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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的区别在哪儿呢？”

“这很难解释。”彼得罗波罗斯院长抚摸着胡须说，“我该怎么说呢？希伯来语和阿拉米语都有相同的22个字母，但是这只是辅音。这两种语言都没有元音符号。但是当大声朗读时，这两种语言都有许多字母表里没有的语音。当口语被记载下来时，没有的语音或元音就用与它们最近似的辅音符号表示出来。一个用希伯来语书写和另一个用阿拉米语书与的人会用同样的辅音记下同样的词——但是，每个人会加上不同的、稍有区别的符号表示元音。举个例子来说，如果詹姆斯用希伯来语写My Lord或My G0d，那么写出来的将是Eli——但用阿拉米语言写出来的却是Elia。我讲清楚了吗？”

“噢，”兰德尔说，“我想我有些明白了。”

“这并不重要，”院长说，“你所关心的，我想，是古阿拉米语吧？”

“一点不错。”

“那么让我们接着谈，兰德尔先生，我听说你希望我检验一份用公元一世纪的阿拉米语书写的手稿。此外，对你来访的原因我一无所知。”

“神父，您听说过‘第二次复活’计划吗？”

“‘第二次复活’计划？”

“这是个代号，是在阿姆斯特丹进行的一项印刷《圣经》的活动。一群出版商结合在一起，打算根据6年前在罗马城外获得的重大的考古发现，出版《圣经》新的版本。”

“啊，当然——”院长打断他的话说，“现在我想起来了。英国《圣经》学者——杰弗里斯，杰弗里斯博士曾邀请我共同翻译新发现的阿拉米语材料。他写的并不很明显，但是引起了我很大的好奇心。当时如果不是我病得很厉害的话，我一定会接受他的邀请。但已不可能了。兰德尔先生，你能告诉我这是关于什么内容的吗？我一定替你保密。”

在接下来的5分钟里，兰德尔毫不犹豫地把彼得罗纳斯羊皮纸和詹姆斯福音书的要点告诉了院长。

他讲完之后，院长的眼睛亮了起来。“这可能吗？”他咕哝着，“这可能吗？能有这样的奇迹吗？”

“有可能，而且存在着。”兰德尔静静地说，“这就要靠您来判断挖掘中发现的手稿中的一块令人奇怪的碎片了。”

“这是主的作品，”院长说，“我只是他的仆人。”

兰德尔提起手提箱，放到腿上，打开，寻找埃德隆拍摄的第九号手稿的照片。他一边找，一边说，“这是由意大利考古学家奥古斯图·蒙蒂在罗马附近的一处古迹发现的。别人告诉我说蒙蒂教授和他的女儿在5年前曾拜访过您，请求您证实他的发现。可我觉得他的女儿不可能到过圣山。”

“绝对不可能。”

“但是我想知道蒙蒂教授自己是否真的来到这里向您请教？”

院长摇着头说：“没有，没有叫那个名字的人来拜访过我。至少……”他的声音低了下来，眼角闪动着，竭力去回想些什么。“蒙蒂，你说是蒙蒂？是从罗马大学来的那个人吗？”

“对！”

“我想起来了，我曾同他通过信，我肯定是这样的，可能是在四、五年前吧，或者甚至更早些。这位罗马的教授曾希望我去罗马，由他负担路费，去证实一些阿拉米语手稿。他自己太忙了，无法抽身到圣山来拜访我。后来——我又想起了另一件事——杰弗里斯博士在邀请我合作翻译时，的确提及过一位发现两部著名的公元一世纪时的文件的意大利考古学家。但是，至于与蒙蒂本人在这儿——圣山或其他的地方会面，没有，我不曾如此幸运地拜会过他。”

“我也认为您不曾见过他。”兰德尔说，尽力掩饰住他的痛苦，“我只不过想确证一下。”他把公文包放到地上，只拿出手稿的相片和阿拉米语英文译本的复制品。“这是我来圣山所要呈现给您看的。但是，在我给您看之前，院长，让我先把这个问题的由来说一下，希望您能解答。”

兰德尔没有提及博加德斯及他在该项目中的使命详情，只简单地说明了在《国际新约》正在印刷的过程中，有人偶然发现，在讲述耶稣从罗马经过富西纳斯湖肥沃的土地逃往埃及这一章里有一个年代错误，一个差异。

“但是，根据罗马历史学家记载，”兰德尔总结说，“直到3年后那个湖才干枯了。”

院长听清楚了。“允许我看一下译文。”他请求说。

兰德尔把它递给他，说：“请看第四和第五行。”

院长读了译文，又重新读了第四和第五行。“我们的主，在带着教徒逃出罗马的那天晚上穿过了富西纳斯湖的大片土地。那个湖早就被凯撒大帝派人排干了，那时罗马人已经在开垦并耕耘了。”他摇着头，陷入了沉思。“是的，现在如果你允许我看看这个译本的阿拉米语原文……”

