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撒谎，真的。以前在那里抽过烟，但今天没有。我们只是走着穿过树林子，心想也许还能抽抽烟，我们就走到了汽车跟前，看到了罗米。”
哈迪稍微犹豫了一下，然后问道：“谁是罗米？”
马克突然警觉起来，深深地吸着气。马上，他意识到一切都完了。真该死。说得太多了，撒了太多的谎。他所编造的故事还没有持续一小时。要不断地想，他告诫自己。
“那是那个家伙的名字，对吗？”
“罗米？”
“对，你不是那样叫他的？”
“不。我告诉你母亲的是杰罗姆·克利福德，来自新奥尔良。”
“我还以为你叫他罗米·克利福德，来自新奥尔良。”
“谁听说过罗米这一名字？”
“不知道。”
车子转向右方，马克看着前面。“这是圣彼得医院吗？”
“牌子上是这样写的。”
哈迪把车停在一边，看着救护车向急诊停车处倒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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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尊敬的杰·罗伊·福尔特里格是一位在新奥尔良负责路易斯安那南部地区事务的美国检察官，共和党人。他刚啜饮完一罐番茄汁，伸着腿坐在他经过改造的切诺勒特轻便车的后座上。汽车沿着高速公路平稳行驶，孟菲斯就在北边，顺着55号州际高速公路一直往北，再过五个小时就能到达。他本可以乘上飞机的，但有两个原因使他误了飞机。第一个原因是日常文书的处理，或那些他可声称为与博伊德·博伊特有关的公务。他可以在这里夸张一点，那里发挥一点，应付过去，但以后得花好几个月的时间去补救，去收场。还有十八种各不相同的表格需要填写。第二个原因，也是更主要的原因，是他不喜欢乘飞机。他本来可以在新奥尔良等上三个小时，乘上飞机一个小时后，大约晚上十一点左右就可以降落在孟菲斯。但现在改乘了汽车，他们半夜才能到目的地。他没有向别人说自己怕乘飞机，但他感到总有一天不得不去找精神科医生治一治。此外，在这期间他自己掏腰包买了一辆高级轿车，车上装备了各种各样的设备和新发明，两部电话，一台电视，甚至还有一台传真机。他乘着这辆车由沃利·博克斯驾驶着在路易斯安那南部地区到处转悠，觉得比坐大型高级轿车更合适、更舒服。
他慢慢地把穿在脚上的平跟鞋蹬掉，眼睛注视夜空中掠过的飞机。和他在一起的特工人员特鲁曼这时正在接电话，听筒紧紧地与耳朵贴在一起。衬垫垫得厚厚的后排座位的另一头坐着他的忠实助手托马斯·芬克。他是一位美国国家副检察官，在博伊特的案子上每周工作八十小时，处理审判的绝大部分事务工作，特别是做那些默默无闻别人瞧不起的活，这样他的上司当然就可以做那些容易的、抛头露面的事情了。和往常一样，芬克正在阅读一份文件，一面想听听特工特鲁曼在喃喃地说些什么。特鲁曼坐在他对面的一把转椅上，正在和孟菲斯联邦调查局通电话。
斯金珀·谢尔夫紧挨着特鲁曼，坐在一张一模一样的旋转靠椅上。他是一名新手，没有参与这件案子，但碰巧赶上去孟菲斯的汽车旅行。他在一本法律事务记录拍纸簿上潦潦草草地书写着，而且在未来的五个小时里还要继续潦草地写下去，因为在这水也难泼进的权力圈内他无话可说，而且说了也没有一个人愿意听。他总是恭恭敬敬地看着他的法律事务记录本，把上司的指示记下来。拉里·特鲁曼是他的上司。当然还有最高司令本人——罗伊大律师。谢尔夫聚精会神地注视着自己潦草的记录，竭力避免与福尔特里格的眼光接触。他想听清孟菲斯方面在给特鲁曼说些什么，坦白费劲。一小时以前听到克利福特自杀的消息时，事务所受到了震动。谢尔夫直到现在还不十分清楚他为什么和怎样坐上了罗伊的汽车，顺着这条高速公路急驰。特鲁曼叫他赶紧回家收拾换洗衣服，立即去福尔特里格的事务所。这就是他所做的一切。现在他在这里潦草地记录，专心地聆听。
轿车司机沃利·博克斯实际上已取得了开业做律师的证书，但是他不知道怎样使用它。他是一位国家副律师，和芬克一样，但事实上，他是给福尔特里格打杂跑腿的。他为上司开车，拎公文包，写讲话稿，应付新闻媒介。光和新闻媒介打交道就占了他一半时间，因为他的上司十分重视在公众中的形象。博克斯并不笨，善于玩弄政治花招，涉及他上司的事他反应敏感，竭力维护。他对上司忠心耿耿，忠于职守。福尔特里格前途无量，博克斯知道将有这么一天他和他了不起的上司会在国会山散步，自己则作为一个要员低声向这位伟人耳语献策。
