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命案可能不是时子一人的计画。她的母亲多惠会不会是同谋？或者更大胆地说，是多惠唆使她去做的。你认为呢？”
“不可能。”
“全部是时子一个人的计谋？”
“当然。”
“你凭什么这么肯定？”
“你的这个问题不能用理性来分析，我是从她们的感情来推测的。时子在四十年后的今天，以妙子的名字在嵯峨野经营‘惠屋’皮包店时，已经有必死的心情。她难道会不知道开店就是公开自己的行踪？她毫不隐瞒地让自己出现，怀抱的就是一种‘殉情’的情结。我之所以肯定她们并非共谋，还有一个因素，这个因素和钱有关。如果是多惠和时子共谋，当多惠获得遗产时，时子必定也会分到一些，甚至一半吧？但实际上，那笔钱到了多惠那边后，一直没有消失掉。
“还有，如果她们是共谋，计画成功，拿到钱后，时子也回到多惠身边了，多惠应该会立刻搬到亦都的嵯峨野，开一家店，实现她多年来的梦想。可是，孤独的多惠即使拿到钱，仍然守在原地，过她孤独的一生。这样的结果，一定让时于感到遗憾，所以时子才会在明了危险的状况下，去实现母亲的梦想。这就是我所说的‘殉情’。”
“是这样的吗……”
“当然，我这两个没有证据的论调，你也可以完全推翻，但是凶手既然死了，你的怀疑永远无法求证。”
“太可惜了。失去千载难逢向她求证的机会。”
“是吗？我倒觉得这样很好。”
“那……这两、三天内，你没有接到她写给你的，类似这书之类的东西吗？”
“怎么可能呢？第一，她不知道我的住址；而且，她也不知道我的姓名。我不觉得我的名字适合在那样的时候说出来，而且也不是什么好听的名字。”
“唔……还有，案发后，须藤妙子，不，应该说时子，藏匿在哪里？”
“关于这一点，我倒是稍微问过她了。’
“在哪里？”
“好像是中国大陆。”
“满洲吗？很有可能，就像英国的犯人大都喜欢往美国逃。”
她说她回到日本时，从火车看到窗外的群山，好像涌进了自己的怀里一般，日本虽然小，但是充满诗意，这话让我印象深刻。
“嗯……”
“那段时间一定很美好吧。现在的日本人恐怕有不少达地平线都没看过就死了。”
“她胆大、心细，是很难得一见的犯人。一个二十二岁的女孩，竟做得出这样的案子。”
御手洗的表情似乎在看很遥远的地方。说：“是啊！她实在是很了不起，一个弱女子就犯下四十年来日本所有人都破不了的案子，史无前例，可佩。”
“还有……我想知道你为什么，我了解是那张钞票刺激你，但只是这样而已吗？你是怎么发现这么庞大的过程的？再怎么说，你也不可能只从我的说明，就突然联想到尸体骗局的关键吧！”
“这个答案，要从阿索德说起。因为我怎么想，都找不出制作阿索德的地点和时间。不过那也不打紧，更重要的是平吉的手记。当初我在研判案情时，就发现平吉的手记疑点很多，可能是别人伪造的。”
“请举例说明。”我说。
“疑点真的很多。那……就从最根本的说起吧！手记里先说：手记可视为阿索德的附属品，应该放在日本的中心点，不想被任何人看到，却又说如果有钱的话，就要给多惠。所以很明显的，这本手记是有意写给人家看的。
“而且，凶手应该拿走手稿，却没有拿走，仍然留在平吉的尸体旁，所以只有凶手自己写的，才不用时时阅读地完成手记内容所指示的，那么繁琐而细微埋尸的行为。若是别人或平吉所写，不带一份拷贝一定会忘记其中的细节。而且那手记并不是在杀平吉时才第一次看到的，一定是之前就反覆阅读过，就算如此，把那手记带在身上，还是比较妥当，所以摆明是要给别人看的。可见手记不是平吉所写的可能性大增。
“手记的开头就有这样一段话：在我死后，我的创作可以和梵谷的遗作一样带来可观的财富……这段话也很奇怪，为什么为了拯救大日本帝国的阿索德画作，会成为‘财富’？这绝对是筹画整个计画的人才会说的话。而且还说这些财富要给多惠。不过，从这一点，正好可以看出凶手的企图。还有，手记里曾经说过‘我不喜欢烟雾迷蒙的地方……很少涉足酒店’，但你也曾说过平吉是个老烟枪之类的话。手记里的那一段话，其实是时子在说自己。
“总之，疑点真的太多了，还有……对了，音乐。手记里平吉说喜欢‘卡布里岛’和‘日光小夜曲’。这些都是昭和九年到十年流行的曲子。我以前曾经研究过那个时期的音乐，知道那两首都是很好的曲子。但是对平吉来说，那段时期他一直在自己的工作室里，过着类似隐居般的生活，工作室并没有收音机之类的音响，他怎么会知道那些曲子呢？而时子的话，当然听过那些曲子吧。昌子喜欢音乐，梅泽家的主屋里，应该随时可以听到音乐。”
