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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罗特旅馆，”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开快一点，亨利。”

“很乐意为你效劳，吉塞尔。”

十分钟后，他们拐进一条黑色路面的车道，来到旅馆大楼的蓝黄色大篷前边。这是一座白色水泥建筑物。

吉塞尔打开后面的车门说：“别熄火，亨利，我还坐你的车回去，我在里面待不了多久。”

司机打算把车开到下边的停车场，停在旅馆旁边。“我把车停在下边。”

“我很快回来，”她喊道，匆匆跑到天篷下面，推开玻璃门。她信心十足地穿过门厅，直奔电梯。电梯在柜台另一边。柜台前加斯顿一面从一个男旅客手里接过钥匙，一面和他说话。

吉塞尔刚要从两个男人身边走过，突然瞥见那人转身向大门走去。她立刻认出了他，斯拉夫型的脸庞，得体的假胡子，一望便知是塞缪尔·塔利，他从来就不是什么教授。

她猛地停住脚步，把一个手指头放在嘴唇边，示意加斯顿千万别作声，随即扭头追上去，紧紧跟在她的猎物身后，一前一后来到门边。

她猝不及防地喊道：“季霍诺夫先生。”

他突然停住脚步，以至于她差点撞到他背上。她后退一步，等候着。他则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

她不知道他是否惊呆了，需要恢复神智。

“季霍诺夫先生，”她毫不留情地重复道。

这儿没有别人，无疑是在叫他，他只得慢慢转过身子，故作诧异地说：“哦，是你呀！杜普雷小姐？刚才你叫我什么？你准是把我当成别的什么人了。”

吉塞尔露出天真无邪的表情，轻轻晃了晃脑袋和那条金色的发辫。“不，我没弄错，我找的正是你。也许更确切的称呼是外交部长谢尔盖·季霍诺夫。现在我称呼的对吗？”

他佯装恼怒，“杜普雷小姐，你知道我叫什么。我们相处的时间不短了。你这是在做什么恶作剧呢？”

“我认为在大多数国家里，甚至在你们那里，这也该叫名副其实吧。我猜你会跟我演好这场戏的。我很想告诉你一句话，季霍诺夫先生。”

他开始发起脾气来。“除非你停止叫我那个滑稽可笑的名字——否则我和你无话可说。”

“我看你最好为你自己着想。”吉塞尔说。“我看我们应当坐下来好好谈谈。跟我来吧。”

“说真的，杜普雷小姐——”他抗议道。“我得去吃晚饭。”

但是她已经回到门厅，她知道他跟在身后。她继续走着，没有放慢脚步，一直穿过接待柜台，然后对身后的这个人说：“这儿的小客厅挺不错，咱们到里边单独谈谈吧。”

他赶上来时，她已跨进那个蓝色小客厅。他再次抗议道：“杜普雷小姐，我没功夫和你这样的无赖纠缠。我——”

她没搭理他，径自向一把扶手椅走去，稳稳地坐下，顺手拉过旁边的一把椅子，不由分说地指了指她旁边的座位，他只得勉强坐下来。

“你想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吧？”她低声说。“现在我原原本本告诉你。先听我说，别打岔。我曾对你说过，我从前在联合国做过事。在那里我见过你，时间很短。我那时陪同法国大使查理斯·萨拉特。你刚来卢尔德的那个星期，我并未认出你。可上星期一我在山洞附近拍照，我看见了你，偶然拍下几张照片。你那时刚好洗完澡，没戴假胡子。我把我拍的照片和报上的照片以及一家杂志资料室的照片做过比较，发现山洞旁边的塞缪尔·塔利和谢尔盖·季霍诺夫的照片一模一样。现在你知道我的意思了吧……”

“无独有偶，”他笑了笑插嘴说。“以前也有人说我像季霍诺夫。在这个世界的某个地方，总能找出一个相貌相像的人来。”

“我想证明我并没搞错，”吉塞尔毫不留情地答道，“所以我决定对你的身份做一番调查。我和纽约通了电话，询问哥伦比亚大学语言系有无塔利教授。”她略一停顿，“一小时前，我得到了从纽约来的答复。哥伦比亚大学没有塔利教授，而且从来没有过。但是可以肯定，非常肯定，在法国的卢尔德有一个谢尔盖·季霍诺夫部长——外交部长，他即将升任当今某个大国的总理。他此次来卢尔德，是想在圣母玛利亚的圣坛前面祈祷健康。我告诉自己，这太令人难以置信了。我还告诉自己——这事只有俩人知道，你我俩人，如果你愿意的话，如果你想做个明白人的话。”

