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我是这家的律师，这是马克·斯韦，病人的哥哥。”她用一种职业性的口吻低声说道，“格林韦大夫正在等我们来呢。”她边说边走到门前敲了敲门，马克站在她身后，目不转睛地盯着手枪，那支枪和可怜的罗米用过的那支十分相似。
那位保安警卫又坐回到他的椅子上，他的伙伴又拿起报纸看起来。格林韦打开门，走到门外，黛安跟在后面，她已经哭了好久了。她紧紧拥抱着马克，手臂搂着他的肩头。
“他睡着了，”格林韦轻声对雷吉和马克说。“好多了，但是显得很疲乏。”
“他刚才还问起你，”黛安轻声对马克说。
他看看母亲那双泪汪汪的眼睛，问道：“妈妈，怎么了？”
“没事。我们以后再讲。”
“出什么事了？”
黛安看看格林韦，然后看看雷吉，最后又看看马克。“没什么，”她说。
“马克，你母亲今天上午被解雇了，”格林韦说。他看了看雷吉。“这些人派邮差送来一封信，通知她已经被解雇了。你能相信吗？”
“让我看看信，”雷吉说。黛安从衣袋里掏出信来。雷吉展开信纸，慢慢看着，黛安拥抱了一下马克，说：“马克，一切都会好的。以前我们也闯过来了。我会另找一份工作的。”
马克紧咬下唇，忍不住想哭。
“我能保留这封信吗？”雷吉说着把信塞进公文包里。黛安点头同意了。
格林韦定神看了看手表，好像说不准确切时间似的。“我得赶紧去弄块三明治填填肚子，二十分钟就回来。我想同里基和马克在一起呆几个钟头，单独的。”
雷吉看了看自己的手表。“我大约四点左右回来。这儿有记者，你们不要理睬他们。”她对他们三人说。
“对，就说无可奉告，无可奉告。”马克帮腔似地补充道。
“好的。”黛安说。
“哪儿有电话？”雷吉问道。
格林韦朝护士值班台指了指，“来，我带你去。”
“我四点钟来看你们，说好啦！”她对黛安和马克说道。“记住，对谁也不要吐一个字，就呆在这房间里。”
雷吉往事务所挂电话，克林特接了。“你记得去年我们代表彭尼·帕图拉接的那宗诉讼案吗？”她轻声问道，眼睛朝四下里看看有无侦探跟踪。“是性别歧视，非法解雇，性骚扰等等。我想我们把一切罪名都列进去了。巡回法庭。对，就是那个。把档案调出来。把彭尼·帕图拉的名字改成黛安·斯韦。被告将是阿克—朗公司。把总裁的名字单独列出来。他的名字叫切斯特·坦菲尔。对，把他也作为被告，控告他非法解雇，违反劳动法，性骚扰，再加上平等权利指控，要求一百万或二百万的损害赔偿金。现在就做，要快，准备一张传票，还有申请备案费用的支票。赶快递交法庭申请备案。我大约半小时之内就来取。抓紧点。我将亲自把它递交给坦菲尔先生。”
阿克—朗公司设在一系列金属构件连成的建筑群里，坐落在机场附近一条街道上。这是一个工业区，这里的工人工资为法定最低限度。
雷吉将车停在大楼正面附近的来访者停车处。她拿起公文包，推开门。一个黑头发、傲气十足的女人叼着一支长长的香烟，全然不理会她，电话筒紧贴着耳朵在那打电话。雷吉站在她面前，不耐烦地等着。房间里脏兮兮，布满灰尘，弥漫着蓝色的烟雾。墙壁上贴着褪了色的警察照片。半数日光灯都是坏的。
“能为您做些什么？”那接待员放下电话问道。
“我要见切斯特·坦菲尔。”
“他在开会。”
“我知道，他是个大忙人，但我有东西要交给他。”
接待员把电话筒放到写字台上。“我知道。那会是什么东西呢？”
“一点也不关你的事。我要见切斯特·坦菲尔。事情很急。”
这下可把她给惹恼了。门上的姓名牌上写着：路易丝·谢诺尔特。“夫人，我才不在乎事情有多急哩。你总不能随便闯进来就要求见本公司的总裁。”
“这家公司是一个血汗工厂，我已经对它提出起诉，要求它赔偿二百万美元。而且我也起诉了切斯特那小子，要求他赔偿几百万。你给我去找这蠢货，叫他立刻上这儿来。”
路易丝立即站了起来，从写字台一步一步朝后退，“你是律师？”
雷吉从公文包里掏出诉讼案卷和传票。她看了看，没理睬路易丝，说道：“我确实是律师。我需要把这些材料交给切斯特。快去找他。如果他五分钟之内不到这儿，我将修改它，要求五百万美元的损害赔偿金。”
路易丝飞快地跑出房问。穿过几扇双层门。稍后，雷吉跟了上去。她穿过一个有许多破旧不堪的狭窄小隔间的大屋子。那儿每个孔隙似乎都在渗漏着烟雾。地上铺着老式的长绒地毯，磨损得很厉害。她瞥见路易丝那圆鼓鼓的臀部溜进了右边的一道门，便跟了过去。