“说得有理……”
御手洗这么一说，确实为我解开不少疑问。不过，他始终没有谈起须藤妙子自杀的事。
“须藤妙子的自杀……”我还是忍不住开口提起：“她为什么不愿对自己的死做一些说明？她一手完成的梅泽家命案，实在太轰动了，她应该或多或少地做一点说明吧。”
“要她做什么说明呢？她要怎么说明，你才会觉得满意呢？”
御手洗接着又说：“你看看报纸怎么说的！说她是畏罪自杀。这么简单的下定论了。考生自杀是受不了考试的痛苦，不管这个自杀的考生原本的成绩是好的，还是坏的，或是中等的，一律冠以同样的原因。真的那么单纯吗？真是狗屁不通！把所有事都压挤成大众可以接受的层次。根本就是想籍由大众的这种暴力的行为，来解除自己平庸愚蠢的劣等感和危机感！一个人活了几十年后，一旦决心弃世，一定有很多原因，多说明又有何用？世界上没没无闻死去的人太多了，或许你例外，对于死有独特见解。懂了吗？”
“……”
23
御手洗始终避谈自己对须藤妙子之死的想法。但是，我认为他一定在发现真相时，了解到什么绝对不能说的
那到底是什么事呢？我怎么猜也猜不到。虽然我有机会问他，旦他总是推诿地笑说：那就像掷骰子一样。他不肯吐露出来。
我想他的意思是：梅泽家占星术杀人案，就想小孩子在过年时掷骰子玩一样，会赢也会输，有好也有坏。不管是床吊起来的障眼法，还是东京一百三十八度四十八分，还是四、六、三的中心，或是什么阿索德及其他种种，都是凶手分散人们注意力的陷阱；我和御手洗就像掷骰子的人，一掷下去，一喜一忧，有赢有输，有调查方向正确的时候，也有错误的时候。总之，这一件事，让我们都有收获，虽然我的调查方向偏差了，但也独闯了名古屋与明治村，见到了一些人。
但这件事当中我们毫无不快的回忆，我们见了很多人，去了很多地方，唯一令人讨厌的就是竹越刑警那样的人。讽刺的是：命案的凶手，竟是让我们印象最好的人。我很难形容这个事件带给我的教训。
若要说有什么不愉快，就是最后所体验到的种种情绪，可以就这么封存在心中，不去理会吗？
这案子果然不出所料，引起世人的骚动，街头巷尾仍然在传说着命案的种种。原本只有小幅报导的报纸，立即做了连续一个礼拜的相关报导，杂志也竞相出专辑，电视台还做了特别节目。谨慎的饭田刑警上了电视，连竹越都在萤光幕上猛抢镜头，让人很不舒服。
以前出版过这个事件与人吃人的人种有关，或与UFO有关的出版社，现在更是抢搭列车，紧急出版了相关书籍，捞最后一笔。
不过，不管是哪一家媒体的报导，都把破案的功劳放在饭田刑警头上，于是美沙子女士寄来了一张有写和没写都一样的感谢明信片。
由于没有任何媒体提到御手洗的名字，我的心里很不平衡，觉得自己的朋友被忽视，因此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
然而这样也有好处。那就是只要御手洗的名字没有出现，这个案子就是稳健、踏实的警方所破的，竹越文次郎名字和文次郎的手槁，也就不会出现在世人面前了。
这件事能有这样的结果，让我很满意，觉得总算没有白费力气了，我想御手洗一定和我一样高兴。不，他一定比我高兴。因为我心里有世人忽视了我的朋友的不愉快感觉，所以喜悦程度大大的减半了。
但御手洗面却安然自若，对于大众的骚动，他似乎视而不见。
“你一点都不介意吗？”
“介意什么？”
“这件案子明明是你破的，却好像与你无关似的。其实上，上电视的人应该是你，这样你或许可以一举成名，财源滚滚了。啊，我知道你不是会有这种想法的人，可是世人就是这样呀！只要出了名，做什么事都容易了，对你的工作也会有帮助的。有了钱，你就可以搬到更好的建筑物里，并且在室内摆上舒服的沙发，来找你的客人当然也会愈来愈多。不是吗？”
“不必了，我不希望我住的地方一天到晚挤满没头脑的人。但每当我回到家，你就必须大声呼叫才找得到我。或许你无法想像，现在这种日子最适合我。我才不像让那些把脑袋忘在别处的家伙破坏我的生活步调。逍遥由口在，想睡就睡，想好好研究就做研究，碰到有趣味的事才出门，还可以想讨厌谁就讨厌谁。白就说白，黑就说黑，不用看谁脸色。这些都是我的财富啊，都是我用被某警员奚落成鲁邦三世换来的呀。我可不想失掉它。何况，觉得寂寞的时候，还有你来作伴，这样就够了。”
