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回到本文的第一章，就是我摘录的重庆中院的那一段判决书文字。 .9
那天，深圳某咨询公司在蛇口工业区一幢闲置的厂房里搭起了摄影棚，四面布满了“漫山遍野”的红枫叶，当追光灯从不同的角度打到那些布景上时，穿着某某牌牛仔服的刘原立刻紧张起来，整个人都似乎呆了。
坐在暗处的贺总摆了一下手，冲到刘原面前，举手在半空中做了一个斩的动作，说道：“我需要你的酷，懂吗？酷！”
刘原疑惑地望着贺总，问道：“酷？什么酷？”
“就是匪气，懂不懂？”贺总双手叉在腰间，做出横眉怒目的样子，“我们需要你的匪气。除了匪气，其余的东西统统不要。”
这时候，香梅走上前，轻轻地拉住刘原的手，嘴唇凑到他耳畔低语道：“你就想象十三岁那年在璧山县城救我时的情景。”
同样在这时候，贺总的手机响了起来。那位神秘的老板在另一个地方，通过监视器看到了整个的过程。真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老板突然间发现了一个奇迹，抑或是红枫叶下的青年男女触动了老板的灵感，一道修改计划的指令迅速地发了出来。贺总接完电话，瞪着一双大眼睛将刘原与香梅从头至脚地端详了许久。他摇摇头，眼睛使劲闭了一下，自言自语地说：“厉害，真是厉害，姜还是老的辣。”
原来，那位神秘的老板在监视器中终于发现了满身流淌着乡情风韵的香梅，与若隐若现的“匪”气人物刘原站在一起，在红枫叶的映衬下，顿时产生了惊人的抢眼效果：一个是浑身蓬勃的青春朝气中流露出如丝如缕的“匪”气，一个是满身乡情的山涧流泉溅击出珠落玉盘般的风韵。这两种人物在繁华的深圳是极其稀罕的。在物欲横流的特区，同样横流着高贵与洋气。特区是不缺白领与丽人的。
当追光灯打到香梅身上时，她紧张得哭了起来。
贺总走上前，将一枝蜡梅花递给她，慢吞吞地说：“你的表现一定要像个村姑的样子。对了，你本来就是从农村里出来的嘛，要演出那种酷的味道。”
酷？如同刘原一样，香梅同样不知道什么叫酷。酷与乡情风韵有什么关系？
“就是……就是……”
贺总一时语塞，找不到适当的比喻。
就在这时，手机响了。
贺总将手机贴到耳朵上，紧接着，他一边听手机一边问香梅。事实上，贺总充当了那位神秘的老板的传声筒：“你过去卖过蜡梅花吗？卖过。你就想象你当初卖花的样子。对，卖花姑娘，寒风中的卖花姑娘。这就是酷。”
忽然间，刘原走过来，轻轻地抱住香梅，轻轻地吻掉她眼角的泪花。一时间，人们被他出人意料的大胆举动惊呆了，包括贴到贺总耳朵上的手机都没有任何声音。刘原望着香梅，轻轻地说道：“不要哭了，我心疼你流泪的样子。”然后，他左手紧紧地握住香梅的一只手，右手扯起衣领遮住嘴角，慢慢地融入一片红色的枫树林中。
于是，在1993年的暮春，一幅题名叫作《酷》的照片光芒四射地出现在特区的各类媒体上。那幅照片使人想起日本电影《追捕》中的男女主角杜丘与真优美。照片下方注明某某公司形象代表。当然，形象代表的公司是不断变换的，一忽儿代表某某牛仔服公司、一忽儿代表某某皮业公司……但是，永远不变的是男女主人公的姿势——那个姿势曾经吸引了特区多少青少年纷纷模仿：男主人公扯起衣领遮住嘴角，女主人公举起一枝蜡梅挡住下颌。许多人可以将刘原与香梅的这个动作模仿得惟妙惟肖，但要模仿他们的“匪”气与“乡韵”却是万万办不到的。须知，气质是模仿不来的。
形象代表：逼出“匪”气(5)
那么，不能模仿的气质，是否可以随着生活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呢？
就在刘原和香梅的形象光芒四射地出现在特区的各类媒体上时，深圳某咨询公司完成了经营“匪”气与“乡韵”的任务，付给他俩 六万元酬金，合作结束了。
按理说，他俩的生活应该回到原有的轨迹上去了。
这时候的刘原已经有了新的想法：他知道自己为什么在家乡立不住脚：自己若隐若现的“匪”气，让家乡人不敢接近。他也知道自己为什么在特区很难找到工作：自己文化不高。幸运的是，机缘巧合，他与香梅做了几回形象代表，挣了六万元钱——六万元钱在特区人眼里只是一点湿湿碎（小意思），但在刘原和香梅眼里，则是一笔巨款了。经过深思熟虑后，刘原对香梅说：“我准备用这笔钱去读书。”
没有知识休想在特区长久地混下去，更谈不上站住脚，这个道理香梅是懂得的。
他俩在深圳蛇口工业区租了一间小屋，刘原联系到了深圳大学专为外来工开设的免试大专学习班，学制两年。香梅则当起了陪读太太。有了六万元钱，他们暂时还不为生计发愁。