当雷吉闯进去时，切斯特·坦菲尔正站在写字台后面。路易丝一声不响。“现在你可以走了，”雷吉无礼地说。“我叫雷吉·洛夫，律师，”她说着，双目怒视着切斯特。
“切斯特·坦菲尔，”他说道，并不伸出手来。他就是伸出手来，她也不会去握。“洛夫女士，这样有点失礼了吧？”
“叫我的名字雷吉。懂吗，切斯特？叫路易丝出去。”
他点点头，路易丝正巴不得呢。她走了出去，顺手带上门。
“你有什么要求？”他大声说。他约摸五十开外，瘦长惟悴，脸上斑斑点点，一双金鱼眼半藏在那副金边眼镜后面。
她把诉讼案卷和传票掷到他的办公桌上。“我来给你送个诉讼件。”
他佯笑着看了一眼。他可是一个不怕律师也不怕他们那些把戏的男人。“为什么？”
“我代表黛安·斯韦。今天上午你开除了她，今天下午我们就来控告你了。这种伸张正义的速度够快的吧？”
切斯特眯缝起眼睛，又看了一眼诉讼案卷。“你在开玩笑吧？”
“你要是以为我在开玩笑，那你准是个白痴。案卷上全写着呢，切斯特。非法解雇，性骚扰等等。二三百万元的损害赔偿金。我一直在搞诉讼，但是，说句老实话，还从来没见过这种事。这位可怜的女人已经在医院里陪她儿子两天了。她的医生说，她必须守在他的床边，寸步不离。事实上，他曾给你们打过电话，说明她的情况，但你们这些混蛋借口她误工把她开除了。我恨不得立刻就向陪审团阐释这事。”
有时候切斯特的律师要花两天时间才能回复一个电话，而这个名叫黛安·斯韦的女人却在被解雇后几个小时内就提出了材料翔实的诉讼状。他慢条斯理地拿起卷宗，仔细地读着封页。“直接起诉我？”他问道，好像他的感情受到了伤害似的。
“切斯特，是你解雇了她。不过，不用担心，当陪审团宣布对你个人不利的裁决时，你提出破产申请不就得了。”
切斯特把椅子拉到身下，小心翼翼地坐了下去。“请坐，”他说，朝一把椅子指了指。
“不坐了，谢谢。你的律师是谁？”
“唔，哦，唔，芬德利和贝克律师事务所。不过，别急，让我想想。”他翻动着卷宗，浏览着原告的起诉状。“性骚扰？”
“是的，这些日子那可是一块肥田。好像是你的一个监工对我的当事人进行性骚扰。他不断地暗示可以利用午餐时间在休息室里干点荒唐事儿。总爱开些下流玩笑。满嘴粗话脏话。审讯时一切都会真相大白的。芬德利和贝克，我该打电话打哪个？”
“等等。”他翻动者卷宗，然后把它们放在写字台上。她站在写字台旁，眼睛朝下怒视着。他双手揉了揉太阳穴，“我不需要这个。”
“我的当事人也不需要，”
“她想要什么？”
“一点尊严。你开的是一家血汗工厂。你剥削做工的单身母亲，靠你支付的工钱她们连孩子都养不活。她们还不能抱怨。”
这会儿他又揉起眼睛来。“行了，别再教训人了。我用不着这个。可能，嗯，到上面会遇到些麻烦。”
“切斯特，我毫不关心你和你的麻烦。今天下午这个诉讼件的副本就将送到《孟菲斯快报》，我肯定明天就会见报。这些日子以来，报纸上有关斯韦家的报道够多的了。”
“她想得到什么？”他又问道。
“你是不是想讨价还价？”
“也许吧。洛夫女士，我认为你打不赢这场官司，但是，我也不想被这件头疼的事纠缠住。”
“我敢断言，这远不止是一件头疼的事。她一个月创利900美元，而工资大约65美元。一年11，000美元左右。我敢说你在这桩诉讼案上花的诉讼费会有它的5倍之多。我将设法弄到你的个人档案。我将取到其他女雇员的证词。我将查核你的帐本。我将用传票获取你的全部档案。要是我发现有一丁点儿不对头，我将通知平等雇佣机会委员会、全国劳资关系委员会、财政部国内税务署、职业安全及保健委员会，以及可能对此感兴趣的任何人。切斯特，我会让你失眠。你解雇了我的当事人，你会后悔一辈子的。”
他拍桌子了：“他妈的！她到底要什么？”
雷吉拿起公文包，朝门口走去。“她想要她的工作。能加薪更好，如果你肯拿出来的话，从一小时6美元加到一小时9美元。如果掏不出，那你就看着办吧。把她调到其他工区，远离那个混帐监工。”
切斯特侧耳聆听。这主意倒还不算太坏。
“她还要在医院里住几个星期。她手上有不少帐单，所以我希望你们照发她工资。切斯特，事实上，我希望把工资送到医院去，就像你们这些小丑今天上午把解雇通知书送给她那样。每个星期五，我希望把工资送去。明白吗？”
他慢慢地点点头，表示同意。