听到御手洗这一番话，我的心头一热。实在太感动了，没想到他竟然这么重视我。既然他这么重视我们的友情，我更应该好好表现。于是我压抑着内心的笑意，说道：
“那么，御手洗兄，如果我把我们办案的经过，源源本本写给出版社，你反对吗？”
“得了，别开这种令人心脏麻痹的玩笑。哎呀，石冈兄，已经这么晚了。”
御手洗像是遇到鬼似的，狠狠地对我说：
“我不知道它有没有机会变成印刷品，但你不觉得有让世人了解的价值吗？”
“别的都好说，这件事免谈。”
御手洗这回的态度非常认真了。
“为什么这样坚持拒绝呢？说个理由吧。”
“我刚才说的话，你好像没听懂。除了我刚才说的理由外，当然还有别的理由。”
“愿闻其一详。”
“我不想说。”
我是画插画的，跟出版界很熟，只要写成，一定可以出版，而且我想，这样也可以给在京都照顾我们的江本最完整的情节。到时候御手洗恐怕会成为最后一个读者。
“你大概很难想像，当我报上姓名时，对方问我名字怎么写的那种恐怖（注：御手洗在日文中是‘厕所’的意思。）”
御手洗像个老头子一样，沉坐在沙发里虚弱地说道：“你的作品里非写我不可吗？”
“当然，像你这种与众不同的人物，我的作品里如果没有你，就无法成为伟大的作品。”
“那你帮我取个酷一点的名字吧！像月影星之介什么的。”
“当然。只要你同意让我玩个小把戏。”
“占星术师的魔法吗？”
事情并非如此就全部结束，最后还有一件意外的发展等着我们。
须藤妙子还是留下相当于遗书的东西给御手洗。案子结束之后约半年，遗书的复本终于被送到御手洗的手中，而送这份遗书来的人，竟然就是那位竹越刑警。
十月的某个午后，有人敲了御手洗事务所的门。从敲门声听来，敲门的人似乎很谨慎。御手洗应了一声“请进”，但是可能是离门的位置太远了，对方没有听到，所以没有立即推门进来。隔了一会儿，又传来像女人敲门的声音。
“请进！”这回御手洗大声说了。
门轻轻地被推开了，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我们曾经见过的大个子男人——竹越刑警。
“哎呀、哎呀！看看是谁来了。”
御手洗像是看到十年不见的老朋友，很高兴地起身帽迎。“稀客，稀客。石冈，快倒茶来。”
“不打扰，很快就走。”说着，竹越从公事包里拿大一叠影印的纸。
“这是要给你的。对不起，这是影印的东西……”竹越又说：“对我们来说，这是很重要的资料，而且……因为没有写收信人的姓名，一时也不知道要送给谁，需要时间推测，所以……”
我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好了。这个东西现在已经确实交给你了。”竹越说完掉头就走。
“哎呀，好不容易来，聊聊再走嘛。”
御手洗的口气有故意调侃的意思，竹越当然没有留步。但是，走出门外时，他又转身，像在喃喃自语一样地说道：“如果我不说的话，就不是男子汉。”
然后，他垂着眼睛，视线盯住我们的鞋子，为难地继续说下去：“这次非常谢谢你们，我父亲在的话，也一样会感谢你们。谢谢，谢谢，过去失礼的地方，请原谅……”
说完，竹越迅速但很小心地把门关上，走了。
御手洗歪歪嘴巴，静静地笑了。
“他还不坏。”
“是不坏。”我说：“起码这次他从你那里学到不少事情。”
“哈，是吗？”御手洗说：“学会了敲门的方法吧！”
竹越刑警留下来的，就是须藤妙子给御手洗的遗书。遗书的内容详细地交代了那个事件的细节。我决定把遗书的全文公开出来，做为这本小说的结束。
24给在岚山见面的年轻朋友：
我一直在等你。我这样讲，你一定觉得奇怪吧？但以我的心情而言，我真的只能这么说。
我很清楚自己已经变得很奇怪了。做了那么大坏事的人，内心经常处在不安当中，人自然而然就变得奇怪了。
当我在母亲喜爱的地方偷生时，好几次梦见非常可怕的男人，突然出现在前面，凶狠地斥责我，并且硬把我拉入牢房。梦里的我，是年轻时命案发生当时的我。我每日惶恐不安，几乎到了腿都会发抖的地步。知道梦境终有一天会出现在现实中。说起来，我也是在等待这一天。
然而出现在我面前的，竟然是年轻、优雅、不盘问我任何事情的你，所以我很谢谢你。我做了惊世骇俗、十恶不赦的事，你却和颜以待。为了感谢你的善良，我才提笔写下这封信。
想起来，这事件轰动了整个社会，可是因为你的善良，命案里的某些细节一直没有解开。因此，现在我想做的，就是稍微说明命案的来龙去脉，并且写出我心里的忏悔。