兰德尔把相片递给院长，这位希腊老人扫了一眼相片，皱起眉头，然后抬起头。“这又不过是件复制品，兰德尔先生，我必须看一下原稿。”

“我没有，神父。他们不允许我或其他任何人携带着它旅行，这手稿太珍贵了。他们把它安全地保存在阿姆斯特丹的一个特殊的地下室里。”

院长显然很失望。“这样的话，你给我的任务就双重困难了。看阿拉米语那些细小的文字就已够困难的了。但是检验复制品中的阿拉米文字，并且试图准确地翻译它们，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这张相片是用红外线拍的，它显示出手稿中最微弱的特征，而且……”

“不管怎样，兰德尔先生，复制品只不过是第二手资料，对于我年老昏花的双眼来说，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那么，神父，您至少能分辨出相片上到底有什么吧？”

“我是想看一下，我当然尽力而为了。”他咕哝着站起身，蹒跚着走到放着灯的桌旁，拉开抽屉，取出一个巨大的放大镜。

兰德尔密切地注视着神父弓下腰，把手稿的相片放到灯下，透过放大镜研究它。一连几分钟，神父一直全神贯注地检查着相片。最后，他把放大镜放在桌子上，拖着双腿走向他的椅子，然后拿起译文，又重新读起来。

他一言未发地把译文还给了兰德尔，抚摸着他雪白的胡须，说：“你应该知道，杰弗里斯博士和他的同事能够直接看原文，因而有优势。记住这一点的话，便可以说他的翻译是最好的。果真如此的话，那么这些文件一定被认为是基督史上最令人震惊、最激动人心的发现了。”

“我也毫不怀疑这一点，”兰德尔说，“但是，我的确怀疑——或者至少我想知道，是否阿拉米语的翻译是最确切的呢？”

神父搔着胡子后的下巴，陷入了沉思。“就我从这张相片上分辨得出的结果来看，翻译是非常准确的。我不能断言的确是这样的。许多阿拉米文字，你自己也能看得出，经过几世纪已经褪色了，原来的文字几乎消失了，变得模糊不清了。在你所说的那几行里，有几个字几乎认不出来了。”

“我知道，神父，但仍……”

这位希腊老人没有理睬兰德尔，继续说下去：“古代手稿经常是这样的，一个外行人是不能理解这些问题的。首先，我们要来谈谈这些纸草纸的原料。你知道这个保留下来的手稿的纸草纸是什么吗？这种纸是由埃及尼罗河地区生长的一种草茎中抽取其木髓制成的。木髓被剪成条状，然后把两层这样的木髓条交叉粘在一起。这样生产出来的纸草纸不比我们当代廉价的证券纸持续的时间长多少，当然更不能保存十九个世纪。在潮湿的气候中，这种纸就分解了；在干燥的条件下，能保存时间长一些，但是变得极其脆弱，用手指一接触就可能破碎或碎成粉末。你给我看的相片中的手稿碎片，可能是太脆了，磨得太厉害了，以至于上面的文字几乎是模糊不清的。而且，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阿拉米文是用方体字形书写的，木髓纸上的各个字母或各个字都是独立写下来的，因此，单个字间不是互相联系着的。人们也许认为这样书写比较容易辨认和阅读。其实恰恰相反。用草书写成的字体都要远远比它好读。非常遗憾的是，草书到了公元九世纪时才出现。这些障碍就使得研究一件复制品更加艰难了。”

“然而，这种阿拉米语足可以被阅读的，而且全部翻译出来了。”

“的确是这样。就像分布在世界各地的3100份《新约》的碎片和手稿一样——其中80份写在纸草纸上，200份用安色尔体，也就是说大写体——也成功地被翻译出来了。但是，这是在克服了巨大的困难之后才得以翻译成功的。”

兰德尔仍坚持着。“很显然，这些手稿中的困难也被克服了。詹姆斯福音书被翻译出来了。而且您也说过，您认为它翻译得可能很精确。那么，您怎么能解释其它内容中的不一致性呢？”

“有几种可能的解释，”院长说，“我们不知道在公元62年的詹姆斯是否受过很好的教育，以至于他自己能够书写福音书。也许是他写的，但更有可能是，为了节省时间，由他口授，让经过训练的抄写员书写，然后他只不过再签上名罢了，这份手稿可能是抄写员第一次写下来的原稿，或者是另外一份手抄稿——也就是詹姆斯说他送给其他二人中的一份——由抄写员记录下来的。或者是一个抄写员，由于手或眼睛劳累，或者由于大脑走神，可能把一个字，几个字，或者一句话抄错了。记住，在阿拉米语中，把一个小小的点点错了位置，就能全部改变那个字的意思。举个例子来说，在阿拉米语中有一个字可以当‘死亡’或者‘村庄’讲，其差别完全是靠一个点的位置。这么一点小小的错误非常可能造成时代错误。或者，的确可能，在基督去世13年后书写或口授耶稣的传记，詹姆斯自己有可能把我们的主从哪里或如何从罗马离开这一事实记错了。”