“离诉讼答辩你有三十天时问。如果你表现好些，照我说的去做，我会在第三十天撤诉。我说话算数。你不必把此事告诉你的律师们，一言为定，怎么样？”
“好的。”
雷吉打开门。“噢，对了，送些鲜花去。943号房问。再加上一个慰问卡就更好。实际上，每星期都应该送些鲜花去。切斯特，懂吗？”
他仍然点点头。
她砰的一声关上门，离开了阿克—朗公司那脏乱不堪的办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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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在从孟菲斯到路易斯安娜的五小时旅途中，福尔特里格打了六次电话，收到三个传真件。现在六个助手正恭候在三十英尺长的橡木会议桌周围，桌上满是打开的法律书和无数的法律记事傅。大家全部脱了外套，挽着袖管。
他向大家问了声好，便在桌子中央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来。大家人手一份联邦调查局在孟菲斯获悉的情况汇总副本。除了发现格朗克在孟菲斯之外，福尔特里格和芬克谈不出任何新发现，而这事又和在座的各位毫不相干。
“博比，你有什么线索？”福尔特里格戏剧性地问道。博比是助手们的头头。他揉着一头银灰色的浓发，扶了扶黑边眼镜。“嗯，我想范围已经缩小了，”他说道，大多数人笑了笑。每次汇报情况他都是这句开场白。在博比看来，法律调查是场游戏，就是清除堆积在甚至是最简单的案子上的一堆碎片，把焦点集中到法官和陪审团能迅速把握的核心问题上。博比进行调查时，任何案件都能化繁为简。
“有两条途径，哪一条都不太诱人，但其中一条或者两条都能奏效。首先，我建议通过孟菲斯的少年法庭。根据田纳西州青少年法，可以向少年法庭提出请求书，提出这孩子的某些不良行为。不良行为的种类繁杂，请求书上必须明确注明这孩子属少年犯罪类或是需要监护类。然后举行听证会，少年法庭法官听取证词，并对这孩子作出处理决定。对那些染有陋刁或未得到良好管教的孩子也可照此办理。同样的程序，同一个法庭。”
“谁可以提出请求书？”福尔特里格问道。
“哦，法律条文非常笼统，我认为这是法律中的一个可怕的缺陷。但法律中明白无误地写着‘任何感兴趣的一方’都可以提出请求书。”
“我们可以吗？”
“也许吧。这取决于我们在请求书中提出的理由。棘手的问题是，我们必须声称这孩子曾经做过，或正在做什么错事，在某一方面触犯了法律。当然，那孩子的行为与违法沾上一点边的也仅仅是妨害司法。因此，我们必须提出一些我们并不确知的事情来，例如孩子知道尸体在哪里。既然我们不能确定，这就会变得很微妙。”
“那孩子知道尸体在哪里。”福尔特里格直截了当地说。
“你把一切都告诉我们了吗？”博比问道。打量了一下他的同伴们。
“是的，”福尔特里格答道。“但我要告诉你们，那孩子知道尸体在哪里。这是我的直觉。”
博比继续往下说，“少年法庭将向孩子的母亲发出传票，将在七天内举行听证会。孩子必须有一位律师，我听说已经找到了一位律师。孩子有权利出席听证会，而且，如果他愿意的话，还可以作证。”博比在律师记事簿上写看什么。“坦率地说，这是让孩子开口的最快方法。”
“要是他拒绝在证人席上作证呢？”
“问得很好，”博比说，像是一位鼓励一年级法律新生的教授。“这完全由法官来斟酌决定。如果我们提出的案子理由充分，使法官确信那孩子知道一些内情，他有权命令孩子开口。如果孩子拒绝，他可能会犯藐视法庭罪。”
“我们假设他犯了藐视法庭罪。那将会出现什么情况？”
“现在还难说。他只有十一岁，但作为最后一着棋，法官可以在少年法庭判处他禁闭，直到他承认犯了藐视法庭罪。”
“换句话说，直到他开口为止。”
博比扣上了衬衣袖口：“我说，罗伊，还有些事我们需要提一下。”
“什么事？”
“我们对这孩子采取的是强硬手段。我们别忘了他所处的危险境地。马尔丹诺是个玩命的主儿，到处都有记者。这儿走漏点风声，那儿走漏点消息，在孩子作证之前，那帮歹徒就有可能让他永远不能开口。”