跟后母昌子和她那群女儿的生活，简直像在地狱里度日一样。即使我的罪孽深重，但是讲这些话的时候，我仍然一点都不后悔。后来我虽然经历了很多事情，也遭遇到种种痛苦，但是一想到那一段日子，我就能一一忍受下来。
我母亲被父亲抛弃时，我才一岁。母亲抵死要把我带走，父亲却以她身体虚弱为理由，加以拒绝。但却让她一个柔弱女子从此孤独地在香烟摊度其余生。
后母抚养我长大，她给我的是一个痛苦的童年。现在再来说故人的是非，似乎有些不知感恩，或是过于为自己脱罪。在我小的时候，她从来没有给我零用钱，别说零用钱，连洋娃娃都没买过一个给我。我从来没穿过新衣服，都是捡知子或秋子不要的。
我跟雪子上同一个学校，我虽然比她大一年级，但我们是同年的姊妹，她每天穿新衣，我穿的却是旧的衣服，真是让我难过到了极点。我唯一不输给她的，就是优越的成绩，但是她们母女却会联合起来，不让我好好读书。
直到今天，我仍不明白，昌子为什么不把我送回到保谷我母亲那里？大概是畏惧邻居的流言，和这么大的一个房子需要有人帮忙吧！我从小就很会做家事，对她而言，我是很好的佣人，所以每当我想去保谷，和我的亲生母亲生活时，她就有许多理由不让我走。我的这些遭遇，不管是亲戚朋友、邻居或同学都不知道。因为梅泽家的大围墙，把我们从世界孤立起来。
每次我去保谷探望母亲，回来之后，昌子母女就故意造谣，说我不知跟母亲诉苦什么。但是不管她们怎么说，我还是非去母亲那里不可。
虽然外人总以为我常常回去看母亲，其实不是，是在工作。这有几点原因。第一，母亲卖香烟，收入有限，我必须给她一点生活费，再加上母亲身体虚弱，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生病，因此，我得存钱，以防万一。
另外一点，以我的情形，没有钱的话，在梅泽家的生活就会有更多的困难。昌子是绝对不会给我钱的，但是却让她自己的女儿在金钱上过得很自由，让世人以为梅泽家的女儿都是那样的。
总之，为了自谋财路，我不得不出外工作。
母亲非常了解我的情形，所以梅泽家的人打电话到她那里去的时候，她就替我说谎，说我在她那里。如果昌子她们知道我在工作的话，不知道又会说些什么。
那时候的我，身体还算结实。那时代，一个女孩子是不可能到酒吧里工作的。透过一位熟人的帮助和介绍，我每个星期去一家大学的医院工作一天。为了不给介绍我去那里工作的人增加麻烦，请容许我不说出那所大学的名字。我之所以了解人体的解剖，就是在那个大学医院学来的。
可是这件事让我变得虚无。我开始想，人的生命是没什么价值的东西。生命不过是寄居在肉体死了以后就离开。而这些都和好运、坏运和周围人的想法有关联。
曾经一度，我想自杀。现在想起来，虽然没什么道理，可是在我那个时代，对死的想法单纯，甚至有种向往，感觉它是生命的一种诱惑。
在那所大学的同一栋大楼，同时还有药学系和理科的学生上课。我站在砒霜的药瓶前，下定求死的决心。我偷了一点点砒霜，放在化妆品的小瓶子里，来到保谷的母亲住处。母亲蹲在火盆前，身影看起来是那么的小。
那一天，我是带着告别的心情，去看母亲的。母亲看着我，从腋下拿出今川烧红豆饼的纸袋子给我看。她知道我今天要去，特地买回来给我吃的。
我们母女吃着今川烧红豆饼时，我突然想到我不能就这样独自去死。我仔细的想着：自己在这世上活下去的理由是什么呢？活着虽然不快乐，也找不到任何意义，但是，如果我现在就死了，我的母亲该怎么办？
不管我何时来看母亲，母亲都像一团被遗忘的废纸般，无精打采地坐在香烟店的摊子前，好像除了那个姿势外，她没有别的姿势了。我想母亲的一生，大概就一直坐在这个小香烟摊的榻榻米上，到死为止了。她的人生是多么无趣呀！这个念头一起，我就更加不能原谅梅泽家的那些人。
其实，我也不是一开始就想杀死那一家人，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件，让我勃然产生杀机，而是经年累月堆积的不满，终于让我下手杀人。
后母喜欢热闹，梅泽家经常洋溢音乐和笑声，对照之下，保谷的母亲家则死气沉沉，完全不同。这种人间的差别待遇，寒透了我的背，我一辈子不会忘记。
