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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德尔走到圆桌边——圆桌上放着托盘——自己倒了杯咖啡。最重要的是——他想——安杰拉和她姐姐保存的她们父亲的这些文件，而且自从她们父亲被发现在桌边精神错乱以后这些文件原封未动。那么，紧要的问题是，一年零两个月以前——去年5月，蒙蒂教授是否真正离开了大学到外面会见了罗伯特·莱布朗。如果这样的话，蒙蒂教授，作为一个繁忙的有许多约会的人，是不是把与莱布朗会面的情况记了下来？或者他是不是出于疏忽没有记录？抑或他出于恐惧而没有这样做呢？

兰德尔开始喝咖啡时，露丝雷茜亚抱着一个满满的纸板箱又出现在门口。兰德尔放下茶杯去帮她，但在他到之前，女管家已把箱子搁在了脚边。

“你看看这个。”露丝雷茜亚咕哝着，“我再去搬另外一个。”

她离开房间，兰德尔蹲下身子，然后盘腿坐在了铺着地毯的地板上。他把箱子边核反折过来后就慢慢地开始把箱子里的东西拿出来。他对那些放在文件夹里的什么研究论文、玛瑙笔架、钢笔、空白的黄纸片之类一概不感兴趣。

一个有许多私人会见的教授通常会将它们列出会见单子来，用某种方式记下，记在类似台历或专用记事本上。兰德尔不知道意大利用什么来记录这类东西——他不想问安杰拉——但是肯定记在什么上，某个记录，甚至是秘书的一条记录，除非蒙蒂教授把任何事都记在脑子里。

又翻过好几份文稿，有的是还没有公布的演讲稿或讲义的打印稿，还有一些没有答复也许再也不会答复的信件。

兰德尔小心翼翼地向箱子深处翻着，在离箱底下有一半距离时，他的手里抓住了一个皮革封面的小册子——酱紫色，一个大纸夹把封面和里面厚厚的纸页夹在一块儿。封面上烫金印着意大利文的书名：记事册。

兰德尔的心跳加快了。

他打开记事本翻到夹子所夹的纸页。

日期是5月8日。

在这一页列着当天早上，下午和晚上的各个钟点，每个钟点都有一个空格。有几个空格被填满了，很明显是蒙蒂教授亲手用他那支黑钢笔写上的。

兰德尔的眼睛顺着这一页慢慢地往下看，推敲着每一条记录（用意大利文写的）：

10：00……参加教授会议。

12：00……与教授们共进午餐。

14：00……在办公室会见波希教授。

他在意——英字典里查阅着那些关键的词语，但这几个活动程序都不是自己想要的。在那个生死攸关的日子仅仅有一个教授会议，与一些同行共进一次午餐，还有在自己的办公室接见了一个外国的教授（明显是个德国人）。

兰德尔的目光继续下移，突然，他的目光停住了：

16：00……Appuntamento Con R．L．da Doney．Importante

兰德尔一动不动地坐着。

他开始翻译。

16：00就是下午4点钟。

R．的意思是罗伯特。L．意思是莱布朗。

Doney就是多尼公司世界闻名的户外咖啡店，就坐落在锦花大酒店的外面。

Apptameuto Con R．L．da Doney．Importante意味着“在多尼与罗伯特·莱布朗会面。重要。”

带着一阵发现的狂喜，兰德尔意识到自己找到了自己一直在找的东西。

去年5月8日的下午，蒙蒂教授曾记载他自己要在多尼咖啡店与罗伯特·莱布朗会面。据弗鲁米说，就是在那里，莱布朗向蒙蒂教授透露后者的伟大发现只不过是个赝品，也就在那里，蒙蒂教授给自己埋下了走向精神错乱的祸根。

这是最近发现的一个很微妙的线索，但却是个真实的唯一线索。

兰德尔把记事本放回箱子，急忙将另外的一些论文堆在上面，跳了起来。

露丝雷茜亚正好又抱着一个箱子走进客厅。“这个盒子里面，只是一些科研著作、期刊，没有别的什么了，”她嚷道。

兰德尔快步穿过屋子走向她。“多谢了，露丝雷茜亚，我不需再看了，我找到了要找的东西。非常感谢你。”

他匆匆往雷茜亚脸颊上来了一记响吻就冲向门边，雷茜亚瞠目结舌地望着他离去。

兰德尔在锦花大酒店门前的通道前跳下出租车，大步穿过旅馆前边的空地，穿过一群在阳光下闲聊的懒散的司机，站到了人行道上浏览着四周——就在这里，一年零两个月前莱布朗向蒙蒂教授进行了毁灭性的透露。

