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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晨，我给那几位大人物留了便条，便藏在离我的办公室不远的一个贮物间里。我打了几份请求调转的信，分别给洛、罗斯·梅拉德和杰克上尉。信是这样写的：
我请求立即调离伊丽莎白·肖特案的调查工作，回到我执行组的工作中去。我认为肖特案的人员配备已经过于充足，而且为其所配备警员的工作经验也远比本人丰富，相信在执行组，我可以更有效地为警局服务。另外，由于本人的搭档布兰查德中士失踪，本人将不得不处于上级警官的位置，当有大量机密文件需要阅览时，本人须代替其位置，替其行事。所以，为了准备做好高级执行警官的职责，本人一直在为中士考试作准备，期望能在今年春天的评级中参加考试。我认为，评级一事将会培养本人的领导能力，并弥补本人作为便衣警察工作经验的相对不足。
此致
敬礼
德怀特·W.布雷切特，警号1611
中心侦探组
写完之后，我又看了一遍，认为我写的信，适度地包含了对领导的敬重和对目前工作的不满，那两句半真半假的要参加中士考试的话，非常适合作为结束语。我正要给这几封信签上名，突然听到从大办公室里传来一阵骚乱声。
我折起信，塞在夹克口袋里，过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一群侦探和几个穿着白色工作服的犯罪实验室的技术人员正围着一张桌子，低着头往桌面上看，叽叽喳喳、手舞足蹈。我挤到人堆里，看到让他们如此兴奋的东西时，也不禁嘀咕了出来：“他妈的天哪。”
桌子上的金属证物盘里放着一个信封。上面贴着邮票、盖着邮戳，还散发着轻微的汽油的味道。白色的信封的正面上贴着从报纸和杂志上剪下来的字母，拼出来是：
致：《哈罗德快报》和其他洛杉矶报纸
里面是大丽花的所有物
后信待续
一名戴橡胶手套的技术人员用刀划开信封，拿出里面的东西——一个黑色的小地址簿，一个塑料皮的社会保险卡和一小叠照片。我斜眼看去，看到了社会保险卡上的名字——伊丽莎白·安·肖特——明白大丽花案的内情已经是个爆炸性新闻了。我旁边的一个人正在讲送信的事——一个邮递员在市中心图书馆旁边的邮筒里发现了这个信封，差点没心脏病突发而一头栽倒在地，赶紧找到巡逻警察，火速把这个战利品送来了。
埃利斯·洛也挤到技术人员身边，弗里奇·活格尔紧跟着他。技术组的组长愤怒地挥着手，办公室里吵吵闹闹的一片猜疑之声。这时，一声尖厉的口哨声响起，罗斯·梅拉德喊道：“他妈的，都往后退，让人家工作，别吵。”
我们听从了。
那几个技术人员俯在信封上，往上撒影印粉，翻那本地址簿，检查照片，并像外科医生在手术时似的喊出发现的内容：
“信封封口处有两个指纹残痕，上面有污迹，只能算是一两个可供比较的残缺部分，不足以用来存档，大概可以用来跟嫌疑犯的指纹作比较——”
“社会保险卡上没有指纹——”
“地址簿上的有些页可读，但是已经被汽油浸泡，不可能留下指纹的痕迹。上面的名字与电话号码大多数是男人的，没有按照字母顺序排列，有几页撕掉了——”
“照片都是肖特跟穿着军装的大兵照的，那些男人的脸部被划掉——”
听到这儿我一惊：他还会再写信来吗？我猜测这事不是仇杀，难道猜得不对？既然这些东西很明显是凶手送来的，那凶手会是照片里那些当兵的其中的一个吗？他写这封信来是想玩猫抓老鼠的游戏，还是扔出一块认罪投降前的探路石？我身边的其他警察也都在想着同样的问题，三三两两地聚成一堆谈论着，看起来全神贯注的样子，好像在跟自己说话似的。实验组的技术人员们戴着橡胶手套，抱着那堆新线索走了。这时，房间里唯一一个清醒的人又吹起了口哨。
喧闹的人群静了下来。罗斯·梅拉德一脸严肃地查着人头数，指挥我们站在房间后部的公告板前面，我们在那儿排好队。他说：“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我很确定这些东西是那个凶手送来的。实验组的弟兄们还需要一点时间对信封作出进一步的检查，然后他们会把地址簿上的每一页都照下来，我们再按照他们送来的名单去挨个的谈话。”
迪克·卡瓦诺说：“罗斯，他这是跟咱们玩呢。有几页不是撕掉了吗？我跟你赌十比一，他的名字一定在那几页纸上。”
梅拉德笑了：“可能吧，也可能不在。可能他是个疯子，就想被咱们抓到，可能那几页纸上有人认识他。可能技术人员从那些照片上能提取出指纹来，或者从军装上别着的徽章识别出一些人的身份。可能那个狗娘养的真会再寄一封信来。可能性太多了，所以别管可能了。现在，你们十一个人都放下手头的工作，去搜索发现信封的那个邮筒附近的地区。哈里和我去查案子的资料，看看之前有没有哪些嫌疑犯居住或工作在那附近。然后，等拿到地址簿上的名单，再谨慎地调查。贝蒂跟男人很随便，而拆散人家的家庭可不是我的风格。哈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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