对了，如果硬要找出是什么事，种下我杀人的动机，或许是这一件事：记得有一次，一枝跑到梅泽家的餐厅，发现只有一张坏椅子可以坐，便大发牢骚（这个人原本就很爱发牢骚）。后母不知从哪里找出一个小袋子说：把它套在椅子的一只脚上，再坐看看。那是母亲用心的收集，离开梅泽家时，忘记带走的小布袋。
当时我真是忍无可忍，真想和她们拚命。我想到：反正我已决心一死，不如利用我的死，让母亲得到幸福。
想起我的杀人计画，我自己都觉得难为情。虽然我觉得自己长得还可以，却对自己的身材没信心。可是那份自卑感，却是让我想到这计画的原因。请勿见笑。
在实行计画之前，我不断的演练，仔细地观察周围的环境，因此注意到竹越先生这个人。
我很后悔自己对竹越先生所做的，好几次都想走到他面前，向他认罪。但是，要我自首的话，我宁愿自杀，所以直到他死了，我都没有机会当面向他道歉。
利用工作上的方便，我花了一年时间搜集毒药。昭和十年的岁暮，我不动声色地辞去工作。之前我去工作时所留下的身分与地址，都是假的，所以并不担心会被找到；而且，我偷的药剂分量非常少，应该也不会有人注意到药剂失窃的事。还有，每回我去工作的时候，因为担心被昌子她们发现，所以工作时都戴着眼镜，发型也和平时不一样。很幸运的，果然没有人发现到这一件事。
老实说，我并不怨恨父亲，只觉得他是个任性的人。
杀害父亲的凶器，是医学院常常丢掉的一种装药物瓶的木箱子。那种箱子没有空隙，非常牢固，我把从医学院偷出来的石膏混上稻草，这是因我以前听说，加了稻草就会变得更牢固。然后在箱子上加上木棍，做成坚固的把手。这支把手虽然很牢靠，但在杀害父亲时，还是弄坏了。
要下手的那一刻，真的是很困难的。虽说父亲是一个任性的人，但是从来没有对我不好过。杀人那天的前几天，我告诉父亲，愿意当他的模特儿，但是不能让其他人知道，这是我们两人的秘密。父亲很高兴的同意了，他就是那种孩子气的人。
那一天，我在当父亲的模特儿，让父亲作画时，雪也开始下了。雪很大，那是我从没有见过的大雪，现在想起那场大雪，我还会心有余悸。是不是神叫我不能动手杀人，才下这样的大雪，来警惕我呢？
我很犹豫，心想：今天就算了吧。又看到父亲在我面前服用安眠药，我更想：那就明天再动手好了。
可是，明天也不行呀！父亲已在画布上用炭笔打上线条和基本的轮廓，明天就要勾出我的五官，再不下手，人家就会认出模特儿是谁。而且，明天二十六日是星期三，我答应后母昌子要上芭蕾舞课。这个行动不能延到明天，不能拖了！
下定决心，我终于把父亲杀了。并且用剪刀剪他的胡子，别人一定想不透这是为什么，其实我本来是想用刮胡刀的。但是在使用刮胡刀时，父亲的鼻子，嘴巴突然流血了，让我十分害怕，不得不停手。后来我使用剪刀时，虽然我留心不让剪下来的胡碴掉在地上，但还是掉了。
然后我走出工作室，利用绳子从旁边的窗户拉上门闩，穿着自己的鞋子，走到栅门。因为怕被别人发现，当时有一种想退回工作室的冲动。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我想到一件恐怖的事。能想到这一点，算是我的幸运吧！
到了外面的马路，我先试着用脚尖走，再尝试用脚跟踏，果然如我所想，鞋印中间有一点凹陷。如果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我的计谋一定很快就会被发现了。
这个时候，我手上没有任何东西，便慌忙地尽量抓了满手的雪，再踮着脚尖，走回画室的门口。
我把雪装进皮包里，不够，我又在门槛附近，尽量不留痕迹地再拿一些雪，放进皮包。这些雪是用来灭迹的。先抓一把雪放在刚才踮着脚尖的印子上，再用爸爸的鞋子踏上去，踮着脚尖走的印子，就消失了。除去印子完毕，我走到马路，扔掉皮包内剩下的雪，再把爸爸的鞋子放进皮包里。要不是清晨又再度下了一点雪，可能会留下画室旁我掏雪的痕迹。
为了怕撞到人，我跑到离家不太远的驹泽森林。因为夜深了，一路上虽然偶尔有车子从我旁边经过，却没有碰到任何人。我很幸运。
驹泽有一条极小的河流，我喜欢那里的河边，长满一望无际的杂草，藏身其中的话，很难被发现。假使我想死，一定选择这个地方。
我之前便在岸边一处挖好洞，然后用木板和草盖起来。于是，我把自己做的凶器、刮胡刀、爸爸的胡碴等等东西，一起埋进洞里。
直到天亮，我都待在森林里，轻举妄动的话，只会为我制造出目击者。除了躲在这里外，我什么地方也不能去。