她拎起小挎包，端详着他神色紧张的面孔，冷冷地站起身。

她一刻也不曾从他身上移开目光。“如果你想要照片、底片并希望我不外传，你必须拿出一笔钱，对我的聪明才智有所表示。毕竟，正如你所知，我只不过是个穷导游，希望生活下去，生活得好一点。如果你带上1.5万美元到我的寓所——一个临时寄宿的地方——明天上午11点，我愿在那里等着你，把这事了结。给你，这是我的住址和公寓号。”她从小挎包里拿出一张纸条递给他，他没理会，她把纸条放在身后的桌上。

“用现金支付，”她补充说。“必须用法郎、美元或英镑。如果你认为携带大量现金的要求过于苛刻，也可使用在巴黎、纽约或伦敦银行提款的支票。如果这样不好办的话，务必在下周把钱如数邮寄给我，并给我移交照片、底片的地点。你看怎么样，季霍诺夫先生？”

他像一尊斯芬克司石像那样端坐着，双手平放在扶手椅上，扬起刚毅的脸庞望着她。“让我说什么呢，杜普雷小姐？我只能说你确实是疯了。不管是明天上午11点还是其他的什么时间，我都不会去你的公寓。我不允许自已被你编造的谎言吓住——不怕吓唬，不怕讹诈。要我在你的疯狂举动面前屈服，真是异想天开。”

她心里暗想，这个外交部长真是个难对付的恶棍，跟石头一样死硬。但她确信，即使是一块铁板也会有缝隙。

“随你吧。”她高兴地说。“自掘坟墓也罢，跳出坟墓也罢，悉听尊便。我等着你。”

吉塞尔和季霍诺夫会面后，心情舒畅，认为胜利在望。由于当天用不着去作导游，她叫司机把车开到照相馆。她取出她为游客拍的一叠照片，兴冲冲地回到车前，要亨利送她回多米尼克公寓。

他们驱车驰向圣地。由于傍晚时分交通拥塞，汽车只得放慢了速度。吉塞尔突然瞥见露天咖啡座上有一个正在吃饭的人十分眼熟。从反光镜望去，那一头蓬松的橘黄色头发，肯定是利兹·芬奇无疑了。

利兹从她眼前消失后，出租车仍在飞速奔驰。突然，吉塞尔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

她和季霍诺夫会面取得的成功，只是一种可能，还没有十足把握。而且会谈中笼罩着一层怀疑的阴影。她并不想戳穿那个S国领导人——只是想从他那里搞到钱——因此季霍诺夫有可能死硬到底。他这个人性情古怪，表面看起来很固执，有可能打定主意顽抗到底，宁愿冒天大的风险，让他的变态丑行公诸于众，也不会满足她的要求给她钱。他相信自己有足够的力量顶住任何风浪。吉塞尔相信他不会蛮干，也许他的固执会促使他硬碰硬——这是她喜欢的另一句美国话。

如果她没有抓住机会从季霍诺夫身上弄到钱，这一切只不过是空欢喜一场，充其量毁灭一个S国领导人。这样看来，她得另想办法，把钱搞到手。匆忙中她瞥见利兹·芬奇，不禁心里豁然开朗，想出一条妙计。

回想起上星期六和利兹·芬奇的初次见面，吉塞尔记得利兹曾经说过：揭穿伯纳德特的真面目，必然成为轰动一时的特大新闻。不过，吉塞尔知道，动摇对伯纳德特的信仰，搞垮卢尔德的基石，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因此，她问利兹其他东西是否也能构成特大新闻。得到的答复是：成千上万的人从世界各地涌向卢尔德，明天还会有更多的人赶来，亲自参加圣母显灵的盛会。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就可能具有新闻价值，他们身上就可能出现某些疯狂举动，他们中间不乏值一大笔钱的新闻。只是，必须是特大新闻。

吉塞尔茅塞顿开，她手上正有利兹想要的东西。

S国外交部长在卢尔德祈求圣母玛利亚治愈不治之症。

再也没有比这更大的新闻了。

吉塞尔意识到，利兹·芬奇说不定便是她的救星。如果不能直接从季霍诺夫那里弄到钱，也许利兹能帮她弄到。

吉塞尔主意已定，认为不能坐失良机。她俯身拍了拍司机的肩膀。

“亨利，刚才我看见一个人，想和她说两句话，你找个地方掉一下头，回去一趟好吗？”

司机点点头，把车开进第一个街口，绕了个U字型，开到主要的街道上，重又奔驰在刚才来的路上。“去哪儿？”他问。

“我想是罗伊·阿尔伯特咖啡馆，”吉塞尔边说边望着窗外，但愿利兹仍在那儿。

当她再次看见那头蓬松的橘黄色头发时，感到心里轻松了许多。“我在这里下车，亨利，”吉塞尔说，“找个地方停下车，我只耽搁一会儿。”

吉塞尔等着横穿马路时，看见利兹·芬奇独自一人悠闲自在地坐在一张红色藤椅上，边吃油煎土豆，边喝加冰可口可乐。美国人的饮食习惯很奇特，吉塞尔心里暗想，不过她对美国人印象并不坏。

