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塞尔的冬天比柏林更冷。不是那种干冷，是湿冷，冷到骨头里。雾很大，整个城市灰蒙蒙的，欧盟总部的大楼在雾里若隐若现，像一个漂浮在云端的城堡。林默站在大楼对面的咖啡馆里，隔着玻璃窗看着那栋玻璃建筑。汉娜坐在他旁边，手里握着一杯热巧克力，没有喝。她在发抖，不是因为冷。
“你还好吗？”林默问。
汉娜点了点头。然后又摇了摇头。“我不知道。”
林默看着她。她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大衣，是陆渺昨天带她去买的，很合身，衬得她的金发更亮了。她的脸上有了一点血色，不像刚从工厂救出来时那样苍白。但她的眼睛里有恐惧——不是那种被关在黑暗里的恐惧，是另一种，站在光明里，被所有人注视的恐惧。
“你不用去。”林默说，“没有人会逼你。”
汉娜摇头。“我要去。”她看着窗外那栋大楼，握紧了杯子。“十一年。我一直在等这一天。”
咖啡馆的门开了，陆时卿走进来。他还是那身打扮，黑色风衣，金丝眼镜，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和这座城市、这个季节、这场风暴格格不入。他看到汉娜，微微点了点头，然后在林默对面坐下。
“准备好了？”
林默看着他。“你提前动手了。”
陆时卿没有回避。“等不及了。克劳斯在转移资产，销毁证据，转移改造人。再等下去，什么都剩不下。”
“你说过等我救完人。”
“你救了多久了？三个月，一百七十一个人。还有几百个。等你救完，克劳斯早跑了。”他摘下眼镜，用眼镜布慢慢擦拭，这个动作林默已经见过很多次了。“林处长，我知道你不信我。但你得信一件事——克劳斯必须现在倒下。不是因为政治，是因为人。他在乌克兰的工厂，上个月又死了三个。三个。你救人的速度，赶不上他杀人的速度。”
林默沉默了。他想起乌克兰那个工厂，炮弹在头顶飞，他们冲进去，只救出来八个人。还有十二个，被转移了，不知道去了哪。那十二个人里，有几个还活着？有几个已经死了？他不知道。
“今天谁作证？”他问。
陆时卿戴上眼镜。“三个人。第一个是汉娜。第二个是波兰工厂的守卫，他愿意出庭作证，指认克劳斯是幕后主使。第三个——”他顿了顿，“是阮文绍。”
林默愣住了。“阮文绍？”
“他是中间人。克劳斯买改造人的时候，经手人就是他。他手里有完整的交易记录，有邮件，有转账凭证，有克劳斯亲笔签名的合同。这些东西，比你从工厂里救出来的人更有说服力。”
“你什么时候找他的？”
“两周前。他答应了。条件是你同意。”
林默看着陆时卿，看了很久。“你什么都安排好了。就等我点头。”
陆时卿没有否认。“你是他的恩人。你救了阮文玲，他欠你的。你点头，他就来。”
咖啡馆里安静了几秒。窗外的雾更浓了，欧盟总部的大楼几乎看不见了。汉娜握着热巧克力的杯子，手指在杯壁上轻轻地敲，有节奏的，像心跳。
“让他来。”林默说。
阮文绍到布鲁塞尔的时候，是当天晚上。他穿着西装，打了领带，头发剪短了，胡子刮干净了，看起来像一个普通的亚洲商人。但他的眼睛出卖了他——那双眼睛里有恐惧，有紧张，有不安。他站在酒店房间的窗前，看着布鲁塞尔的夜景，双手插在口袋里，肩膀微微耸着。
林默推门进来。阮文绍转过身，看着他。
“林处长。”
林默在他对面坐下。“你为什么要来？”
阮文绍沉默了一会儿。“因为我想睡个好觉。”
林默看着他。
阮文绍继续说：“阮文玲回来了。但她每天晚上都做噩梦。梦到那个没有窗户的房间，梦到那个男人，梦到二十年。她不说，但我知道。她每天晚上都哭，不敢出声，怕我听到。”
他的声音开始发抖。“我卖了她。二十年前，我亲手把她卖了。现在她回来了，但她回不来了。她每天晚上都在那个房间里，出不来了。”
他低下头，双手捂住脸。“我睡不着。闭上眼睛就是那些人的脸。不是阮文玲的脸，是那些被卖掉的改造人的脸。几百个，几千个。他们在看着我，不说话，就是看着我。”
林默看着他，没有安慰，没有劝阻。他只是在等。过了很久，阮文绍抬起头，眼睛红红的，但很亮。
“我要作证。把我知道的都说出来。克劳斯买的那些人，经我手的就有上百个。我要把他们都说出来。”
“你不怕？”
阮文绍笑了。那个笑很苦，但很真。“怕。但怕也要说。说了，也许能睡个好觉。”
林默站起来，走到门口，回头看他。“明天，我陪你去。”
阮文绍点了点头。
第二天，欧洲议会大楼，听证会。
大厅很大，能容纳几百人。记者坐满了后排，摄像机架了一排，红色的指示灯亮着，像一排盯着猎物的眼睛。议员们坐在半圆形的席位上，有的在翻文件，有的在小声交谈，有的在看手机。主席台上坐着听证会的主持人，一个头发花白的德国人，表情严肃。
