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回到柏林的那天，下着雪。不是江海那种细碎的雪粒，是欧洲的大雪，鹅毛似的，一片一片地从灰白色的天空飘下来，落在地上，积了厚厚一层。柏林的老街道在雪里变得很安静，只有脚踩在雪地上的咯吱声。
林默没有送她到家门口。他把汉娜和陆渺送到柏林市区的一个安全屋，是烛龙欧洲分局的据点，一栋不起眼的公寓楼，在一条安静的街上。陆渺会在那里继续汉娜的恢复治疗，等她的身体状况稳定了，再决定下一步。
汉娜站在公寓楼的门口，回头看了林默一眼。她的眼睛已经不空了，里面有东西在动——是雪，是灯光，是这座她出生、长大、被人抓走的城市。
“谢谢你。”她用英语说。这三个字她练了一路，从波兰到柏林，五个小时，一直在练。
林默摇头。“不用谢。”
汉娜看着他，嘴唇动了动，像想说什么，但没说。她转身，走进公寓楼。门在她身后关上了。林默站在雪地里，看着那扇关上的门，看了很久。雪花落在他的头发上，肩膀上，手背上，凉凉的，很快就化了。
姜九黎走过来，撑着伞，举到他头顶。“走吧。还有六百多个。”
林默点头。两个人转身，往车的方向走。雪越下越大，整个柏林都在雪里，白茫茫的，像一个巨大的、安静的坟墓。他想起汉娜说的那句话——“IchwillnachHause。”我想回家。她回家了。但不是回到那个有哥特式建筑、有学士袍、有毕业证书的家，是回到一个安全屋，一个临时住处，一个她自己都不认识的地方。十一年，什么都变了。她的家人可能搬走了，她的朋友可能失散了，她的城市可能已经不是她记忆中的样子了。但她回来了。活着回来了。这就够了。
接下来的两个月，林默带着姜九黎、白恪、陆渺，跑遍了整个欧洲。波兰，罗马尼亚，立陶宛，乌克兰，然后是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克劳斯的工厂不止四座，是七座。四座大的，三座小的。每一座都关着人，少则几个，多则几十个。
他们一个一个地救。罗马尼亚的工厂在喀尔巴阡山里，关着十五个人。救出来的时候，有三个已经死了。立陶宛的工厂在波罗的海海边，关着二十一个人，全活着。乌克兰的工厂在顿涅茨克，战区，炮弹就在头顶飞，他们冒着炮火进去，救出来八个人，还有十二个，被武装组织转移了，不知道去了哪。
捷克那家最小，只有三个人，但改造程度最深，已经完全丧失了语言能力。林默握着他们的手，在黑暗里找了很久，很久。有的找到了，有的没找到。没找到的那个，他坐在床边，握着那只手，一直坐到天亮。天亮的时候，那个人睁开眼，看着他。眼睛里没有光，但也没有空——有一样东西，比空更深，比暗更黑。是死。林默轻轻地把那只手放下，站起来，走出房间。
姜九黎在外面等他。“走了？”
林默点头。他走到车边，坐进去，关上门。车开出去，往下一个地方。他坐在副驾驶上，一句话都不说。姜九黎也没有说话。她只是偶尔从后视镜里看他一眼，然后把目光转回路面上。
两个月，七座工厂，一百四十三个人。活着的，一百三十一个。死了的，十二个。名单上的四百三十七个人，他救了一百七十一个。还有两百六十六个。名单外的，还有克劳斯自己抓的，数字不详。他知道这远远不够，但他只能一个一个来。
第三个月，他们去了北欧。瑞典，芬兰，挪威。苏珊就是从那里来的，斯德哥尔摩，她的家。林默站在斯德哥尔摩的街头，看着那些老建筑，那些运河，那些在雪中漫步的行人。苏珊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在这里觉醒。然后被人带走，送到莫斯科，关在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里，十六年。他想起苏珊醒来的时候，一遍一遍地念自己的名字。苏珊·林德伯格。斯德哥尔摩。瑞典。她怕忘了。怕忘了自己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在瑞典他们没有找到克劳斯的工厂，但找到了一个中转站。一个在斯德哥尔摩郊区的地下室，关着七个人，都是北欧人，都在等被送往下一个地方。林默把他们救出来的时候，有一个人抓着他的手，用瑞典语说了很长很长的话。他听不懂，但他知道她在说什么。她在说，谢谢。她在说，你叫什么名字。她在说，我要回家。
白恪在旁边翻译：“她说她叫英格丽德，瑞典人，2015年在哥本哈根被绑架。她以为这辈子再也回不来了。”