博克斯知道博伊特一案的重要性。它将是福尔特里格光辉历程中最重大的一场审判。他在睡梦中也一直想着这一审判，因为它将帮他获得在全国范围内受人注目的地位。他知道福尔特里格正为尖刀巴里·马尔丹诺而伤透脑筋，睡不着觉。
拉里·特鲁曼打完了电话，放下机子。他是一位老资格的特工人员，四十刚出头，还能干十年才到退休年龄。福尔特里格等着他说话。
“他们正在努力说服孟菲斯警察局把那辆车拿出来，这样我们可以好好查看一下。恐怕需要一个小时左右事情才能解决。他们在向孟菲斯方向解释克利福德和博伊特的事情经过，非常不容易，但是有进展。我们在孟菲斯办事处的负责人名叫贾森·麦克苏恩。他很会磨嘴皮，善于说服人，现在正在会见孟菲斯的警察局长。麦克苏恩先打电话给华盛顿，华盛顿然后再打电话给孟菲斯，一两个小时之内我们就可以拿到车了。死者头部有一处枪伤，显然是自伤。非常明显，他开始企图用花园浇花用的水龙带接在车尾部排气管上自杀，但不知什么原因没成功。他服用了盐酸氟胺安定和可待因，是用杰克·丹尼尔牌威士忌吞服下去的。枪的来历尚未查明，但时间还早着呢，孟菲斯正在查，是一支点38口径的蹩脚货。他设想自己能把子弹也吞咽下去。”
“毫无疑问是自杀？”福尔特里格问道。
“毫无疑问。”
“他在哪里干的？”
“孟菲斯北面的一个什么地方。他把林肯牌黑轿车开进树林子，就结果了自己。”
“我想没有人看到吧？”
“显然没有人看到。是一两个孩子在一个偏僻的地方发现他尸体的。”
“他已死多久了？”
“没多久。再过几个小时他们就将解剖尸体来确定死亡时问。”
“为什么在孟菲斯？”
“不清楚。要是有什么原因的话，至少我们还不清楚。”
福尔特里格一边考虑这些问题，一边啜饮番茄汁，芬克记笔记，谢尔夫潦草地写个不停。沃利·博克斯注意听每一个字。
“那张纸条怎么说？”福尔特里格问道，眼睛看着窗外。
“嗯，也许非常有意思。我们在孟菲斯的伙伴们已搞到一份，但不很清晰，几分钟后他们将设法传真给我们。看上去这张纸条是用黑墨水写的，比较容易读懂。有几段是他给秘书下达关于他的葬礼——他想死后火化——以及怎样处置他事务所里的家具的指示。纸条还告诉他的秘书，哪里可以找到他的遗嘱。纸条当然不会提到博伊特和马尔丹诺。然后，他显然想在纸条上用比克牌蓝色笔再加上几句，但他写着写着墨水用完了。加上的那些字非常潦草，很难看懂。”
“写的是什么？”
“我们不清楚。孟菲斯警察局掌握着这张纸条、手枪、药片，以及从汽车里取出的实物证据，麦克苏恩正在设法获得这些证据。他们在车子里发现了这支没有墨水的比克笔，而且这支笔似乎就是他想用来在纸条上再加几句的那支。”
“我们到达时，他们会拿到这些物证的，对吗？”福尔特里格问道。从他说话的口气可清楚地听出，他想一到孟菲斯就得到所有的物证。
“他们正在想办法搞，”特鲁曼回答说。严格地说来，福尔特里格不是他的上司，但现在这是一件诉讼案，不是调查案，它处于这位大律师的控制下。
“这么说来，杰罗姆·克利福德开着车来到孟菲斯，崩了脑袋，”福尔特里格对着窗外说。“就在审判前四星期。这件案子究竟还会发生什么怪事呢？”
这问题不需要回答。他们乘在车子上不吭一声，等着罗伊再说话。
“马尔丹诺在哪里？”他最后问道。
“新奥尔良。在我们监视之中。”
“半夜时他就会有一位新的律师了。到明天中午他将提出十几项申请，要求诉讼延期，声称杰罗姆·克利福德的惨死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宪法权利。没有律师的帮助，他不可能得到公正的审判。我们当然要提出反对。法官会宣布在下周举行意见听证会，我们得去参加，我们得认输，这样得再需要六个月此案才能审判。六个月！你能相信吗？”
特鲁曼厌恶地摇了摇头。“至少它将给我们更多的时间来寻找尸体。”
那是必然的，罗伊当然已想到这一点。他需要更多的时间，真的需要，但他又不能承认这一点，因为他是公诉人，代表政府反对犯罪和腐败。他是正义的代表，正义在他这一边，任何时间，任何场合他都要准备着去克服邪恶。他已作了不懈的努力，促使此案尽快审判，因为他是正确的代表，他能使被告服罪。美利坚合众国一定会胜诉。罗伊·福尔特里格将带来这一胜利。
