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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晨8点我来到局里。李要调回执行组，一定觉得耻辱，我想安慰安慰他，还有就是在埃利斯·洛训他的时候帮他顶一顶。我在我俩的桌子上发现了两张一模一样的格林长官写的字条：“明天到我办公室来，1947年1月22日，下午6点。”字条的笔迹看起来不像好兆头。
8点时李没来报到，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我坐在我的办公桌旁，想象着他为鲍比·德·威特的释放而烦恼，这个家伙总是出现在他的脑海里，而现在唯一可以将这个家伙的形象驱逐出他的脑海的东西——大丽花的案子——又不让他参与了。我听见洛正在隔壁检察官的房间里，对着电话又是喊又是求的，电话的那边是《镜报》和《每日新闻》的城市版编辑。这两份报纸都是共和党的喉舌，听说对洛的政治志向都颇为同情。他说话的大意是，他会提供大丽花的消息，帮助他们打败《洛杉矶时报》和《哈罗德快报》，条件是他们要帮他掩盖贝蒂·肖特的滥交行径，把她描绘成一个被误导的可爱女孩。从他自我陶醉的再见声中，我猜得出来，那几个新闻人士同意了，相信了他所说的“我们为这个女孩争取的同情越多，我们起诉那个凶手时得到的好处就越多”。
到10点时，李还没有出现，我去了会议室看那一大堆的伊丽莎白案的资料，想确定玛德琳的名字没被提及。两个小时，看了两百页资料后我很满意——在盘问过的几百人里，没有她的名字，也没有人告发她。唯一提到同性恋的一次还是个明显的胡说八道——一个疯子教徒打电话来告发反对派的人士是“同性恋修女，把女孩子献祭给派厄斯教皇XII”以及“同性恋们举行反基督仪式”。
到中午的时候李还没出现。我给家里、大学区警察局和爱妮岛旅馆打电话，都没有他的音讯。我想做出看起来很忙的样子，这样别人就不会让我去干活了，所以就在告示板前晃来晃去，看那些总结报告。
罗斯·梅拉德在去圣地亚哥和蒂瓦纳之前又写了一份最新情况报告。上面说他和哈里将去查情报中心和行政风化组的档案，找档案里判过罪或有嫌疑拍色情电影的人，还会在蒂瓦纳搜找那部色情电影的拍摄地点，活格尔和凯尼格在加德纳没找到琳达所说的“墨西哥男人”，他们也会去蒂瓦纳从色情电影的角度展开调查。前一天就死因的问题对验尸官进行了讯问，伊丽莎白·肖特的母亲在场，确认了尸体。玛乔丽·格林汉姆和谢里尔·萨顿录了贝蒂在好莱坞生活的证词，红·曼雷也录了证词，说他怎样把贝蒂从圣地亚哥带过来，1月10日时又把她放在了比特摩尔旅馆的前面。经过对比特摩尔旅馆一带的详细调查，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能够证实贝蒂的目击者，对已判罪的性疯子和有记录的性骚扰者的资料还在审查中，那四个疯疯癫癫的自首者还被拘留在市政厅，等待着不在现场证明的核实、精神状况听证会和进一步的讯问。警察局里的马戏表演还在继续，无数的电话打进来，结果就是第三、四、五手的盘问——警察跟认识升天的大丽花的人谈话，全都是些大海捞针的工作。
其他办公桌前的人开始注意到我无所事事的样子，于是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玛德琳又跳进了我的大脑，我拿起电话给她打了过去。
铃声响第三下的时候她接了起来：“斯普拉格家。”
“是我。想见我吗？”
“什么时候？”
“现在，四十五分钟后我去接你。”
“别到这儿来，爸爸正在举办一个商务晚会。在红箭旅馆见好吗？”
我叹了口气，说：“我有公寓，你知道的。”
“我只在汽车旅馆里才有激情，有钱女孩的癖好之一，四十五分钟后在红箭旅馆的十一号房间见。”
我说：“好吧。”然后挂断了电话。这时埃利斯·洛敲了敲隔墙，说：“布雷切特，干活吧。你已经晃了一早晨了，快烦死我了。等你看见你那个幽灵搭档，告诉他我要扣他三天的薪水，因为他没有按时出现在我的面前。现在找一辆有无线电的巡逻车，去干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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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着车直接就来到了红箭汽车旅馆。玛德琳的派克已经停在了平房后面的小径上。11号房间的门没有锁。我走了进去，闻着她的香水味，眯着眼睛往黑暗里看去。这时，格格的笑声回应了我的探寻。脱衣服的时候我的眼睛开始慢慢习惯了黑暗，我看见了玛德琳——像个赤裸的灯塔似的躺在破烂的床单上。
我们热烈地拥抱在一起，床差点儿没被我们给震塌了。但我满脑子却在想着贝蒂和那些蛇，我极力想将这些幻象抹去，但怎么也做不到，我只好将头栽到枕头上，用牙咬着枕头边来抑制我的颤抖。玛德琳从我的身下钻出来，问：“宝贝，你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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