“嗨，芬奇小姐，”吉塞尔招呼道。

利兹抬头看见她。“是你呀！你好吗？”

“老样子，挺忙的。”吉塞尔拖出一把椅子。“坐一会儿不介意吧？”

“请便，”利兹说。“晚饭以前出来随便填点肚子。你也来点什么吧？”

“不，谢谢，”吉塞尔说。“近来怎么样？搞到重要新闻没有？”

利兹沮丧地摇摇头。“没呐，这鬼地方人们除了一个劲地唱圣歌，你别想再找到什么。我在这儿整整呆了八天了，听到的都是‘我又见到圣母玛利亚’的欢呼声。尽管我知道这件事很荒唐，可我总不能空着两手回巴黎砸掉饭碗呀！”

“砸饭碗？”

“那是另一回事，别提了！”她拿起一块马铃薯片放入嘴里。“怎么样？替可怜的利兹搞到一点抢手新闻吧。”

“说真格的，也算有吧。我想和你谈谈，芬奇小姐。”

“噢，是吗？”利兹不吃了，立刻站了起来，“你搞到什么新闻了？”

“我想是的，也许吧，”吉塞尔热心地说道。“我记得，当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你告诉我要留心特大新闻。你说如果我能搞到一条值大钱的新闻，你的通讯社愿意花钱买下来，是这样吧？”

“是的，是的，”利兹马上活跃起来，“你究竟搞到什么了？”

“哦，芬奇小姐，我是说有可能搞到这样的新闻——”

“你能肯定是特大新闻吗？不是什么骗人的鬼话吧？”

“芬奇小姐，我敢保证，这岂止是特大，简直称得上特大特大新闻。也许它会震惊全世界呢。”她稍一停顿。“有兴趣吗？”

“你知道任何真实的新闻我都有兴趣，尤其是你能提供的独家特大新闻。这是关于伯纳德特的，对吧？”

“不，是最近发生的事。”

利兹俯过身：“好吧，说下去。”

“得等到明天。到明天我才知道要不要告诉你。”

利兹向后一靠。“如果新闻确实，如果我认为新闻重大而且你又提供证据——好吧，开个价吧？”

“你出1.5万美元。”

利兹轻轻嘘了一声。“我说，不是闹着玩吧？你能肯定值这么多钱？”

“也许应该比这还多，不过对我来说，1.5万美元足够了。”

“我得承认，这不是笔小数目，吉塞尔。如果这则新闻确实轰动而你又有足够的证据，我想我们的报业辛迪加肯定会出钱的。你说要到明天才能知道，我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搞到手呢？”

吉塞尔从小挎包中取出旅行社名片，在背面写了几个字，递给利兹，随后起身说：“这是我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我住在女友的公寓里，明天中午给我打电话，我答复你。”

“我会给你打电话的。来，祝咱俩走运，一言为定。”

这是吉塞尔欣赏的另一句美国话。她笑着说：“一言为定，再见。”

她大步向拐角处的司机走去。一想到无比美妙的前景，她禁不住心花怒放。现在不但有一个而且有两个主顾了。

正如罗伊·齐姆博格常说的那样：万事齐备。

阿曼达·斯潘塞在记者站听说利兹·芬奇去了咖啡馆，便沿街上的咖啡馆一个挨一个地找她，终于看见利兹坐在人行道边的桌旁，正和一个年轻女人说话。那年轻女人起身离席，阿曼达立刻加快脚步，好在利兹走以前赶上去。

利兹吃完最后几片油煎马铃薯时，阿曼达已来到桌前。

“真高兴见到你，利兹。我正四处找你呢。”

“好啊，这个星期真是宾客如云，”利兹说，“请坐，请坐，有事吗？”

阿曼达迟疑地拉过一把椅子。“半小时后我和鲁兰神父约定见面。我想或许你愿意陪我去一趟。”

“我的事就够鲁兰神父忙一阵子了。你找他干吗？”

“关于伯纳德特的日记之事。昨天在内韦尔，弗兰西丝卡修女不是提到那本日记吗？我想进一步了解，弄清楚教堂是如何搞到手的——他们怎么断定是原物的？”

“忘了这事吧，”利兹说，“确实是真的，像我以前告诉你的那样。你要相信教堂没有把握的事不会随便说。”

“你真这么肯定？”

“因为，”利兹说，“我这个人一刻也闲不住。今天一大早我就和鲁兰神父谈过了，他原封不动地搬出了伯纳德特的日记，里面有圣母玛利亚告诉伯纳德特秘密的回忆。这样神父通过不同方式证明了日记的权威性。”

“你是说用碳14确定写作年代的方法？”