罗伊脸上掠过一丝自负的微笑。“这我知道，博比。事实上，马尔丹诺已经派他的伙计们到孟菲斯去了。那儿的联邦调查局特工正在跟踪他们，他们也在监视那孩子。我个人的看法是，马尔丹诺还不至于蠢到做出什么傻事来，但是，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罗伊站起来，环顾四周而笑容可掬。“干得漂亮，伙计们。我很满意。”
大家相互轻声致谢，然后离开了图书室。
在距斯坦里克大楼两个街区离圣彼得医院五个街区的孟菲斯商业区雷迪森饭店四楼上，保尔·格朗克和麦克·博诺在百无聊赖地玩牌。麦克来自新奥尔良，是马尔丹诺的助手。一张写得满满的废弃的记分表飘落在桌子下面。他们一直在玩一美元一局，但现在谁也不在意输赢了。格朗克的鞋子搁在床上，衬衫敞开着。浓浓的香烟烟雾缭绕着天花板。
格朗克和马尔丹诺自幼就是朋友，在许多桩交易中曾是他最可信赖的伙伴。他在夸特区拥有几间酒吧和一家旅游T恤衫商店。他大获成功，也帮助尖刀巴里发了大财。他不知道博伊德·博伊特埋在哪里，也不想打听。
格朗克之所以在孟菲斯，是因为尖刀给他打了电话。他烦得要命，整天坐在旅馆的房间里，脱了鞋子玩牌，喝水，吃三明治，抽骆驼牌香烟，等待着由一个十一岁的孩子来确定自己的下一步行动。
两张床位那边，一扇打开的门通向隔壁的房问。那间屋里也有两张床，烟雾在天花板上的通气口四周围回旋着。杰克·南斯伫立窗前，望着交通高峰时的车流驶出闹市区，旁边的桌子上有一台收音机和一个电话机。卡尔·西森随时都可能从医院打电话来报告有关马克·斯韦的最新动态。床上放着一只打开的公文包，南斯感到无聊至极，下午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摆弄着他那窃听装置。
在南斯看来，这只不过是个监视工作，仅此而已。委托人支付大额现金。如果他想派人盯着那孩子，十分容易。如果他想偷听，那也没问题，只要肯付钱就行。
电话铃响了，是西森，那律师刚刚到医院。马克·斯韦在943房间，和他母亲与律师在一起。
南斯把电话筒放在桌上，走进另一个房问。
“谁来的电话？”格朗克问道，嘴角叼着一根骆驼牌香烟。
“卡尔。那孩子还在医院，和他母亲与律师在一起。”
“医生在哪里？”
“他一小时之前走了。”南斯走到食品柜前，倒了一杯水。
“联邦调查局的人有什么动静？”格朗克咕哝着说。
“有。还是那两个人在医院附近转悠着。我猜，和我们干着同样的事。医院门口设了两个保安警卫，附近还有一个。”
“你认为孩子跟他们说了今天上午碰见我的事吗？”
“他跟人说过，否则，他们为什么会突然派保安警卫围守他的房间呢？”
“是啊，但保安警卫不是联邦特工人员，对吗？如果他已告诉了联邦特工人员，那他们就会坐在大厅里的，你说是吗？”
杀手必须是冷血动物，而且要有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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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福尔特里格并不害怕艰苦的活儿。这对他很自然，很平常。在法学院读书时，他就意识到自己不是个天才，要想出人头地必须投入更多的时问。他拼命地学习，毕业时在全年级名列中游。但他在学校时曾被选为学生会主席，在他办公室的墙上挂有一个橡木镜框，里面是他任学生会主席的证书。他的政治动物的生涯始于他在法学院当选学生会主席的那一刻。大多数学生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么个职位，对此毫不在乎。对年轻的罗伊来说，很少有人向他提供工作机会。因此，在最后时刻，他抓住一次机会，在新奥尔良当了一名助理市政检查官。1975年的年薪是一万五千美元。在两年时间里，他处理的案子比所有其他市政检查官的总和还要多。他的确是在拼命地干。他在这没有多大奔头的工作中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因为他即将获得成功。他是一颗明星，但没有人注意到。
