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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晨，我一边开车去大学区警察局，一边听着收音机。德克斯特·戈登的比博普爵士四重奏正听得我心旷神怡，突然，《比利的舞步》停止了舞动，被一个狂热的声音代替了：“现在暂停我们的正常节目播出，插播一条最新消息。在对黑发交际花，我们称之为黑色大丽花的伊丽莎白·肖特谋杀案的调查中，有一个重要嫌疑人被捕了！之前，警方只知道他的绰号为‘红’，现在，这名男子已经被确认为罗伯特·红·曼雷，二十五岁，是亨廷顿区的硬件推销员。曼雷于今天早晨在南门街一位朋友的家中被捕，现被拘留在东洛杉矶的霍勒贝克警察局里接受讯问。在一份给KGFJ的独家新闻稿中，地方副检察官，此案中的警民联络员、侦探埃利斯·洛说：‘红·曼雷是很重要的一个嫌疑人。据我们调查得知，他曾在1月9日开车将贝蒂·肖特从圣地亚哥带走，九天后，她的尸体被折磨、肢解后扔在雷莫尔特区的空地上。这是我们一直以来希望和祈求的重大突破。上帝回应了我们的祈祷！”
这时，埃利斯·洛多愁善感的言语被一则痔疮栓的广告取代了：“痔疮栓，减疼宝，没有疗效，药款双倍往回找。”我关掉收音机，掉转方向，向霍勒贝克警察局方向开去。
霍勒贝克警察局前面的那条街被拦上了，前面放着“请绕行”的标志，一些巡逻警察正挡着不让记者穿过去。我把车停在警察局后身的一个小胡同里，从后门进了拘留室。在拘留室小过道的左边是些轻罪犯的囚室，一些酒鬼在那里支支吾吾地说个不停；右边的囚室关的都是重罪犯，他们凶狠地瞪着我。所有的囚室里都关着人，可是周围却一个狱警也没有。等我一打开通向警察办公室的门，我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那景象看起来真像是警察局里所有的人都挤到讯问室前面的小过道里来了，每个人都伸长了脖子从讯问室的单面玻璃里往里看。罗斯·梅拉德平静、极具说服力的声音从嵌在墙上的扩音器里传了出来。
我杵了杵身边的警察，问：“他招了吗？”
他摇了摇头，说：“没有呢，梅拉德和他的搭档正轮班审问他呢。”
“他承认认识那个女孩了吗？”
“嗯，机动车管理局经过多方查证后找到他的，抓他的时候他没反抗。你想打个小赌吗？赌他有罪还是清白，你挑。我今天觉得特幸运。”
我没理他，轻轻地挤到前面，隔着玻璃往里看。梅拉德坐在一张快被拍碎了的桌子旁边，一个长相英俊的家伙坐在他对面，他的头发是胡萝卜色的，梳着大背头，手里还摆弄着一盒烟。他看起来屎都快吓出来了，而梅拉德看起来就像电影里善良的牧师似的——无所不知，却又宽恕一切。
从扩音器里传来胡萝卜的大喊：“求你了，我都说了三遍了！”
梅拉德说：“罗伯特，我们这么做是因为你自己太不主动了。整整三天了，洛杉矶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都是贝蒂·肖特的照片，你肯定知道我们想找你问情况，但你却藏起来了。你说你这样我们会怎么想？”
罗伯特·“红”·曼雷点着一根烟，吸了一口，边咳嗽边说：“我不想让我妻子知道我骗她了。”
“但你不是没骗她吗？贝蒂又不会再来找你的麻烦。她勾引你，但未遂。还有什么理由躲开警察呢？”
“我在圣地亚哥跟她约会来着。我还跟她跳慢舞，那不就是骗我妻子了吗？”
梅拉德握住曼雷的胳膊，说：“咱们从头说吧。告诉我你是怎么遇到贝蒂的，你们都干什么了？都说什么了？别着急，慢慢说。”
曼雷在满满的烟灰缸里掐灭了烟，又点着一根，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我环顾了一下走廊，看见了埃利斯·洛在对面的墙上靠着，活格尔和凯尼格像两条随时准备待命出击的狗一样站在他的两边。这时，从扩音器里传来一声夹杂着噪音的叹息，我转过身来，看见嫌犯在椅子里扭来扭去。他说：“这是最后一次让我说了吧？”
梅拉德笑笑，说：“是，说吧。”
曼雷站起身来，伸了伸懒腰，然后一边在地上踱着步子一边说：“我是在圣诞节前的那周碰到贝蒂的，在圣地亚哥市中心的那个酒吧里。我们就开始聊天，贝蒂无意中说出她那时其实是山穷水尽了，说她正跟那个弗伦奇夫人和她的女儿住在一起，是暂时的。我在老城区那儿的一家意大利餐馆请她吃饭，然后我们去了厄尔克兹宾馆的天空舞厅跳舞。我们……”
梅拉德打断他，说：“你在外出差时总泡妞儿吗？”
曼雷吼道：“我不是在泡她！”
“那你是在干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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