“您相信是那样吗？”

“不相信，”院长说，“这份资料太宝贵了。即使在当时，也不允许人们犯这么粗心的错误。”

“那您的看法如何？”

“我认为最有可能的解释是：当代的翻译者——当然理应非常尊重杰弗里斯博士和他的同事们——在把阿拉米语翻译成英语或其它语言时犯了错误。这种错误也许是由于两种原因中的一种导致的。”

“那些原因是——”

“第一个原因很简单：今天我们不可能知道公元62年詹姆斯所知道的所有阿拉米语。我们不知道阿拉米语的全部词汇。而且没有这种文字的词典，而且以前也没有一本词典传给我们。因此当我们成功地发现了许多古代纸草纸的资料的时候，新发现的手稿又给我们提出许多以前我们从未见过的词。我记得有人在米地沙漠的一绿洲上的穆拉巴特洞穴中曾发现过一些手稿，叫我前去帮助翻译。这次发现包括公元130年用阿拉米语写成的许多法律合同和反叛罗马的犹太首领考克巴用阿拉米语写的两封信。他是公元132年反叛罗马的负责人。其中就有无数我以前从未见过的阿拉米语文字。”

“那么当时您是怎样翻译它的呢？”

“用了与杰弗里斯和他的同事们在翻译詹姆斯手稿时遇到一些不认识的字时一样的处理方法——即通过与文中认识的字进行对比，通过与熟悉的语法形成的相似点猜度出作者所要传达的意思和意味。这里我想说的是，用现代的文字去表达古代的语言有时是不可能的。有时，翻译则更像是解释。但是这种解释有时会导致错误的产生。”

院长若有所思地摸着胡须，然后接着说，“第二种危险，兰德尔先生，是每一个阿拉米文字都可能有几种意思。举个例子说，有一个阿拉米字表示‘灵感’、‘教诲’和‘幸福’。遇到这种情形，翻译者就要决定用哪一种解释为好。翻译者的决定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主观上讲，他必须要权衡一下一行或几行中不同字并列的含义。客观上来说，他必须要努力发现原来存在的一点或一笔现在已经消失了。而这非常容易被忽视，被错误地估计，非常容易犯错误。人类并不是知道所有一切事物的。他们极其容易判断错误。以前在从希腊文翻译成英文詹姆斯钦定本《圣经》时，翻译人员就把‘人子’译成了‘他的儿子’。实际上，古希腊语中没有‘他的’这个词。这个错误在冉版的标准译本中才被更正为‘儿子’。这个变动可能比较精确些，但它已把新版改变了‘耶稣’的含义。”

“那么这次翻译中会不会也发生了类似的错误？”

“非常可能。阿拉米语被翻译成‘我们的主，在带着教徒逃出罗马的那天晚上穿过了富西纳斯湖的古老土地……’如果你把‘穿过了富西纳斯湖的大片土地’改为‘穿过了富西纳斯湖旁边或附近的大片土地’，或把‘早就被凯撒大帝派人排干了’改为‘即将被凯撒大帝派人去排干’，便一切问题都没有了。”

“您相信那些字有没有可能被误解？”

“我相信这是最好的解释。”

“如果它们没有被误解呢？如果它们被翻译得很精确呢？”

“那么，我将对詹姆斯福音书的真实性、可靠性表示怀疑。”

“如果它们仅仅是误解呢？”

“那么，我将把新版的福音书看成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发现。”

“神父，”兰德尔说道，从椅子里向前侧了侧身，“您难道不认为为了发现这福音书是否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发现，而值得做出任何努力吗？”

院长看起来有些糊涂了。“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建议您明天早晨和我一起回阿姆斯特丹。在那儿您将亲身检验这手稿的原本，然后彻底地、明确地告诉我们、我们发现的手稿到底是真的，还是伪造的。”

“你想让我去阿姆斯特丹？”

“明天，您的费用由我们来支付。这样，您将为您的修道院做出重大的贡献。但是，最为重要的是，您的权威将使《国际新约》不再受到怀疑。”

彼得罗波罗斯院长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最后一点是最为重要的。的确，这将是为上帝工作。是的，兰德尔先生，这样的旅行是可行的。但是，不过明天不行。”

“好极了！”兰德尔欢呼着，“那么，您什么时候可以去？”

“我一直计划著作为圣山修道院区的代表，参加由我的上级也是我的朋友——康斯坦丁堡大主教主持的希腊正教会的一个宗教会议。我将和教会的大主教们一起参加这个会议。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将我们800万人更加忠实地、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这次会议的开幕式将于7天后在赫尔辛基举行。我计划5天后离开雅典，前往赫尔辛基。”

