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结果我真的不得不后悔，因为——她破掉了乌密！
想不到吧。
谁想得到？
谁都想不到！
我要吃你用手板心煎出来的鱼
事情说来跟假的似的。
那是春节过后不久的事情，有天下午，我正在办公室跟下面一位处长谈事，黄依依的助手，就是我安排的那位助手，突然冲进办公室，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黄依依心脏病突发，正在医院里，要我赶紧去看看。听她这话，再看她着急的样子，我以为病情已到了难以抢救的地步，要我去是告别的。但助手又说，抢救是已经抢救过来，听医生说目前不会有事的，只是需要好生休养一段时间。既然这样，我想，有必要这么急切地去看她，跟救火似的？完全可以改个时间嘛。我这样想了，也这么说了，喊助手先回去，我改日再去医院看她。可助手说黄依依有要紧事跟我谈，要求我现在就去。我问什么事，她说不知道。不过，助手强调道，她说事情很重要，你应该放下所有事情，马上去见她。
我心想，去见鬼！
到医院一看，黄依依虽然躺在病房里，医生正在给她输液，但总的感觉还是不像重病在身，见了我笑得咯咯响。医生说，刚才以为是突发性心脏病，大家很紧张，其实只是一般性的昏厥，可能是太疲劳引起的，现在没事了，也不会有事的。我接着医生的话，对黄依依说：
“听见了没有，只是一般性昏迷，用不着这么紧张的，把我跟救火似的喊来。”
她笑着说：“我当然要喊你来，我有事要跟你说嘛。”
我不客气地说：“你有事应该到我办公室去说。”
她说：“我不在输液嘛，怎么去？”
我说：“那就等输完液再去。”
她说：“不，我要现在说。”
我说：“说吧，我听着，什么事。”
她说：“你把耳朵给我。”
荒唐！当着医生护士助手的面，要跟我说悄悄话，这叫哪门子事？我很生气，指责她：“你有事就说，否则我走了。”
她说：“是工作上的事，我能这样跟你说吗？要不你请他们走开。”
医生护士听了这话，很知趣地出去了。我什么也不说，不开腔，只冷冷地看着她，等着看她要搞什么鬼名堂。确实是鬼名堂，她要我伸出手来。我当然不伸，我怎么可能被下属当猴耍？我沉下脸，厉声厉色地警告她：“有事快说，我没那么多闲心！”
她也沉下脸，回敬我：“我要吃你用手板心煎出来的鱼！”
事情真的跟假的一样。
但真的就是真的，哪怕跟假的一样。
据当时有关权威人士说，黄依依干的事无异于让我们的国家领导人瞅见了赫鲁晓夫的底牌。
破译乌密，等于是让黄依依由鸡变了凤凰。荣誉自然是不要说的，反正只要是我们701人沾得到的荣誉，都无不成了她的囊中物，胸前头上的挂戴满了，她不要也是她的。她要什么，只要开口就是她的；不便开口，有一定的暗示也行。人到这份儿上就成了人上人，也可以说不是人，而是神、是灵，呼风唤雨、遮天蔽日、上天入地、无所不能。所以说，人要变起来也是说变就变的，从昨天那个玩世不恭、令人满腹疑虑的人，到今天这个璀璨夺目的模样，她似乎并没有经受什么特别考验和折磨，而只是短暂地昏迷了一会儿而已。现在的她，像明月一样当空挂着，人们无不仰望她、崇敬她——黄依依！
张国庆
我等着她来找我“秋后算账”，那是我对她的承诺，就是关于集训中心王主任的“转世问题”。我料定她一定会来找我的，我私下也在有意做些铺垫和准备工作，以便她来向我开口之时，我即可豪爽地应允她。可她却一直不来找我，最后还是我主动找她的。
我说：“老王的事情，我是有言在先的，你看需要我怎么办理？”
她像陷入了沉思一样沉默着，很久才抬起头，告诉我说：“现在我有一件比老王的事情更需要组织上解决的事情。”
我问是什么事情，她说是通讯处张国庆的事情。
说起张国庆，也是个701人所皆知的人物，他以前是我们监听局机要处的机要员，负责译电工作，701内部所有的机密文件，都要从他手头过。他妻子是我们医院的内科护士，是个胶东人，长得人高马大的，脾气也很大。据说，张国庆很怕她，两人一旦吵嘴，女人经常大打出手，打起来，手里抓到什么，都敢往男人身上甩去。有一次甩过去的是一把医用手术剪子，闪着银光飞过去，一下插在了张国庆的肩膀上。张国庆怕老婆的事情，大概就是从此名声在外的。不过，又听说，女人是很爱丈夫的，张国庆在家里什么事都不用做，女人还给他洗脚，剪指甲。她在外面总是说张国庆怎么怎么的好，她是怎么怎么地爱他，离不开他，以至他不在家时她连觉都睡不着，等等。但是，张国庆总是要离开她的，因为他的工作决定他经常要去总部出差。3年前的一天，张国庆去总部出差回来，以往他总是先回单位，把随身带的文件放好后再回家。