很冷，我觉得自己快被冷死了，无限的后悔与不安浮现脑海。下雪的时候，我考虑着要不要回去，但又怕一走到外面的马路，就会被人看到。
父亲是个粗心的人，连叮咛我该早点回母屋，要不然会被锁在门外的话都不会说。我之前已向昌子说会去母亲那里，如果她打电话去问，母亲也会依惯例骗他们吧。
我把自己创作的手稿，留在父亲的工作室里。它的内容，如今想起来，真令我感到不安，虽然那是经过仔细思考，才写下的东西，但是我的思考或许也有不周的地方。我也想过：如果我的计画不那么大，或许比较好，或许我只要把他们毒死就好了……
然而最让我担忧的，却是：万一警察抓到我时，我该如何面对母亲？她一定会遭受比现在更大的痛苦。我真的宁愿自己死掉，也不愿意看见她痛苦。至于后母，我觉得一下子就让她死了，未免太便宜了她。
我一点都不担心笔迹的问题。因为父亲从二十岁开始，几乎就不动笔写字，跟朋友之间更无书信往来，所以应该很难找到父亲写过的字，来和我写的手记做笔迹比较。而且，我曾经在父亲留学欧洲时的素描簿上，看过他写的几个字，觉得跟我的字很像；当时我的心里还想着：我们不愧是父女呀！
但是，因为别人很容易看到我写的东西，所以也不能完全用我自己的笔迹，去写那一份手记。于是我找到一封中年男子写的信，并且模仿上面的笔迹……
拉拉杂杂想了很多。每次一想起父亲曾经对我好，我就觉得自己罪恶深重。回想起来，在几个女儿当中，父亲最信赖我，最常和我说话，所以我才有本事写了那样的手记。我跟梅迪西的富田女士，似乎是他少数谈得来的人。然而，被他深深信任的我，竟然对他下了毒手。
从深夜到黎明的时间，长得超乎我的想像。冬夜实在漫长呀！
天色终于泛白，但是新的恐惧又爬上我的心头。万一梅泽家中的其他女儿们，有人在我之前发现父亲受害，那我就无法把鞋子放回去了。工作室里有两双鞋子，这一点后母她们都知道，其中一双不见，并且被发现，我就大大不妙。可是我若是太早回去，又显得奇怪。而且，在送饭去之前去画室的话，会留下脚印。我的心七上八下的。
关于鞋子的问题，因为是匆匆忙忙间想到的方法，所以设想得并不周全，才会有这么多的担忧。我愈来愈忧心我把鞋子放回去是好主意吗？鞋子有一点湿，但这不是大问题，因为谁也不敢断言父亲不会在下雪时走出工作室，但是警察看到被我丢在工作室门口的鞋子时，难道不会想到要对照脚印是不最父亲的鞋子？虽然这是一双非常常见的鞋子，万一断定的结果和鞋印是一样的，总是一件麻烦的事。不过，如果鞋子不见了，麻烦会更大吧？
想来想去的结果，我还是把鞋子拿回去了。很幸运，并没有断定那个鞋印与父亲的鞋子有关，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早上又下了点雪，鞋印变得不吻合了，或是警察根本没想到要拿父亲的鞋子来对照脚印吗？
警察来我家调查父亲的死时，态度非常严厉。我是早有准备的，当然不会被盘问出什么问题。看到其他姊妹哭泣时，我一点也不同情，内心反而有一种痛快的感觉。只是昨天晚上在雪中站立一晚，可能感冒了，觉得非常不舒服，显得有气无力的，看起来反而更像遭遇丧父之痛的女儿。
母亲知道命案当时我不在梅泽家，也没有去她那里时，便以为我是巧合因为工作的关系，而留在工作的地方过夜了；为了不让梅泽家的人知道我在工作，所以她便坚称我在她那里。
母亲就是这样单纯的人。
现在我想谈谈一枝的命案。
杀害一枝当天，我是第二次独自去一枝家。前一次是去了解地形，两次之间的间隔时间并不长。间隔的时间如果长了，难免让一枝有机会和昌子闲聊，说起我去她家的事。那就容易被怀疑了。
我本来准备穿上和她身上一样的和服，但是时间不充裕，不得不把死去的一枝衣服脱下来穿。
我照原先计画在等竹越时，发现衣领上有血迹，便紧张地往暗的地方走。
一想到这个计画，我就心跳加速，十分害怕。任谁也想不到一个年轻的少女，会干出这种事。杀父亲是如此，杀一枝时也一样。
我在黑暗的路上，一边慢慢徘徊，一边担心：万一那个人正好今天不像平日一样的在这个时候经过这里，那可怎么辨？为了配合这个时间，我已经杀死一枝了。万一他今天比平日早，已经离开这里了……想到这里，我竟然双脚无力，整个人就要晕倒。所幸，他就在这个时候出现在我眼前。
当我和竹越先生一起进入一枝家时，一股说不出来的血腥味也几乎让我喘不过气，全身无力。但是，竹越先生好像没有感觉到。因为担心衣领上的血迹被发现，我慌慌张张地请他关掉电灯。