多尼咖啡厅分为两部分，餐厅部分在门里面，是该酒店一层向前伸出的部分。咖啡厅的桌子全部摆在门外，占据了从旅馆行车道边到街角的全部空问。

多尼咖啡厅由两长排桌椅组成。一边是一排排桌子靠着餐厅的外墙，另一边，一排排桌子靠着永远拥挤的大街，那儿有停放和行驶的车辆。

当兰德尔站在骄阳下打量着咖啡厅时，他不禁对多尼咖啡厅那两个带边饰的用来挡日的蓝色遮阳篷大感兴趣。此时正是星期六接近中午的时间，这里对他来说正是个好地方。

只有为数不多的旅客坐在桌边——大部分是观光客，兰德尔这么猜测。此情此景简直是一幕宁静的生活画面，那些客人即使是新来的也是慢条斯理地走过来。兰德尔想，这可能是罗马的天气所致。罗马6月将尽时，讨厌的灼热看来要把任何雄心壮志和积极主动都熔化成液汁似地。

带着他现在掌握的一些粗略的信息，兰德尔思索着他下一步该怎么走。一年零两个月前，他想如果罗伯特·莱布朗提出要与蒙蒂教授会面，那么，一定是莱布朗选定多尼咖啡厅作为他们会面的地方的，如果是莱布朗选择多尼这个地处闹市、人人皆知的地方，那一定是由于他熟悉这个地方。如果上述是真实的话——也可能不是真实的，但让我们假定——那么，罗伯特·莱布朗本人肯定对多尼咖啡厅的工作人员熟识。

兰德尔端详着几个梦游般的侍者，他们身穿带蓝肩章的白夹克，硬硬的衣领下打着暗蓝色的蝴蝶领结，下身穿着黑裤子，手捧淡紫色的菜单或者是空空如也的托盘。靠近餐厅入口处站在最后一排桌子之间有一个人倒背着双手，是个年纪大一点的意大利人，脸上带着权威的神情。他穿着正式——西服外套，浆过的衣领，蝴蝶领结，夜礼服裤子——并且看起来精神十足。一定是餐厅领班，兰德尔想。

兰德尔顺着人行道向前走去，突然进入荫凉，顿感异常惬意，他接着坐在一张空桌子边，面对着通道。

时间不长，一个侍者注意到了他，从容缓慢地走到桌边，递给他一份淡紫色的菜单。

打开菜单，兰德尔问道，“领班在吗？”

“在，”侍者招呼那位衣着正式的年纪大点的意大利人，“乔利奥！”

乔利奥，那位领班快步走上前，拿起钢笔，打开预订簿，“你有什么吩咐，先生？”

兰德尔漫不经心地浏览着菜单。上面每道菜都印了两次，一次用意大利语，一次用英语。他看了一下一份叫葛拉提的菜，在它下面找了一份柠檬果汁——500里拉。

“我想要果汁——柠檬的。”兰德尔说。

乔利奥把那张纸撕下，递给后面那位逗留在旁边的侍者，把菜单收了回去。

“事实上，”兰德尔说，“我还要一些东西，但与你们的菜单无关。”兰德尔亮出钱包，抓出3张大面额的1000里拉的钞票。“我是一个美国作家，我想得到一些消息。也许你能帮帮忙。”

那位领班职业的表情僵硬的脸上显示出一丝感兴趣的迹象。他的眼睛盯着兰德尔手中的钞票。

“如果可能的话，”领班答道，“我将非常乐意为你效劳。”

兰德尔折好钞票并塞进领班热乎乎的手中。“乔利奥，你在这儿干了多长时间了？”

“5年了，先生。”他把钞票塞进口袋，嘟囔道。

“去年5月你在这不在这儿？我是说没有度假或干别的什么？”

“嗯，是的，先生。”他现在变得很热情、优雅和友好，“那时还没到旅游季节，但是很忙，太忙了。”

“那么你很有可能在值班了。我会告诉你我想知道些什么，我正在做一项调查，我想见一个人，别人告诉我他经常来这里。我的一个朋友去年5月在这里碰见了他。我听说我要找的这个人是咖啡厅里的常客。你认识这儿的常客吗？”

乔利奥微笑着说，“自然。这不仅仅是我的工作，而且熟识我们忠实的顾客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事。每个人我都能叫出名字，然后还知道一点关于他们的性格和生活的事情。正因为如此，我这个职位才报酬丰厚。你想知道谁？”

“他是个法国人，但居住在罗马，”兰德尔说，“我不清楚他来这儿的次数如何，但我听说他确实来过。”兰德尔屏住呼吸，然后说出了那句他曾经祈祷过的能成为像“芝麻开门”一样神奇咒语的话，“他的名字叫罗伯特·莱布朗。”

领班看起来毫无反应，“莱布朗，”他慢慢地重复着。

“罗伯特·莱布朗。”

乔利奥正绞尽脑汁在想，“我想一下，”他支吾着，好像怕不得不退回自己所得的小费似的。“这个名字没有记载。我所知的我们的常客中没有叫这个名字的。”

兰德尔的心沉下去，他试图记起弗鲁米对莱布朗的描述，“如果我告诉你他的长相的话，你可能……”

“请讲。”

“有80多岁了，戴副眼镜，脸上皱纹很多，驼背，大约和你一样高。这就是罗伯特·莱布朗。有印象吗？”