一晃到了1994年初夏，他俩一年多前拍的形象代表照片依旧时不时地出现在特区媒体上。有时候回想起来，他俩恍如梦中，互相指着媒体上的形象调侃着对方：“这个人是你吗？怎么越看越不像？”
事实上，他俩真的发生了变化。
在特区生活了一年多，不发生变化才是怪事。
相形之下，刘原的变化更为显著。一年多的校园生活，虽然未能完全褪掉他身上若隐若现的“匪”气，但言谈举止中明显地多出一丝一毫的书卷气。这是读书带给他的信息标志。
在这个初夏的某个晚上，刘原轻轻地拥住香梅，幸福至极地说：“再有一年，我就可以拿到大专文凭了。”
香梅开着玩笑说道：“你不凭匪气找饭吃了吗？”
刘原一本正经地说：“将来，我要用学到的知识，凭真本事找饭吃。”
然而，事情却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
一天，已经一年多没见面的深圳某咨询公司的贺总突然间大驾光临。
在一间酒楼里，贺总说明了他的来意：香港某服装公司交给他一笔大生意，并特意点明要那个“小匪小匪”的男青年做服装公司的形象代表。贺总说：“刘先生，这次虽然没有你太太参加，但我们仍然按两个人的酬金付给你，行吗？”
在刘原和香梅看来，这是一件大好事。
第二天，他们急匆匆地赶到设在深圳宝安区的摄影棚。
但是，效果很令贺总失望：刘原无论如何都流露不出过去那份“匪”气了，倒是细如发丝的书卷气不经意间就流露了出来。贺总无可奈何地摊开双手，说道：“刘先生，你的酷到哪儿去了？我们需要你的匪气。”
这次失败事件非但没扫刘原的兴，反而使他本人高兴万分。他兴高采烈地抱起香梅旋转起来，激动地说：“一年前你跟着一个‘土匪’跑出家乡，再过一年，你带着一个‘大学生’回家去。”
这时，贺总的手机响了起来。他一边听着那位神秘的老板的指令，一边用怪怪的眼神望着不远处的两位年轻人。最后，贺总轻声答了一句：“好的，我随后就安排。”
一个星期后，香梅失踪了。
4 最后的“匪”气
香梅对刘原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没有香梅的日子里，刘原的整个精神世界都是灰暗的。他不明白香梅为什么失踪？她有什么理由要失踪？为了寻找香梅，他向学校请了假，不惜本钱打印了成千上万张寻人启事，专门雇人将寻人启事贴满深圳的大街小巷。不到四个月，等炎热的夏天到来时，刘原不仅花光了全部积蓄，重新囊空如洗，而且扼杀了刚刚萌芽的书卷气。当然，那股“匪”气还没有苏醒过来，目光里却多了一层因长时间苦苦地寻觅而积淀下来的“凶光”。
形象代表：逼出“匪”气(6)
生存是第一重要的。
在没有钱的日子里，他开始为活路而奔波。他谋的第一份职业是为一家个体书店当直销员。但是，没干几天，店老板将两百元钱塞给他，不再聘他了。
刘原自忖自己没做错什么，疑惑地问老板：“为什么解聘我？总得有一个理由吧？”
“因为……因为……”老板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却终于忍住不说，反而从腰间又掏出一百元塞到刘原手里，将他推出了书店。
站到大街上的刘原，仰望天上灼热的阳光，任随刺目的光芒伤害着他的双眼。
真是祸不单行，还没等他从“为什么解雇我”的思考中回过神，一位年轻女人突然间撞进他怀里。紧跟着，便是那位女人尖利的嚷叫声：“流氓！流氓……”
等他真正看清那位女人时，已经是在当地的派出所里了。刘原被警察强制坐在一把铁椅上，双手与椅背反铐在一起。那位年轻女人正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哭诉她被刘原骚扰。
警察问道：“他抢你什么东西了吗？”
在刑法上，骚扰与抢劫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犯罪性质：骚扰多以治安处罚了事，抢劫则意味着坐牢甚至丢掉脑袋。
那年轻女人坚决地摇摇头，一口咬定刘原的意图“不在抢劫，而是骚扰”。
“天地良心，”刘原急红了双眼，“我根本不认识你，我为什么要骚扰你？”
“不许胡说。”警察威严地大喝道，“难道要认识才骚扰吗？”
第二天，刘原被释放了。
那位警察说：“放你不是因为你没罪，而是我们没有找到你犯罪的证据。”