老院长慢慢地站起身。兰德尔确信在院长浓密的胡须后掩藏着一丝笑意。

“所以，兰德尔先生，”院长接着说，“刚才我考虑了一下，决定早一天，也就是4大后，离开这里，绕一个弯路。毕竟，我们可以把阿姆斯特丹看成是去赫尔辛基路程中的一站，是不是？是的，我将到那儿，亲眼看一下你们纸草纸的原稿，然后告诉你们发现的是一个奇迹，还是一个伪造品……现在，兰德尔先生，你必须在晚饭前休息一下。我们为你准备了我们最精美的食物，你以前曾经吃过清煮的章鱼吗？”

3天后，兰德尔回到了阿姆斯特丹，回到了他在克拉斯纳波斯基酒店的办公室，他一直等待着乔治·L·惠勒和其他四个出版商会对他的逃避责任大发雷霆。

恰恰相反，惠勒的反应使他大吃一惊。

实际上，兰德尔在昨天傍晚以前就回来了，他在星期一早晨天亮的时候离开了圣山，星期二晚上到达了阿姆斯特丹。当时，他曾想立刻面见惠勒。但是，归途——骑着骡子胆战心惊地下山，乘坐私人飘摇的小船、颠簸的海轮，然后乘喷气式客机从萨洛尼卡市到达了巴黎，在巴黎又换机到阿姆斯特丹，最后乘出租车从机场回到他的旅馆——这次旅行要比第一次旅行更累，将他折磨得精疲力尽。

他回来的时候，衣服已经很脏了，而且累得他摇摇晃晃，根本无法面对惠勒或安杰拉。他甚至累得不想洗澡。他一头栽在床上，倒下就睡，一直睡到今天清早。

回到克拉斯纳波斯基他的办公室后，他决定先不找安杰拉算帐，要先做最为重要的事情。他告诫自己，首先要检测一下两件事：即版本的可靠性和安杰拉的诚实，而且首先要解决的是版本的可靠性问题。

从出版商的接待室里，他给安杰拉打了个电话，向她问好，但故意将她的热情欢迎岔开，他说他将和出版商们一起忙碌一整天。（但是他知道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他只是不想见到她。因此，回到办公室后，他给她布置了一项工作。）至于今晚的约会，他一直回避着。他解释说，他可能仍然很忙，尽管如此，他必须让她知道原因。

这事完了后，他大步走进惠勒的办公室，做着最坏的准备，结果他却大吃一惊。

他一走进办公室，就冲动地把在过去的5天中他到过哪儿，他一直在做什么滔滔不绝地说了出来，不给出版商插话的机会。

惠勒带着浓厚的兴趣听着他讲述，几乎是用一种祝贺的语调做出反应说：“不，我并未担心你对宣传工作玩忽职守。我们没有一个人怀疑你。我认为你使你自己确信这里没有任何错误是最为重要的。除非你自己百分之百地相信它，否则我们不能期望你全心全意地去宣传它。”

“谢谢你，乔治。一旦彼得罗波罗斯院长检验并且确认了这些碎片，那么我将定下心来。”

“这是另外又一件值得我们感谢你的事情。我们一直想要老院长走出修道院再帮我们检验一下原稿，但却始终没有成功。我们没有办到的事而你却办到了。因此我们得感谢你自动自发的精神。并不是我们怀疑手稿，而是如果院长能和这项计划联系起来，那将是非常荣耀的事情，而且他能消除你最后的担心也是很令人高兴的。”

“谢谢你，乔治，我一定会完成任务。那么，在宣布之日来临时我们一切都可以准备就绪了。”

“在宣布之日到来和过去后，我们都将如释重负。同时，尽管现在我们仍然应该保持警戒，但是我想现在我们可以感觉稍微轻松一点了。”

“怎么会呢？”兰德尔奇怪地问。

“在亨宁那方面，我认为我们已有一套可行的方案来保护他不再受普户默的敲诈。至于我们办公室内部的犹大——汉斯·博加德斯这个叛徒，我们已解雇了他。我们从美因茨回来后立刻把他赶了出去。”

“你解雇了他？”

“是的。他曾大吵大闹，就像当初威胁你那样，威胁要揭发我们，他警告我们说，他一旦向弗鲁米和普卢默指出了他所谓的致命的错误，他们就会立刻毁灭我们。我们告诉他尽管可以去办就是了，不过他们不会得到什么好处的。将来有一天，当他们看到《国际新约》，将确信它是令他们信服的，无可指责的。不管怎样，我们已把博加德斯从这里赶了出去。”

兰德尔从未如此感动过，这几位出版商居然不怕博加德斯的威胁，同时又准备欢迎彼得罗波罗斯院长检测他们的手稿。这几乎恢复了兰德尔对这项计划的全部信心。

他还有一个请求。“乔治，我公文包里有一张第九号手稿的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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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你不应该带着这么宝贵的资料到处跑，你应该把它锁起来，放在你的防火保险柜里面。”