但是，那天的火车晚点好几个小时，到701时已经是深夜12点多，如果再去单位——在四号山谷，再返回一号山谷——回家，起码又要折腾个把小时。他不想折腾，于是直接回了家，根本没想到这会给他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退一步说，如果第二天他早点起床去单位，事情也是不会出的。但是，张国庆要起床时，老婆提醒他，今天是星期日，意思是你多睡一会儿吧。这一睡就是一个大懒觉。这个大懒觉可睡出了大问题！等他醒来，已是10点来钟，家里空荡荡的，妻子和孩子都不在家。妻子不在家是想得到的，因为是星期天，院子里的家属一般都要跟单位的班车去镇上采购东西，一周仅此一回，是过了这村没这店的，错过了，下周的柴米油盐都可能要成问题。一般妻子是不带孩子走的，反正张国庆在家，有人带。但是，你知道，张国庆妻子平时对丈夫是很好的，她想让丈夫睡得安稳，决定把孩子带在身边。孩子是男孩，只有7岁，刚上小学，以往父亲每次回来，都会有点东西送他。这次，父亲深夜回来，他不知要送什么东西，当然要翻翻父亲的包。母亲去食堂买馒头了，父亲还在睡觉，屋子里等于没有人，于是他立刻拉开父亲的皮包，并且马上找到一份属于他的礼物：一小袋纸包糖，一盒小饼干。他先剥了粒糖吃，一边吃着，一边继续翻找。于是翻到一个文件袋，里面都是机要文件。对文件孩子是不感兴趣的，他感兴趣的是这些纸张，这么白花花的，光亮亮的，他见了手忍不住去摸，一摸，又硬又滑的，哪像是纸，简直是叠飞机的上好材料。到这时候，张国庆命运中的劫数开始作怪了，孩子看袋子里这样的纸有厚厚的一沓，装订成一份又一份的，有十几份呢，他想抽掉一份，谁知道呢？于是他“聪明地”抽出一份，转移到自己的书包里。吃过早饭，母亲喊他一起走，他想出去正好可以叠飞机玩，便把书包挎在了肩膀上。母亲说，这不是去上学，是去镇上买东西，你背书包干什么？他说，我要做作业——到时，你去买东西，我在车上做作业。母亲听了，简直对儿子的刻苦学习有点感动。两个小时后，张国庆起床，马上注意到包的拉链开着。他是个机要员，十多年养成的职业敏感使他格外关心里面的文件，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少了一份！他几乎笃定是年仅7岁的儿子干的坏事，急忙出门去找儿子。院子都找了，左邻右舍都问了，不见孩子的影，估计是跟他妈去镇上了。这个可能的事实让他吓坏了，因为如果文件确实在他孩子手上，出不出院门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是要改变性质的。事后，也正是这一点，把张国庆全家都毁了！
长话短讲，当张国庆见到孩子时（在半路上，一方赶出去，另一方正返回），看孩子手上正捏着用文件的半页纸叠的飞机。据孩子事后说，因为文件纸较大（16开），他是对开来用的，这样一页纸可以叠两架飞机。在母亲去街上买东西时，他没有跟去，而是以做作业的名义，留在停车站里，与院里同来的另一个孩子一道叠飞机玩。文件共有4页，按每页两架计，他们应该可以叠出8架飞机。事实也是如此。但现在他们每人手头只有一架，两人就是两架，其余几架，有的飞上屋顶，有的坠入人流，不知去向，有的当场被镇上其他孩子抢走。后来返回停车场去找，总算又找回来4架，应该说还算不错的。但是，丢失的两架，其造成的损失，似乎不亚于丢失了两架真飞机，整个701上下都在为之惊心，都在危言耸听地谈论。处分是免不了的，而且一定不会轻。最后，张国庆老婆被开除公职，带着孩子回了老家。张国庆因为两个有利因素一定程度地保护了他，一个他是党员，有种说法，开除党籍可以抵3年罪。就是说，开除了他党籍，等于是判了他3年徒刑。另一个他是机要员，身上有高等级的保密度，不便流入社会，可以说他的公职不是想开除就能开除的。所以，最后他公职还是保住了，只是离开了机要处——他不配！行政级别由21级降到了最低：24级。国家干部制度上其实是没有24级这一说的，最低也是23级，所谓24级，其实是下面单位自己搞的名堂，一般是提干第一年，或者学校毕业第一年，都按24级来看待，有点预备党员的意思，一年内如果不犯错误，即可转正。
有人说，对张国庆妻子的处理有些过重，其实，正是因为不能正常地处理张国庆，才这么重地处理她的。她是替丈夫和孩子受过，理所当然，合情合理，没什么可冤屈的。没有冤屈，组织上是不会来给她翻案的，谁想到黄依依不知怎么的要来行这个好。我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她说得很含糊，只是说一个人7岁时犯下的错误，要让一家三口都付出一生的代价，挺冤枉，也挺可怜的。