乔利奥很委屈地说，“很抱歉，可那么多人怎么能……”

兰德尔记起了别的什么事情，“慢着，有一点你肯定留意过，他的步伐，他走路一瘸一拐的。很久以前他失去了一条腿，就装上了一条人造的。”

立即，乔利奥眼睛一亮，“有一个这样的人！我不知道他是法国人，因为他说得一口流利的意大利语，他是一个地道的罗马绅士。但他不叫莱布朗，实际上，我不知他的真名，他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就知道什么。当他喝多了酒时，他就打趣，告诉我们他叫托蒂，恩里科·托蒂。这是一个本地的笑话，你懂吗？”

“不懂。”

乔利奥对他解释道，“你驾车进入波格斯花园，穿过停车场，就会看到许多塑像，其中有一个，方方正正的石头基座上矗立着一尊高大的男人英雄赤身的雕像，这个男人只有一条腿，斜倚在一块岩石上，一条腿向外伸直，另一条腿的余部在岩石上歇息。基座上刻着恩里科·托蒂。这个名叫托蒂的男子，尽管只有一条腿，还自愿报名加入意大利军队参加奥匈战争，他理所当然地被拒绝了。但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请求，他们不再拒绝了，就把他带去加入了意大利军队，他战斗得很勇敢，成了英雄。所以我们的这个一条腿的顾客开玩笑说许多年前他是个英雄，他的名字叫托蒂。所以，这是一个唯一的名字。”

“托蒂？”兰德尔说，“嗯，念起来与莱布朗一点儿不相似，是吗？可能他有许多名字，”他看到乔利奥咧开嘴露齿而笑，他想知道为什么，“乔利奥，怎么了？”

“还有一个名字，我刚刚想起来，真蠢，只是……”

“你是说这个托蒂还有别的名字？”

“我真蠢，太蠢了。那些在街面上混的女孩儿，你知道，他们给他取了这个名字，因为他很穷且惹人怜悯但又聪明地装出一副优雅的样子。他们叫他——”乔利奥咯咯地笑着——“Duea Minimo，意思是空空公爵，这就是她们取笑他的名字。”

兰德尔兴奋地抓住班头的胳膊，“就是这个名字，这就是他的另一个名字，托蒂——空空公爵——罗伯特·莱布朗，这就是我要找的人！”

“我很高兴，”乔利奥说。他想要的那3000里拉的小费保住了。

“他还来多尼咖啡厅吗？”兰德尔想弄清楚。

“哦，是的，很忠实，几乎每个天气晴朗的下午都来。下午5点钟他就准时来吃甜点心，喝波诺德酒或聂葛罗尼酒，然后开玩笑，读报纸。”

“昨天他来过这儿吗？”

“昨天我没在他来的时候值班，尽管今天我在。我给你找一下。”

乔利奥走到站在较远地方的3个侍者旁，问了他们几句，其中两个笑着不住地点头。

班头返回来，微笑着，“是的，这个托蒂——你说的莱布朗——昨天按惯常时间来了一个小时，很有可能，今天下午5点出现。”

“太棒了，”兰德尔说，“真是太棒了。”他又从钱包里翻出一张5000里拉的支票，塞给不知所措、大喜过望的班头说，“乔利奥，这对我很重要。”

“请……谢谢你，先生，非常感谢，只要我能做，我会很乐意效劳。”

“请这样办，我想在4点45分时坐在这里。当托蒂——或莱布朗——来时，替我把他指出来，余下的事我来做。如果他凑巧来早了，给我房间打电话。我就呆在锦花大酒店。我叫史蒂夫·兰德尔。你不会忘了吧？史蒂夫·兰德尔。”

“我不会忘记你的名字的，兰德尔先生。”

“还有，乔利奥。我们的朋友莱布朗——每天他怎么来这儿呢？我是说，是坐出租还是走来呢？”

“他总是步行来。”

“那么他一定住在附近，住在近处。拖着条假腿他是不会走太远距离的，是吗？”

“对。”

“好了，”兰德尔站起来，“感谢这一切，乔利奥。四点三刻见。”

“可是，先生，你的柠檬果汁？”

“都是你的，是我赠给你的！今天的甜点心我早已吃过了。”

他在锦花旅馆五层的套房里度过了焦虑不安的5个钟头。

他试图不去想前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把衣箱放在床上，打开，取出自己的通信记录。在靠近房间唯一的窗子边的一张玻璃面的桌子上，他试图把自己的思绪集中在这些信件上。

他写了一封作为儿子的例行公事般的信给在奥克城的父母，其中提及了他的妹妹克莱尔和舅父赫尔曼。又写了一封短信给自己在旧金山的女儿朱迪，信中的关于游览的篇幅远远多于关于父亲对女儿慈爱的篇幅。他又着手写一封给“万象暴光社”的麦克洛克林的信，信中解释说由于某种无法控制的情况——兰德尔集团公司不能接受他那项业务了，但信没写完他就将它撕掉，扔进了废纸篓。