“这以后，我会的。但是我想把它和地下室的手稿原文比较一下。我想知道原文是否真的更容易辨认些。换句话说，我想知道院长将检测出什么？”

“你想看一下原稿？当然可以，如果这令你高兴的话，没问题，让我给地下室的格罗特先生打个电话，让他取出原稿，准备好。然后我们去地下室，你就可亲眼看到了。不过，我告诉你，那东西实在没什么好看的，想试图辨别出一张古代纸草纸上的东西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你自己像杰弗里斯或彼得罗波罗斯那样是个专家。但是，只是看看它，你仍会感到极大的快感——这是一张公元62年载有耶稣兄弟字体、确切字体的手稿。有一天，你将非常自豪地把这事告诉给你的孙辈们。好吧，让我们叫格罗特先生准备好，然后我们下楼去。”

这一切发生在早晨10点钟以前。

现在，在8点10分，兰德尔和惠勒乘坐电梯，下落到克拉斯纳波斯基酒店的地下室。那是一个经过特殊建造的地下室，安全地保存着使“第二次复活”和《国际新约》成为现实的宝贵资料。

自动电梯平稳地停下来，门自动地打开，然后兰德尔跟着惠勒走进了地下室。坐在折椅上的武装安全人员向他们敬礼问好。

他们谈笑着走过阴暗的地下室。他们的鞋子与混凝土地板的摩擦声在地下室的走廊里回荡着。转了个弯，走进第二个走廊时，远方一处耀眼的荧光灯光刺得他们睁不开眼。

“这就是地下室。”惠勒解释说。

在荧光灯附近的方地上，兰德尔可以发现巨大的防火地下室的门开着，可以看到它银色的门闩和黑白相间的保险箱拨号盘。

突然，在地下室的幽深处，闯出一个健壮的男子。他还猛地穿过门，向他们跑来。

兰德尔和惠勒吃了一惊，停下了脚步。兰德尔目瞪口呆，这个男子的遮秃假发歪了，浓密的胡须飞舞着，黑色上衣敞开着，露出了上下跳动的枪套。他就是地下室保管员格罗特先生。

他在他们面前突然停下，呼吸异常沉重。以至于连他想要说的话也说不出来了。

惠勒抓住他的肩膀。“格罗特，到底出了什么事？”

“先生！”格罗特大声叫着，“快！它被偷了！快叫警察！”

惠勒猛烈地摇着他：“混蛋！说英语！快说英语！”

“快，我们需要帮助！”这个粗重的荷兰人喘息着，“我——我们被抢劫了！警察，我们必须快叫警察！”

“混蛋！格罗特，这儿到处都是我们的警察。”惠勒气急败坏地说，“发生了什么事？镇静些，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格罗特大声咳嗽了一阵，最后终于控制住了自己。“手稿，第九号手稿也没了，不见了！它被偷了！”

“你疯了！这绝对不可能！”惠勒大声吼叫着。

“我找遍了每个地方——每个地方。”格罗特低声说，“原来的抽屉里没有，甚至其他的抽屉里也没有，抽屉里没有，哪儿都没有。”

“我不信，”惠勒厉声说，“让我自己看看！”

惠勒急促地向前走去，后面跟着极度恐惧的保管员。

兰德尔慢慢地跟在后面，在头脑中把所有的一切联系起来思索着。

到达地下室的门口后，兰德尔扫一眼这个房子，它大约有20英尺长、10英尺宽，用钢筋混凝土建成。一排排书柜都安有防火防盗的装置。手稿放在这样的地方，再加上那扇厚重的保险铁门和通道上防守的武装警察，若说有文件失窃，几乎是不可能的。

兰德尔不禁被惠勒和地下室保管员的动作吸引住了。

格罗特推出一个个宽宽的、低低的、玻璃顶的抽屉，然后惠勒检查里面的东西。这两个人从一个抽屉移到另一个抽屉，而出版商看去越来越沮丧，越来越生气了。

兰德尔问这间屋子是否还有其他地方可以藏手稿，于是他们又检查了一遍地下室。除左边墙上高处有两个小的透气孔和一排拨号盘和开关外，其它再也没有可以值得探寻的地方了。

兰德尔转过身，看见出版商满脸阴沉，不知所措的粗壮的保管员向他走过去。

“绝不可能丢掉，但他说的又是事实。”惠勒喃喃地说，“第九号手稿不见了！”

“就缺那个？”兰德尔不相信地问。“其它的呢？其它的还在吗？”

“就缺那个，”惠勒说，由于愤怒和沮丧而颤抖着。“其它的都在原处。”他从兰德尔和格罗特中间穿过，去检验巨大的不锈钢门。但它上面没有任何痕迹，也没有油漆剥落，门不可能是被撬开的。