接二连三的变故完全打乱了刘原的生活规律。问题是，所有的变故对他来说都是莫名其妙的，都是他理解不透的。他还只有二十一岁，尽管他有过七年的牢狱生活。一位乡间小偷的犯罪经验，怎么敢到繁华特区来班门弄斧呢？何况他根本不愿走回头路。
等他回到出租屋时，一辆白色微型面包车已经等候多时了。
如同浪迹天涯的游子见到了亲人一样，当刘原将这几个月莫名其妙的变故细说给贺总听后，贺总心疼地张开双臂，将刘原紧紧地搂入怀中，嘴里连连责备道：“你呀你，你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我是你在特区的朋友啊！”
刘原又一次回到了摄影棚。
在重新成为形象代表前，他提了一个要求：将背景里面的红枫叶换成密密绽放的蜡梅花。
这段时间，刘原的表演是空前绝后的成功：当一张接一张冠名为《孤独的狼》系列形象代表的相片又一次光芒四射地出现在各类媒体上时，熟悉这位男形象代表的受众们惊讶地发现，在缺少了那位流淌着满身乡情风韵的女形象代表的照片上，这只“孤独的狼”出现在一片他们完全陌生的黄灿灿的蜡梅花前，做着那个他们十分眼熟的孤傲地扯起衣领遮住嘴角的动作，板着一副冷傲的面孔。在冷气逼人的画面中，一股若隐若现的“匪”气如丝如缕地飘起来。
等1994年的冬天到来时，刘原已经成为香港某服装公司特选的形象代表。当然，他只管换不同的服装，做着那些职业化了的动作。经营上的事情完全由深圳某咨询公司一手操作。
就在他这颗明星冉冉上升的时候，一位年轻女人在某天夜晚彻底地结束了这场游戏。
1994年冬季的某天，刘原又一次雇人将寻人启事贴到大街上，他仍旧没有忘记寻找香梅。当天晚上十点多钟，刘原的传呼响了。
在某酒楼的一间单间里，一位面容憔悴的年轻女人一边抽烟一边等着他。等刘原看清了对方的面容后，禁不住大吃一惊。
她就是诬陷刘原“骚扰”她的那位年轻女人。
一切都清楚了，深圳某咨询公司为了不失去香港某服装公司这位“财神爷”的生意，策划了一系列“逼出匪气”的圈套。那位叫阿珍的年轻女人原本是贺总的情人，现在贺总移情别恋，她一怒之下，向刘原告了密。最后，阿珍提起身边的一只小皮箱，说道：“刘先生，你现在已经知道他们的阴谋了，我看，你干脆今天晚上跟我一块逃吧！”
形象代表：逼出“匪”气(7)
“逃？”刘原目不转睛地望着阿珍，异常惊愕地问道，“我没有做任何犯法的事，为什么要逃？”
阿珍用一种嘲弄井底之蛙似的眼光打量了刘原一番。她没回答刘原的问题，却反问道：“刘先生，你的太太——那位叫香梅的女人做了犯法的事情了吗？她为什么无影无踪了呢？”略一停顿，她又说，“那些出现在特区报刊上的无名死尸名单，难道每一个都是正常的意外死亡么？”
阿珍的话猛然提醒了刘原，他双眼逼出一股冷光，问道：“他们把香梅弄到哪儿去了？”
“刘先生，我只知道他们绑架了你的太太。说真的，你的太太现在在哪儿？活着？死了？刘先生，我真的不知道。”阿珍抬腕看了一眼手表，有些着急地对刘原说，“刘先生，你已经介入其中，特别是我突然间离开深圳后，他们肯定会怀疑我已经把内情告诉给了你。刘先生，我不想再作孽，我也不想留下遗恨。我认为最安全的办法是趁他们还没醒过来以前，立刻离开深圳。刘先生，跟我走吧！”
刘原疑信参半地问道：“贺总在深圳有那么大的能量吗？”
“贺总？哼！他只是老板的一条恶狗。”
阿珍提到那位神秘的老板，刘原是相信的。这段时间，他已经察觉到贺总只是一个抛头露面的挂名老板而已。他问道：“真正的老板是谁呢？”
阿珍犹豫了一下，咬咬牙，将手卷起来，在他耳边轻轻地吐出一个人的名字。最后，阿珍问：“刘先生，你敢惹吗？”
一刹那，刘原惊出了一身的冷汗。他端起酒杯一口喝光了残酒，毫不犹豫地说：“别了，特区。”
1994年冬天，刘原回到了重庆。
回到重庆后的刘原不敢回璧山老家，他怕香梅的父母找他要女儿。想当初，香梅是义无反顾地跟他闯特区的啊！现在，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他到哪儿去找那位满身流淌着乡情风韵的姑娘呢？
在重庆的出租屋里，在百无聊赖中，他将自己往日的光辉形象完全沉醉在麻将桌上的“方砖”里。很快，手里的积蓄输得精光。在输光了最后一分钱后，他想到了往日那些鸡鸣狗盗的师兄师弟。不过，在经历了一番特区生活的洗礼后，刘原已经不再满足于乡间那种偷鸡摸狗似的小把戏，他要做挣钱最狠的抢劫大案了。于是，刘原不仅重新走上了犯罪的老路，还在抢劫过程中将这股“匪”气发挥得淋漓尽致，“酷”到了极点。
1995年10月25日，刘原在抢劫过程中被警方抓获；