林默握了握她的手。“你回来了。”
英格丽德看着他，眼泪流下来。她点了点头，转身，走进瑞典警察局的大门。林默站在门口，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门里。雪还在下，斯德哥尔摩的雪比柏林的轻，细细的，像盐。他掏出那枚硬币，在手心里翻了一下。太爷爷，一百七十一个了。有的死了，有的活着，有的还在等。我继续。他把硬币收起来，转身，往车的方向走。姜九黎在等他。
“下一个去哪？”
林默想了想。“立陶宛。还有一批人在维尔纽斯。”
“你累吗？”
林默愣了一下。他看着姜九黎，她的眼睛下面有很深的黑眼圈，头发乱糟糟的，嘴唇干裂。这两个月，她一直跟着他，开车，警戒，掩护，接应。没有休息过一天。
“你累吗？”他反问。
姜九黎笑了。“累。但你还没停，我不能停。”
林默看着她，沉默了一会儿。“明天再走。今天休息。”
姜九黎愣了一下。“你确定？”
林默点头。“确定。一天，耽误不了什么。”
他转身，往酒店走。姜九黎跟在后面。两个人走在斯德哥尔摩的街头，雪落在他们身上，头发上，肩膀上。街边的咖啡馆亮着灯，里面有人在喝咖啡，看报纸，聊天。普通的北欧冬夜，普通的日常生活。林默站在咖啡馆的窗外，看着里面的人。他们不知道他是谁，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人被关在地下室里，等人去救。他们只是喝咖啡，看报纸，聊天。他突然很羡慕他们。
姜九黎站在他旁边。“想进去坐坐？”
林默摇头。“走吧。”
两个人继续往酒店走。雪越下越大，整个城市都在雪里，白茫茫的。他的手机响了。林晓打来的。
“处长，弗里德里希·克劳斯出事了。”
林默的手握紧了手机。“什么事？”
“有人把他告了。欧洲议会内部有人提交了一份指控，附了大量证据——改造人交易的记录，工厂的照片，实验数据。证据链很完整，不是我们能拿到的级别。”
林默的心沉了一下。“谁告的？”
林晓沉默了一会儿。“陆时卿。”
林默站在雪地里，握着手机，一动不动。雪花落在屏幕上，很快就化了。
“他提前动手了。”
林晓的声音很紧。“处长，克劳斯在欧洲议会的人已经开始反击了。他们说证据是伪造的，是竞争对手的政治陷害。如果陆时卿输了，克劳斯会反咬一口，把所有证据都销毁。那些还没救出来的人——”
“我知道。”林默挂了电话。他站在雪地里，看着斯德哥尔摩的夜空。雪从天上飘下来，无穷无尽，像永远下不完。
姜九黎看着他。“怎么了？”
林默没回答。他在想。陆时卿答应过他，等他救完人再动手。但他没有等。他在林默救人的时候，收集了更多的证据，找到了更多的证人，然后在他觉得时机成熟的时候，出手了。不是背叛，是等不及了。五年的等待，已经够久了。他不想再等了。
“回柏林。”林默说，“现在。”
两个人连夜赶回柏林。陆渺在安全屋里等他们，汉娜也在。她的恢复比预想的好得多，已经能自己走路，自己吃饭，自己说话了。看到林默，她站起来。
“林处长。”
林默看着她。“汉娜，有人要见你。”
汉娜愣了一下。“谁？”
“欧洲议会的人。他们需要证人。克劳斯的案子，需要受害者出庭作证。”
汉娜沉默了。她站在那里，穿着陆渺给她买的毛衣，蓝色的，很暖和。她的头发长出来了一些，金黄色的，在灯光下闪闪发光。
“你想让我去作证？”
林默点头。“如果你愿意的话。”
汉娜想了很久。窗外的柏林在下雪，细细的雪粒，打在窗户上沙沙响。她看着那些雪，看了很久。
“我去。”她说。
林默看着她。“你不怕？”
汉娜笑了。那个笑很轻，很短，但很真。“怕。但我要去。”
林默点了点头。他转身，走到窗边，看着窗外的雪。柏林在下雪，整个欧洲都在下雪。在布鲁塞尔，在欧洲议会的大楼里，有人在战斗。用证据，用法律，用证人的证词。不是用枪，不是用能力，是用另一种武器——真相。
他掏出那枚硬币，在手心里翻了一下。太爷爷，他们要打一场仗。不是用枪，是用嘴，用纸，用一个人的勇气。汉娜要去作证了。她说，怕，但要去。我陪她去。
他把硬币收起来，看着窗外的雪。雪还在下，柏林在雪里很安静。但他知道，在布鲁塞尔，暴风雪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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