但他要找到博伊德·博伊特那该死的遗体，否则也许不可能使被告伏法，也不可能会有头版照片、哥伦比亚全国广播公司的采访，也不会青云直上，登上国会山。
芬克看着特工特鲁曼说，“我们认为克利福德知道这具尸体在什么地方，你明白这一点吗？”
显然特鲁曼不知道这个。“你凭什么这样认为？”
芬克将他正在阅读的文件放在座位上。“罗米和我的关系说来话长了。二十年以前我俩一起在图莱恩法学院上学。他那时候就有一点疯疯癫癫，但很精明。大约一星期前，他给我家里打电话，说要跟我谈马尔丹诺的案子。他喝醉了，口齿不清，失去了自制力，不断唠叨着说这场官司他不能奉陪到底了。我感到吃惊，因为他是非常喜欢这种大案子的。我们谈了一个小时，他漫无边际地聊天，结结巴巴地说……”
“他甚至还哭哩，”福尔特里格插话说。
“对，他哭得像个孩子。开始我对这一切感到吃惊，但你知道，后来杰罗姆·克利福德所干的事情使我不再感到惊奇了，甚至连他自杀也不足为奇。最后他把电话挂了。第二天早晨九点他给我办公室打电话。他怕得要命，因为第一天晚上他说漏了嘴。他惊恐万分，不断暗示他也许知道那具尸体在什么地方，转弯抹角地探我口气，想知道他酒后讲胡话时有没有露什么马脚。于是我也就跟着做戏了。我感谢他前一天晚上给我透露消息。我一谢再谢，我可以感觉得到罗米在电话机的那一端直冒汗。那天他又给我办公室打了两次电话，晚上给我家打电话，又喝醉了酒。这几乎很滑稽，但我想我可以戏弄他一番，也许他会泄露点什么的。我告诉他说，我必须得跟罗伊说。罗伊已告知了联邦调查局。联邦调查局如今正在日夜跟踪他。”
“这真是搞得他神魂颠倒了，”福尔特里格帮腔说。
“对，他骂得我狗血喷头，但第二天又给我办公室打电话。我们一起吃午饭，那伙计精神崩溃了。他害怕地问我是否知道有关尸体的情况，我回答得模棱两可。我告诉他说，我们在审判前有足够的时间找到尸体，我又谢了谢他。他当时就控制不住了，开始指责我耍诡计，卑鄙缺德，行径可耻等等。我付了账就走了。那天晚上他给我家打电话，相当清醒，向我道歉。我说没关系。我向他解释说，罗伊正在认真考虑要起诉他故意妨碍执法。这使他暴跳如雷。他说我们没有证据。我说也许没有，但他要被起诉、逮捕、审判，他就无法做巴里·马尔丹诺的辩护律师。他大叫大嚷，咒骂了十五分钟，然后挂掉电话，打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听到有关他的消息了。”
“他知道或者说他过去知道马尔丹诺把这具尸体放在哪里了，”福尔特里格十分肯定地补充说。
“怎么没有人告诉我们？”特鲁曼说。
“我们正想告诉您。事实上，托马斯和我讨论过了，就在今天下午，我们接到电话前不久，”福尔特里格淡然地说，好像在说特鲁曼不应该向他问这样的事情。特鲁曼向谢尔夫看了一眼，只见他紧紧抓着法律事务记录拍纸簿，在画手枪。
福尔特里格喝完了番茄汁，将空罐头扔进垃圾袋，双腿一交叉，说道，“你们这帮伙计追踪克利福德的行动应该从新奥尔良一直到孟菲斯，弄清他走哪一条路？沿途有没有朋友？他在哪里停过？在盂菲斯他见到了谁？毫无疑问，从他离开新奥尔良到他开枪自杀这段时间里，他一定跟人说过话。你难道不这样认为？”
特鲁曼点头同意说：“这段路车子要开很长时问。我相信沿途他一定要停留。”
“他知道尸体在哪儿，他自杀必然计划过的，那么就有告诉过别人的外在可能，你看是吗？”
“可能？”
“想一想，拉里。设想你是他，是一位律师，当然这决不可能，你代表一位杀害美国参议员的凶手。设想这位凶手告诉你这位假设的律师他隐藏尸体的地方。这样，你们两个人，整个世界上也只有你们两个人知道这一秘密。这位律师贸然行事，决定自杀了事。你进行计划。你知道你将死去，对吗？你就准备药片，威士忌，枪和水龙带。好，你会把自己小小的秘密告诉他人吗？”
“也许。我不知道。”
“有一定可能，对吗？”
“可能性极小。”
“好，如果我们有一个极小的可能，那么我们必须彻底调查。我将先从他的事务所人员开始。弄清他什么时候离开新奥尔良的。核查他的信用卡。他哪里买的汽油？他什么地方吃过东西？他哪里弄到这支枪的？哪里买的药，哪里喝醉的？这里或那里有没有老婆孩子？沿路有没有律师是他的老朋友？要核查的事上千种，对吗？”