1996年11月19日，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重刑初字（1996）第453号刑事判决，认定刘原犯抢劫罪，判处死刑；
1997年7月22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下达了川法刑一终字（1997）第382号刑事裁定书，决定对刘原执行死刑。
1997年7月下旬的某天夜晚，我见到了死囚刘原。
最先引起我注意的是判决书而非他本人。我惊异一个不到二十岁的乡间少年居然有过七年的牢狱生涯。即便在他后来成为死囚、生命仅剩十多个小时的今天晚上，他的年龄也只有二十四岁啊！我极力压抑着内心里的那份惊异，按照为其他死囚写遗书的惯例，盘腿坐到他面前的地铺上，搬一床铺盖放到中间。我在进行这一系列动作时，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不说一句话。最后，我将一包高档香烟放到地铺上，抽出一支，一边做着点火的动作一边示意他：抽烟吗？在我的想象里，这其实是一个多余的动作。在我往日接触过的若干死囚中，没有一个死囚是不抽烟的。须知，在死囚们的迷信里，临上路（枪毙）以前要是“无意”中抽到高档香烟，预示着来世将投胎到一个富贵人家。
然而，他先是微微摇摇头，接着习惯性地做了一个扯衣领遮嘴角的动作。
一瞬间，一股若有若无的“匪”气似乎从他的动作间、亦似乎从他的神态间流泻出来。这股抢眼的“匪”气不同于那些恶人令人愤慨的霸气，它使我想起了那些惊险刺激的探险活动——在魔鬼的牙床上去跳舞时的乐趣。客观地说，站在“铜臭”的角度来理解，深圳某咨询公司应该说是独具慧眼，将这股类同于探险活动般的“匪”气经营成了滚滚财源。
形象代表：逼出“匪”气(8)
感谢这股抢眼的“匪”气，使我找到了话题的切入口。
于是，在这个深夜，我终于听到了刘原和香梅的故事。
我惊异这个故事的迷离与苍凉：一个年仅二十岁却有了七年牢狱生涯的乡间小偷是如何成为光芒四射的形象代表的？那位满身流淌着乡情风韵的少女被耀眼的追光灯打到哪里去了？她那如蜡梅花一样散发出隐隐幽香的躯体会不会出现在特区媒体众多的无名死尸名单上？
那天晚上，我因了一股莫名的寒意而感到四肢微微战栗。
刘原不留遗书，也不留任何遗言。我除了听到这个“酷”的故事外，他再不肯多说一句话。直到第二天清晨，当两名照管他的服刑犯人一人抬起他的一条腿走出死牢大门时，我追上去问：“你应该给香梅留一句话。万一、万一……她还活着呢？”
他摇摇头，脸上掠过一丝绝望的冷笑，最后一次做着那个“经典”的形象代表的动作。
天哪，多么“匪”气的酷啊！
当日上午，死囚刘原被执行了枪决。
仅次于总统的职业(1)
这是一则关于广告人的故事。
“不当总统，就做广告人。”
英国已故前首相丘吉尔的这句名言，成为当今社会大大小小的广告商们自勉或互励的经典语言。他们自诩从事的是：仅次于总统的职业。
1 出租车陪坐：黑夜“告”之
1974年1月29日，方海出生在重庆市江北区。在他童年的记忆里，江北区只是一片荒芜的地方，除了嶙峋的乱石便是丛生的杂草。因此，他从小听到的最多的语言便是：“长大了，走出去。”
然而，还没等他长大走出去时，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就落址江北。随着一架又一架银灰色的飞机在江北机场起起落落，原本岑寂的荒山迅速地发生了变化：江北成为重庆的开发区，众多的工厂、公司纷纷落脚这里。到了1993年初，已经十九岁的方海再也听不到“长大了，走出去”这类语言了，那些星罗棋布的工厂、公司为当地居民提供了就业机会。
非常不幸，就在1993年的早春二月，方海因顺手牵羊窃取了工厂的一些材料，被法院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三年。
手捧法院的判决书，方海眼前一阵发黑：我的妈呀，年纪轻轻就成了罪犯！
常言道，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有了盗窃前科的方海不可能回到原来那家工厂做工了，本地的工厂风闻他的顺手牵羊，也不敢雇佣他。也就是说，在江北区，方海不太容易找到一份新的工作。
就在他走投无路之际，命运却奇迹般地发生了变化。
那位给他带来好运的女人叫渝红，是一位年轻的女出租车司机。