我说：“老王在灵山劳教所里也挺可怜的。”
我其实是希望她把老王“赎”出来，一来老王的下场毕竟跟她有关，二来这也是我对她有过的承诺。可是，她巧妙地给了我一“将军”。
她说：“你的意思是把老王的事情和张国庆的事情一并解决了，那当然是最好不过的。”
我说：“我的意思是先把老王的事情解决了。”
她说：“不，如果两个事情只能先解决一个，那么先解决张国庆的。”
我问：“为什么？”
她说：“没有为什么。”
应该说，她为什么要搭救老王，大家是心照不宣的，可为什么要施恩张国庆，这事情很叫我费解。既然费解，我不免要去底下打探打探，结果又探到一个“大地雷”——两人原来相好着呢。就是说，张国庆的情况，其实跟老王的情况如出一辙。不同的是，他俩相好的事外界所知不多。这得益于两人在一个单位，客观条件比较好，行动上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不像老王，在不同单位，做起事来动作大，跑来跑去的，容易被人觉察。再说，两人当时一个是孤男，一个是寡女，可能这种现状人们相对要容易给予一定的谅解，所以流言蜚语的辐射力也不是太强。
我没有像对待老王一样，把张国庆叫来“审一审”，而是择日又找到黄依依。我想让她明白这样一个道理：现在她与张国庆的关系可能只有少数人知道，但如果组织上根据她的要求，把张国庆老婆孩子的问题解决了，可能她与张国庆的事情全701都会知道，这是要破坏她目前已有的光辉形象的。总之，一句话：我认为，她不该管张国庆的问题，不是管不了，而是管不得；管了，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对她是很不利的。我觉得我说的没错，而且都是为她好，哪知她根本不领情，说的话很难听。
她说：“张国庆的事情我是管定了的，你不管可以，我去找其他人管就是。”
话说到这份儿上，我只有管。老实说，这个时候，她绝对是个神，可以呼风唤雨，可以点石成金，可以做到说一不二。就是说，即便我不当这个好人，自有人会来当。但如果让别人当了这个好人，等于是我得罪了她，进一步说，也等于是我在通往院长的路上自己替自己找了麻烦。那时候，上面首长来，哪一个不要见见她？都要见她！她借机奏你一本，或者美言你几句，对她那是顺手牵羊的事，而对你就是改变命运的事。什么叫一言九鼎？那时候她说的就是一言九鼎。我可没这么傻，好好地去得罪她，让别人来白拣一个便宜。所以，我看她执意要解决张国庆的事，同时又表示，如果能一起解决老王的事，是最好不过的，我就索性给她来了一个“最好不过的”，专程跑了一趟总部，把两个人的问题一并解决了。
说真的，当时组织上对她提出的任何要求，都会慎重考虑，尽量满足她。而像张国庆和老王这种问题，都是单位内部可以解决的问题，只要她出面了，要求了，也就解决了，不会有什么难度的。
张国庆的老婆
我们701总的来说是个很封闭的单位，正因为封闭，与外界无关，内部有什么事，所以都传得飞快。像张国庆和老王，在701本来就是无人不晓的著名人物，黄依依保救他俩，等于是在新闻上面又制造新闻，转眼就在人们嘴里吐进吐出，风靡一时，无人不知。喊黄依依什么“天使”、“有问题的天使”，其实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想想看也真是，什么人能把他俩从地狱里搭救出来？没有人，只有天使！然后，再想想，什么人能这么神奇地破译乌密？也只有天使！天使的称谓对黄依依说，似乎是双重地贴切，所以一喊就喊开了。
随着天使之名传开的同时，有关她跟张国庆的私情也开始秘密传播开来。这在我意料之中，不奇怪的，好事者都会这样去猜想、去探听、去证实、去传说。这样，如果让张国庆老婆回来，重新安置在701医院里，隔墙有耳，总有一天要事发。所以，出于“保密”需要，我们特意将张国庆老婆安排到镇子上，还是在医院里，县人民医院，还是当护士。老王是他自己要求不回培训中心的，他大概是觉得回来面子上太过不去，所以选择了远走高飞，去了我们701在外地的一个分局，离这边很远。这也意味着今后他与黄依依难能有直接或深刻的交往。