特鲁曼把电话递给谢尔夫。“要我们局里，叫海托华听电话。”
福尔特里格看到自己一发话，联邦调查局就立刻行动了，心中很高兴，他沾沾自喜地向芬克咧着嘴笑，在他们中间，在车盘底板上放着一只文件箱，里面塞满了档案、物证和文件，都是有关美利坚合众国与巴里·马尔丹诺那场官司的。还有四只箱子留在事务所了。芬克已把它们的内容记在脑子里，但罗伊可没有记住。他从档案里抽出一份，翻阅了一遍。那是一份厚厚的提议，两个月前由杰罗姆·克利福德提出的，至今尚未裁决。他放下这份文件，透过车窗向外看，夜色中，黑糊糊的密西西比景色飞驰而过。博格奇托通道就在前头。
这一趟外出时间并不长。他需要证实克利福德确确实实死了，而且真的是自杀。他必须弄清沿途所留下的任何线索，向朋友交代的话或与陌生人的随便谈话，以及纸条上最后留下的文字，这些对案子也许有帮助。但最多也只是碰碰运气而已。这以前在调查博伊德·博伊特以及杀人凶手的过程中已遇到过很多死胡同，这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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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一位身穿黄色运动服的医生从急诊室走廊尽头的转门快步走出来，与接待护士说了几句，接待护士坐在肮脏的滑动窗后面，用手指了指，医生便向黛安、马克和哈迪走去。他们正在圣彼得慈善医院住院部门厅的一个角落里，站在一台可口可乐售货机旁边。他只向黛安作自我介绍，称自己为西蒙·格林韦医生，而没有顾及站在边上的警察和马克。他说自己是一位内科医生，才接到他们的家庭儿科大夫打来的电话，她必须跟他进去。哈迪说马克由他来陪。
时间已是七点多，哈迪问道：“肚子饿了吗，马克？”
他不饿，但他想离开这个地方，于是回答说，“也许有一点儿。”
“我们去吃自助餐吧，”
马克满脑子想的就是里基，想他是否已把大拇指拿出嘴巴，不再吮了，是否已开始说话。他真有这样的转机，但他希望在里基从休克中清醒过来时自己能第一个接触他，他们有事情要商量。
万一医生或警察先走一步，里基把什么都说了，将马克所撒的谎都兜了底，那可怎么办？这事决不能发生，要是他们发现他在撒谎，他们将怎样处置他？也许他们不会相信里基，因为他失去了知觉，昏死过一会儿，这样他们反而可能相信马克。两种说法完全牛头不对马嘴，简直糟透了，令人不敢想象。
谎话越说越离奇，着实令人惊异。一开始撒了一个小小的谎，似乎很好掩盖，然后给人揪住了，只好再撒一个谎，接着又撒了一个。人们最初听信了你，照你说的去干了，而你却发现心里真想讲真话。他本可以向警察和他的母亲如实说的，详细介绍里基所看到的一切，而秘密依然是秘密，因为里基并不知道。
事态发展太快，不容他周密计划。他想把母亲带到房里，锁上门，倾吐衷肠，就此终了，免得事情闹得更糟。要是他不采取行动，他也许会被抓起来坐牢，里基会送进儿童精神病院。
哈迪端着盘子回来了，盘里是法国炸排和乳酪包，他自己两个，马克一个。
马克拿了一块法国炸排，一点一点地啃起来。哈迪大口吃起乳酪包来了。
“我说，你的脸怎么啦？”哈迪问道，嘴里大声咀嚼着。
马克摸了摸肿包，记起自己说过是在打架时揍肿的，就回答说：“嗬，没事。学校里打架打的。”
“哪个小孩打的？”
该死的！警察总是抓住不放，追根究底。撒了一个谎就得用另一个谎来掩盖。他讨厌撒谎。“我不认识他。”他回答说，接着就大口吃他的乳酪包。
“我可能要找他谈谈。”
“为什么？”
“你有没有因打架而遇到了麻烦？我是说，你们的老师有没有把你带到校长室去，或类似这样的处罚？”
“没有，是放学后打的架。”
“我想你说过是在学校打架打的。”
“喔，矛盾是从学校开始的，知道吧。我和那家伙吃中饭的时候吵了一架，说好放学后解决。”
哈迪用麦管猛吸牛奶冰淇淋饮料，大口咽下，擦了擦嘴问道，“那个小孩叫什么名字？”
“你干吗要知道？”
哈迪听了挺生气，便停止咀嚼食物。马克不想看他的眼睛，只是弓着身，低着头，眼睛注视着番茄沙司。
“我是一名警察，孩子。提问是我的职业。”
“我必须回答这些问题吗？”
“当然了，除非你隐瞒了什么，害怕回答。到这个地步，我只得问你的母亲或者把你俩都送警察局审问。”
