐齐，一排、两排、三排……十四排，全是十四排。他心里一阵激动，站起来，对着那片玉米地喊了一声。喊的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就是心里憋着一股劲，不喊出来不舒服。
林晓燕在地那头听见了，抬起头，冲他笑了笑。他也笑了，隔着整片玉米地，两人谁也看不清谁的脸，但都知道对方在笑。
那年秋天，“丰年一号”收了。一百亩地，平均亩产一千七百斤，又破了纪录。消息传到县里，县里报到省里，省里又报到了北京。秋天的时候，北京来了一封信，说“丰年一号”被定为全国推广品种，要在北方几个省大面积种植。
陈卫国拿着那封信，去周明远的坟前坐了一下午。他把信念了一遍，又念了一遍。念完了，就坐在那里，看着远处的庄稼地，看着那些忙着收割的人，看着那片他待了十几年的土地。
“周教授，”他说，“成了。‘丰年一号’成了。”
风吹过来，把纸吹得哗啦啦响。他没去捡，就让它想着。
那年冬天，陈卫国把写人的那本书又翻出来，继续写。搁了大半年，有些地方生疏了，但一拿起笔，那些人的样子就又回来了——老李头捏着烟袋锅子的手，赵大爷赶马车时弯着的腰，孙队长坐在县里门口等救济粮的背影，王建国他娘端粥的姿势。他写得很慢，有时候一天写不了几页，但每一页都写得认真，每一个字都想很久。
张秀英帮他抄稿子，抄着抄着就哭了。她哭老李头啃树皮那段，哭赵大爷推车送粮那段，哭王建国他娘喝了一天水那段。陈卫国说：“别哭了。”她说：“我没哭，就是眼睛进沙子了。”大冬天的，屋里哪来的沙子？陈卫国没拆穿她，递了块手帕过去，她接过来，擤了擤鼻子，继续抄。
王雪梅那年冬天在省城开了一个画展，专门画村里的人。有老李头坐在炕上抽烟袋的样子，有赵大爷在院子里劈柴的样子，有孙队长站在地头看庄稼的样子，有周明远站在坟前望着远方的样子——那是他走之前，她最后一次给他画的像。
画展办得很成功，省城的报纸都登了。有记者来采访她，问她为什么画这些农民。她想了半天，说：“因为他们好看。”
记者愣了一下，又问：“哪里好看？”
王雪梅说：“哪儿都好看。”
记者没再问了。
那年冬天，雪下得少。腊月里只下了两场，薄薄的，落地就化了。张秀英说这不像冬天，像春天。陈卫国说还早呢，这才腊月。张秀英说反正不冷，好事。
腊月二十三，小年。几个人又聚在陈卫国和林晓燕的屋里。王雪梅从省城赶回来，带了一幅新画的画，挂在墙上。画的是村东头那个坡，坡上有座坟，坟前站着一个人，看不清是谁。张秀英看了半天，问：“这是谁？”
王雪梅说：“谁都可以。”
张秀英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没再问了。
那顿年夜饭，几个人吃得安静。不是不高兴，就是不想说话。王雪梅做了一桌子菜，张秀英端茶倒水，林晓燕包了饺子，王建国烧火。陈卫国坐在桌前，看着那幅画，看了很久。
吃完饭，几个人坐在炕上喝茶。张秀英突然问：“卫国哥，你说周伯伯在天上，能看见咱们不？”
陈卫国想了想，说：“能。”
张秀英又问：“他能看见‘丰年一号’不？”
陈卫国说：“能。什么都看得见。”
张秀英点点头，好像放心了。
窗外，月亮升起来了，照在雪地上，亮得晃眼。屋里，炉火正旺，暖烘烘的。几个人围坐在一起，像一家人那样，安安静静地，过着一个普通的冬夜。
陈卫国看着林晓燕，她正低头缝着什么。她的头发比前几年白了些，眼角也有了细纹，但那认真的样子，和第一次见面时一模一样——那是1975年的秋天，她站在知青点门口，扎着两条辫子，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问他：“你就是陈卫国？”
他那时候瘦得跟麻秆似的，连饭都吃不饱。谁能想到，十几年后，他们会坐在一起，守着这片土地，守着这些庄稼，守着这些年的记忆。
林晓燕抬起头，看见他正看着自己，愣了一下，问：“看啥呢？”
陈卫国笑了：“看你。”
林晓燕脸微微一红，低下头，继续缝。旁边的张秀英看见了，捂着嘴偷笑。王雪梅嘴角也翘了一下。王建国坐在那里，傻傻地笑，也不知道在笑什么。
窗外，月亮越升越高。屋里，几个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谁也不急着走。
这个冬天，很长。但春天，总会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