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是下午三点的。苏辞买了一张硬座票，一千一百公里，十四个小时。他把铁盒子塞进背包里，又把两枚铜钱和那块碎砖用布包好，放在铁盒子旁边。那本《百鬼行》单独装在衣服口袋里，贴着胸口，和沈夜的三千六百二十一个字隔着一层布，遥遥相对。
候车厅里人很多。春运刚过，返程的人挤满了每一排座位，空气里弥漫着泡面味、汗味和某种说不清的焦躁。苏辞找了一个角落坐下来，把背包抱在怀里。对面坐着一个中年女人，怀里搂着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小女孩在吃棒棒糖，吃得满嘴都是红色的糖浆。她看了苏辞一眼，忽然伸出沾满糖浆的手，朝他挥了挥。苏辞愣了一下，也挥了挥手。小女孩笑了，露出几颗小小的、参差不齐的牙。
检票的时候，他排在队伍最后面。前面的人一个个穿过闸机，背影消失在通往站台的通道里。苏辞把车票塞进闸机，闸机“嘀”了一声，吐出一截打印纸。他拔出来，看了一眼——座位号，7车053号。他把票装进口袋，走进通道。通道很长，灯光昏黄，两边墙上贴满了广告，有一张已经撕了一半，剩下的一半上写着“北京欢迎你”，下面是一个笑脸，笑得太大了，看起来像哭。
火车已经停在站台上了。绿皮车，老式的那种，车身漆面斑驳，车窗上蒙着一层灰。苏辞找到7号车厢，挤上去，找到053号座位。靠窗。他把背包放在行李架上，坐下来，把《百鬼行》从口袋里掏出来，放在膝盖上。
对面坐着一个年轻男人，戴着耳机，闭着眼睛，头随着音乐的节奏轻轻摇晃。旁边是一个老太太，拎着一个编织袋，袋子里装着几棵大葱和一兜鸡蛋。她坐下来之后，把编织袋塞在座位底下，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苹果，开始削皮。削下来的皮很薄，连成一条，垂在空中，像一根细细的红线。
苏辞看着那根苹果皮，忽然想起沈夜手腕上的红绳。那根绳系了一千三百年，系到最后，褪了色，磨损了，但没断。他娘给他系上的时候，大概也是用这种细细的、红红的线。他不知道他娘长什么样，沈夜没有写。三千六百二十一个字，写了长安的街，写了东市的布，写了西市的酒，写了南山的寺庙，写了北邙的荒坟，但没有写他娘。唯一提到他娘的，是那枚铜钱背面的那行字——母沈门杨氏，为子系钱，盼归。
七个字。
苏辞摸了摸胸口那枚开元通宝。铜钱贴着皮肤，凉的，但凉了一会儿就变温了，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烧，烧得不旺，但一直不灭。
火车动了。站台缓缓往后退，退到后面，退到远处，退成一个点，然后消失。窗外的风景从城市变成郊区，又从郊区变成农田。麦子还没返青，地里光秃秃的，偶尔有几棵树站在田埂上，光秃秃的枝丫像一把把倒插在地上的扫帚。
苏辞翻开《百鬼行》。第一页还是空白，但这一次，他翻到第一页的时候，指尖感觉到了一种微微的震动，像有什么东西在纸面底下轻轻叩击。他把手指按在纸面上，闭着眼睛，感受那种震动。一下，一下，很有规律，像心跳。
不是沈夜的心跳。是另一个人的。顾长风的。
他睁开眼睛，把书合上，放回口袋里。然后他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假装睡觉。胸口那三千六百二十一个字开始动了。它们从胸口出发，沿着他的血管往上走，走到喉咙，走到舌根，走到牙齿后面，停在那里。然后它们开始说话——不是用声音，是用某种更深层的、更古老的通道。苏辞“听”见了它们说的话，不是一句话，是一幅画。
北京城，一百二十年前的样子。城门还在，城墙还在，街上的行人还梳着辫子。东交民巷，使馆区，洋人的房子红砖白窗，门口站着穿制服的印度巡捕。崇文门大街，两边的店铺一家挨一家，卖布的，卖鞋的，卖药的，卖棺材的。有一条胡同，很窄，很暗，两边的墙很高，墙上爬满了藤蔓。胡同的尽头，有一扇黑漆大门，门上的铜环锈了，门楣上有一块匾，匾上的字被灰盖住了，看不清。
