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利刚搬进局长办公室的时候，好像有些拘束。他知道大家对他的任命颇有争议，因而行动更加小心。他要设法赢得政治靠山和白厅主子的信任，让他们对他放心，所以他比那些地位巩固的人更容易妥协。
汉利是个聪明人，比弗·琼斯要高一筹，然而他却没有琼斯那种坚强的性格。我不像信任琼斯那样信任汉利。自从琼斯离开安全局以后，我就很少去办公室。安全局开始发生了变化，而在最后四年里发生的变化对我来说，意味着一种诀别。
最初发生的变化是很微妙的——一些零碎杂事，例如，汉利不像琼斯那样让别人搭乘他的车——但这些微小的变化却发生了愈来愈大的影响。我们的办公室先从莱肯菲尔德大楼搬到马尔博罗街，又搬到高尔街灰黄色的公寓里。我曾向汉利建议把办公室搬到绿化较好的地方例如切尔特南，但他却坚持办公室应留在伦敦。他开始培植自己的帮派，他们年青聪明，但全是文职官员——他们比军队的人更为可靠。我开始感到我们这一代正在逐渐消失。尽管我们之间有差别，我们当中那些从事过搜索内奸的伟大事业的人，无论站在哪边，都在迅速地消失。英雄辈出的时代正在被庸人辈出的时代所取代。
汉利上任后不久，就通知我去谈工作。
他对我说：“彼得，我对你很信任。只要我当一天局长，你就有一天饭吃。”我知道他这话是针对我在D 处三科最后一年中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说的。
他还建议我辞去K处的顾问职务，专门在他手下工作。
“我让你当我的反间谍私人顾问，”他说，“你可以在我隔壁的房间里办公，并像以前那样翻阅所有文件。但我想让你为我研究些新问题。我不希望你整天陷在K 处的案件中，我要你考虑未来。”
我们制定一个新的日程，其中某些部分是我喜爱的，但有些却是我不喜欢的。他要我继续负责“维诺纳”工作，并同意我们应当在世界范围内对遗留通讯进行一次全面的搜索。
他要我注意北爱尔兰的情况。
“彼得，你给我出点主意，”他对我说，“看看，你能做些什么……”
他让我负责计算机工作小组。当时这个小组正在计划将军情五处的档案工作实现计算机化，预计在七十年代中期会出现一个飞跃。D 处三科曾使我透彻地了解到档案室在帮助查找追踪线索时的作用。汉利希望我把这些技术应用于计算机化的工作中去。
开始，我以为在爱尔兰可以找到生机勃勃的新生活。我到那里去了几趟以后，却使我想起塞浦路斯，动摇不定的英国政策在那里加剧了矛盾的激化。我第一次访问爱尔兰时，英国政府正在向全世界宣称英国同爱尔兰的局势已经好转。我用了整整半个月时间，审阅了一年中的全部爆炸事件记录。我画了一张表，这张表说明爆炸事件正在直线上升。这就是好转的安全局势！同塞浦路斯一样，军队和政客们干脆拒绝面对现实。
我唯一的建议就是在爱尔兰共和国的电话线上安装一个窃听系统。爱尔兰共和国通过边境的线路都隐蔽得很好，而临时共和军的重要通讯都是从共和国西海岸传送到都柏林的。我设计了一个方案，用一个小包装箱的窃听机来截取从英国驻都柏林使馆阁楼发出来的微波。尽管军情五处批准了这一计划，但外交部却否定了这个计划。当时就要签定森宁代尔协定了，外交部非常害怕有关这个计划的消息泄漏出去。我向他们指出，塞浦路斯的根本教训就在于没有一个决定性的安全优势，因而政治谈判极不稳定。但当时他们听不进去，因此后来森宁代尔协定的流产对我来说就毫不意外了。
都柏林计划没有实现，我很失望。从这件事我看到，官僚们对局势的控制已经到了专横的地步，二十年前我们是可以毫无顾忌地处理这件事的。我曾建议研究一下对临时共和军安装伪装炸弹的可能性。这一计划在军情六处的协助下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正如当时我们在塞浦路斯的格里瓦斯的电话线上安装伪装接收机一样。但这次就连军情五处的负责人员也很害怕，拒绝对计划作进一步研究。
“这是谋杀。”他们说。
“他们每天都在残杀无辜，”我说，“你们认为英国人民会希望我们采取什么政策呢？”
爱尔兰局势是使军情五处对国内问题发生决定性改变的因素之一。六十年代的学潮到了七十年代初逐渐被罢工所取代，一九七二年的煤矿工人罢工以及连续不断的汽车工人罢工对希思政府的决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收集有关国内颠覆活动的情报。
这也是军情五处头儿最敏感的一个领域，需要一位有魄力的人物来保持他和整个五处的独立地位。汉利上台前后的情况说明，他事先没有应付这种压力的准备。琼斯当年一贯维护军情五处的独立地位，而汉利则决定听从上级的命令，尽量向他们提供大量的有关国内问题的情报。
按照传统，K处一直在军情五处享有最高的威信，而F处则是军情五处的一个穷亲戚，有能力的官员都不到那儿去。F 处的工作一向不负责任，而且主持F 处的是个整天乐呵呵的酒徒。汉利上台以后，对K 处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却对F 处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从此，我们就失去了包括迈克尔·麦考尔在内的一大批功绩卓著的反间谍官员。