“审问什么？你究竟想了解什么？”
“今天和你打架的小孩是谁？”
马克一点一点啃着那块长长的炸排，似乎没完没了。哈迪拿起第二个乳酪包，嘴角边挂着一滴蛋黄酱。
“我不想让他有麻烦，”马克道。
“他不会有麻烦的。”
“那么你为什么要知道他的名字？”
“我只是想知道。这是我的职责，你知道吗？”
“你认为我在撒谎，对吗？”马克问道，眼睛瞅着那张胖胖的脸，样子挺可怜。
哈迪停止了咀嚼。“我说不上来，孩子。你讲的话漏洞百出。”
马克的样子显得更可怜了。“我记不住每一细节，发生得太快了。你要我把每一个细节都讲出来，我哪能记得住。”
哈迪将好几块炸排塞进嘴里。“吃饭吧。我们该回去了。”
“谢谢你的晚餐。”
里基住在九楼一个单问。电梯旁边的一块大牌子上写着精神病病区。这里安静得多，灯光较暗淡，声音更柔和，人们来往的节奏缓慢。护士室电梯不远，凡是从电梯里走出来的人都要经过仔细查看。一名保安人员在跟护士们低声说话，眼睛注视着走廊。要是你乘着电梯下去，离开病房，你会发现下面有一小小的灯光暗淡的休息处，那里有电视，饮料售货机，杂志和吉迪恩公司出版的圣经。
休息处只有马克和哈迪等候在那儿。马克啜饮着雪碧，这已是第三罐了。他在看电视，哈迪在一张小沙发上打瞌睡。时间已将近九点。一个半小时前黛安带着他顺着走廊来到里基的病房看了一下。她叫他放心，里基不要紧的，但马克从她眼睛里可以看出她很焦急。
“他说了什么没有？”马克问道，一边仔细打量静脉输液器。
“没有，一个字都没说。”
哈迪已停止发问了。他十点钟下班。显然他对马克、里基和医院已感到厌烦，他想回到街上去。
一位穿着短裙的漂亮护士走过电梯，招手让马克跟她走。他离开座椅，手里拿着雪碧。她拉住他的手，着实有点令人兴奋。
“格林韦先生要跟你说话，”她说道。她走路时身子下倾。她身上香水味飘溢，在马克记忆中从未闻过如此芬芳的香味。她名叫卡伦。
她带着他走到里基的943号病房，松了手。房门关着，于是她轻轻地敲了敲，把门打开。马克进了房间，卡伦拍拍他的肩膀。他透过半开的门看着她离去。
“进来，马克，”格林韦医生说道，其实马克已在病房里，站在里基的床脚跟。“坐在这里。”他指了指窗下折叠床旁边的一张塑料椅子。
“我要跟你谈谈所发生的事情，”他说。
“他说了什么没有？”马克先问道。在与哈迪一起的三个小时里除了快速提问就没有别的，现在他也学会了。
“没有。”
“他病得怎样？”
“很厉害。”格林韦回答说，他那双小小的黑眼睛目光炯炯，看着马克。“他今天下午看到什么了？”
“能保密吗？”
“能。不管你说什么都严守秘密。”
“如果警察要知道我告诉你的话怎么办？”
“我不会告诉他们的，我答应，绝对保密，只有你、我和你母亲三人知道。我们都在设法帮助里基，我必须知道发生什么了。”
也许一番真话能帮助每一个人，特别是里基。马克看了看那睡在枕头上的小脑袋，上面长着一头金发，翘向四面八方。嗬，当那辆黑轿车开过来停下时，他们为什么不跑开呢？他突然感到心里有愧，害怕了。这一切都是他的过错。他应该懂得不能与一个疯子打交道。
他的嘴唇微微颤动，眼泪汪汪。他感到冷飓飓的。该把事情都说出来了。他的谎话也快说尽，里基需要帮助。格林韦注意着他的一举一动。
这里哈迪慢步从门边经过，在走廊里稍停片刻，与马克对视了一阵，然后消失了。马克知道他并没有走远。格林韦没有看到他。
马克还没开始讲就先抽起香烟。他的母亲狠狠看着他，但如果说她感到生气的话，她并没有表露出来。她摇了两下头，没有吭声。他说得很轻，眼睛一会儿看格林韦一眼，一会儿瞟一下门。他讲述那棵挂着绳子的树、草丛和空旷地，然后讲那辆汽车。事情的很多经过他都没有讲，但他轻轻地、以非常秘密的口气向格林韦承认他曾经爬到那辆汽车后面，摘掉那根软管。他这样干的时候，里基哭了，尿了裤子。黛安毫无表情地在一旁听着。
哈迪又走了过去，马克装作没看见，但停住了说话。片刻后他又讲起那个汉子怎样气冲冲地走出汽车，发现浇水用的水龙带好好地躺在草丛里，然后爬上行李箱，开始自杀。
“距里基有多远？”格林韦问道。
马克向病房四周打量了一番。“你看到走廊那一头的门了吗？”他指着问。“从这里到那儿的距离。”
格林韦看了看，摸摸胡子。“大概四十英尺。那不算很远。”
“非常近。”
“枪响的时候，里基在做什么？确切一点。”