1993年深秋的一天，方海在一家报纸上看到一则招工信息：一家远离闹市区的工厂招收业务员。抱着一线希望，他乘长途汽车赶到那家生产水泥的企业应聘。等他经过一系列的考试后，那家工厂负责招聘工作的一位科长丢给他一句话：“回家等消息吧，如果超过十天没接到用工通知，方先生……”那位科长耸耸肩，做了一个非常遗憾的动作，“对不起。”
那时候，天已经快黑了。怀着失望的心情，方海站到公路边一个招呼站车棚下等返回重庆的车。像这样的远郊，长途汽车大多上午到重庆下午返乡。偏偏这时候，夹着寒意的秋雨又绵绵不绝地下起来。雨催天黑，等身边的电线杆上的路灯亮起时，方海深感自己的前程亦如周遭的雨夜一样黑暗无边。
一辆出租车从远方驶来。到达近处时，车速明显地放慢，一位年轻的女司机摇下车窗，问道：“老板，是不是到重庆。”
“我是回重庆，”方海凄凉地苦笑了一下，“但是我没有钱。”
他是实话实说，他的身上，只有坐长途客车的小钱，而无包出租车的大钱。
方海的话音刚落，出租车立刻加大油门，亮着空车标志朝前方开去，很快便消失在秋天的雨夜中。但是，还没等方海的目光从汽车消失的方向收回来，那辆出租车又很快倒了回来，停到他面前。女司机将头探出车窗，说道：“小兄弟，上车吧，我免费带你回重庆。”
原来，一位老板包了渝红的出租车到远郊，空车返回重庆时，她想顺路多赚一个客人的钱。那么，她为什么又去而复返地将方海免费捎回重庆呢？原因很简单，每个地方都曾经发生过针对出租车司机的抢劫案，尤其是在这样的雨夜，尤其是一个年轻的女司机，因此，她需要一个信任的男人在身边陪坐。
——我在全国许多地方乘出租车时就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在年轻漂亮的女司机旁边，陪坐着一位膀大腰粗的“保护神”。至于渝红为什么在这个秋天的雨夜将信任票投给了方海，我永远也无从知晓，只知道经过这一段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交往后，他俩建立起了信任感。同时，方海也在渝红的身边找到了工作：陪坐。
出租车是渝红与他人合伙买的，渝红白天休息，晚上出车。顺理成章地，方海也成为一名“夜班族”。
仅次于总统的职业(2)
如果不是一位特区老板的出现，渝红也许依旧开她的出租车，方海也依旧做着陪坐的工作。当然，如果不是那位特区老板，方海决不会有后来光芒四射的“成功人士”的生活。
1993年初冬的一个晚上，渝红在重庆江北国际机场接到一名从深圳飞过来的中年男人。方海至死都不知道那位中年男人到底叫什么名字，身份如何。因为自打江北机场见过一面后，他今生今世再也没见过那位中年男人第二面。
——为了叙述方便，我给他取一个代号：特区老板。
特区老板正要跨进车门时，忽然发现前方副驾驶座上坐着一个年轻男人，他立刻砰一声关上车门，转身朝另一辆出租车走去。途中，他猛然想起行李还留在汽车尾厢里，又急匆匆地倒了回来。
这时候，渝红跳下车，奔到那位老板面前。从反光镜里，方海看到渝红正努力地给特区老板解释着什么。一会儿，渝红倒回身，不好意思地对方海说：“我看，你坐民航大巴回城吧。”
“渝姐，”方海不放心地问道，“安全吗？”
渝红再一次瞅了瞅特区老板，说：“我看他是正经生意人，不会乱劈柴（打砸抢）。”
第二天晚上，渝红告诉方海，那位特区老板要包一个星期的车。她说：“这一个星期，你不用来陪坐。”渝红笑起来，“小方，放心，工资不会少你一分钱。”
不用上班同样有收入，这是天大的好事。方海高兴地点点头，顺口叮咛道：“渝姐，你自己还是要小心点。”
一个星期后，渝红将几张钞票递给方海，还告诉方海一个意外的消息，她过几天到深圳去发展。渝红说：“小兄弟，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他在深圳给我开一家公司。”
方海明白渝红嘴里那个“他”是指特区老板。他不明白的是在这短短的一个星期内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故事。那位特区老板到底用了什么办法，使一位略有薄产的重庆女人放弃家业远走深圳？方海先是恭维了渝红一番，然后说道：“渝姐，你将来在深圳发了财，不要忘记了我这个小兄弟。”
渝红兴高采烈地说：“小兄弟，等我在深圳站稳了脚跟，马上通知你过去。”
方海没料到渝红在深圳如此迅速地站稳了脚跟。仅仅过了两个多月，他就收到一封深圳某广告公司的信，拆开信封，里面只有一张渝红焕然一新的相片：在一间豪华气派的办公室里，渝红坐在一张宽大的老板桌前，右手握签字笔，左手持电话，脸上的笑容溢满整张相片。