“不，不是——那种方法适用年代久远的文件、羊皮纸、纸草纸——伯纳德特的日记没那么古老。检验方式很简单，就近找到不少伯纳德特的笔迹，经许多笔迹专家比较鉴别，均认为同出一人。此外还做过一些其他检验——其实多此一举——紫外线照射，墨水色素化学分析。学者们对日记文体语言的研究伺样证明与伯纳德特从前的文字（譬如书信）完全吻合。别去了，你这是白白浪费时间，阿曼达。日记千真万确，无懈可击。我想我们最好停止对伯纳德特的研究。”

阿曼达目瞪口呆，“你可以不干，我可不行。即便日记靠得住，我也想多了解一些情况，弄清楚教堂是怎样把日记搞到手的？从谁的手上搞到的？能发现什么都行。也许我能发现一点新东西，寻到一点蛛丝马迹，最后使肯明白过来。”

“只好祝你走运了。对我来讲，已经不想去调查日记了，我只想守在这里，等待着圣母显灵。”

“那好，”阿曼达说，不知如何是好。“从现在起，我只好一个人干了。”

他们坐在一间安静、简朴、陈设不多的房间里。鲁兰神父把这当作自己的办公室。由于鲁兰如此开诚布公、慷慨合作，阿曼达极不想让他看出自己的疑虑。但是她发现鲁兰眼光敏锐、思想缜密，对人类的天性有深刻了解。她猜想，从他们见面那一刻起，他必定已看出她的怀疑态度了。

她坐在办公室中央一张古色古香的木桌旁边。为了便于她写文章，神父正从墙内的防火保险柜中取出伯纳德特的重要遗物。她告诉鲁兰神父，她正为一家心理学杂志撰写一篇有关伯纳德特的文章。鲁兰拿出的东西，大部分是伯纳德特写下的纸片、书信、文稿等，此外还有她对圣母在山洞显灵的回忆，她和邻居、卢尔德地方官员的谈话——他们是圣母显灵那一年及稍后一段时间的历史见证人。

“最使人感兴趣的是伯纳德特日记的最后一部分，里面记载着圣母说出的最富于戏剧性、最激动人心的三个秘密。日记里有圣母再次显灵的日期。”鲁兰神父一边说一边从保险柜里取出日记放在阿曼达面前。“这就是，我们的稀世珍宝。你自己翻着看吧。小心，当然，千万得小心。”

“我不敢碰它，”阿曼达说，“你能打开它吗，神父？”

“非常乐意效劳，请相信我，克莱顿太太。”鲁兰神父绕过桌子说。当他在她身边俯下身子时，他凝重的体态和胸有成竹的神情，使阿曼达感到自己的怀疑毫无道理，仿佛自己关心的原本是些不足挂齿的愚蠢小事。尽管如此，她仍然全神贯注。

他从书套中取出一本皮面日记本，打开放在阿曼达面前。

她开始认真阅读这两页日记，旧式的斜体字带给阿曼达一种从未有过的现实感。即便在内韦尔她也不曾有过这种感觉。

“怎么，我也能够读懂。”阿曼达说，“是用法文写的。”

“你以为会是什么？”鲁兰询问道。

“我听说，她用当地土话写东西，谁也读不懂——”

“噢，是的，克莱顿太太，那是真的。她小时候讲的不只是当地土话，而且是比利牛斯山的一种特别语言。不过，她到内韦尔当修女写回忆录时，已经有法语基础了。你知道，1858年以后，为了满足许多人的请求，伯纳德特对她在山洞前经历的事有过大量回忆，有些是写给牧师看的，有些是写给新闻记者和历史学家看的。这本日记是她写的最后一次书面记录。她希望在圣母显灵的有关细节从她的记忆中消失以前，在她尚不致因病无法动笔的时候，尽可能把发生在她身上的事写下来。这也是她做出的最后一次努力。”

“我很想多知道点这本日记的事，鲁兰神父。”

“你对此有这么浓厚的兴趣，我很高兴。”鲁兰说。他合上日记，把它放进了封套。他走到保险柜前，把那本珍贵的日记和其它一些记录放进去，然后锁好柜门，回到桌边，坐在阿曼达对面。“只要你想知道的，我全都可以告诉你。”

“我想知道你是如何发现这本日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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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一个偶然的机会。也许，这样说不大确切。还在神学院时，我对伯纳德特就非常着迷，我对她几乎无所不知。于是，我开始怀疑在她生命的高峰时期是否会写下一本日记。她在圣吉尔达德修道院患病时，有迹象表明她曾利用间隙时间写过一本日记。但我无从证实有无这样的日记，是否完成，存在何处。圣吉尔达德修道院院长知道我的兴趣。后来，大约两年前，或者更久一些，我读到伯纳德特的一封信。那时我们正准备公开展出伯纳德特留下的文字材料，到处收集有关她生平的一些实物，我偶然发现了她写给巴塞尔·拉格斯的一封信。拉格斯是附近巴特里斯镇的一个农民。”