黛安现在正在倾听。显然她发现马克刚才所说的情况与他先前所说的不一样。她蹩着额头，紧紧盯着她大儿子看。
“对不起，妈。我当时吓懵了。别生我的气。”
“你真的看到了那个男子开枪自杀的？”她不相信地问。
“是的。”
她把目光移到里基身上。“难怪。”
“开枪的时候里基在干什么？”
“我没有看里基。我正注视着那个拿枪的人。”
“可怜的娃儿，”黛安在后面喃喃地说。格林韦抬起手叫她住口。
“里基离你很近吗？”
马克向门看了一眼，含含糊糊地讲述，里基怎样给惊呆了，然后又怎样开始小跑着离开，姿势很笨拙，双臂笔直地下垂，嘴里单调地哼着，不断呻吟。他从开枪起直到救护车来到讲得一丝不漏。非常准确。他闭起眼睛时，每一步，每一举一动都又显现在眼前。能把事情照实讲出心里真舒服。
“里基最后一句话是说什么？”格林韦问道。
他脑子里想着，眼睛却注视着门。走廊里没有人。“我真的记不得了。”
哈迪警士和他的上司以及联邦调查局的特工麦克苏恩正聚在一起，在饮料售货机边上的休息处商议。另一名联邦调查局特工令人可疑地在电梯附近踱来踱去，医院的保安人员眼睛瞪得大大的，正注视着他。
那位警察匆匆忙忙向哈迪解释说，这件事现在已属于联邦调查局管，死者的轿车和其他所有物证都已由孟菲斯警察局移交给了联邦调查局，指纹专家已在汽车上撒过粉，找到许多指纹。这些指纹很小，不可能是大人的。他们需要知道马克是否露出任何线索或改变说法。
“没有，但我不信他讲的是真话，”哈迪说。
“他有没有接触过什么我们可以带走的东西？”麦克苏恩急急地问道，他对哈迪的想法或推测毫无兴趣。
“你为什么问这个？”
“我们非常怀疑这个小孩在克利福德死前的什么时候在汽车里呆过。我们需要从一些物品上取这孩子的指纹，看它们是不是属于同一个人的。”
“你怎么会认为他在汽车里呆过？”哈迪饶有兴趣地问道。
“我等一会儿再给你解释，”警官回答。
哈迪向休息处的四周看了一下，突然指着马克刚才坐过的椅子边上的废物篓。“那里。那只雪碧罐头。他坐在这里时喝了一罐雪碧。”麦克苏恩向走廊各处看了一看，然后小心地用一块手帕将雪碧罐头包好，放进大衣口袋里。
“这罐头肯定是他的，”哈迪说。“这是这儿唯一的废物篓，篓里只有这一只雪碧罐。”
“我马上去找我们的指纹检验员，”麦克苏恩说。“那小孩今晚住在这里吗？”
“我想是，”哈迪说。“他们已搬了一张轻便床到他弟弟的房问。看上去他们要睡在那里。联邦调查局怎么关心起克利福德来了？”
“我等会儿给你解释，”警官说。“在这里再等一个小时。”
“再十分钟我应该下班了。”
“你需要加班。”
格林韦医生坐在靠床的塑料椅子上琢磨他的病人记录，“再过十分钟我就要走了，但明天一早我就回来。他病情稳定，我想今夜不会有什么变化。护士会经常来查看的。如果他醒了就叫她们。”他翻转一页，开始读被鸡抓伤的病例，然后把目光移向黛安。“这是一例紧张型心理创伤引起的精神错乱事后急性发作，病情很严重。”
“你怎样给他治疗呢？”黛安问道。
“我们必须使他感到安全。你们必须一直在这里陪他。喔，你说他父亲帮不了什么忙。”
“别让他接近里基。”马克严肃地说。黛安点了点头。
格林韦摸了摸里基的前额。“明晨再见。睡一会儿，”他微笑着说，然后随手关上门离去。这是第一次见到他笑。
病房里只留下他们，小小的斯韦一家，或这一家所剩的三口子。马克向母亲更靠拢了一点，倚在她的肩膀上。他们看着睡在大枕头上的小脑袋，距他们还不到五英尺。
她拍拍他的手臂说：“不要紧的，马克。我们比这更糟的事都经历过了。”她紧紧地搂着他，马克闭上了眼睛。
马克也突然感到累了。硬硬的一长条金属支架从廉价的垫子里凸出来，他慢慢移动，靠墙更近，一把拉起被单，盖在身上。他母亲按摩着他的手臂。他的眼睛凝视着离他只有六英寸远的墙壁，心里拿定主意，不能像这样睡一星期。
哈迪还在外面的休息处想法子睡觉吗？警察明天还会回来提问题吗？要是他们问起花园水龙带的事怎么办？要是他们问个没完怎么办？
他现在毫无睡意，凝视着墙壁，凝视着放在桌子上方那盏光线暗淡的灯，脑子里想着哈迪和警察。他们在监视他吗？他也和电视里放映的那样置于监视之下吗？肯定不会。
足足有二十分钟，他看着他们睡觉，最后感到厌烦起来。该是去外面走走的时候了。