但张国庆老婆不一样，虽然单位在镇上，家还在701这边，每天都回来。她叫什么？张国庆老婆，我一直在想，好像在嘴边，可就是说不出口。我为什么想要她的名字，是因为下面的故事跟她有关，没有名字不好说的。但确实想不起来，可能也只有这样说了。她，就是张国庆老婆，以前在701也好，现在去地方也好，我跟她本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也不需要她，完全可以无视她的存在。但是，由于黄依依跟她男人的关系，她回来之后，我心里老是有她的影子，担心她知道真相，闹出事情来。我听医院的人说，她有点泼。俗话说，世间有两种人最烦人：泼的女人，谄的男人。这里的烦是指是非多，容易惹是生非。现在，是非已经明摆着呢，我确实担心她一旦得知实情会大肆撒泼，闹得鸡犬不宁，影响黄依依的名誉和破译工作。外人不知道，但我们知道，乌密破译后，上级对我们欧洲处的破译任务已经有新的指示，要求我们今后重点要破译苏联军事密码。因为黄依依对苏联情况比较了解，此时的欧洲处处长一职，谁都没她称职，因而非她莫属。就这样，黄依依走马上任，成了该处历史上第五任处长。
一个人，如果情感和生活上生出是非，后院起火，肯定要影响工作。有些人的工作影响就影响了，不怕，起码用不着我怕，但黄依依的我怕，她现在是一处之长，整个破译局的核心人物，也是701的典型，出了事，就是全局的事，就是我当局长的事，所以我当然要重点保护。而说到保护，什么安全啊、身体啊、饮食啊，等等，都容易，难就难在张国庆老婆那边，就怕她知情闹事。这我是有心而无力，不知如何去着手防预，万一闹起来又不知如何收场。总之，这事情想起来很头痛，似乎只能听天由命。
张国庆老婆来了。
一个月过去了。
两个月过去了。
张国庆老婆那边安静得很，无任何不祥不妙的声响或迹象。就是说，我担心的事没有出现，而我盼望中的事倒是如期而来：黄依依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已牵头破掉三部苏联军事方面的中级密码。这真正叫报喜不报忧！而且，仔细想一想，这是最好不过的兆头，简直要叫人高兴死。因为，不管是张国庆老婆那边，还是破译密码这边，开头的一两个月是最重要的，说过去就过去了，说过不去就过不去。万事开头难，这话放在什么事上都合适！看看过去的两个月，我感觉自己仿佛有神灵保佑，事事如意，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只是，万万想不到，第三个月，麻烦就来了。
听组织的就离婚
是一天下午，黄依依突然来到我办公室，进门就说：“我要跟张国庆结婚！”
我一下愣住了，不知道说什么好，很久才接她的话，而说的只是一句废话。
我说：“什么意思？”
她说：“就这意思，我要跟张国庆结婚。”
我说：“你这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她说：“不是。”
我说：“那就怪了，你怎么突然有这想法？”
她说：“我受不了他天天回去陪老婆。”
我说：“就为这个？那我跟张国庆说说，让他少回家不就行了，何必结婚呢？”
她说：“不，我要结婚。”说得很平静，又坚决，显然是经过深思的。
我责怪她：“早知现在，何必当初？”
她说：“现在是现在，当初是当初，反正我要跟他结婚，你叫他离婚吧。”
说罢掉头就走，我喊都喊不住。
她走后，我就坐在办公桌前发呆，好像是被这突然的事吓傻了似的。事情说来是有点荒唐，她要结婚，不跟张国庆去说，却跑来跟我说，好像这是我下给她的任务似的。但荒唐归荒唐，我还不能不管，虽然这说起来不是什么工作，但归根到底，就是工作。因为，我知道她这人的脾气，你不顺着她来，她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要来个不吃不喝，压上三天床板，我急得要跳起来。她是天使，我是凡人，没办法的，只有顺着她来。就这样，我找到张国庆，把事情先问了，然后又说了，最后要他表个态。
张国庆倒说得干脆：听组织的。
听组织的就离。
就这样离了。
其实，不听组织的也得离，事情就这样的，没有回旋余地。余地都在天使那边。天使正在用不停地破译一部部密码这不争的事实告诉我们：她越发像个天使，我们只有越发地跟着她跑，而且坚信跟着她跑，不会吃亏的。
那边才离，这边就结了，心情之急，做事之不讲究，不避讳，像是两个世事不谙的小年轻。婚礼很简单，他们处里的人，加上我，聚在一起，在单位食堂摆了两桌，完了又去新房坐了坐，吃了点儿糖果，道了点儿祝愿，算闹了洞房，天地作证了。就在闹洞房之际，黄依依几次啊啊的干呕不止，让所有过来人都看在眼里，明在心头：她已有身孕！