苏辞猛地睁开眼睛。他知道那扇门在哪儿了。不是他想起来的——是沈夜的字告诉他的。一千三百年前，沈夜走过那条胡同。那时候还没有门，没有墙，只有一条土路，两边是麦田。一千三百年后，麦田没了，土路变成了胡同，胡同里多了一扇门。但地没变。路没变。那块地底下的东西，没变。
火车在华北平原上飞驰。窗外的天暗下来了，从灰白变成灰蓝，又从灰蓝变成一种说不清的颜色，像洗了很多遍的旧军装。对面那个年轻男人睡着了，耳机掉了一只，垂在肩膀上，还在放音乐，声音很小，像蚊子在叫。老太太的苹果削完了，皮扔在桌上的垃圾盘里，苹果切成小块，用牙签扎着，一块一块地吃。她见苏辞醒了，扎了一块递过来。“吃吗？”
苏辞愣了一下，接过来。“谢谢。”
“去北京？”老太太问。
“对。”
“打工？”
“不是。找人。”
老太太点了点头，没有多问。她又扎了一块苹果，塞进自己嘴里，嚼得很慢，像在嚼一件很重要的事。
苏辞把苹果吃了，很甜。他把牙签放在垃圾盘边上，从口袋里掏出那本《百鬼行》，翻到最后一页，看着那行字。顾长风，光绪二十六年，死在京城。光绪二十六年，一九零零年。那一年，北京城被八国联军占了，慈禧跑了，很多人在那一年死了。顾长风是其中一个。他的刀丢了，丢了一百多年。他等了一百多年，就等一个人帮他找回来。
苏辞合上书，看着窗外。天完全黑了，车窗变成了一面镜子，映出他自己的脸。很年轻的脸，二十四岁，眼睛下面有黑眼圈，嘴唇有点干。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忽然觉得陌生。这个人是谁？这个坐在绿皮火车上、口袋里装着两枚铜钱和一块碎砖、胸口揣着一千三百年前的字的人，是谁？
镜子里的自己没有回答。火车轰隆隆地响着，穿过一个又一个站台，停也不停。凌晨三点的时候，车厢里安静下来了。大部分人都睡了，只有几个睡不着的人，在过道里走来走去，或者趴在桌上发呆。苏辞也睡不着。他把那枚开元通宝从脖子上取下来，放在掌心里。铜钱很小，很轻，边缘磨得光滑发亮。他用拇指摩挲着背面的那行字——沈夜，长安宣阳坊人。贞观十一年进士。母沈门杨氏，为子系钱，盼归。
他把铜钱贴在额头上，闭上眼睛。迷迷糊糊之间，他听见一个声音。不是沈夜的，是另一个人的，很年轻，很急，像一个人在跑，一边跑一边喊。
“刀！我的刀！谁拿了我的刀！”
苏辞猛地睁开眼睛。车厢里一片安静，只有车轮碾过铁轨的“咯噔咯噔”声。他把铜钱重新挂回脖子上，摸了摸口袋里的《百鬼行》。书在发烫。他把书掏出来，翻开最后一页。那行字还在，但墨迹变了——从干透的黑色变成了湿润的暗红色，像血。
苏辞盯着那行字，盯了很久。然后他把书合上，放回口袋。窗外开始亮了。东边的天际线从深蓝变成浅蓝，又从浅蓝变成鱼肚白。远处出现了山的轮廓，很矮，很平，像一道被踩扁的城墙。
广播响了：“各位旅客，前方到站，北京站。”
苏辞站起来，从行李架上拿下背包，背在肩上。他走到车厢连接处，站在门口，等着开门。门上的玻璃映出他的脸，和几个小时前一样，但眼睛下面的黑眼圈更深了。
火车减速了。窗外的风景从农田变成厂房，从厂房变成楼房，从楼房变成密密麻麻的水泥森林。铁轨两边出现了围墙，墙上刷着广告，有一面墙上刷着八个大字：“北京欢迎你”，下面是一个笑脸。和车站通道里那张撕了一半的广告一模一样。
火车停了。门开了。苏辞走下车厢，站在站台上。北京的天灰蒙蒙的，看不见太阳，但能感觉到它在哪里——在云层后面，一团模糊的、发白的亮光。他深吸一口气，空气里有煤烟味、柴油味，还有一种说不清的、古老的、像尘土一样的味道。
沈夜的字在他身体里猛地动了一下。不是翻身的动，是——认出了什么东西的动。像一条狗闻到了主人的气味，猛地竖起耳朵，抬起头，朝一个方向看。
苏辞顺着那个方向看过去。站台的尽头，是一堵墙。墙是灰色的，上面贴满了广告和指示牌。但沈夜的字看的不是广告，不是指示牌——是墙后面的东西。墙后面是北京城。一百二十年前的北京城，一千三百年前的长安城，在同一片土地下面，叠在一起，压着，等着。
苏辞把背包往肩上提了提，迈开步子，走出了站台。身后，火车的汽笛响了，长长的，闷闷的，像一个人在很远的地方喊了一声。他没有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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