由于他再次疏忽了与他的律师写信，所以他考虑给纽约的萨德·克劳福德打个电话。尽管一点也不饿，但还是叫来服务员订了一份清淡的午餐。但是端上来的却是蘑菇炖鸡加番茄酱、胡椒。这些东西由于自己不断增长的焦虑连一半也没吃完。

他本想让安杰拉知道自己仍在罗马，最后还是决定不打电话，因为如果那样，他就会不得不再撒谎，不然会使她内心充满忧虑的。他也考虑过给在阿姆斯特丹的乔治·L·惠勒打个电话解释自己缺席的原因，因为《国际新约》发行宣布日6天后就要来到，但他打定主意推迟这个电话——惠勒难免要发火——直到他碰到罗伯特·莱布朗。

尽管他努力不去想莱布朗，但发现无济于事。他在旅馆房间里踱着步直到他弄清楚脚下的波斯地毯每个花样的每个细节、大理石面写字台上的每条裂缝以及自己面容上每一条皱纹——因为他一次又一次地在梳妆台上椭圆形镜子里看见自己映出的脸部。

两个多星期以前，他到阿姆斯特丹的“第二次复活”的总部去干一件至关重要的事，为的是领教信仰的意义。然而，他已化了自己一半的时间，是要把自己可能相信的事物彻底摧毁。

就这样，这一切都是从博加德斯的那个所谓的致命的错误引起的。或许正如安杰拉和其他与自己接近的人所指出的那样，这种错误的生长完全是自己的多疑导致的。

所以，最终一切都落在了罗伯特·莱布朗这个人身上。不管怎样，他一定得在莱布朗身上找到最后的答案。

上面是兰德尔在楼上自己房间里的思索。他现在仍在想着这些东西。当他又一次烦恼而又焦灼地坐在多尼咖啡厅的一张桌子边时，他甚至不再知道自己是否想让莱布朗出现。他只是确信自己希望这些令人难以忍受的遭遇尽快结束。

兰德尔在过去的一刻钟里至少看了10次手表盘上那些慢慢、慢慢移动的指针。5点过6分了。他又呷了一口杜松子酒，当他举杯时，他从眼角瞟见班头乔利奥向他溜过来。

乔利奥压低声音说，“兰德尔先生，他来了。”

“在哪儿？”

“我身后，这一排，我身后第三张桌子边。你会认出他的。”

乔利奥走到一边，兰德尔转过头来看。

他就在那里，正像弗鲁米所描述的那样，但要更甚一点。他看来更矮，比兰德尔想象的背更驼。头发梳得干净利索，肯定染过。枯槁的面容，满脸沟沟坎坎，戴着一副铁架、浅色镜片的眼镜。他穿着一件旧华达呢大衣，绒毛已磨光，大衣松散地披在他的双肩，两只空空的袖子自由地悬着，就像时髦的意大利人和胸怀抱负的年轻演员一般。他看起来虽然老迈，但并不虚弱。他面前桌面上的毕叽桌布上仅放了杯饮料，他正聚精会神地看报纸。

接着，兰德尔离开了自己的桌子。

到达目的地以后，他搬过一张空椅子，故意放在莱布朗对面坐了下来。

“罗伯特·莱布朗先生，”他说，“我希望你能让我有幸敬您一杯并做一个自我介绍。”

莱布朗满是皱纹的脸从报纸上面露了出来，他深陷的灰眼睛充满了警惕。他湿润的嘴唇由于假牙装得不合适，涎水外流而湿湿的。“你是谁？”他咕噜着说。

“我叫史蒂夫·兰德尔。我是搞宣传的，是从纽约来的一个作家。我一直在这里等着与您见面。”

“你想要什么？兰德尔——你这么叫我，你是从哪里听到的这个名字？”

这个法国人的神情非常冷淡而傲慢，兰德尔知道自己得趁热打铁。“我了解你是奥古斯图·蒙蒂教授的一位朋友，你们是一项考古发现中的搭档。”

“蒙蒂？你知道关于蒙蒂的什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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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我是他一个女儿的好朋友，说句实话，我昨天亲自见到了蒙蒂本人。”

莱布朗马上来了兴趣，但仍然有所防范，“你说见到了蒙蒂？如果是真的，告诉我，你在哪里见到他的？”

好，兰德尔想，做第一个测试。“他在维拉·贝拉维斯塔别墅，我探望了他，与他的医生谈了话，他的医生是文图里博士。”兰德尔犹豫了一下，接着做第二个测试，“我知道你与蒙蒂教授共事的一些情况，关于在奥斯蒂亚·安蒂卡的发现。”

那双深陷的眼睛紧盯着兰德尔。松弛的嘴湿湿的且不断蠕动。“他给你讲到我了吗？”

“不是，没有直接谈到。实际上，他的记忆已经丧失了。”

“继续说下去。”

“但我得到允许拜读他私人的文件，他在一年多前与你在这儿会面的所有记录我都看到了。”

“所以你知道了那件事。”