至此，黄依依为什么这么急地要同张国庆结婚，不言而喻。但无人想得到，在这个表面的原因之下，其实还藏着一个巨大的、神秘莫测的秘密。原来，黄依依虽然结过两次婚，而与她有过云雨之事的男人肯定更多，就我所知——那一沓告状信！我想，至少在两位数之上吧。但是，这么多男人，这么长时间，黄依依却从未有过喜——或者有过忧。这是她第一次怀孕！连黄依依自己都感到神秘，这么多男人，惟独张国庆才为她“开天辟地”，而且似乎还不是开始就灵验，而是经过了一定时间的磨合、等待，好像她的生育机制里上着一把神秘的锁，只有张国庆才能慢慢打开。
这确实让人感到神秘，神秘得似乎只有用神秘的缘分来理解，来接受。既然这是缘分，是天地之约，是独一无二，是别无选择，还有什么好犹疑的？所以，她才这么坚决、霸道地要同张国庆结婚——张国庆仿佛天定是她的！
找到了天定之郎，现在又有了身孕，好上加好，按理应该大庆大贺。可是，我却无心庆贺。我忧心忡忡着呢，因为这哪是她黄依依生儿育女的时间？什么事都是有时间地点之区别的，同样的事，在不同的时间或地点，性质和效果是不一样的，甚至有天壤之别。可是，我又怎么开得了这个口？这是天地之约的果实，而且黄依依的年龄——年近40，哪是可以随便折腾的？就这样，一边是国家利益，一边是天地之约，都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把我夹在中间，如何是好？我犯难着呢。
但是，最后我还是站在“国家利益”这边，对黄依依提出了苛刻的要求。遭拒绝是想得到的，结果却是想不到的。有一天，张国庆来跟我要车，说黄依依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看看。医院在一号山谷，以前黄依依跟老王好时，经常一个人徒步来回，只是如今不但没了这份心情，似乎也没了这个身子，加上又遇身体不适。车子来回当然快，没有两个小时，黄依依从医院回来，径自来到我办公室，见面就莫名其妙地甩给我一句：
“这下你高兴了。”
原来，去医院看病，确诊是一般的感冒，医生明知什么药可以快速治她的病，却颗粒不给，理由是这药对孩子不好。黄依依掐指一算，自有身孕之后，她至少两次并多日服用过此药。医生把药拿来，把说明书上的“孕妇忌服”几个字指给她看，并加以口头说明，说得她心惊肉跳的。
医生总是危言耸听的。
母亲对孩子总是小心谨慎的，不论是对身体外的，还是身体内的。
权衡再三，黄依依作出了“让我高兴”的决定。
我确实感到高兴，却浑然不知，这份意外的高兴中，已可怕又不可避免地夹杂着黄依依死亡的阴影。几天后，我在医院看见黄依依硬冷的身体时，突然双膝一软，差点跪倒在她遗体前。当时，我心里直想骂那个危言耸听的医生。因为，是她首先敲响了黄依依死亡的丧钟！
不是死在病房里，而是死在厕所里
不是死在手术中，是死在手术后。
也不是死在病房里，而是死在厕所里。
我后来去看过那个厕所，有两个用木板隔开的厕位，门是弹簧门，里外都可以推拉。但是有个厕位已经停用，门上贴着“下水道堵塞，禁止使用”的字条。据说，这个厕位安有坐便器，是专为病人准备的，另一个我看到是一般的蹲便池。又据说，两个厕位的门上的弹簧其实早已不顶事，门能开不能关，却一直没人管，直到一个多月前，因为上级单位要下来检查，才终于有人来管，换了新的弹簧。现在的门开关没问题，就是因为弹簧是新的，劲道很足，拉开门，人进去后，不用用手带门，门自己会朝着你屁股直扑上来，啪地打你一下，有点吓人兮兮的。
这说的不是701医院，是县人民医院。701医院是没有妇产科的，有关妇科病或大小生产的事，都是到县医院来看治的。也不只是701人，全县的妇女都这样，妇科上的事只有来这里，别无二处。为此，我们机关还跟这边妇产科建立了一定的联谊关系，目的就是让我们的妇女同志来这里看个什么有个优待。黄依依来，机关还专门安排了一位跟这边有良好关系的同志陪同，所以，优待是不要说的，来了就有人接待，手术室是最雅静的，医生是最有经验的，手术也是很成功的。做完手术，还安排她到单人病房休息，还给她泡糖水喝。等等这些，都是无可挑剔，只有夸奖的。也许是上帝为了在她走之前，有意给她留下一点人间的美好吧。
休息了约有一刻多钟，钻心的疼痛消散了，身上的力气随之回来了，这时在11点钟左右。黄依依看时候不早，要张国庆收拾东西，准备走，自己则去了厕所。这一去竟再也没回来，等人觉得蹊跷，进厕所去看她时，看到她半躺半坐在厕所里，昏迷不醒。开始以为只是一般性的昏迷，但脉搏却越来越弱，可见不是一般的昏迷。事实上，这时的她已经没救了。
是颅内出血！
她在摔倒时，后脑勺刚好磕在墙角下水管的接口上，致使颅内出血。