他开始涉足当地共和党人的政治活动，并学会了耍手腕玩花招。他结识了有钱且神通广大的人士，在一家律师公司找了一份差事。他投入了多得难以令人置信的时间，成了一个合伙人。他娶了一个他不爱的女人，只因为她拥有他需要的东西，是一个能够给他带来体面的社会地位的妻子。罗伊正在飞黄腾达，他有一套行动计划。
他和她依然是夫妻，但已经分室而居。现在，一个孩子十二岁，一个十岁。一个令人羡慕的家庭。
他宁愿呆在办公室而不愿回家，这倒正遂了他妻子的愿，因为她并不喜欢他，不过，她却格外需要他那份薪水。
罗伊的会议桌上再一次铺满了法律书籍和法律记事簿。沃利已脱去外套，解下领带。房间里四处乱放着咖啡杯。他俩都很疲倦了。
法律相当简单：每一个公民对社会都有为协助执行法律而作证的义务，而且任何见证人不得借口害怕遭受威胁他或他家人的生命安全的报复而拒绝作证。谁也不能例外，谁也不能豁免。对于一个受惊吓的孩子来悦，也无空子可钻。罗伊和沃利已经研读了几十个案卷。其中许多已复印了副本，或摘录了要点，胡乱扔在桌子上。那孩子必须开口说话。如果在孟菲斯少年法庭进行起诉成为泡影，福尔特里格打算对马克·斯韦发一张传票，让他出现在新奥尔良的大陪审团面前。这将会把这小东西吓得灵魂出窍，把一切都供出来。
特鲁曼走进门来，说道：“你们又在开夜车了。”
沃利·博克斯离开桌子，两手举过头顶，痛快地伸了个懒腰。“是啊，有许多资料需要赶着看完，”他说，精疲力尽的样子，朝着一堆堆书籍和笔记本骄傲地挥挥手。
“请坐，”福尔特里格说，指指一张椅子。“我们就要干完了。”他也伸了个懒腰，然后弄得指关节噼啪作响，他喜欢工作狂的名声，一个不惧怕令人头疼的工作时间的重要人物，一个视事业比妻子和孩子更重要的男人。工作意味着一切。他的当事人就是美利坚合众国。
“我有一个主意，”特鲁曼说，坐到桌子的另一边。“你早些时候跟我讲过，明天在孟菲斯举行听证会，在少年法庭。”
“我们正在提出一份请求书，”罗伊纠正道。“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举行听证会。不过，我们会请求尽快举行。”
“是的，嗯，你看这样行不行？就在今天下午离开事务所之前，我和沃伊尔斯的第一副手刘易斯谈过。”
“如果明天早上的第一件事是刘易斯先生亲自把请求书递交给孟菲斯少年法庭的法官，那会怎么样？我们现在说的是联邦调查局的第二号人物。他把我们认为这个孩子知道的事告诉法官。”
福尔特里格开始点头表示赞同，沃利见此情景，也开始跟着点起头来，而且点得更快。
特鲁曼继续说下去。“还有些别的情况。我们知道格朗克现正在孟菲斯。他是马尔丹诺派到那儿去的。所以，我在想，如果我们假设那孩子处境危险，而刘易斯先生又向少年法庭法官解释说，为了孩子的利益，最好让我们把他拘留起来，那会怎么样？你知道，为了保护他自己？”
“这分析很好，”福尔特里格轻声说。沃利也表示赞同。
“在压力之下，那孩子会开口的。首先，他是被少年法庭下令拘留的，同其他任何案子一样，那会把他的小魂儿都吓掉的。可能也会惊动他的律师。希望法官命令那孩子开口。到那时，我相信，那孩子会说话的。如果不开口，可能他就会犯藐视法庭罪。你不这么认为吗？”
福尔特里格兴奋起来。他在一本律师记事簿上潦草地写了些什么。沃利站起身来，开始若有所思地沿著书房踱着步子。好像事情迫使他不得不作出重大决定似的。
“你能和刘易斯通个电话吗？”福尔特里格问道。
“我想能。”特鲁曼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片，在电话机上拨起号码来。
当特鲁曼和刘易斯交谈时，福尔特里格和沃利耳语了一阵子。特鲁曼朝他们点点头，满脸堆笑，露出一副成功的神态，然后挂上了电话。“他答应了。”他骄傲地说。“他将赶早班飞机去孟菲斯，与芬克见面。然后，他们将叫上乔治·奥德，一起去见法官。”特鲁曼朝他们走过去，感到非常自豪。“想想看，一方是政府律师，一方是K·O·刘易斯，中间还有芬克，明早法官到达办公室的第一件事。他们很快就会让那孩子开口说话的。”
凌晨四点整，一辆临时拆下车牌号的普通白色福特牌货车悄悄驶进了塔克活动住房区，转上东街。活动房屋黑糊糊的，不闻声响。街道上空荡无人。住宅区里万籁俱寂，离天亮还有两个钟头。