兰德尔对保管员说：“你最后一次看到第九号手稿是在什么时候？”

“昨天晚上。”极度恐惧的格罗特说。“在我晚上关上地下室回家的时候。每天晚上离开前，我要检查一下每个装着手稿的抽屉，确保它仍在那儿，同时以便研究它的情况，这样就可以知道调湿器是否运用恰当。”

惠勒转过身。“自从昨天晚上以后，是否有人来过这里？”

“一个人也没有，没有。”格罗特说，“在您和兰德尔先生来之前。”

“赫尔德林的在这里的警卫怎么样？”兰德尔想知道。

“他们不可能。”保管员说，“他们根本无法破门进入。他们不知道复杂的保险箱的合成密码。”

“谁知道合成密码？”兰德尔问。

惠勒走到他们中间，“我可以告诉你谁有权进来。只有7个人。当然，有格罗特，另外有赫尔德林、五个出版商——戴克哈德、方丹、盖达、杨和我自己，就这些。”

“可能有人偷了合成密码吗？”兰德尔问道。

“不可能，”惠勒断然地说，“合成密码从未被写到纸上。我们每个人都背下了它。”他摇了摇头。“这不可能发生。这不能令人相信。我一辈子都没碰到过如此奇怪的事情，这一定有什么原因，我的意思是说这绝对不可能发生。”

“它已经发生了。”兰德尔说，“而且碰巧是那份手稿——我们所关心的那份，我们要来看的那份。”

“不管到底是哪份手稿，”惠勒叫道，“丢了一份碎片，我们也担当不起。它们是意大利政府所属的。它们是意大利的国宝。当我们的租限到期后，必须要还回他们。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我们需要原稿的每一部分来支持，来说明我们的《国际新约》的合法有效性。”

“特别是第九号手稿，”兰德尔静静地说，“那是有争议的一份。”

惠勒皱了皱眉。“倒是什么问题也不存在。”

“普卢默和弗鲁米牧师会向全世界这么宣传的，除非彼得罗波罗斯院长亲自检验它并证实它是真实的。”

惠勒用手拍了一下他的前额。“彼得罗波罗斯！我差点把他忘了，他什么时候来这儿？”

“明天早晨。”

“哼，见鬼，你得拖住他，叫他晚点来，给他打个电话，告诉他他的检查日期不得不推后，告诉他我们将在赫尔辛基与他联系。”

兰德尔的心不禁一沉。“乔治，我不能这样做。他已经在来阿姆斯特丹的路上了。”

“这怎么行呢，史蒂夫？你必须这样做！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拿出来给他看的。现在，咱们别浪费时间了。我必须马上通知赫尔德林和他的部属，还有戴克哈德及其他人。我们的主要工作是找到纸草纸碎片的所在并使其复原。”

“还要通知阿姆斯特丹警察局吗？”格罗特问道，“我们必须给警察局打电话。”

惠勒转向他。“难道你疯了吗？如果我们让该死的警察插手此事，我们只有死路一条。我们的安全保密就完了。弗鲁米将知道一切真相。不，那行不通。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警察，我马上通知赫尔德林着手调查。‘第二次复活’的每一个工作人员都要受到拷问，有的可能要被送回‘老家’——这当然要在内部秘密进行。每间办公室，每张桌子都要翻个遍。甚至连我们工作人员的住处也要搜个彻底，直到我们找回丢失的纸草纸文稿。格罗特，你就在这儿守着，准备好行动，还得叫个警卫来加强戒备。我马上到楼上去通知有关的人。你，史蒂夫，通知彼得罗波罗斯我们不能见他，最起码现在不能。”

10分钟后，当兰德尔仍然忧心忡忡地返回办公室时，他发现办公室里有一个信封靠在台历旁放着。

这是一封来自雅典的电报。

申报的签名是米特罗斯·彼得罗波罗斯院长。

他果然已踏上了来阿姆斯特丹的路，并且迫切地想检验纸草纸碎片。他将于明晨10点50分抵达。

兰德尔不由得暗自叫苦。这位专家中的专家，使世人信仰复原者，已经上路了。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他。而且没有什么博加德斯所说的致命的错误可出示给他看，没什么可给他看的，什么也没有。

兰德尔感到很不好受，不是来自验证失败，而是来自信念的丧失。

第二天早晨，史蒂夫·兰德尔提前半小时来到机场，他坐在咖啡店的小吃部等待着米特罗斯·彼得罗波罗斯院长的到来，他是在巴黎转乘法国航空公司的班机来的。

兰德尔一边呷着热咖啡——今天早晨这已是第三杯了，一边忧郁地看着柜台上升起一排排白吊灯，灯光或明或暗宛若一组欢快的重奏。

他感觉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压抑沮丧。他觉得除对彼得罗波罗斯院长实话实说外，还能跟他说些什么好呢？文稿失踪一事是出版商们不希望被人知道的。但兰德尔想不出能撒什么谎，因此他决定说出真相，向他道歉。他能想象得出听到这一文稿遗失的消息时这位修道院院长吃惊的神情。他又在思忖着院长是否会心有疑虑，而这相同的疑虑从昨天起就一直在吞噬着他的五脏六腑。