难道，这就是两个多月前那位开出租车的女司机吗？
相片后面，写着一行文字：小方，速到深圳。渝姐。
真是遇到贵人了。正在为饭碗四处奔波的方海，没有任何的犹豫，立刻打点行装，踏上了开往南方的火车。
2 特区陪坐：机密“告”之
方海做梦都没想到，他在相片里看到的那间豪华气派的办公室，居然是渝红为他准备的。
一瞬间，方海竟然有些眩晕：他这位实际年龄不到二十岁的男青年，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地“梦里梦外”地成了一家广告公司的总经理。当然，在深圳这样一座移民城市里，人才济济、精英云集，二十岁左右的各色董事长、总经理屡见不鲜。问题是，那些年轻的董事长、总经理们，要么有深厚的权力背景，要么在某一方面表现出超常的才华。他方海有什么呢？除了身上藏着一份“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三年”的刑事判决书外，便剩一副吃饭长肉的身体。
1993年暮冬，当西装革履的方海梦幻般地坐到那张宽大的办公桌前。望着坐在他斜对面屋角沙发上的渝红，再望着渝红头顶上方悬挂着的英国已故首相丘吉尔“惊愕万分”的巨幅照片愣愣地出神时，他感觉到自己依旧在陪坐——方向盘不在他面前，而在渝红手里。事实上，真正的方向盘在那位方海仅见过一面的特区老板手中。
渝红笑眯眯地问道：“小方，‘不当总统，就做广告人。’你知道这句话是谁说的吗？”
仅次于总统的职业(3)
方海望着渝红，茫然地摇摇头。
渝红先是伸出一根手指指了指头上那幅丘吉尔的照片，接着跟方海讲了一个关于丘吉尔的故事——也就是照片上的堂堂的英国首相为什么会“惊愕万分”的缘由。据说，有一次，英国某报一位摄影记者准备给丘吉尔拍张照片，待各方面的准备工作都做好后，发现丘吉尔还在不停地抽雪茄烟。那位记者突然间胆大包天，冲上去劈手夺下丘吉尔嘴上的雪茄。一时间，丘吉尔被记者石破天惊的举动震得惊愕万分。于是，世界摄影史上便永恒地留下了这位世界巨人历史性的一瞬间。再于是，许多广告公司便将这幅传奇照片配上丘吉尔“不当总统，就做广告人”的名言悬挂在办公室里，作为公司勇敢开拓的座右铭。
方海简直不能理解，一位小小的摄影记者，怎么敢去拔国家首脑嘴里的雪茄？他本来想问：那位记者后来被砍头了吗？想了想，临时改口问了一个非常保守的问题：“渝姐，那位记者后来被判了好多年的刑？是不是缓期？”紧跟着补充道，“那位记者肯定要糟。即使当时不糟，过后都会秋后算账。”
渝红扑哧一声笑了出来，用一种光怪陆离般的眼光打量了一番面前这位小兄弟，却什么都懒得解释。为了避开这个话题，她站起身，从保险柜里取出一份卷宗，几根手指在卷宗封面上写有紫河车计划的文字上跳动着，仰脸望着头上丘吉尔的照片，自言自语地说：“你说得对，在现今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生意会有紫河车计划的利润来得丰厚。”
方海疑惑地望着渝红，他不明白渝红嘴里说的那个“你”是指巨人丘吉尔呢还是另一位神秘的特区老板？
那么，深圳某广告公司到底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它为什么要拉一位土生土长的重庆小青年到万里之遥的特区充当什么“梦里梦外”的总经理？在人们的印象里，广告公司经营的应该是广告业务，难道深圳某广告公司的商业游戏不是广告业务吗？事实上，方海直到后来成为死囚，都不知道公司到底有多少人。他后来在狱中对我说：“我敢肯定，渝姐也不完全清楚公司的内幕。”
然而，在1993年的冬天，肯定“不完全清楚内幕”的渝红与方海却要求去实现紫河车计划——深圳某广告公司经营的一项令人匪夷所思的心怀鬼胎的业务。在该公司高度的商业机密里，他们将这项计划叫作紫河车。紫河车原本是中医药上的学名，老百姓俗称胎盘。说穿了，深圳某广告公司将心怀鬼胎操作成了滚滚财源。问题是，或大或小的鬼胎是人人都有的，普通老百姓的小算盘是该公司不屑一顾的，他们网罗的对象，是那些心怀大鬼胎的人。
渝红将卷宗轻轻地放到方海面前，示意他打开。卷宗里是一叠类同于表格似的资料，每张表格上除贴有一张二吋照片外，还有若干内容，注明着登记人的历史和家庭情况。