货车停在17号门前。车灯灭了，引擎也熄了火。没有人注意它。一分钟之后，一个身穿制服的男人打开驾驶室门，站到街道上。那身制眼像盂菲斯警察的装束——海军蓝裤子，海军蓝衬衫，挂着黑色手枪皮套子的黑色宽皮带，屁股上别着手枪，黑色马靴，但没戴帽子。一个还挺像样的冒牌贷，尤其是在清晨四点，没人看见的时候。他拿着一个约摸两只鞋盒大小的纸箱子，四下张望一番，然后仔细地观察和聆听着17号隔壁那个活动房屋的动静。一点声响也没有。甚至听不到一声狗叫。他独自儿笑笑，漫不经心地走向17号的大门。
如果他发觉附近的活动房屋有什么动静的话，他就会轻轻地敲敲门，编出那一套，说自己是个信使，正在费尽周折找斯韦太太。但这没有必要。邻居中没有人在窥视。因此，他迅速把纸箱子倚门放好，钻进货车，急驶而去。他来无影，去无踪，留下了他的一个小小的警告。
整整三十分钟之后，纸箱爆炸了。门被炸开了，火焰朝着屋内窜去。无数的红黄火舌和滚滚黑烟掠过房问。火柴盒结构的墙纸和楼板全都成了引火物。
当隔壁的鲁弗斯·比布斯拨通火警911时，斯韦家的活动房屋已被大火吞没，无法扑救了。鲁弗斯挂上电话，跑去找他花园中的水龙带。他的妻子和孩子在屋里乱跑，忙着穿上衣服跑出屋去。邻居们穿着令人眼花缭乱的睡衣睡袍跑到火场，街上迴荡着尖叫声。几十个人看着火势，花园水龙带从四面八方浇上来，水泼到隔壁的活动房上。火势越来越大，人群也越聚越多，越来越多的窗户开始爆响，引来了更多的尖叫声。然后，救火车响着警报器开来了，红灯闪烁着。
当消防队员列队泵水时，人群朝后退去。其他的活动房屋得救了，但是斯韦家只落下一堆废墟。屋顶和大部份楼板都烧掉了。后墙还在，上面的一个独窗依然完好无损。
可怜的斯韦一家。还会有什么灾祸要降临到他们头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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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用过桂皮花卷和巧克力牛奶早餐之后，他们离开住宅去医院。现在是七点三十分，对于雷吉来说嫌早了点，但黛安在等着哩。里基的状况好多了。
“你认为今天会发生什么事？”马克问道。不知为什么，她觉得这话挺好笑。“你这可怜的孩子，”她轻声笑了一下，接着说道，“这个星期你经历了不少事。”
“是的。我恨上学，但现在要能回校也不错。昨天夜里我做了个梦，梦见了好多事。”
“出什么事了？”
“没什么，我梦见一切又都恢复了正常，我梦见整整过了一天，都没发生什么事。简直妙极了。”
“噢，马克，我恐怕有些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你。”
“我知道。什么事？”
“克林特几分钟之前打过电话。你又上了头版了。是一张我们两人的照片，显然是昨天我们在医院里走出电梯时被其中哪一个小丑偷拍的。”
“好极了。”
“《孟菲斯快报》有一个记者，名叫斯利克·莫勒。人们都叫他鼹鼠，鼹鼠莫勒。他总是抢先报道犯罪新闻，在城里是个传奇式人物。他对这个案子紧追不舍。”
“那报道是他昨天写的。”
“不错。他在警察局有很多关系。听上去好像警察相信克利福德先生在自杀前把什么都告诉你了，而现在你却拒绝合作。”
“完全正确，不是吗？”
她瞥了一眼反光镜。“是的，不可思议。”
“他怎么知道这事的？”
“警察对他说的，当然是非正式的，然后，他就东搜集点消息，西搜集点情报。再把这些支离破碎的东西拼凑在一起。如果这些材料不能完全吻合的话，斯利克自己就编造些东西填补进去。据克林特说，这则报道是根据警察局内部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提供的消息写成的，人们十分怀疑你到底知道多少情况。他们的猜测是，既然你聘请了我，你一定是在隐瞒什么情况。”
“咱们停车买一份报纸吧。”
“医院里会有报纸的。咱们马上就到了。”
“你认为那些记者又会等在那儿吗？”
“有可能。我告诉克林特在什么地方找一个后门，然后在停车处接我们。”