他对陌生的地方并不害怕。他给母亲盖好被单，使她的肩膀不露出来。他给弟弟也这样盖好后，就出去了，随手轻轻地关上了房门。走廊黑暗，空无一人。漂亮的卡伦正在护士工作台忙碌着。她向他投以美丽的一笑，手停止了书写。他想去自助餐厅弄点桔子汁喝，他说。他知道怎样走，马上就回来。他走开时，卡伦向他露齿一笑。马克投入了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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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罗伊·福尔特里格律师走进孟菲斯大街上的联邦大厦，时间已是午夜后几分钟。他身边也跟着一行人，其中有沃利、芬克、特工人员特鲁曼和谢尔夫，但没有急于探听消息的记者。事实上，谁也没有在等他。直到他走进联邦调查局的办公室，他才见到贾森、麦克苏恩和另外两名疲倦的特工人员，麦克苏恩正在喝走了味的咖啡。
他们走进麦克苏恩狭小的办公室，互相很快作了见面介绍。福尔特里格坐到唯一能坐的位子上。麦克苏恩已有二十年的工作经历，四丰前被撵到孟菲斯工作，他非常不愿意，天天数着日子盼望去西北太平洋公司工作。时间这么晚了，他感到很累，心里十分恼怒。他已听说过福尔特里格，但从未见过面。据说他是一个自负的大笨蛋。
一位身份不明、没有被介绍过的特工人员关上了门，麦克苏恩一屁股坐到办公室桌后面的座位上。他作了基本情况介绍：发现汽车、卒内的物品、枪、伤势、死亡时间等等。那小孩的名字叫马克·斯韦。他告诉孟菲斯警察局说他和弟弟偶然发现了那具尸体，就跑去打电话报告了当局。他们住在离这里约半英里远的活动住房区。弟弟眼下在医院里，似乎是休克。马克·斯韦和他的母亲黛安也在医院。他母亲已离婚。父亲住在这城里，有品行恶劣的前科，吸毒、殴斗，诸如此类的事情。他是惯犯，低等白人。不管怎么说，那小孩撒谎。
“那张纸条看不清，”福尔特里格打断了他的话，急于想说点什么，“传真很糟糕。”他的言外之意好像是说，麦克苏恩和他的孟菲斯联邦调查局人员太无能，因为他，罗伊·福尔特里格，在车里收到的竟是一份这么差劲的传真。
麦克苏恩向靠墙站着的拉里·特鲁曼和斯金帕·谢尔夫看了一眼，接着说，“我一会儿就要说到它了。我们认为这孩子在撒谎，因为他说他们是在克利福德开枪自杀后到现场的。看上去很可疑。第一，车上有那小孩的指纹，挡泥板上，门上、威士忌酒瓶上、枪上，车里车外到处都是。两个小时前我们取了他的指纹。我们的人已彻底搜查了这辆车。他们明天就可查完，但很明显，这小孩在车里呆过。在里面干什么，嗯，我们还不清楚。我们还在尾灯周围，徘气管的正上方发现了指纹。在汽车附近的一棵树下我们找到了三个才扔下不久的香烟头，是弗吉尼亚苗条牌的，和黛安·斯韦抽的是同一种牌子。我们推测这两个孩子调皮好奇，偷了他们母亲的香烟，到那里去抽烟。他们自己正在玩的时候克利福德突然出现了。他们躲了起来看着他——那个地方草木丛生，很容易躲藏。也许他们偷偷过去将水龙头带拔掉了。我们没有把握，小孩们没讲。那个小的现在讲不了话，马克很明显是在撒谎。不管怎么说，有一点很明显，那水龙带用不起来。我们正设法核实它上面的指纹，但这是冗长烦琐的活儿，也可能核实不了。明天早晨我可以拿到照片，查明孟菲斯警察到来时那条水龙带的具体位置。”
麦克苏恩从他办公桌上乱七八糟的东西堆里拿起一块黄色的笔记垫纸板，不看福尔特里格一眼，却对着垫纸板说下去。“克利福德从车里向外至少打了一枪。子弹从前车窗的中央穿出去，只偏一点点。窗子崩裂了，但没有粉碎。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干，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开的枪。尸体剖检是在一小时前做完的，发现克利福德服了大量的盐酸氟胺安定，可待因和潘可丹。此外，他的血液酒精成份达到二比二，足以证明他已喝得烂醉。我的看法是，他不仅疯狂得完全可能自杀，而且他已喝得烂醉，在药物作用下，神经异常兴奋，因此很多问题无法推断。”
“我知道这个，”罗伊不耐烦地点了点头。沃利·博克斯在他身后踱来踱去，像一条训练有素的狗。