看了一会儿，方海在这些内容里终于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他问道：“渝姐，为什么这些人都是各单位的副职？”
“他们中的许多人现在连副职都不是了。”渝红讳莫如深地笑着说，“他们中的许多人现在只是各类群众社团的什么协会主席、什么学会会长。”
方海越发不解地望着渝红。
这时候，渝红慢慢地踱到窗口前，抱起双手，望着街道对面一幢连一幢的高楼，轻轻地对站到身后的方海说道：“小方，你仔细看看在对面大楼里进进出出的那些人，哪个人的背后没有复杂的背景？这就是我们目前生活的环境。”说完这句话，渝红猛然回转身，两道发亮的目光深刻地闪了一下。
方海莫名其妙地打了一个寒噤。
渝红快速地扑到桌前，捧起卷宗，翻开第一页，手指头在一位胖胖的男人照片上划了划，说道：“就拿这位内地某县的舒主席来说吧，他仕途上的最后一把椅子是某县分管工业的副县长。县长位置是他渴望已久而又未能如愿的。现在，他从副县长的位置上滑下来，去挂一个半官方的社团协会主席。小方，”渝红定定地望着方海，“如果是一般人，从舒主席的仕途变化中，看到的只是他的官场失意，或许还有满腹的牢骚。”
仅次于总统的职业(4)
渝红用一根手指指了指空中。
方海明白她是指那位神秘的特区老板。
渝红继续说道：“但是，他透过现象看本质，这些失意之人肚子里装的官场秘密，是我们公司取之不尽的商业利润。”渝红哼哼地冷笑几声，“广告？广告！倘若他们不听本公司的安排，不就广而告之吗？做这种生意不需要什么高超的技巧，简单得很。油水大得惊人。”
方海吃惊地问道：“渝姐，他们过去都是官员，这生意……生意怎么做呢？”
“小方，这些具体操作上的事情你就不要关心了。”渝红正色道，“你只认真地做好你的分内事。”随后，渝红从另一个地方找出一张印制得非常精美的请帖，捧到方海面前，谐谑地说，“方总经理，请签字吧。”
方海一看，原来是一份会议请帖，内容大意是：为了搭建沿海发达地区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相互沟通的桥梁，经某某部门批准，由某某部门主办、某某部门协办、深圳某广告公司承办的某某研讨会拟于某年某月某日在深圳某某中心举办……诸如此类。
方海坐回办公桌前，正要在承办单位“深圳某广告公司总经理方海恭迎各位贵宾光临”的下方签字时，忽然想起了什么。他举起请帖，疑惑地问道：“渝姐，我记得许多这种性质的会议是没有签字的？为什么……”
渝红哈哈地大笑起来，她开心地望着方海，说道：“小方，你仔细想一想，这种研讨会为什么会安排在春节期间召开？你手里的请帖为什么只有一张？”她轻蔑地哼了一声，“你以为他们肚子里不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么？撕开那层面纱，有多少事情是真实的？大家都在做秀（假）罢了。”
方海认真地想了一会儿，他虽然不明白渝红嘴里的“他们”到底指哪些人，但他还是在那张请帖上飞快地签下了自己的姓名。
一边签一边说道：“好，让本公司来关心你们。”
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年纪轻轻的“缓期执行犯人”方海，没想到有朝一日凭自己的几笔钢笔字会创造如此之大的经济效益。
3 千里陪坐：夜半“告”之
方海自担任深圳某广告公司总经理以来，迎接到的第一位客人，就是前文中提到的那位内地某县的舒副县长。不过，半年前，他已经从那把七品副职的椅子上经“民主选举”担任了某县经济发展协会的主席。这次，舒主席是“顺便”带着协会的秘书——一位年轻漂亮的小姐赴会的。
在深圳机场，舒主席握住方海的手，惊讶地说：“你就是方总经理？啊呀，特区人就是不一样，人才呀，真是了不得的人才呀！”
方海谦虚地说：“舒县长，过奖了。在特区，像我这样的小老板，比山坡上的野草还多。”
“方总经理，”舒主席急忙纠正道，“我半年前就不在县长位置上了，现在只是有名无实的……”
就在这时，站在方海身后的“秘书”渝红急忙跨前一步，双手捧住舒主席的手，热情地说：“舒县长，方总经理的伯父方董事长特意交待过我们：无论你的地位变化如何，你永远是我们深圳某广告公司的大恩人。在我们的心目中，你不仅是贵县的父母官，还是远在特区的我们公司的父母官。”