医生说，这种伤势，除非是在北京上海的大医院里，有医生及时给她做开颅手术，才可能有救。但这里没有这样的人力和设备，人们眼睁睁看着她脸色越来越苍白，脉搏越来越微弱，身体越来越安静又变冷……所有的人都企图阻止这种状态，临时采取一些可以想到的措施，手忙脚乱的，结果都以无济于事告终。这是大医院的病，这里的人连确诊的一点常识都没有，更不要说抢救了。事实上，包括颅内出血的伤势，也是事后才确诊的。说来也怪，说是把人都磕死了，但黄依依的后脑勺既没有磕破，也没有磕出什么包块，只是表皮有一点擦伤，还有一点泛红的血丝而已，加上又是埋在头发丛里的，不特别在意根本发现不了。它使人容易引起奇想，好像黄依依的头皮是铁打的，但颅内是豆腐做的。
一个为701破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破译天使就这样离开了我们。
黄依依的死让我们感到无比的震惊，无比的悲痛，无比的惋惜。我曾不止一次地想，如果她的死是由于某个人的错误造成的，那么不管怎样，我一定会把这个人撕成碎片，还要用脚在碎尸上发狠地踩踏，踩得它粉碎，血肉模糊。但似乎没有这样一个人，事实上，那天上午，所有与她见过面、打过交道的人，几乎无一不是有恩情于她的，她（他）们把她当大首长一样，客气地对待她，殷勤地关照她，小心翼翼地做手术，出事后又及时抢救她，至于抢救技术上的遗憾，那是怪不得人的。如果一定要找一个怪罪的人，只能是院方领导，可以怪罪他们没有及时把坐便器修理好。想一想，黄依依为什么会昏迷在厕所里？因为她以前就有容易昏迷的毛病，加上刚做了手术，身体很虚弱，蹲着上厕所对她是种考验，站起来时一下天昏地暗，人就摔倒了。就是这样的，错不了。
黄依依的死，无疑给我们的破译事业带来了难以想见的困难和压力。人们都叫她是个有问题的天使，但是说真的，在破译密码的事情上，她是没有一点问题的，是真正的天使，是洞悉密码秘密的天使。在我看来，把701历史上的所有破译员都捆绑在一起，都抵不过她一个黄依依。我是说能力，破译密码的能力和才情，至于贡献，后来还是有超过她的，像陈二湖，她毕竟从事破译的时间太短，还不到一年。不过，换个角度讲，她的贡献也是最大的，因为由于她的出现，她神奇的表现，她留下的闪光的足印，让701后来的破译者都不敢称雄，不敢怠慢，只有咬紧牙关地去搏杀。她有如一束神秘的剧烈的强光，闪了一下消失了，却永久留在了后人的脑海里、言谈中、记忆里，生生不息，广为流传，成了一枝参天的标杆，激励着后人往更高更远的黑暗深处发奋奔去。
破译密码啊，就是在黑暗中挣扎啊，就是在死人身上听心跳声啊。
那个狗日的女人
人死了不能复活。
但黄依依的死让张国庆和他前妻的婚姻复活了。
说到这里，我心里的仇恨也复活了。我不想多谈这两个人，尤其是张国庆老婆——这个泼妇！这个天杀的！这个我要把她撕成碎片的混账东西！
告诉你吧，就是她，把黄依依害死的！
关于她，我真的不想多说一个字，只想把事实告诉你。事情是这样的，因为当时没人想到黄依依的死会有凶手，人们都以为这是起事故，所以没开展任何调查工作。于是，这个混账轻松地逃脱了罪名，并幸福地过上了破镜重圆的好日子。就这样，过去了一年，又过去了一年，到第三年的春天时候，不知怎么的，家属区里突然冒出一种骇人听闻的说法，讲黄依依是被张国庆老婆弄死的，有说是她利用职务之便，偷偷地给黄依依打了一支毒针，有说是她躲在厕所用纱布把黄依依活活闷死的，也有说是用木棍打死的。总之，说法很多，行凶的方式五花八门，稀奇古怪，听起来有点混乱和可笑。我听到这些后，基本上断定这纯属乱说而已，因为黄依依和张国庆老婆的特殊关系是谁都知道的，她恨黄依依也是谁都想得到的，这些说法只不过是有人基于这种事实，想当然地编造出来的。
但是，有一天下午，张国庆在楼道里碰到我，神色慌张的样子，像见了鬼，一下似乎提醒我什么似的。回头，我喊办公室主任把张国庆叫来，叫来干什么，我心里其实没个准儿。哪想到，张国庆一进我办公室，就吓得哭哭啼啼起来，一边可怜兮兮地哭诉道：
“局长，把她抓起来吧，是她把黄依依害死的……”