后来我才知道一枝死亡的时间，警方推测是七点到九点，我实在太幸运了。实际时间是七点多一点。警方可能是因为这案子是偷窃导致杀人，所以才将时间带拉得这么长吧！
竹越并不是我的第一个男人。
一枝的葬礼之后，我故意弄脏几张坐垫。清洗坐垫的工作当然是我的，洗好了的坐垫，就晾在屋里风干。
我这么做，是做为弥彦旅行回来时邀那些姊妹们来一枝家的理由。
这时的我，似乎已经对杀人这事渐渐习惯，把这种事当作一个游戏了。并且对即将来到的旅行，充满了期待。
杀害父亲和一枝时，充满了变数，我的心情也很不安。但是这趟旅行几乎一切都在我的计画当中。我提起父亲在手记里说过的事（我们都有被告知一点点手记的内容），酝酿去弥彦旅行的气氛，结果后母她们都同意了。当我和雪子她们请求后母在岩室温泉多停留一天时，没想到后母竟然说她要独自回会津若松。一切都如我所愿。
我早就想过：非常在意世人眼光的后母，一定不会带女儿们一起回娘家，因为这几个女儿早因父亲的命案而出名了，回到娘家后，她应该也会一直待在屋子里，不会外出。我唯一担心的事，就是她会叫我和文子婶婶的两个女儿先回去。还好她没有。那一段时间里，我特别注意和她们相处，避免不愉快的情形。
回家的列车上，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我们很自然地分成了两组，分别是知子、秋子、雪子以及信代、礼子、我。
我在火车里提到今天要回一枝家收拾坐垫的事，知子和秋子立刻反对，并说：要去你自己去就好了，我们已经很累了。这种话是很无情的，怎么说一枝和她们都是亲姊妹，和我则是一点血缘关系也没有的人。
她们就是这样欺负人，类似的事情太多了，数也数不完。例如说跳芭蕾舞的事，知子和雪子非常迟钝，老是跳不好，而我却表现得很好，于是后母就趁我去保谷的母亲家时，给她们特别指导，到时候再来奚落我。
因为她们不想去，我便努力示好，表示会弄果汁给她们喝，并且说我一个人会害怕，请求她们一定要陪我去。好不容易她们才答应。
我们是在三月三十一日下午四点左右到达一枝家。抵达后，我立刻到厨房弄果汁，杀了五个人。当时太阳还没有下山，天色还亮，用不着开灯。虽然是独立的房子，但是有灯光露出的话，远处还是会注意到这房子里有人，那样就有危险了。
我知道砒霜的解毒剂。但是，我并没有拿到。不过因为厨房的事向来都是我在做，所以我一个人在厨房，她们也不疑有诈，我也不必多费手脚。
我就把她们的尸体搬到浴室，然后独自回到目黑的梅泽家。
回到梅泽家的原因，除了是要把亚砷酸的瓶子和附了钥匙的绳子偷偷地放在后母的房间外，也是因为当晚我无处可睡。至于晾在家里的衣物，就让它继续晾着，或许永远不会有人来收拾了。
第二天晚上，尸体已经僵硬了，我就在窗下就着月光，进行切割尸体的工作。
将尸体放在浴室里一整晚，让我感到很不安。可是，浴室最切割尸体最理想的场所，而且，如果先把五具尸体都放在储物柜里，隔天再搬到浴室处理，这样沉重的工作，恐怕不是我一个女子所能负荷的。我也想过，万一因为放在浴室里被发现了，我就立刻在那房子的附近，服下同样的毒剂，假装成被同一人所杀。这样做当然是为了母亲，免得她背负凶手母亲的恶名。而这么一来，就可营造出虚构的凶手为了完成“阿索德”，杀害我们六名少女，但是还没有分解就被发现等云云。
不知是幸还是不幸，尸体并没有被发现。我处理完五具尸体，分配成六组后，再用事先准备好的油纸包好，搬到储藏室，用布盖起来。这个储藏室已经在处理一枝丧礼的时候，被我打扫干净了。这是为了防止尸体上有可能沾到稻草或关东土壤等一切可能成为证据的东西。
恰好我们六人血型都是A型。这是有一次我们一同去捐血，我无意中知道的。
如何处理六个人的旅行袋，倒是我分尸结束的一大难题。旅行袋虽然小，但是有六个之多，又不能和尸体一起埋掉。没有办法中的办法，只好每个旅行袋内都放入秤锤，让它们沉入多摩川。切割尸体时所使用的锯子，也如法炮制，沉入河里。
写给竹越先生的信，我早就写好。在目黑的梅泽家休息一个晚上后，第二天——也就是四月一日，就立刻投寄了，接着我才到一枝家处理尸体。这样做，是为了让尸体在还没有开始腐烂以前，就能够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而且也让竹越没有思考的时间。