“我真讨厌这种事。讨厌死了，我的伙伴们今天都在学校里，享受着快乐时光，和往常一样，课间休息时和女生们打闹，跟老师开玩笑，你知道，这是通常的把戏。再看看我，和我的律师一起满城跑，读着报上有关我的历险记，看着头版上我的面孔，躲避记者，躲避带弹簧刀的杀手。这倒像是电影中的某些镜头，一部蹩脚电影，这一切烦死了。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承受更多的压力。压力太大了。”
在注意街道和车流的间隙中，她望了望他。他两腮绷得紧紧的，两眼茫然地注视着前方。
“我很抱歉，马克。”
“是啊，我也一样，美好的梦想再也不会有了，唉。”
“今天的日子不好过啊。”
“还有什么新鲜事？昨天夜里他们在监视着你家，你知道吗？”
“你说什么？”
“是这样，有人在监视你家。今天凌晨二点三十分，我在门廊上，我看见一个家伙沿着人行道走动。他看上去很随便的样子，抽着香烟，瞅瞅房子。”
“也许是邻居吧。”
“是啊。在凌晨二点三十分。”
“也许是某人出来走走吧。”
“那他为什么在十五分钟之内三次走过房子呢？”
她又瞥了他一眼，突然踩下刹车，以避免撞上前面的汽车。
“马克，你信任我吗？”她问道。
他朝她看看，好像对这个问题很吃惊。“我当然信任你，雷吉。”
她笑了笑，拍拍他的胳膊。“那就和我在一起吧。”
象圣彼得医院这样令人恐怖的建筑风格的一个优点是有许多鲜为人知的门和出口。再加上后来增建的东一个西一个的裙楼、侧厅之类的建筑物，历经数年增加了一些难得使用的密室和夹道，就连保安警卫也很难弄清。
他们到达时，克林特已在医院周围忙乎了半个钟头了。但仍然没有找到隐蔽的入口，他连自己也迷了三次路。他们在停车处碰头时，他大汗淋漓，直说抱歉。
“快跟我来，”马克说。他们冲过街道，走进安全门。他们迂回着穿过走廊上拥挤的高峰人流，看见一个老式的电梯正往下降。
“我希望你知道你这是往哪儿走，”雷吉说。她显然心怀疑窦，半走半跑地尽力跟上他。克林特的汗水淌得更厉害了。“没问题，”马克说，随手打开了通向厨房的一扇门。
“马克，我们这是在厨房里了。”雷吉说着，朝四下里望望。
“冷静点。装做你就是想到这儿来一样。”
他揿了一下上菜电梯旁的一个按钮，门立即开了。他又按了按电梯内控制板上的一个按钮，他们便东倒西歪地向上升起，向十楼升去。“主楼有18层，但这个电梯只到十楼，九楼不停，数着。”他看着门上方的显示数字，像一个极不耐烦的导游一样解释着。
“到了上楼怎么办？”克林特上气不接下气地问。
“等等呗。”
到十楼时门开了，他们走进一个硕大无比的房间，里面一排排的架子上放满了毛巾和床单。马克一溜烟跑了，在通道之间穿来穿去。他打开一扇沉重的金属门，他们便到了左右都是病房的过道上。他朝左边指指，不停脚地继续朝前走，然后在一扇上面布满红黄警报器的安全门前停了下来。他一把抓住横在门上的把手，雷吉和克林特惊得说不出话来。
他推开门，什么也没发生。“警报器坏了。”他若无其事地说道，一蹦一跳地朝九楼走下去。他又打开一扇门，转瞬间他们到了一个静悄悄的门厅里，门厅地面上铺着厚厚的工业地毯，没有行人来往。他又指了一下，他们便继续走。他们走过病房，转了一个弯，在护士值班台旁边，他们朝另一个过道望去，看见有人在电梯旁边游来荡去。
“早上好，马克，”当他们匆匆擦肩而过时，美人儿卡伦大声问候，但是她说话时脸上没有一丝笑容。
“你好，卡伦，”他答道，没有放慢脚步。
黛安坐在大厅里的一把折叠椅子上，面前蹲着一个孟菲斯警察。她正在哭泣，已哭了一阵子了。两个保安警卫一直站在二十英尺开外处。马克看见了警察，看见了他母亲的眼泪，忙向他母亲跑过去。她伸手搂住他，两人拥抱在一起。
“妈妈，怎么了？”他问道，而她哭得更凶了。
“马克，你家的活动房昨夜起火了，”那警察说。“就在几小时之前。”
马克不相信似地看看他，然后紧紧搂住他母亲的脖子。她正在擦眼泪，竭力想镇定下来。
“烧得怎么样？”马克问。
警察站起身来，双手托着帽子：“全都烧光了。”
“什么东西引起火灾的？”雷吉问道。
“现在还不知道。火灾检查人员今天上午会到现场去。可能是电的问题。”
“好吧，我需要和火灾检查人员谈谈。”雷吉坚持说，那警察打量着她。
“你是谁？”他问道。
“雷吉·洛夫，这家的律师。”
“啊，对了，今天早晨我看过报纸了。”
她递给他一张名片。“请叫火灾检查员打电话给我。”