麦克苏恩不加理睬、继续说道：“那支枪的口径是0.38英寸，廉价货，质量差，是他在这里孟菲斯的一家当铺里非法买的。一张得克萨斯石油公司的收据表明他在密西西比的瓦登买过汽油。瓦登离这里一个半小时的路程。那位收款员是个小姑娘。她估计他下午一点钟左右到的。他是否在其他地方停过车，还没发现证据。他的秘书说他是上午九点左右离开办公室的。事情经过看来是这样：九点刚过，他就离开新奥尔良，开车来孟菲斯，路上有五、六个小时，只停车加油一次，又停车买了那支枪，然后就开车走了，开枪打死了自己。也可能他停车吃过午饭，也可能他停车去买过威士忌，也可能还做过许多事情。我们正在调查。”
“为什么要在孟菲斯？”沃利·博克斯问道。福尔特里格点点头，显然认为问得好。
“因为他出生在这里，”麦克苏恩严肃地回答说，眼睛看着福尔特里格，好像暗示他，人人都喜欢死在自己的出生地。麦克苏恩脸上一副严肃相，回答却很幽默，可惜福尔特里格没有体会到。麦克苏恩早就听说过他不太聪明。
“显然，他年幼时，他们一家就搬走了，”他稍停顿一下后又解释说，“他在赖斯上的大学，在图莱恩读的法律。”
“我俩在那所法学院里是同学，”芬克自豪地说。
“那好极了，这张纸条是手写的，日期是今天，或更确切地说是昨天，用一种尼龙笔芯的笔和黑墨水写的——笔在他身上或车里都没找到。”麦克苏恩拿起一张纸条，身子前倾，探过桌面。“这是原件，小心点。”
沃利·博克斯接过纸条，交给了福尔特里格。福尔特里格认真地研究起来。麦克苏恩揉了揉眼睛，继续说道，“上面只写着死后的安葬以及吩咐他秘书要办的事情。看看纸条的下端，似乎他想加上几句，用的是蓝颜色圆珠笔，但笔芯的油用完了。”
福尔特里格仔细地看着，鼻子几乎要触到了纸条。“纸条上写着‘马克，马克何处，’其他写的什么都看不清。”
“对，看不清。书写得糟透了，笔又没有墨水，但我们的专家所说的也是这些，‘马克，马克何处。’他还认为克利福德写这张纸条时已喝得烂醉，在药物作用下异常兴奋。我们在车子里找到了那支笔。一支廉价的比克笔。毫无疑问，他用的定是那支笔。在他的孩子、侄子、兄弟、叔叔、伯伯或表兄弟中没有一个叫马克的。我们在他的好朋友中查找，他的秘书说他的朋友中也没有一个叫这名字的。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叫马克的。”
“那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另外还有一件事。几个小时前，马克·斯韦与一个叫哈迪的孟菲斯警察一起乘车去了医院。在途中他泄漏了罗米的一些言行。罗米，据克利福德先生的秘书说，是杰罗姆的略称。事实上，她说，叫他罗米的人比叫他杰罗姆的人多。除非克利福德先生亲口告诉他，那小孩怎么会知道这一略称的呢？”
福尔特里格张着嘴听得出神，问道，“你怎么看？”
“嗯，我的想法是克利福德开枪自杀前那小孩在车子里。从那些指纹判断，他在车里呆了好一会儿，而且克利福德和他谈过什么事情。然后，过了一会儿，那小孩离开了车子，克利福德想在他的纸条上加上几句，然后开枪自杀了。那小孩儿很害怕，他的弟弟吓得休克了，这就是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
“为什么那小孩要撒谎？”
“首先他害怕。其次他是个小孩。第三，也许克利福德向他说了一些他不该知道的事情。”
福尔特里格将纸条放到办公桌上，清了清嗓子问道，“你跟那个小孩谈过没有？”
“没有。两个小时前我去了那家医院，但没见到那个小孩。孟菲斯警察局的哈迪警士跟他谈过。”
“你打算找他谈吗？”
“打算再过几小时以后。特鲁曼和我准备九点钟左右去医院找那个小孩谈话，也许还要找他的母亲谈。我也想与他的弟弟谈谈，但这要看他的医生是否同意。”
“我也想到那里走一趟，”福尔特里格说。
麦克苏恩摇了摇头，“不太合适吧。我们来处理。”他的回答粗鲁，不容分说，表明他是说了算的。这是孟菲斯，不是新奥尔良。
“给那个小孩治疗的医生怎么样？你跟他交谈过吗？”
“还没有。今天上午我们准备试一试。我怀疑他不会说得很多。”麦克苏恩看了看手表，站起来，“先生们，很晚了。我们的人到中午时就可以把汽车查看完毕。我建议我们到那时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