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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黎明时分穿过了边境。我转上革命路（蒂瓦纳的一条主要公路）时蒂瓦纳才刚刚醒过来。一些小乞儿正在垃圾箱里翻找他们的早餐，玉米面豆卷玉米面豆卷：墨西哥煎玉米卷缠有切碎的肉片或干酪等做成的玉米馅卷。小贩正在搅拌罐子里炖狗肉，水手和海员们在妓院花五块钱过了一晚后被“请”了出来。有些聪明点儿的就跌跌撞撞地去了卡拉·哥隆的药贩子那儿；那些蠢的就一溜小跑去了“蒂瓦纳东”、“蓝狐”和“芝加哥俱尔部”——毫无疑问是去赶早场的荒诞淫乱的舞会了。游客们的车已经在廉价的家装小店外排起了长队，墨西哥的警察们开着战前的雪佛莱像秃鹰一样在巡逻，他们都穿着黑色的制服，看起来特别像纳粹分子。
我慢慢地开着车，寻找着李和他的福特车。我本来想在边境巡逻站或是墨西哥警察分局找人帮忙的，可是一想到我的搭档那已经十分脆弱的神经，万一那个墨西哥警察传错了一句话，那他又不知会干出什么事来。我又想起上高中的时候曾远足到过迪威斯德罗旅馆，就开车到那儿去找美国人帮忙。
那个粉红色的装饰艺术风格的大楼矗立在一座断壁上，俯瞰着这个到处都是铁皮屋顶的穷城。被我胁迫的前台服务员告诉了我“姓洛的那帮人”在462套房。我在一层的后面找到了这套房间，屋里传来怒气冲冲的谈话声。
弗里奇·活格尔正在大喊：“要我说，还是抓个老墨回去！寄给《哈罗德快报》的那封信上没说色情电影的事，只是提到威灵顿在11月的时候看到了大丽花和另外那个小姑娘！我们还是可以……”
埃利斯·洛也喊：“不行！威灵顿跟蒂尔尼承认了拍电影的事了！他是我们的上司，我们不能爬到他的头上去！”
我打开门，看见洛、活格尔和凯尼格都坐在椅子里，每人手里拿着一份刚发行的《哈罗德快报》。策划会议突然停了下来。凯尼格傻呆呆地看着我，洛和活格尔同时嘟囔了一句：“布雷切特。”
我说：“去他妈的大丽花吧。李来这儿了，鲍比·德·威特也在这儿，这可麻烦了。你们……”
洛说：“去他妈的布兰查德吧，他被停职了。”一听这话，我向他走了过去。凯尼格和活格尔挡在我俩中间，想穿过他们俩就像往一堵砖墙上撞似的。检察官退到了房间的另一边，凯尼格抓住我的胳膊，活格尔用手把我往外推。洛站在门厅边恶狠狠地看着我，这时活格尔摸摸我的下巴，说：“我喜欢重量级拳击手，如果你答应不打比尔的话，我帮你去抓你的搭档。”
我点点头，凯尼格松开了手。弗里奇说：“咱们开我的车吧，看你的样子不能开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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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奇开车，我看着路上。他喋喋不休地说着肖特的案子和这个案子会让他升到中尉的事，我看着乞丐们围着游人，妓女们在汽车前座上给人吹箫，还有穿佐特装的年轻人寻找着酒鬼，好下手抢劫。四个小时过去了，我们还是一无所获，街道已经拥挤不堪，开不动了，我们就下来走路。
走着走着，贫困的环境更加明显。小乞儿们跑到你面前，叽里咕噜地说着，往你手里塞十字架。弗里奇用手打或用脚把他们踢走，但是他们面黄肌瘦的样子让我于心不忍，我就换了五块钱的比索，他们一朝我围过来时我就往水沟里扔一把硬币。这样尽管会让他们又抓又咬又挖地打一场混战，但至少我不用再看到他们因饥饿而深陷的眼睛。
我们俩走了一小时，没看见李，没看见李那辆1940年产的福特车，也没看见长得像鲍比·德·威特的美国佬。这时，一个穿着黑衬衫和军靴、懒洋洋地靠在一个门厅前的墨西哥警察与我的目光相遇了。他说：“警察？”我停下脚步，拿警徽给他看了一下。
那个警察把手伸进衣兜里，拿出一张电传拍发的照片。那张照片已经脏得什么也看不清了，但下面“德·威特”的字样却非常清晰。弗里奇拍了拍那个警察的肩章，说：“将军，他在哪儿呢？”
那个老墨磕了磕脚后跟，大声说道：“稍息，请跟我走!”他大步走在我们前面，拐进一条小巷，小巷两旁都是治性病的小诊所。他指了指一个用带刺的铁丝围起来的炉渣砖盖的房子。弗里奇给了他一块钱，老墨像墨索里尼墨索里尼（1883-1945），意大利法西斯独裁者和总理(1922-1943），他实行扩张主义的对外政策，与德国结成盟军(1939年），使意大利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1940年），后被维克多·伊曼纽尔三世革职(1943年）。在1945年他被刺杀之前，一直在意大利北部领导纳粹傀儡政府。似的敬了个礼，转身走了。我大步向那个警察局走去，抑制着自己不要太着急。
门厅的两旁站着拿冲锋枪的墨西哥警察。我晃了晃警徽，他们磕了磕鞋跟，让我进去了。弗里奇跟着我进来，他手里拿着一块钱，径直走向前台。前台的警察拿过一块钱，弗里奇说：“逃犯，美国人，德·威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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