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我和妻子到威尔士多尔格劳为我们最近在康沃尔买的一个农庄购买一些母牛，买农庄的目的是为了安排我们退休以后的生活。自从霍利斯受审和我离开D 处三科以后，我就计划着要回到务农这一行去。我为自己规划了前途，一个痛苦较少的前途：我将远远离开军情五处那些充满叽喳声的走廊和堆积如山的文件。拍卖者用难懂的威尔士土话高声叫卖，这时我已忘记了白厅的事。皮鞭下，公牛和母羊在拥挤不堪的小圈子里进进出出，它们的主人又叫又喊又吹口哨忙着照应这些牲口。
突然我从扩音器里听到一个声音。
“从伦敦来的赖特先生请到办公室接电话，……”
我从拥挤不堪的台阶上挤出来，走过成百个挤成一团的威尔士农民，他们个个伸长脖子向圈子里张望。最后我来到了一个小小的办公室，拿起了电话。是维克托打来的。
“你知道这帮家伙干了些什么？”他吼道。
“你在说什么，维克托？”
“他们换马了。他们要任命一个叫格雷厄姆·哈里森的家伙。你知道这个人吗？”
“他们永远也不会接受的，”我嚷道，“这个人是伯吉斯和麦克莱恩的朋友。”
我突然记起了我所处的环境。但我不必担心。拍卖者的办事员在继续算账，没注意我的谈话。我告诉维克托我一回到伦敦就到他那儿去。
弗兰西斯·格雷厄姆·哈里森也是内政部的一名副大臣。虽然没有人暗示过他是间谍，但他却是盖伊·伯吉斯的密友，而且曾在牛津与珍妮弗·哈特和阿瑟·温等人合住在一起。任命与这些人有关系的人，用弗·琼斯的一个短语来形容，是荒唐可笑的事。我告诉维克托，安全局里的人是永远不会接受他的。
第二个星期初，维克托又来了个电话。
“明天就要宣布了，”他说，“我想你一定会高兴……”
“怎么说？”
“我拉着狄克去见特德。我俩告诉他除非任命汉利，否则将会发生兵变。他很快明白了！”
第二天弗·琼斯通知了一两名高级官员，让他们告诉我们汉利终于被任命了。
“这是一次困难重重的战役，”他神情严肃地告诉我，“但我们终于打赢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高兴，先生，”我一本正经地说。
弗·琼斯退休前不久，曾同我讨论过北爱尔兰令人忧虑的形势。很明显这是他的继承人将面临的主要问题。他担心这个问题会威胁到他自一九六五年以来为建立军情五处的反间谍力量所做出的一切努力。他曾在财政部进行活动，请他们多给一些经费，但却遭到了拒绝。他们要弗·琼斯把拨给反间谍工作的经费用在反恐怖主义的工作上。在他们看来，对一百零五名苏联外交官的驱逐就消除了克格勃对我们这一代的威胁。但弗·琼斯却相信自满情绪正在使我们丧失所获得的优势。
弗·琼斯看起来很疲倦，他仿佛渴望着卸下这副担子。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但我看得出他想说话。他说，离开这里很高兴，所有工作中的欢乐几乎就要消失了，他也在为钱而烦恼。他虽然有一种绅士气度，但手头并不阔绰。他在汉普斯台德有幢令人羡慕的房子，他的小女儿仍在读书。他酸楚地说他不得不在市场上出卖自己的才能，替别人做安全顾问，他应当退休回家从事他热爱的观鸟行当。（实际上，他已成了帝国化学工业公司的顾问。）
“嗯，你认为我干得怎么样？”他一边问我一边清理他的烟斗。他猛吸着烟斗，然后又敲敲打打，简直有点神经质。
“你真想知道我的看法吗？”我问。
他点点头。
“你在解决苏联问题中，获得了成功。但我想你从未和一般官员打过交道。”
他看上去被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你应当告诉我，”他说。
“很抱歉，我并不认为这是我的义务。”
我一直喜爱弗·琼斯，而且认为绝大多数高级官员也喜爱他。他从不说笑话，但却看得出生活和工作中的荒唐之处。我将永远珍惜一九六七年同他一起去澳大利亚参加第一次卡扎布会议的记忆。当我们走到检查护照的关卡时，一队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的官员正在对面等待着迎接我们。弗·琼斯递上他的护照。
“这是什么？”护照检查员指着弗·琼斯护照的“职业”一栏，慢吞吞地问。
弗·琼斯填的是“绅士”。
“这就是我的职业，”弗·琼斯极有礼貌地回答说，“我没有其它职业。我是个绅士。你们这里没有绅士？”
那个澳大利亚人挺起腰杆，幸好我设法把澳大利亚安全和情报组织的那伙人的注意力引了过来，他们急忙解释并把我们推出关口。弗·琼斯在以后的几天里一直笑哈哈的，好像他是单枪匹马地赢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团体比赛似的。
弗·琼斯把军情五处办成了一个选民们的民主机构。如果你是一名可以信任的高级官员，他总是欢迎你的，而且他的态度也总是那么亲切。但他和年轻一代官员的关系却一直很疏远，而且不了解下层官员中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
白厅中很少有人对弗·琼斯的退休表示悲伤。在他的接班人问题的争执达到高峰时，他主动提出在处里再呆一个月，让汉利在当副手时有更多的时间显示自己的才能，但是内政部却不接受。琼斯讲了实话，因而引起了政客们和文职人员们的仇恨；琼斯也很会保守秘密，因而成了害怕和怀疑的对象。
一年以后，狄克·怀特也离职了，英国情报部门失去了两员最重要的大将。他们的贡献无论怎么夸张也不过分。他们是完美的一对。狄克是机灵的情报分析家，经常给白厅和唐宁街十号带来缓和的气氛；弗·琼斯则生性倔强，常常警告别人而且报告坏消息。
二十年来我只在一个问题上同他们翻过脸——上层被渗透问题。我想历史将会作出公正的裁决，即他们从来没有准备使用强制的方法把这个问题调查清楚，结果使许多决议半途而废，使这个问题不断恶化，结果导致了许多不该造成的损失。但除了这一点，他们的贡献是巨大的。他们连接新旧世界，共同为英国情报事业在世界上建立了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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