后来，我们审问那狗日的女人，才知道，那天黄依依进厕所时，她正蹲在里面，听有人进来她还主动招呼了一声，外面也客气地回应了一声。两人虽然见过面，认识，但声音是不熟悉的，尤其就这么随便招呼一下，更不可能辨识对方。可以想，如果黄依依当时听出是她，一定会拔腿就走。走掉了，就躲过了劫难。但这只是假设，事实是黄依依没走，于是，两人狭路相逢。听她狗日的自己说，当时她一见到黄依依，心里头就冒出鬼火，嘴上就不干不净地骂了一句。黄依依没有骂她，只是叫她嘴巴放干净点，说着就往厕所里钻，显然是不想跟她过招。但她没有就此罢休，还是站在门口，用身体把门挡住，继续说一些难听话。两个人，客观地说，黄依依是肇事者，对方是受害者，心里窝着火，见面骂几句可以理解的。所以，黄依依还是比较克制，不回嘴，只是做出侧目不屑的神情，后来甚至闭了眼，任凭她胡说，只当没听见。骂她不听，骂着也没趣，所以她准备走。听狗日的自己说，她在决定走时，看黄依依紧闭双眼的样子，心里很想甩她两个巴掌，但还是不敢，怕激化事态。她本想就这样走掉的，但抽身时，弹簧门推她的力度让她想到，可以借门自动弹回去的力量打她一下，来解解心头之恨。于是，她特意把门拉开到底，让弹簧的回力处于最大，然后她突然把手一松，门跟着就劲头十足地弹回去。当时黄依依是闭着眼的，哪知道躲闪，一下被撞个正着。狗日的听黄依依被撞翻身，感觉是占了便宜，得意地走了，哪知道黄依依已经被她推落生死崖，生命正在飞速地往尽头冲去。同时，她自己也跌落了悬崖，只是在坠落的过程中，侥幸地被一棵树勾住，得以苟活了三个年头。为此，她又付出了死不瞑目的代价：孩子他爹张国庆坐了牢，幼小孩子从此变得无爹无娘，无依无靠。
无疑，如果她不苟活这三年，张国庆肯定是不会被牵连进去的，那样她孩子起码还有个爹。但这仅是假设而已，事实是她苟活了三年，待事发后，张国庆的形象已变得人不人鬼不鬼的，虽可以排除他元凶的嫌疑，却不能排除他包庇凶手的嫌疑。
这足以叫他去尝尝铁窗的滋味。
张国庆是个可怜的人。
客观地说，他老婆也是个可怜虫。只是我无法可怜她，她毁掉了黄依依，差点也毁掉了我的前程。好在后来陈二湖一下顶上来，把黄依依未竟的事更好地完成了，从而替我化险为夷，我也只是有惊无险。说来也奇怪，以前老陈在破译上并不拔尖，但自黄依依死后，他像得了死者的仙气，一下变得出类拔萃，频频干出惊人之举。
老陈还健在吗？他的身子骨可没我硬……
·3·
中部：看风者——陈二湖的影子
老陈已不健在，他是1997年春天去世的，至今已告别我们7个年头。一般的人，在去世这么多年后，肯定已经有缘登上701近年来一年一度的解密名单。但老陈不是一般人，他是破译局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里到外的见证人，曾先后在几个处当过处长，有的处还几上几下，破译局的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真真假假的内情和机密，都在他漫长而丰富的经历中、史料里。可以不夸张地说，他的解密，意味着大半破译局的秘密将被掏空。也许，正因如此，解密名单公布了一次又一次，他都“名落孙山”。因为没有解密，我有关他的“明访暗察”工作，只能陷入僵局。
僵局却在701去年的解密日——2002年10月25日，不期而破。这一天，我有幸见证了解密日这个奇特的日子的“样子”：从上午8点半钟开始，陆陆续续有人来到701档案室窗台前，向值班同志出示一份通知单，然后领了东西就走，整个感觉似乎跟到邮局提取包裹没什么不同，稍有不同的无非就是在这里的交接过程中，双方的态度要亲善、友好一些，但也仅此而已。在零星的来人中，我注意到一个拄拐杖的人。他显得很年轻，四十来岁，按说正当是干事业的大好年纪。但是两年前，他不幸患上了严重的眼疾，一夜间世界在他眼前变成漆黑一片，如今虽经多方治疗，依然是白茫茫一片，走路还需要拐杖帮助，更别说什么工作。他就这样离开了——白茫茫地离开——701。说是离开，其实离开的还没留下的多，比如他的青春、才干、友情、恩爱等，还有他在此12年间所有的收发信件、日记、资料什么的，都留在了这里面。有的是永远留下了，有的也许是暂时的，比如那些信件日记资料什么的，今天他就可以如数带走。因为，他上了解密名单。
后来我知道，他曾经是陈二湖的徒弟，名叫施国光。更令我振奋的是，我在他那天领取的解密件中，发现了不少与陈二湖直接相关的书信和日记。由此，我们不难设想，老陈的解密日，也许已指日可待。不过，在指日可待的“这一天”尚未真实降临之前，我们只能凭借这些恰巧涉及陈二湖事情的解密文档，来间接地认识陈二湖。
不用说，由此我们看到的肯定不是全部和真实的陈二湖，也许只是他的一个飘忽的影子而已。本章标题——陈二湖的影子，指的也是这意思。这几乎是我“拣来”的一章，在此，我特别感谢陈二湖徒弟施国光的慷慨支持，并衷心祝愿他早日康复。
下面就是施国光提供的解密文档，请看——
几则日记
3月25日①（注：①系 1997 年 3月 25 日。下同。）
宿舍。夜。雨。