汉娜坐在证人席上。她穿着那件深蓝色的大衣，手放在桌上，很安静。林默站在旁听席的角落里，看着她。大厅里的灯很亮，照在她脸上，她的皮肤白得近乎透明。
主持人开口了。“韦伯女士，请陈述您的证词。”
汉娜沉默了一会儿。她看着那些议员，看着那些摄像机，看着那些盯着她的眼睛。然后她开口了，声音很轻，但很稳。
“我叫汉娜·韦伯。德国人。2013年，我在柏林被绑架。我被带到波兰的一个工厂里，被改造，被实验，被当成工具使用了十一年。”
大厅里很安静。只有她的声音在回荡，像一颗石子投进深水，涟漪一圈一圈地扩散开去。
“他们给我打针，往我身体里注射我不知道的东西。每次注射完，我都会发烧，会呕吐，会昏过去。醒来的时候，我不记得自己是谁了。”
她的声音开始发抖，但她没有停。“他们给我编号。447号。不是名字，是编号。他们叫我447号，叫我‘产品’，叫他们想叫的任何东西。就是不叫我汉娜。”
有议员举手提问。“韦伯女士，您能指认是谁下令进行这些实验的吗？”
汉娜点头。“能。是一个叫弗里德里希·克劳斯的人。他是欧洲议会的议员。”
大厅里哗然了。记者开始疯狂地记笔记，摄像机镜头推近，对准汉娜的脸。议员的席位上有人站起来，有人在喊“秩序！秩序！”。主持人在敲锤子。
汉娜没有动。她坐在证人席上，看着那些混乱的人群，表情平静。她的眼睛很亮，像雪地里反射的月光。
第二个作证的是波兰工厂的守卫。他穿着灰色的西装，低着头，声音很小。他说了工厂的结构，说了改造人的数量，说了克劳斯亲自来视察的日期。他说得很详细，很具体，像在背一份早就准备好的稿子。有议员问他为什么愿意作证。他沉默了很久，然后说：“因为我儿子问我，爸爸，你是好人还是坏人？我想告诉他，我是好人。”
第三个是阮文绍。他走到证人席上的时候，腿在发抖。他坐下，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开始说。说了二十分钟，没有停。他把克劳斯买改造人的每一笔交易都说了出来，时间，地点，金额，数量。他说得很慢，但很清楚，每一个数字都像钉子一样钉进在场每一个人的耳朵里。
“一百三十七个人。”他最后说，“经我手的，就有一百三十七个。都是克劳斯买的。有中国人，有韩国人，有瑞典人，有德国人，有波兰人，有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他们被送到工厂里，被改造，被实验，被变成工具。”
他抬起头，看着那些议员。“我卖了他们。我是坏人。但克劳斯比我更坏。他是议员，是你们的人，是欧洲议会的人。他买了这些人，用他们做实验，然后站在这里，假装自己是好人。”
大厅里鸦雀无声。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动。只有摄像机在转，红灯一闪一闪的。主持人敲了一下锤子。“听证会到此结束。结果将另行公布。”
汉娜从证人席上站起来，腿是软的，扶着桌子才站住。林默走过去，扶住她。她靠在他身上，浑身在发抖，但她的脸上有光。
“我说完了。”她说。
林默点头。“说完了。很好。”
陆时卿走过来，站在他们面前。他的脸上没有笑容，表情很严肃。
“克劳斯已经被拘留了。欧洲议会启动了内部调查程序。他的豁免权被暂停了。”
林默看着他。“你满意了？”
陆时卿沉默了一会儿。“不满意。他还有同伙，还有下线，还有那些帮他转移资产、销毁证据的人。这只是一个开始。”
他转身，走了。风衣的下摆扬起来，带起一阵风。林默站在大厅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汉娜还靠在他身上，很轻，轻得像一把骨头。大厅里的记者开始散去，摄像机一台一台地关掉，红灯灭了。议员们站起来，三三两两地离开，有人在低声交谈，有人在打电话，有人在看手机。
林默扶着汉娜，慢慢往外走。走到门口，他回头看了一眼。证人席上空了，只有一把椅子，一张桌子，一个麦克风。灯光照在空椅子上，很亮，很孤单。
他想起汉娜说的那句话——“我叫汉娜·韦伯。德国人。”不是447号，不是产品，不是工具。是汉娜·韦伯，德国人，2013年在柏林被绑架。她用了十一年，才把这句话说完整。
他扶着她，走出大楼。外面，雾散了，太阳出来了，照在布鲁塞尔的街道上，金黄色的，暖洋洋的。他掏出那枚硬币，在手心里翻了一下。
太爷爷，她说完了。她说，我叫汉娜·韦伯。德国人。不是447号。她终于说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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