“不错，莱布朗先生，除了那件事外还有别的。我作为宣传者和作家，好奇心被撩起了，你可以理解吧！我努力找你的行踪。我想与你在友好的气氛里说几句，我希望我听到的话会被证明对我们两人皆有益处。”

莱布朗把眼镜往鼻梁高处推了推，摩挲着自己长下巴上的胡茬，试图做出一个关于对待眼前这个陌生人的态度。他看上去被打动了，但仍然小心翼翼，“我怎样才能确信你没有撒谎呢？”

“关于什么的？”

“你说你见到了蒙蒂。到处有许多骗子，我怎样才能相信你呢？”

这是一个障碍。“我不知道我能给你什么证据，”兰德尔说，“我见到了蒙蒂，我们最后谈了话，大部分毫无意义，我就来到这儿。唉，我能重复什么呢？”

“我必须确信你见到了他。”这个老头倔强地坚持说。

“我真的见到了他。他甚至还给我……”

突然记起了当自己离开房间时塞在夹克口袋的东西，兰德尔把那张纸从口袋里拿出来，展开在桌面上。他不知道这东西对莱布朗意味着什么，但它是他唯一拥有的关于蒙蒂的东西。他把这张纸放到莱布朗的面前。“蒙蒂为我画了这幅画，一条被矛刺的鱼，他给我作为分别礼物。我不知它对你是否意味着什么，但他为我画了这张画，给了我。这是我能给你看的唯一的一件东西，莱布朗先生。”

这幅画看来对莱布朗起了作用。他把它举起放在离双眼几英寸的地方，确切地说，是一只眼，因为现在兰德尔看到老头的一只眼被白内障掩住了。莱布朗仔细查看后，把画还给了兰德尔。“是的，我很熟悉它。”

“那么，你满意了吧？”

“我满意了，这画是我过去常画的。”

“你？”兰德尔吃惊地说。

“鱼，代表基督教。矛，代表基督教之灭亡。是我的希望。”他短暂地沉思了一下。“对于蒙蒂记住它毫不惊奇。这是他最后的记忆，我出卖了基督教和蒙蒂。他希望我死。如果是他画的，他就是这么希望。”

“别的人怎么会懂这些呢？”兰德尔用恳切的语调说。

“大概是他的女儿。”

“她自从蒙蒂教授最后与你会面后从未见到他神志清楚过。”

这个法国人皱着眉说，“可能吧！如果你见过蒙蒂，他提到过我——或者我的杰作吗？”

兰德尔感到无助了。“不，他没有提过你。至于你的杰作，你是不是指詹姆斯福音书和彼得罗纳斯羊皮纸？”

莱布朗没有回答。

兰德尔急忙说，“他以为自己是耶稣的弟弟詹姆斯。他开始背诵，用英语，一字一字的，背诵那些用阿拉米语写在第三号纸草纸上的东西，也就是有文字记载的第一页。”兰德尔停下来，试图回忆起他在贝拉维斯塔的磁带的内容，他在这个下午已重放了多次。“他甚至还填补了在第三号纸上缺漏的一部分。”

莱布朗表现出更大的兴趣。“那是什么？”

“当蒙蒂发现了詹姆斯福音书时，在纸草纸上有许多小洞。在第三张残片上，有一个不完整的句子，句子是：‘约瑟的另外的儿子，除主耶稣和本人外，还有……’接下来缺漏，然后又开始了，‘我仍然讲述那头生的、最受宠爱的儿子。’嗯，蒙蒂背诵了这些，而且他还填补了这些缺的部分。”

莱布朗向前倾了下身子。“他填的什么？”

“让我看看是否能记得起来。”他试图把那磁带在自己脑中再放一遍。“蒙蒂对我说，‘约瑟另外的儿子，除主耶稣和本人外，还有犹大、西门、乔斯、犹德……’”

“朱得，和所有在朱迪和伊杜米的范围外的人，我仍然讲述那头生的，最受宠爱的儿子。”莱布朗为兰德尔收了尾，向后靠在椅背上。

兰德尔盯着老人，“你——你知道？”

“我应该知道，”莱布朗说，他的嘴唇向上卷曲着，所以他的嘴变得更加干瘪。“我写的。蒙蒂不是詹姆斯，我是。”

对兰德尔来说，这是个可怕的时刻，他一直在寻找它却又不是他愿意发现的。“那么，全都是撒谎——詹姆斯·彼得罗纳斯，所有的发现，都是谎言。”

“一个了不起的谎言，”莱布朗补充道。他左右看了看，又补充道，“一个赝品，历史上最大的赝品。”他端详着兰德尔。“我相信你见到了蒙蒂教授，但我不明白你想从我罗伯特·莱布朗的身上得到什么。你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

“证据，”兰德尔说，“你说是赝品的证据。”

“你想要这些证据干些什么？”

“发表。把那些向轻信的公众灌输错误的希望的人揭露出来。”