“一定，夫人。”那警察端端正正地把帽子戴到头上，又俯身看了看黛安，“斯韦夫人，我对此深表遗憾。”
“谢谢，”黛安轻声说道。她擦去脸上的泪水。接下来是几秒钟令人尴尬的沉默。她一只胳膊搂着依然茫然无措的马克。
“他表现好吗？”黛安问道。
“他表现很好。他吃得很饱。”
“那就好，谢谢你把他带到你家去。”
“里基怎么样了？”雷吉问道。
“他夜里睡得很好。今天早晨格林韦大夫来看过了，里基醒了，而且说话了。看起来好多了。”
“他知道失火的事吗？”马克问道。
“不知道。我们不要告诉他，好吗？”
“好的，妈妈。咱们能进屋去谈谈吗？就我和你两个人。”
黛安朝雷吉和克林特笑笑，领着马克进了屋，门关上了。可怜的斯韦一家！
尊敬的哈里·罗斯福主持谢尔比县少年法庭已经二十二个年头了，尽管法庭事务所沉闷无趣而且压抑，但是他以极大的尊严处理着法庭事务。他是田纳西州少年法庭的第一位黑人法官，七十年代初他被州长任命时，他前途无量，人们热情地预言，他将会登上高等法院法官的位置。
高等法院仍然在那里，而哈里·罗斯福依旧在这里，在那幢风化剥落的大楼里的少年法庭里。
哈里曾经拒绝过四次任命，都是到冬季有供暖系统的法院。他之所以得到这些任命是因为他既聪明，又是黑人，而他之所以拒绝这些任命是因为他既贫穷，又是黑人。他的酬金是城里任何法院中最低的，年薪六万美元，不过这足以养活他的妻子及四个未成年的孩子，并拥有一幢相当不错的房子。但是他从小就尝到饥饿的滋味，那些回忆至今历历在目。他会永远把自己看作一个穷苦的黑孩子。
这就是一度前途辉煌的哈里·罗斯福至今依旧是一名普通的少年法庭法官的确切原因。对他来说，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从法律角度而言，他对违法的，难管教的，需要帮助的，以及未受到良好照料的孩子们都拥有唯一的裁判权。他裁定私生子之父的身份；为了孩子的生计和教育，他强迫父亲们执行他的命令，在一个半数婴儿系单身母亲所生的县里，他所审理的案件大多数属于此类。他剥夺那些虐待孩子的父母的权利，把受虐待的孩子安置到新的家里，哈里的负担很重。
八点三十分。他的秘书送进来一盒子邮件，并告诉哈里，有一群人等在外面，急不可待地想与他谈谈。
“还有什么新消息？”他问道，吃着最后一口丹麦苹果。
“你也许想见见这些先生们。”
“噢，是吗？他们是谁？”
“一个是乔治·奥德，我们尊敬的政府律师。”
“我在法学院教过乔治。”
“是的。他也是这么说的，说过两遍了。还有来自新奥尔良的一名政府律师助理，托马斯·芬克先生。还有联邦调查局副局长K·O·刘易斯先生，此外，还有几个联邦调查局的特工。”
哈里从一个卷宗上抬起头来，思索着这件事。“一群相当出众的人物。他们有什么事？”
“他们不肯说。”
“那好吧，领他们进来。”
她出去了。几秒钟之后，奥德、芬克、刘易斯和麦克苏恩涌进了拥挤而杂乱无章的办公室，并一一向法官大人作了自我介绍。哈里和秘书把卷宗从椅子上搬走，每个人找了一个座位。他们彼此说了几句逗趣的话，几分钟之后，哈里看看手表，说道：“先生们，我今天计划听审十七个案子。我能为诸位做些什么？”
奥德首先清了清嗓子。“是这样，法官大人，我相信您已看过近两天早晨的报纸了，特别是头版上关于一个名叫马克·斯韦的孩子的报道。”
“非常有趣。”
“芬克先生到这里来是因为一个被指控杀害了参议员博伊特的男人，几星期之内，这个案子就要在新奥尔良开审了。”
“这个我知道，我看过报道了。”
“我们几乎可以肯定，马克·斯韦知道的比他所说的要多。他曾几次对孟菲斯警方说谎。我们认为杰罗姆·克利福德自杀之前和他谈过很多事情。毫无疑问，我们知道他在那辆汽车里。我们曾试图和那孩子谈谈，但是他一直采取很不合作的态度。现在，他聘请了一名律师，而她是一块拦路石。”
“雷吉·洛夫是我法院的一位常客。一位非常能干的律师。有时候，有点过于袒护她的当事人，但那也没什么错。”
“是，先生。我们非常怀疑那孩子，我们非常强烈地感到，他在隐瞒有价值的情况。”
“譬如说？”
“譬如参议员尸体的地点。”
“你这样设想的依据何在？”
“这个说来话长，法官大人。要解释得花点功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