“我听说过巴特里斯这个地方，”阿曼达说。

“最初，伯纳德特用法文给拉格斯写信，后来怕他读不懂，又用比戈尔地方话重写了一遍。因此，在伯纳德特留下的文字中有这封法文信。信写于1878年，正是她去世的前一年，她在信中告诉拉格斯她写完了一本日记，打算把它送给他，作为他们相处那一段生活的纪念。”

阿曼达皱了皱眉头，“在拉格斯家？”

“伯纳德特和拉格斯家的亲密关系在伯纳德特的生活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鲁兰神父说，“年轻夫妇玛丽亚和巴塞尔·拉格斯是卢尔德北边巴特里斯镇勤劳的农民。伯纳德特的父亲有过一座磨房，拉格斯夫妇常去那里。1844年伯纳德特出生不久，她的母亲路易丝发生了一起事故，一支燃烧着的蜡烛从壁炉上掉到她的围裙上，胸部轻度烧伤，使她没法给伯纳德特喂奶。恰巧那时，玛利亚·拉格斯的头胎孩子流产，想找个婴儿吃奶。于是，她同意暂时收养小伯纳德特，每月收五法郎喂奶费。小伯纳德特断奶后，玛丽亚不忍她离开，直到一年半以后才让她回到自己家里。自此以后，伯纳德特和拉格斯家开始来往。”

“她第二次上他们家是什么时候？”阿曼达问。

“1857——1858年间，那时伯纳德特13岁。”鲁兰神父说，“伯纳德特的家境每况愈下。她的父亲干活很累，挣不了几个钱，几张嘴等着要饭吃。霍乱几乎夺去了小伯纳德特的生命。就在这闹饥荒的年月里，邻近的拉格斯家不但活了下来，日子过得还算好。他们挣到一大笔财产，牛羊成群，儿孙满堂，打算雇一个帮手。他们同意再次收留伯纳德特。她的工作是给女主人打杂、放羊。作为报酬，他们管她吃住、上学。于是，伯纳德特又在巴特里斯镇的拉格斯家住了下来。事实上，日子并不轻松，和卢尔德的家里相比，餐桌上的食物是多一些，但也并不十分丰富。玛丽亚·拉格斯对伯纳德特爱恨掺半。她要伯纳德特不离左右，态度严厉，有时甚至故意为难。她经常把伯纳德特当奴隶使唤。不过，也有补偿，巴特里斯地势高，空气清新，对伯纳德特的健康大有好处。这姑娘在山下放羊，悠闲自在，经常做白日梦，垒小祭坛祈祷。尽管养母给她受教育的机会很少，但伯纳德特赢得了当地教区牧师、心地善良的阿伯·阿德尔的同情，他非常乐意帮助她。”

“听说他竭力激发伯纳德特对圣母玛利亚的热情。”阿曼达大胆地问。

“是的，我猜你是从凯奥克斯神父那儿听到的吧？”

“不记得了。”阿曼达没有说真话。

“没有关系，”鲁兰神父不以为然地说，“我们不知道阿伯·阿德尔对伯纳德特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事实上有一天，他注视着伯纳德特大声说道：如果有朝一日圣母玛利亚再次降临人间，很可能只出现在这个单纯质朴的农村姑娘面前。这样做会影响她吗？我们还没找到什么事实根据。阿德尔对她采用的问答式教学没多久便结束了。后来，阿德尔离开了巴特里斯镇，致力于本尼狄克教派活动。此后不久，伯纳德特就对她父母说，她厌倦了巴特早斯镇的生活，很想回到卢尔德自己的家。于是，1858年1月，她在巴特里斯镇呆了八个月后，终于回到了卢尔德。”

“回到卢尔德一个月后，”阿曼达说，“伯纳德特便在马萨比耶勒山洞前第一次见到了圣母玛利亚。”

“是的，”鲁兰神父承认道，“不管怎样，伯纳德特到内韦尔当修女后，仍对拉格斯一家以及她在巴特里斯度过的那一段时光非常怀恋，尤其是对养父拉格斯和他那三个幸存的孩子。在这本日记中，她最后一次详尽记载了自己短暂一生发生的那些激动人心而又神秘莫测的事件。日记写完后，她深知自己在教堂心目中的特殊地位，决定赠送给拉格斯家留作纪念。我得到线索后，马上动身去巴特里斯寻找那本日记，我相信拉格斯从未读过，因为它是用法文写的。日记的主人玛丽亚和巴塞尔早已离开人世。经过一番耐心查访，终于发现日记下落。日记在亲戚中间辗转流传，最后落入拉格斯一个远房表妹手中。”

“她是谁？”