罗伯特·莱布朗坐在椅子上沉思着，长时间的沉默。最后，他说，“还有别的人，”他轻轻地讲，几乎是自言自语，“别的人也想得到关于伪造的证据并且郑重地保证说一定要将教会的腐败及宗教的黑暗公之于众。这些人最后被发现和教会是一丘之貉，他们妄图遮住真理的光芒，将真相掩盖以便他们能永远保留他们的神话。如果我不信任他们，给再多的钱我也不会给他们一个字。怎样才能让我相信你呢？”

“因为我受雇来为‘第二次复活’的事作宣传。我几乎受了骗，直到我开始发现疑问。”兰德尔坦诚地说，“我的疑问使我探求事实真相——大概我在你身上已找到了它。”

“你从我身上找到了东西，”莱布朗说，“但我还不能确认我从你身上找到了我要的东西。我不能把我一生的心血随随便便地交给你，除非我确信——心里踏实的——它能大白于天下。”

兰德尔心想，自己这次遇上对手了，这是在弗鲁米以后又遇上的另一个难以对付的人。这小老头的疑心病与自己的一样重，即使不比自己更甚一筹的话。

这老头令人难以接受地过分对人灰心。自从普卢默将事情弄糟后，这老头几乎再也不相信任何一个人。究竟这世上有谁能让这老头相信他交出伪造的证据后不会让他一生的心血白费，而会得到回报呢？猛然，兰德尔想起了一个人——麦克洛克林。如果麦克洛克林在罗马的话，以他的声誉，也许会赢得莱布朗对他的信任。

突然，一个念头闯进兰德尔的脑海。

麦克洛克林和他的“万象曝光社”就在本地——罗马，几分钟的路程。

带着一股自信的冲动，兰德尔说，“莱布朗先生，我认为我能说服你信任我。跟我到楼上我的房间里去，我会给你证据。然后，我相信我能使你说出你的证据。”

他们来到了锦花大饭店5层兰德尔的房间里。

罗伯特·莱布朗，迈着一高一低僵硬的步子，越过了柔软的沙发，径直坐在兰德尔曾用作书桌的玻璃面桌子旁边的椅子上。他一坐下，眼睛就盯着兰德尔的一举一动。

兰德尔把衣箱又放在床上打开，在里面翻着，拿出一个标准尺寸的马尼拉纸档案夹，封面上打印着一条标签：“万象曝光社。”

“你能读懂英语俗语吗？”兰德尔问道。

“我能读得像读古阿拉米语一样好。”莱布朗说。

“那好，”兰德尔说，“你听说美国有一个组织叫‘万象曝光社’吗？”

“不，没有。”

“我也是这么想，”兰德尔说，“它没有被广泛宣传过。实际上，我被要求给他们做第一次大型宣传会。”他绕过床走向莱布朗，手中拿着文件夹。“这是我与一个叫麦克洛克林的人的来往信件，他是‘万象曝光社’的主任——在他与我在纽约会面之前。这里面还有关于我们会面的记录。在以后的几个月中，你会听说更多关于他的事，他是专打抱不平的人，是邪恶的十字军，他喜欢暴露邪恶，就像你们国家佐罗一样。”

“佐罗，”莱布朗咕哝着，那声音简直像在爱抚这个名字。

“我们总是有这种人。他们人数极少，经常受到权势者的欺压，但他们并没有沉默或者被灭绝，因为他们是公众良知的代表人，就像托马斯·佩因、亨利·梭罗。再近一点是尤普登·辛克莱、林肯·斯蒂芬斯、拉尔夫·纳德，他们不断地将工商业大亨们骗人的鬼把戏公之于众。喂，麦克洛克林和他的同事们可以说是他们的继承者。”

罗伯特·莱布朗一直在人神地听着，“他们干些什么？这个麦克洛克林和他的学会？”

“他们已经彻底调查了一个不成文的阴谋，一些美国的产业和公司合谋使一些发明和产品不能与公众见面。他们挖出了证据，说明一些大产业——石油工业、汽车工业、纺织工业、钢铁工业，仅举几例——行过贿，甚至付诸暴力，以便使一些发明，诸如一种能代替汽油的便宜的药片，一种永不磨损的轮胎，一种使用一辈子的布料，一种能永远使用的火柴等等不能与公众见面。这只是开始。在第二个十年，他们准备深入调查电话公司、银行、保险公司、军工企业、国防部及其他政府部门合谋欺骗公众的事件。他确信公众权利正受到不守规矩的自由企业的侵害。他主动出击去揭露一切针对公众的阴谋，并且，你会知道，我就是他召来帮他搞宣传的。”

兰德尔把文件夹放在莱布朗面前的桌子上。

“就是这个，莱布朗先生，这是唯一我拥有的说明我正从事这件揭露谎言、寻求真相的东西。请读一下，然后决定你是否信任我。”

莱布朗拿起文件夹打开。

兰德尔向外走去。“我要离开你15分钟。我想到下面的酒吧喝点东西，你想要吗？”

“你回来时我可能已经走了。”莱布朗说。

“试试看。”