今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是我师傅的儿子打来的。开始我听电话里声音幽幽的，以为是个女的，问是谁，他说是陈思兵。我想了一圈也没想起陈思兵是谁，他才说是陈二湖儿子。
陈二湖就是我师傅。
师傅儿子的来电，多少有些令我吃惊。一是这电话本身，来得唐突，去得也唐突，只说他给我寄了一封信，问我收到没有。我说没有，他就想挂电话了。我以为是他那边打长话不方便，就问他电话号码，说我给他打过去。他说不用了，明天再跟我联系，就挂了电话。二是听他电话里的声音，我感觉他好像情绪很不对头似的，加上他又说给我来了一封信，就更叫我觉得蹊跷，有种不知深浅的隐隐虚弱的感觉。说真的，虽然我同他父亲包括跟他家里的关系一度是很亲密的，但跟他本人却一向不太熟悉。他是在城里外婆家长大的，很少到山谷里（一号山谷）来，直到上大学后，在寒暑假里，我有时会在排球场上看到他。他个子有点高，弹跳又好，球场上特别引人注目。因为他父亲的关系，我们见面时总是客客气气的，有时间也站下来聊聊天。他非常健谈，而且说话喜欢一边比划动作，一会儿耸肩，一会儿摊手的，跟个老外似的，而站立的姿态总是那么稍稍倾斜的，重心落在一只脚跟上，让人感到他是那么自在，满不在乎。我很容易从他的言谈举止中看出他跟他父亲的不同，这是一个热情、乐观、身上集合了诸多现代人气息的年轻人，而他父亲则是一个沉默寡言，性格又冷又硬的孤独老头。父子俩表面上的不同曾经令我感到惊讶，但仔细想想又觉得没什么好奇怪的，因为父子相异就跟父子相似一样其实都是正常的。不过，总的来说我对他是不熟悉的，我以前连他名字叫什么都不知道，只记得那时我们都喊他阿兵。这自然是小名儿，今天我才知道他大名叫陈思兵。他来信要跟我说什么事？我告诉自己：不要去想它，等明天看信吧。
3月26日
办公室。夜。还在下雨。
难道是因为连续的下雨影响信的正常传递了？今天还是没收到信，阿兵的电话倒是又来了。他一定是有很急的事要问我，但我没收到信又似乎无法问。听声音，今天他情绪要比昨天好，说的也比昨天多，包括工作单位、联系电话都跟我说了。现在我知道，他已读完研究生，分在南方市的出版社工作，想必是当编辑。我不清楚，他在电话里没说起。不过，从出版社的工作性质和他学的专业看，我想很可能是在当编辑。他是研究欧洲当代文学的，让他去出版社工作，不当编辑又能当什么呢？我想不出来。
那个城市我去过一次，是一个很美的城市，街上种满了花，很抒情的。花以优雅素白的樱花居多，城市的几条主干道两侧几乎都排列着或大或小、或土或洋的樱花树。眼下，春意飘飘，正是樱花盛开之际，我可以想像现在那个城市的基本姿态：满街的樱花灿烂如霞，像雪花凌空，像白云悠悠，空气里弥漫着樱花绽放出来的袭人的香气。此刻，我甚至都闻见了樱花缥缈的香气。
关于那个城市，我还有一点认识，是从历史书上捞来的。据说，一个世纪前，那城市曾闹过一次大地震，死者不计其数，也许有好几十万。而50年前，又有一场著名的战役在那里打得不可开交，阵亡者书上又说是“不计其数”。因此，我常常想，那儿地底下埋葬的尸骨一定有好几吨。这和樱花本是不可以相提并论的，可我不知怎么就将它们想到了一块。想就想吧，反正意识太多不算错误。意识太多是一种病，但决不是错误。既然不是错误，扯远一点也没关系吧，我想。事实上，我知道，我想这些都是想为了摆脱一点什么，因为我觉得心里乱乱的，乱七八糟的。
3月27日
宿舍。夜。晴。
今天终于收到阿兵的信了。尽管这两天我一直在想阿兵信上可能要跟我说的事，但就没想到居然会是我师傅去世的噩耗！师傅是3月2日去世的，都快一个月了。信上说，师傅临死前很想见我，老王局长给我单位挂电话，我却正回老家在休假，怎么联系也联系不上。没办法，最后师傅给我留了遗言，并再三嘱咐他一定要转交给我。他这回便是把父亲的遗书给我寄过来了。
遗言是师傅亲笔写在一张16开的信纸上的，字比个孩童写得还要差，歪歪扭扭的，大的大，小的小，横不平，竖不直的。我是熟悉师傅的字体的，从这些变得不成样的字中，我可以想像他当时有多么虚弱，手握不住笔，气喘不上来——看着这些歪歪斜斜的字，我仿佛见了师傅奄奄一息的样子，心情陡然变得沉重，手忍不住地发抖……我还是第一次接受死者的遗书，没想到它会如此震撼我的心灵。看着这遗书，我简直感到害怕，一个个醒目的字，杀气腾腾的，犹如一把把直逼我心脏的刀子。我就这样哭了，泪水滴落在遗书上。
遗书是这样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