我的身上没有痣，这点母亲多惠很清楚。为了利用痣做为辨认我的证物。我行凶相当久以前，就用铁棒打自己的腹部，再告诉母亲，这颗痣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的。母亲惊讶的程度超出我的想像，她一再的用手抚摸那颗痣。我不禁庆幸还好没用化妆品来画。
结束了一连串的罪行之后，我暂且投宿在川崎或浅草一带的小旅馆。我改变发型和服装，假装成在找工作的样子，心里却十分挂念母亲，想必她一定哀伤得不得了。
由于我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闲，手边有点积蓄，所以暂时之间并无生活上的问题，但是，继续留在日本的话，绝对比较危险。幸好当时日本已经有海外的殖民地，所以早在计画之初，我就想过：如果计画能顺利进行，我就逃到中国大陆去躲起来。
虽然我很挂念母亲，可是我却不能让母亲知道我没有死的事情，因为她是个不会说谎的女人。我连母亲都得隐瞒，总觉有点残忍。但是万一母亲暴露真相，她所受到的痛苦，相信大于以为我已经死了。因此，我忍受着椎心刺骨的哀痛，离开了日本。
说来幸运，我投宿在某个旅馆时，认识了一个女服务生，她正好要举家加入一个满洲移民团；在我百般央求之下，她愿意让我加入他们家，一起到中国大陆。
可是大陆并不是别人口中的天堂，土地虽然广大，但是冬天气温却常在零下四十度。
做了一阵子的田里工作后，我便去“北安”服务。当时实在不是一个女人单独出来打天下的时代。不用说，日子极其艰辛，我不想浪费笔墨描述那些事情，只觉得那些是神对我的惩罚。我终于能够体会母亲当年所以没有来满洲的难处。
败战后，我回到日本，一直住在九州。经过昭和二十年代，到了昭和三十年代，梅泽家的事件更加被吵得沸沸扬扬，我间接听说保谷的母亲由于命案的发生，获得大笔遗产，这让我非常满足。昭和三十年左右，我理所当然地猜想母亲一定会搬到京都，经营她梦想的皮包店。
昭和三十八年的夏天，我终于忍耐不住，来到京都的嵯峨野，想见母亲一面。孰料，从落柿舍到岚山以及大觉寺、大泽地附近，我整整打听两天，都找不到母亲的店。
找不到母亲，让我非常气馁，当时的心情真不是笔墨可以形容的。
无可奈何之下，我便前往东京。但是东京完全变了，车辆数倍于过去，高速道路纵璜，到处可见和奥运有关的标语。
到了东京，我最想看的地方是目黑。我从远处眺望梅泽家的旧址，从建筑基地的树林缝隙，看到了一栋新起的大厦。
第二个想去看看的地方，是驹泽的森林。之前我就听说过，驹泽已经变成高尔夫球场了。想去驹泽的原因，是想再看看我喜欢的小河、原野，还有杀害父亲时掩埋凶器的地方。但是，当我站在驹泽的土地上时，我非常的震惊。眼前尽是推土机、大卡车，根本看不到森林或小河。我沿着路走，在原本是小河的位置处，看到了许多大大的水泥管。该不会那些于泥管已经取代了小河，河水是从水泥管的中间流出去的吧？我当年埋凶器的地方，已经完全消失不见了。
我问路人，才知道这里是明年奥运的竞技场或运动公园的预定地。
太阳很大，我虽然拿着洋伞，仍然觉得汗水直流。赤裸着上半身工作的男人们，在太阳底下奋斗着。这和当日埋凶器的下雪夜晚，差别是何其大……
离开驹泽，我去保谷。此时我已经想到，母亲应该是不会离开保谷的。仔细想想，她现在的确实年龄，已有七十五了，昭和三十年左右，我以为她会在京都开店时，她也六十好几，不可能在那个年纪还独自开新店。认为她在京都开店，只是我一厢情愿、自我满足的想法。我实在太愚蠢了
到了保谷一带，往母亲的店走去时，我的双脚颤抖。前面转个弯，就可以看见母亲的店了，我所思念的母亲，今天也像往日一样，坐在她的店门口吧？
转弯了，但是没有看见母亲的身影。母亲的房子脏乱又老旧，周围的房子则是全变了。其他面对马路的店家，店面都已换成铝制的玻璃门，只有母亲的房子，仍旧是黑黑脏脏木框玻璃门，显得特别醒目。
店前没有摆香烟，母亲好像已经不做生意了。我打开玻璃门打开，询问：有人在吗？一个中年女人走出来，我上前自我介绍，说是多惠的亲戚，从大陆回来，想探望多惠。
母亲在里面的房间睡着。她毕竟老了，完全像个病人。我坐在她旁边。母女俩终于见面了。
母亲的眼睛差不多失明了，看不到我是谁，一直向我说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