“给我拿杯酸味威士忌，浓点。”

兰德尔离开了房问。

出门后，他迅速地离开了，他内心祈祷着，向楼下酒吧间走去。

将近20分钟过去了，兰德尔回到五楼他的门前。他走进房间，后面跟着的侍者手端托盘，托盘上是一杯苏格兰威士忌和一杯酸味威士忌，他不知他是否会不得不把两杯都喝下去。

但是罗伯特·莱布朗还在那儿，仍然坐在桌边，夹子合着放在身旁。

兰德尔让侍者退下，把那杯酸味威士忌递给老人，莱布朗接过杯子，“我已经打定主意，”那是一种奇怪的，听起来很苍凉的声音说，“你是我最后的一个机会。我会告诉你我是怎样写那本假福音书和彼得罗纳斯羊皮纸的。故事不长，但却是空前的。这个故事必须得公布——你，兰德尔先生，要成为它的使者——把关于这基督新生的谎言的真相告诉全世界的人。”

莱布朗驼着背坐在桌边的椅子上，用一种毫无感情的单调语气向坐在他对面的兰德尔讲述着他未被遣送到法属圭亚那殖民地前的青年生活。

莱布朗用了半个小时讲述他在蒙特帕纳斯的贫穷卑贱的少年时代。那时他就发现自己具有诈骗和伪造的才能，于是他在巴黎过着小错不断的生活。他不断地被捕、判刑、释放。最后当他妄图以伪造政府文件而得到永远的舒适的自由时，他被法国安全机关发现。

尽管兰德尔在24小时前听说过一遍这些情况，但他还是认真听着，因为莱布朗是他的信息源泉。兰德尔不想让他这位好不容易才赢得的密友知道不到24小时前，他刚刚从弗鲁米那里听过这些事，等待着莱布朗讲出一些他不知道的事，他非常想知道。

“所以，就这样，”罗伯特·莱布朗说，“伪造政府文件被发现后，由于我在法国因为小罪已入狱4次，我就理所当然被归入不可救药、无廉耻之心的一类人里。我被判送到法属南美圭亚那充军，在那里我将度过我的余生。这个殖民地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魔鬼岛——那里有5座监狱，其中有3座分别建在3个小岛上，只有最小的那个不足1200码的小岛，才叫做魔鬼岛。这个岛是专为政治犯建的——像阿尔弗雷德·德里弗斯船长，他曾被以涉嫌出卖军事机密给德国而被关在这里。这个监狱里最多时也没有超过8个人。离圭亚那海岸9英里海面上的另外两个岛叫做罗亚岛和圣约瑟夫岛。在大陆上的两座监狱离凯银市不太远，叫做圣劳伦监狱和圣让监狱。我被送往圣约瑟夫岛上。”

莱布朗的嗓子干了，开始有点沙哑。他把那杯酸威士忌端到唇边，喝了一大口，然后清了清嗓子。

“你在哪一年被送到法属圭亚那的？”兰德尔问。

“那时还没有你，”莱布朗咕哝着说，“1912年。”

“那里跟书上写得一样差吗？”

“比书上写的恶劣多了。”莱布朗说，“当逃出去的罪犯写到这里时，他们只是写到这里的残酷和他们所受的痛楚，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想把自己的经历浪漫化成一部传奇故事。事实上完全不同，从来没有什么魅力十足的地狱。只有照片才精确地描述这里：干燥的断头台。在那里你每天都受刑且欲死不能，无穷无尽的折磨和痛苦比死还难以忍受。普罗米修斯是比圣彼得更伟大的殉道者。1912年，我乘拉马蒂聂号轮船被运往圭亚那，没有住在船舱里而是呆在铁笼里，还有90个人在船的右舷。建这个充军地最初的想法是让罪犯自我觉醒，自我拯救。你可能难以置信，这些岛屿的官名竟叫作致意——拯救群岛。但是，正如所有的宗教组织一样，字的初衷被败坏了。当我被发配到这里时，它的哲学是——一旦一个人做了罪犯，他就永远是个罪犯，谁也拯救不了他。他是个野兽，应该把他折磨致死，永远不允许再次干扰社会。”

“但现在你在这里。”

“我在这里是因为我有坚强的意志力，”莱布朗狠狠地说，“我有理由活下去，你很快就会知道，但不是在刚开始时。刚开始时，当我还以为自己是个人并试图表现得像个人样时，他们提醒我，我只是个动物，连动物也不如。我该怎样说刚开始的两年呢？说生活残忍——说它不是人的生活，这都仅仅只说了其中的万分之一。听着，白天蚊子成群地叮你遍布全身的脓疮。小虫子在你的指甲下面咬着，红蚁啃着你的双脚。夜晚那些吸血蝙蝠吮吸着你的鲜血。经常患痢疾、发热、血毒症、坏血病。你瞧。”