昨天为寻找遗失的纸草纸文稿搜觅了很长时间，结果却一点线索也没有。

赫尔德林和他的警卫人员已审问了工作在克拉斯纳波斯基大酒店两层的“第二次复活”的每一个人。他们也搜遍了所有办公室及会议室的每个角落，还列下了不在这片工作区工作的项目组的每位成员的名单，将他们挨个找来审问。从在拉契欧馆工作的奈特博士到已下班回到维多利亚旅馆的安杰拉·蒙蒂。他们甚至还搜查了格洛特的公寓，并且趁原图书管理员博加德斯不在时溜进他的房间进行了探索，结果一无所获。

赫尔德林队长及其部下一无所获，也丝毫未发现纸草纸九号文稿的蛛丝马迹。

出版商们既不惊慌，也不放弃，他们把赫尔德林和他们自己关起来一直开会到半夜。对每一位有关人员来说，这件事更加神秘了。对兰德尔来说，只是加深了他的怀疑。

昨晚，他独自回到他在阿姆斯特尔的居所，陷入了沉思。他接到了安杰拉打来的电话，安杰拉询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她受到粗鲁的审问，他避免回答这些问题，假装他马上就要问问其他的工作人员。同时他答应第二天晚上，即今晚，去见安杰拉。今晚与安杰拉的见面是另一件伤感情的事情，但又是一件他无法再推迟的事了。

是的，昨晚他深思过了，并且现在他坐在机场的咖啡店里也仍然沉思。一张可疑的纸草纸文稿在对其进行最后验证的前夜突然失踪，这件事太蹊跷，其巧合性着实令人怀疑。这张纸草纸原稿的失落，不仅对5位出版商有难以补偿的损失，而对他的信仰来说也是无以补偿的。没有了这张纸草纸第九号原稿。就像没有了全部的纸草纸和羊皮纸原稿一样，这本《国际新约》是站不住脚的。他自己也不可能再有什么信仰。这个原稿的丢失简直不可能是出自内部工作人员之手，但又不可能是外人所为。

机场扬声器里又一次传来嘶嘶啦啦的声音，这一次是在喊他：“史蒂夫·兰德尔先生。史蒂夫·兰德尔先生请您到问询处。”

怎么会呢？

兰德尔匆匆付了帐单，出了咖啡店直奔机场大厅的问询处。

他向问询台后第一个服务员漂亮的荷兰姑娘报了姓名。

那姑娘找到一张便条，递给了他。

上面写着：“史蒂夫·兰德尔先生。马上打电话给在克拉斯纳波斯基酒店的乔治·L·惠勒先生，非常紧急。”

兰德尔很快拨通电话，等待惠勒的秘书将他与这位美国出版商接通。

兰德尔将听筒紧紧贴住耳朵，不知道能有什么可期待的事情，唯有一件事情他确知无疑，那就是，那架载有彼得罗波罗斯院长的来自巴黎的法国航空公司912号班机4分钟后将准时抵达。

听筒里传来了惠勒的声音，既不是嗡嗡蜂声，也不是咆哮犬吠，而似一串铃声，如铃儿般的兴高采烈的声音。

“史蒂夫，是你吗？好消息！最好的消息！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遗失的纸草纸文稿！”

他的心怦然而动，“你找到了？”

“你相信吗？它没被偷走——也没被带出地下室。它一直都在那儿。你感觉如何？事实上，发现它的是在最后绝望的时候，当时我们已无计可施。一小时前，我建议再重新找一遍地下室。这一次我让人把所有的金属和玻璃抽屉卸下来，取出并拆开。两个木匠动手干起来。当我们取出第九个抽屉并把它放到地下时，我们发现了它，我们找到了遗失的纸草纸文稿！原因是这样的：抽屉的反板松了并且脱了节，这片纸草纸不知怎地滑到后边，顺着抽屉后的一个开口滑了下去，给夹在书柜后面的墙上。我们发现它正悬在那儿。谢天谢地，它原封未动，丝毫没受损害。史蒂夫，你觉得怎么样？”

“我感到高兴！”兰德尔屏着气，“我非常高兴。”

“所以把你的彼得罗波罗斯院长带来。纸草纸文稿就在这儿等着。我们已做好准备等待着他的到来。”

兰德尔挂了电话，胳膊和头靠在电话后，疲惫不堪地松了一口气。

这时，他听到扬声器响了。

“来自巴黎的法国航空公司的912号班机刚刚着陆。”