听到渝红这番话，方海心中突突地跳了起来：眼前这位舒副县长肯定与那位神秘的特区老板是熟悉的，说不定他俩的交情还很深；既然如此，特区老板为什么不以私人的身份邀请他到深圳度假，却要绕山绕水地弄这么一个大弯？拐如此多的程序？在返回公司的路上，眼望车窗外一掠而过的繁华景象，恍如梦中的方海依旧沉浸在若干个疑问里。他转头望着身边的渝红，渝红似乎读懂了他目光中的疑问，先做了个有些心虚的表情，接着双眼朝前，脸上摆出一副“我什么都不知道”的神色。渝红的表情使方海更加相信了自己的疑问，看来，紫河车计划并不像渝红给他解释的那么简单。在方海的感觉里，仿佛每一座山头都设计好了萌芽的土坑，只等他这只“孤鸟”含着种子在这些山头上完成播种的任务。
仅次于总统的职业(5)
在一间酒楼里，他们为舒主席接风。中途，一位服务小姐悄悄走近舒主席身边，轻轻耳语道：“舒先生，你的电话。”
待舒主席起身接电话时，方海早先在车上那种突突的心跳又开始了。他忽然间产生了一种可怕的直觉，电话是那位神秘的特区老板打来的。他又一次调头望着身边的渝红，渝红的脸上又一次露出心虚的表情。
一会儿，舒主席回到席间，握住方海的手，抱歉地说：“方总经理，我去探望一位朋友，改天到贵公司拜望你。”
等他们回到公司，一份打印好的广告合同已经摆到了办公桌上。
合同大意是：甲方（某县经济发展协会）得到某县政府授权，与乙方（深圳某广告公司）合作，买下深圳某大道某地到某地共多少米的广告路段，时间一年，广告活动的具体承办事宜甲方全权委托乙方实施。
当方海看到那一笔使他胆战心惊的广告金额时，禁不住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渝姐，”他双手捧起合同，“舒主席有这么多钱吗？”
他这句话的意思是，已经下台的舒副县长有权签这么一大笔合同吗？
渝红似笑非笑地望着他，先用一根手指点点他手里的合同，说道：“不仅舒副县长没有权力签这份合同，”渝红又指着墙上挂着的深圳地图，“我们更不打算买什么路段广告。”一瞬间，渝红的双眼贼一般明亮，“但是，这笔钱，我们志在必得。”见方海一副吃惊的样子，渝红又轻声补上一句，“因为我们有紫河车计划。哼，谁叫他们一个一个地心怀大鬼胎呢？”
当然，要完成紫河车计划并非如此简单，舒主席也只起了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在1994年的春节期间，在深圳某广告公司高度机密的紫河车计划的档案里，记录了内地某县从书记、县长、基金会主任等一干人的大鬼胎，而那份事先就已经拟好的合同，就差两样重要的东西了：
1 某县政府的红头文件——政府授权某县经济发展协会“调研”本县的经济增长点；
2 某县基金会的担保书——那笔巨款要从内地流到深圳某广告公司的户头上。
送走舒主席的当天晚上，方海与渝红回到办公室里。渝红从保险柜里取出卷宗，抽出一页表格摊开在方海面前，抬腕看了看手表，一本正经地吐出三个字：“开始吧。”
方海差一点笑起来，渝红的“开始吧”听起来就像大部队即将投入一场战斗一样，但看到渝红一脸严肃的样子，方海又将浮上脸面的笑容硬生生地压了下去。他眼睛盯着表格上的电话号码，一只手刚放到电话机上，忽然想起了什么，他抬头望着对面的渝红，问：“渝姐，按规矩，应该先有政府的批文，再有……”
渝红双眼盯着方海，慢慢地说道：“按规矩，下了台的舒副县长是无法经‘民主选举’担任什么协会主席的；协会是什么？按规矩，不就是一个群众自发组织的社团吗？按规矩，群众社团还有什么县团级、地师级、省部级和国家级的呢？”渝红摆了一下手，做出一个理不清的姿势，“小方，如果这个社会什么都按规矩，我们的紫河车计划还能够存在么？”她扬起下巴，“小方，开始吧？”
电话很快接通了。
方海在电话里热情地说道：“喂，你好。请问这里是某县基金会罗主任府上吗？啊呀，罗主任，打扰了。我是深圳某广告公司总经理方海。当然，罗主任，我俩从来没打过交道，陌生得很。”方海报完家门后，话锋一转，“罗主任，你可能会感到奇怪，我为什么要给你打电话？”方海在电话中解释道，一位来自某县的打工仔，现在深圳某广告公司打工，前几天，不知那位打工仔从什么地方得知他与北京高层某领导有些特殊关系，送了一份材料给他，希望他替天行道，为某县的百姓伸张正义。方海话音软软地说：“罗主任，这份材料里涉及到你呢。”紧跟着，方海抛出撒手锏，举了好几起大鬼胎的例子，每一起大鬼胎都足以使那位远在千里之外的陌生的罗主任冷汗如流泉。最后，方海发出了邀请：“罗主任，到深圳玩玩吧。等你到了深圳，我把这些不值钱的材料还给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