莱布朗张开嘴，把嘴唇往后缩。露出廉价的假牙上面红里透蓝的牙床。“我怎么失去的牙齿？它们是因为一种坏血病才掉的。我每次吐痰都要吐出两、三颗牙。我被列入渣滓一类，也就是说我永不得离开殖民地。在圣约瑟夫岛，我从早到晚在太阳下面用锤子砸石头。如果我反抗，我就会被投进隔离室。你知道孤独在这个岛上意味着什么吗？监狱里有3个分区——常规监狱、隔离室和疯人院——其中最无人道的就是隔离室。我会被投进一个水泥坑中，这个坑8英尺宽、12英尺深。没有顶，只是有铁条在上面封着。在坑里有一个木凳，一个便壶，一条两年换一次的毯子。腐败的空气和人粪便的恶臭足以使你窒息。在隔离室里，每天必须在水泥坑里呆上23个半钟头，只有半个钟头让你到院子里换换空气。常规监狱也好不了多少，有时还更差些。特别是一到夜晚，当你想在木头小床上睡一觉时，那些性反常者和同性恋者就会袭击你。一天又一天，总是一样的饭。早餐除了咖啡外别无他物，一点热水加上几片捣碎的菜叶就可以叫汤。一片硬面包，三盎司腐烂的牛肉是午餐，晚饭是干豌豆或者发霉的米饭，我瘦得皮包骨头。拳打、脚踢、鞭子抽，被看守折磨，那些看守是邪恶的哥萨克人，野兽般的外籍军团士兵或以前的警察。我唯一的梦想就是自杀，死后被放在竹林中的墓地以求解脱。后来，有一天，奇迹出现了——不管怎样，我这么认为——于是我有了活下去的理由。”

“那个传教士，”兰德尔想起来了。弗鲁米曾提到过一个法国的天主教传道士，他曾在莱布朗最绝望的时候与他交上了朋友。

“大约离圣劳伦10英里，靠近了马洛尼河的地方有一片林中空地，四周是沼泽地和浓密的丛林，”莱布朗继续说，“这里有政府机关，看守居住的小屋，一个锯木厂，一个医院，一个监狱，还有一座特别的小屋，这个地带叫做圣让营地或圣让监狱。由于这里有300多名带着他们的脓疮、伤口和深陷的眼睛的犯人，这儿是个特别可怕的地方。他们睡在满是脓水和粪便的地板上，吃的是捣碎菜叶汤和生香蕉。他们从早上6点干到晚上6点，把丛林中的树砍下，然后像马一样被驱赶着将这些木头拉到村子里。当我被遣送到那里时，奇迹就出现了，我有了生活下去的理由。”

“你找到了生活的理由？就在那样的地狱般的洞穴里吗？”

“是的。因为开阔地中那座特别的小屋。我提到过它，是吗？”

“你提过。”

“那是营地的教堂——我所知的殖民地的唯一一座教堂，如果不把岁亚岛上没用过的小教堂算上的话。除了斜屋顶是木制的外，其它部分全是石头垒成的。四面墙上备有五扇窗子。它不是供犯人使用的。当然，它只是一个供外国看守、法国官员和他们的妻子崇拜上帝用的。那里面还有一位虔诚的传教士——”莱布朗停下来，努力唤起对这位牧师的记忆，最终他说，“他叫帕奎因，佩里·帕奎因，一位从里昂来的虔诚的身材瘦小的法国传教士，他主管着圣让教堂。他也常到医院里探望囚犯，不时也探视一下大陆和岛屿上其它监狱的犯人。”

“你说他是整个殖民地唯一的传教士？”

“唯一的一位，”莱布朗说。他想了一会儿，又自我修正道，“不，当我刚到时，还有别的传教士。不过后来，他们都被驱逐了，除了一个人——只有佩里·帕奎因留下了。”

“那些传教士为什么被赶走了呢？”

“因为，就像那位帕奎因神父告诉我的，原来那些传教士决定拯救圭亚那被剥夺自由的绵羊——他们这样称呼我们——他们组织了一个国际红十字军祈祷会来引起世人对囚犯苦难的注意。这激怒了法国政府，这些传教士被召回，并且一切宗教活动都在禁止之列，只有一位传教士被允许留下来。”

“就是帕奎因神父了？”

“是的，”莱布朗说，“他在圣让有自己的教堂，由于这教堂除了祭坛和一些木凳外没有装饰器具，宗教气氛不够，这个帕奎因神父决定改变一下教堂的面貌。他想嵌入彩色玻璃窗，想在墙上绘上圣像以使这个圣所更加超俗引人。他需要一个艺术家。他听说在圭亚那的8000囚犯中只有我以前是个艺术家时，他要求把我从圣约瑟夫岛转到大陆上的圣让。当然，我不是艺术家，也从来没有做过艺术家，除了在伪造的银行支票上涂过法国美景外没画过其它什么。但是由于他们知道我曾伪造过一本有插图的中世纪《圣经》，官员们就把我推荐给他。于是我从被那些野兽般的岛屿的看守的监禁下脱身成为这个传教士的助手。多大的变化啊！我简直难以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