他起身向候机室走去，旅客经海关检查后从此处出来。

他等待着，等待着院长、真相，并且——又一次——等待着信仰。

兰德尔现在回忆着，那真是一个令人不解的场面。

他们所有人都聚集在地下室里，在克拉纳斯波斯基酒店的地下室里。屏着气关注着，起码过了20分钟。他们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室内唯一一位坐着的人身上——此人即是米特罗斯·彼得罗波罗斯，圣山西莫皮特拉修道院院长。

院长头戴一顶黑色毡帽，裹在黑法袍里，雪白的胡子拂到桌子边。他弓身低俯在棕色纸草纸页片上方。纸草纸的细胞膜质硬纸夹已被去掉，现在平压在两片玻璃板之问。院长完全被这些阿拉米文吸引住了。偶尔地、几乎是心不在焉地，当他俯身于桌子时，他就摸到厚厚的放大镜，放在眼前。有几次，他查阅了珍本参考书，然后拿起胳膊肘旁的钢笔，在旁边的便笺簿上做些笔记。

在院长的身后，戴克哈德博士、乔治·L·惠勒、盖达先生、特雷弗、杨先生及方丹先生有礼貌地离他一些距离站着，紧张而不安地注视着他。除出版商以外，格洛特先生也严肃地等待着，心里感到几分宽慰。

兰德尔就站在地下室里，入迷地看着颇有悬念气氛的他个人的表演。他的周围站着杰弗里斯博士、奈特博士、索伯利尔教授和里卡迪。

倏地，兰德尔脑际闪过一个念头：这次的真伪之辨是否对每个人都有生死存亡的重要性。他看了一下时间，现在25分钟——嘀嗒——26分钟已经过去了。

突然，彼得罗波罗斯院长动了动身。他虚弱的身子坐直了，靠在椅背上。“好极了。”他口气极为肯定地说。他用手弄着胡子，转过身来对出版商们说道，“我现在满意了。”

沉默打破了，可是其他人仍一言不发。

院长继续说道：“矛盾之处是可以解释的，这只是一个小差错，是可以理解的，错误不在原稿，而在于翻译。这点小差错一旦被纠正，没有人会再怀疑原稿，它的真实性是毫无疑问的。”

五位出版商神情紧张的面部像一个人一样放松了，顿时变得神采奕奕。

众人纷纷拥向院长，争相伸过手去，依次和他握手，满是感激。

“好极了，好极了！”戴克哈德博士欢呼道，“现在您能否将您发现的错误之处指点一下？”

院长找到他的笔记本，“在阿拉米文中这个麻烦的句子，被你们的翻译人员译成‘我们的主，在带着教徒逃出罗马的那天晚上穿过了富西纳斯湖的大片土地。那湖早就被凯撒大帝派人排干了，那时罗马人已经在开垦并耕耘了’，这可能是因为几个不太清楚的笔划被忽略了。不过如找到这个毛病后，其中的文字和意义就有了改变。正确的翻译应该是，‘我们的主，在带着教徒逃出罗马的那天晚上穿过了富西纳斯湖附近的大片土地。那个湖将会被凯撒大帝派人排干，然后由罗马人开垦并耕耘’。你们看，毛病出在‘湖水将会被排干’错译为‘湖水已经被排干了’。”

院长放下擦纸簿。“你们的谜已经揭开了。一切顺利。先生们，我想补充一句，我把看到詹姆斯文稿看作是我一生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之一。这个发现在人类的精神活动中将产生具大而良好的影响，将改变基督教的进程。感谢你们给我提供一个如此接近上帝亲密的人的机会。”

“我们应向你表示谢意，向你致谢！”戴克哈德博士激动地说道。他和惠勒扶院长站起身来。“现在，”这位德国出版商宣布道，“咱们上楼共进午餐以示庆祝。神父，您在我们送您去赫尔辛基之前，一定要参加我们的聚会。”

“我感到很荣幸。”院长说。

惠勒已经把院长的笔记本拿过来。“我要迟到一会儿，我最好给美因茨的卡尔·亨宁打个电话，叫他马上将译文错误的地方改正。”

“是的，是的，得马上去做。”戴克哈德博士表示赞同。“告诉亨宁我们不能再延误了，至于工厂的费用和工人的加班费，我们额外付钱。”

当院长离开地下室时，兰德尔和五位发行人马上给院长让路。院长经过兰德尔时，停了一下，“兰德尔先生，你现在明白了在西莫皮特拉修道院给我看文稿照片时我说的话的意思了吧。照片不十分清晰，原因是照片没有深度，显示不出压在文稿上的凹痕。一般说来，对于像我这样长久与古文件打交道的人而言，看原稿要比看复制品易于明了。”

“是的，很高兴您能亲睹原稿，神父，”兰德尔说，“您的确帮忙解决了一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