“巴特里斯镇一个中年寡妇，名叫尤金妮亚·高蒂尔。高蒂尔和一个叫让的小侄儿住在一起，高蒂尔太太是他的监护人。她果然从某个地方找到一本已经发霉的日记本。我很怀疑她是否读过。她对早不在人世的伯纳德特毫无兴趣，只关心那个逐渐长大成人的侄儿和他的前程。我走到她跟前，要她给我看看那本日记，表示教堂愿意作为一件文物收买下来。高蒂尔太太轻轻把我推到一边，急忙翻看那本日记。她这才第一次读到圣母玛利亚告诉伯纳德特的秘密，知道圣母玛利亚不久将再次降临卢尔德，高蒂尔太太终于明白自己拥有了稀世珍宝，自然我很快也知道了。起初她的要价高得惊人，经过长时间讨价还价，双方都做了让步，最后教堂花一大笔钱买下了日记。高蒂尔太太从此过上了好日子。事实上，她买了一幢新房子，现在还舒舒服服地住在里面。”

阿曼达的好奇心愈来愈强，“你买下了全部的日记吗？我听说有一部是早期日记，记录伯纳德特的童年生活，是这样吗？”

“当然我们想全部买下，但是我们最感兴趣的是记录伯纳德特在山洞前的有关事情。我读过早期日记，写得太多，主要是她在卢尔德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艰苦生活，在巴特里斯当牧羊女的一些日常琐事。我想买下配成完整的一套，事实证明是不可能的，高蒂尔太太不愿割爱。我猜她希望把日记留给侄儿做纪念，因为它记录了在过去的日子里她在巴特里斯的艰苦生活。不过，这并不重要，我已经得到了我想要的——圣母玛利亚今年再次降临卢尔德的振奋人心的消息。我想我告诉你的日记的来龙去脉你全部清楚了，希望对你计划写作的心理学论文有所帮助。”

“真是太好了，”阿曼达说，“你已经把一切都告诉了我。”她准备起身告别，“我只是在想，去巴特里斯镇看看一定会很有意思。”

“也许没什么值得看的。一百多年过去了，小镇的变化并不大。也许你能了解些伯纳德特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

“哦，我得跑一趟。你说——高蒂尔太太还住在那儿吗？”

“还住那儿。听人说，她买的房子距离拉格斯的贝格宅邸不远。眼下，贝格宅邸已成了巴特里斯镇的博物馆了。”

“你看我能见到高蒂尔太太吗？”

“我不好说，”鲁兰神父把阿曼达送到门边，“她是个倔强泼辣的女人，不大好客。我想她很难改变多少，看着办吧。祝你走运。”

正当保罗·克莱因伯格博士在琢磨如何治疗伊迪丝·穆尔的病情时，他等候已久的巴黎长途电话铃响了。他一直在等候莫里斯·杜瓦尔的电话。今天早上秘书告诉他，杜瓦尔晚上8：30给他打电话。

克莱因伯格呆在阿斯托里亚饭店这间阴森森的房间里，心情烦躁，百无聊赖。他坐在椅子上，不时瞄一下时钟，试图继续读最近发表的几篇医学论文（其中有杜瓦尔的两篇），当时针指着8：30时，他把注意力转移到桌上的电话机上，高兴的是电话铃立刻响了起来。

他拿起听筒，盼望是杜瓦尔来的电话。当他听见杜瓦尔那热情而急促的声音时，感到非常高兴。

“是你吗，保罗？”杜瓦尔叫起来。

“是我。”

“好久好久不见了，”杜瓦尔说，“没想到你会从卢尔德打来电话，你在那儿忙些什么？”

“发掘神圣的奇迹呀！”克莱因伯格答道。

杜瓦尔哈哈大笑起来，“今天所有的奇迹都发生在遗传学家的实验室里。”

“别太大声，我不想让卢尔德的人听见你的话，我正是为这方面的事找你，我想和你谈谈你眼下正在搞的科学奇迹。”

“这是我爱谈的话题，保罗。”杜瓦尔说，“你想知道些什么？”

“我知道你已经不搞常规肿瘤手术了，正全力以赴进行实验室基因移植和遗传工程——”

“我来说明一下，”杜瓦尔打断道，“我放弃常规肿瘤手术，是因为手术没有多少成效，或者至少说是效果不明显——但我的兴趣仍在肿瘤方面。我已经投入了大量的精力用来搞遗传实验，重点是肿瘤。”

这样看来，效果一定很好，克莱因伯格心里想。“你的实验报告，你发表的那些在猴子、免于、老鼠身上进行实验的文章，我都认真拜读过了。应该说你的研究有重大突破。”

“取得较大进展，”杜瓦尔更正说，“在采用健康基因取代染病基因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在今年发表的两篇文章里……”

“我刚拜读过你最近发表的文章，莫里斯，用你自己的话说，在基因移植技术上获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长足进步。”

“是的。”杜瓦尔非常肯定地说。

“好极了。现在我解释一下打电话的原因，我有三个问题要问你，如果你回答的和我想的一致，我再提第四个。你看行吗？”

“讲吧。”

第一个问题带有试探性。他开始问道：“现阶段，你是否在人体上做过肿瘤遗传变异和移植？”

“不，还没有。不过，我成功地做过一些其他基因移植手术。在1980年由马丁·克林博士于加利福尼亚首次开拓的领域里，我对患倍塔靶形细胞增多症——血液紊乱的病人做过处理。这种病有生命危险。对上述病人我做过基因移植，把健康基因引进到缺损细胞中去，成功率极高。”

“好吧，第二个问题，”克莱因伯格说，“你能否对肿瘤患者施行同样手术？”

“当然可以。很多次我一直想做这样的手术，那正是我的研究范围，我的一切实验全是围绕这最后一步进行的，我可以做。”

“第三个问题，你估计有多大成功把握？我是指患者完全康复。”

“这要看患者的具体情况了，我是说，如果患者病情稳定，手术成功，完全康复可达到70％。”

“能有那么高？”克莱因伯格吃惊地问道。

“我的估计比较保守，是的，保罗，至少有那么高。”

“我的最后一个问题其实算不上什么问题，听起来令人又吃惊又高兴。这是我的第四个问题。我想它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我现在负责一个病人，你能不能为她尽快做做手术？”

“干嘛不呢？你只要告诉我时间就行了，我可以安排一下日程。征得病人的同意了吗？”

“还没征求她的意见，”克莱因伯格承认道，“我想在病人同意之前和你谈妥。要是病人答应，你最早能在什么时候做？”

“在哪儿做——今天是星期几？”

“星期四，”克莱因伯格说。

“我很忙，这你知道，可什么时候不忙呢？也许安排在周末好些，星期天也行。对，就在星期天吧。”

“你能到卢尔德来做手术吗？我这边比较好安排一些。”

“到卢尔德？怎么不行？读过卡雷尔的报告后，我一直想去看看。”

“正像卡雷尔的报告中所说的那样，卢尔德确实异乎寻常或者叫名不虚传。”

“我翘首以待。”

“我现在就去征求患者的意见。说实在的，莫里斯，我心里一点底也没有，我会尽力而为。她的病很重，但出于个人的考虑，阻力仍然会很大。尽管如此，我还要试试看。如果我能说服她，你是否还要先看看病历？”

“那是当然。”

“五年来，她存下了一大堆病历，直到昨天我还给她诊断检查、做透视。如果能找出办法，我当然不会麻烦你。”

“别说麻烦不麻烦了，快给我病历吧！”

“谢谢，我这就叫埃丝特·莱文森护士带上病历乘飞机到巴黎，明天一早送到你的办公室。”

“好极了。”

克莱因伯格仍有一些事拿不准，开诚布公还是绝口不提？最后他决定一吐为快。“还有一件事——”

“什么事，保罗？”

“既然你没在人体上进行过基因移植，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信心十足？”

电话那端一阵长久的沉默。杜瓦尔一向快人快语，对这件事似乎有些踌躇。沉默仍在继续，克莱因伯格耐心等待着。

“好吧，”杜瓦尔大夫终于开口，“我——我可以答复你，让你满意。不过我想说这是你我之间的秘密，切勿外传。”

“好的，我发誓，保守秘密。”

“太好了，”杜瓦尔大夫说，“你问我为何对人体基因移植这样信心十足，对吧？我现在来答复你，因为我已经在人体上做过了——对三个人做过了，更确切地说。我刚才没对你说实话，只说对动物，没对人体做过。18个月以前，我对巴黎市区以外的三个晚期病人做过基因移植。两例为肿瘤病人。三个人不仅全都死里逃生，而且身体恢复了健康，精力也很充沛。”

克莱因伯格大为震惊。“我的上帝，莫里斯，我简直不相信——太好了，祝贺你。这个消息一旦传出去，你会被提名诺贝尔奖的。真可说是一个重大突破。”

“谢谢，谢谢，但它永远不会被人知道。未经医学委员会和道德委员会批准擅自进行此种手术，我会受到严厉惩罚。只要委员会认定不宜用于人体，手术一搁至少十年，甚至更长时问。只有他们认可，手术才算合法。许多优秀人物原可免于一死，然而在此期间只能饮恨九泉。你知道，保罗，这是借谨慎从事之名行医学政治之实。”

“这我知道。”

“我的标新立异很难为人赞赏。这里不妨提一下加利福尼亚的克林博士。他曾经对一个尼泊尔患者和一个耶路撒冷患者分别采用分子重新组合处理。事情公开后，美国国家研究所砍掉了他的全部研究贷款。我估计经费资助损失在25万美元左右。这样的损失我可承受不起。”

“别着急，莫里斯，医学界同仁决不会知道你来卢尔德的目的。你刚才的一番话使我受到很大鼓舞，我佩服你能当机立断。”

“保罗，相信我，这是一次新的机会，也是一次新的挑战。我得不厌其烦地再次提醒你，此事一定要保密。我甚至不准备用卢尔德的医护人员，我打算从里昂我从前的学生当中挑选助手。你瞧，我是多么小心谨慎。我再说一遍，事情公开后必定是一场灾难。我这是第四次明知故犯，必然成为众矢之的，危害匪浅，这样就会失去大部分贷款。委员会会一口咬定时机尚不成熟，但你我都清楚，成功之前一切都可以说成是时机尚不成熟。”

“不会有人知道是你，莫里斯。”

“祝你一切顺利。”

“但愿如此。事情落实后，我再打电话给你。”

克莱因伯格挂断电话，感到一阵欣慰。想到马上要办的事，心中又蒙上了一层阴影。他拿起电话，叫来隔壁的埃丝特。

她进门后开始探究他的表情，对她的无声问话他做出了回答。“杜瓦尔答应做手术。不过，伊迪丝·穆尔会同意吗？奇怪，一天了，也没见她有任何表示。”

“也许她丈夫根本没告诉她。”

“我不信。不过，也有这种可能。你能不能替我找一找穆尔太太？如果她出去吃晚饭了，就给餐厅挂个电话，告诉她晚饭后我在医务处等她。”

“我有她的电话号码，在我的房间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她住在加利亚·伦德里斯旅馆，我尽量和她取得联系。”

克莱因伯格坐着翻阅穆尔太太的病历，直到听见埃丝特敲门才起身去开门。

“我和她通过话了，”埃丝特说，“她现在在自己房间里，今晚不准备到医务处。她问你能不能去她住的旅馆。她感觉不好，正躺着休息。”

“告诉她我马上就去。”

克莱因伯格穿上外衣，检查了一下医药包。他不明白伊迪丝·穆尔感到不适的原因，是她丈夫告诉了她真相，还是肿瘤在作怪？

几分钟后克莱因伯格就会把一切弄清楚。不过，无论是哪方面的原因，此行都不是他向往的出诊。

他闷闷不乐地叹了口气便出去了。

伊迪丝·穆尔身穿白色上衣和海军蓝裙子，脚上套着长简袜，穿着整齐地躺在一张双人床的绿色床单上，注视着克莱因伯格博士。他给她检查完后，站在桌旁开处方。

“照处方服药，”他说，“可以缓解病痛。”

他把椅子拉到床边，把处方递给她，然后松了松自己的外套。

“我的病怎么样，大夫？”她想问明白，“我有好几年没有像现在这样虚弱了。”

“会告诉你的，”克莱因伯格说。俩人的目光相遇，“你知道，我和你丈夫谈过你的病情。”

“我知道你和他谈过。我是说，昨天晚上我看见你们一起离开了餐厅，我以为那只是一般社交，”她眨了眨眼，“谈到我了，谈些什么？”

“这么说穆尔先生没告诉你我们谈话的内容？”

她慢吞吞地回答说：“是的，他没说。”

“我觉得要是他先告诉你，事情会好办一些。现在看来，只好由我直接去办了。”

“为什么？你是指给我治病？”

“是的，”克莱因伯格只得硬着头皮说出了事实真相，“恐怕这是个坏消息，你的体内又出现了肿瘤，清晰可见。透视表明属恶性。事实就是这样的，必须认真对待才行。”

这样的话，他对病人说过许多次。在类似的情况下，这是他的专业生涯中最痛恨的一件事。对患者进行检查、化验、诊断，这些他都责无旁贷。可是作为医生，要他面对面地把坏消息告诉病人，从感情上和为人上讲，那是再糟糕不过的了。

他告诉她了，接着看她的反应。通常情况先是一阵揪心的沉默，随之泪流满面；有时候是怀疑、辩解，不由分说地愤怒抗议，但更多的是一蹶不振、情绪动荡。

克莱因伯格等候发作，但她没有。伊迪丝·穆尔茫然的脸上没有一丝肌肉抽动，她的目光从他身上移开后直盯着天花板，她一言不发，只是一个劲地盯着天花板。

这样持续了一分钟。最后，她才正眼看他。

她的声音几乎听不见。“你有把握吗？”

“有把握，伊迪丝。”他显得很随便，第一次用她的名字称呼她，“不会有错的。”

她舔了舔自己干瘪的嘴唇，又一次默不作声。当她再开口时，与其说是对克莱因伯格还不如说是自言自语，“奇迹女人，”她不无酸楚地说，“肿瘤又出现了，我并不曾奇迹般地痊愈过。”

“我想是那样。”

“你不愿证明我已经痊愈是因为——我压根儿就没治好过。你跟贝里耶大夫谈过吗？”

“还没有。”

“鲁兰神父呢？”

“也没有。”

“他们总是告诉我，你只作常规检查。每一个大夫，三年了，都宣布我已经奇迹般地痊愈了。你对此作何解释？”

“我无法解释，伊迪丝。肿瘤很明显。长时间消失后突然再现的病例，我从来没有见过。肿瘤复发通常不这样。据我的经验，旧病复发通常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