然而这一变动的潜在危机出现在我退休以后。一九八一年约翰·琼斯爵士被任命为局长，他是汉利的新组织中F 处的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终于在最高宝座上立稳了脚根。他是继霍利斯以后的第一个没有反间谍工作经验而获得成功的局长。他是一个十足的F 处官员，他的任命充分说明军情五处中心力量的决定性转折。
汉利上台后不久，曾召集A处和F处的高级官员开会，讨论怎样确定军情五处变化中的首要任务。会议一开始，汉利就作了关于国内颠覆活动情况和他称之为“广泛的左派势力”问题的报告。他说首相和内政部要求我们把主要精力用来对付这个目标。然后，他又让F 处的一名叫做戴维·兰塞姆的野心勃勃的青年起来发言。他简略地汇报了一批左翼团体，如工人革命党、社会主义工人党等组织的结构和活动情况。
汉利很喜欢搞讨论会，这个会几乎开了整整一天。F 处要求放宽对窃听电话和截查信件的限制，并希望同邮局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由于敌人是分散的，他们必须依靠通讯来建立联系，因而依靠通讯来找问题是惟一的方法。约翰·琼斯善于鼓动。他宣称，F 处所需要的技术资源应由K 处来做主，因为指挥间谍已经不能作为掩护的主要手段了。首先他不能让他的官员们打入这些左翼团体，因为他们大都生活淫荡，军情五处甚至连一个官员也不愿意为国家作些牺牲。换言之，如果招募间谍，必定要冒社会生活和丑闻的危险，因此，惟一的办法就是使用技术手段。看来，汉利是同意琼斯的。
但我却从另外一个角度谈了间谍的价值。
“如果你想监视这些团体的话，应当使用间谍，”我后来私下对汉利说，“如果你把所有技术经费都用于对付他们的话，将来就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对邮局终究不能像对自己人那样信任，邮局是肯定会出差错的。”
我对于计算机工作小组的看法也一样。我很快明白了F 处对计算机小组有兴趣主要在于建立广泛的计算机网络，主要是同纽卡斯尔全国保险计算机公司的网络。过去我们总是可以从全国保险记录中得到材料，只要我们真正需要的话。我们在那里有几个秘密工作人员，一旦我们需要什么资料，就可以和他们联系，然而这与他们所要建立一个直接的计算机网络完全是两回事。
我并不是唯一被这些变化搅得心烦意乱的人，在老的反苏情报官员中还有不少人也对此不安。我们看出，以前的辛勤劳动将在追踪这些无足轻重的左翼团体中丧失得一干二净。再者，向计算机时代进军意味着降低情报人员的价值，以后我们将成为数据处理员了，只要按一下键盘，就可以扫掠成千上万的姓名。
在最后的几年中，我愈来愈多地听到人们感叹“情报工作的乐趣已经消失了”。
汉利却没有意识到他将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说出来会让人相信的，当我们闯入苏联外交人员的住宅时，公众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但我们在大范围内搞监视活动，则将引起不堪设想的后果，人们会说我们在搞“专制主义”。
D 处的老一辈官员认为工人革命党、社会主义工人党和核裁军运动等团体与该处的宗旨关系不大。诚然，我们应当注意他们的行动，这样我们也就满足了，因为他们并不是克格勃的主攻目标。克格勃的主要目标仍是情报部门和文职部门，而六十年代，工会和工党也日益成为他们的目标了。
六十年代以来，军情五处的档案里有一大批有关克格勃对工会和工党进行渗透的材料。这些材料主要来自两个捷克叛逃分子：弗罗利克和奥古斯特。他们列出一批工党政治家和工会首领的名字，说他们是东方集团的代理人。他们当中有些人确实被挖了出来，例如议员威尔·欧文一案。欧文承认曾在十年当中向捷克斯洛伐克的情报人员提供了情报，他因此而得到成千上万的英镑。然而在一九七0 年起诉时，则因为欧文没有接触过机密，而那个捷克叛逃分子又没有在欧文受审时提供文件证据，因而欧文被无罪释放。
汤姆·德赖伯格是另一名被捷克叛逃者所提到的议员。我要亲自见他，他最后终于承认他财迷心窍，正在为捷克上司提供情报。后来我们又对德赖伯格盘问了一阵，他除了提供了一些有关工党某些人的桃色新闻外，再没有提供我们感兴趣的事了。
德赖伯格所提供的情报中值得一提的是，他曾把他的公寓借给一位内阁部长，以便这位部长能和他的情人幽会。德赖伯格企图查明这位部长新欢的身份。一天傍晚，部长离开公寓后，他搜查了房间，发现一封写给工党著名女党员的信。德赖伯格说当时他委实吓了一跳。后来他向部长谈了这件事并提醒他小心，防止他的行为成为社会生活的话柄！德赖伯格肯定把这些事告诉了他的捷克朋友们，他对工党内部机密的关心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
捷克叛逃者说，另一个为他们工作的议员是约翰·斯通豪斯。我们曾对他进行了口头审讯，当时哈罗德·威尔逊也在场，斯通豪斯矢口否认他的罪行，我们只好撤回了对他的起诉。
这就是形成军情五处与首相之间曲折关系的前后情况。人们写了许多关于哈罗德·威尔逊和军情五处之间的关系的书，但其中有些情况不够准确。我以为哈罗德·威尔逊和军情五处的故事应起始于一九六三年休·盖茨克尔的逝世。盖茨克尔是威尔逊以前的工党领袖，我不仅认识而且非常崇敬他。我是在黑河航海俱乐部认识他和他的家人的，我记得在他去世的前一个月，他还告诉我他要去苏联。
盖茨克尔去世以后，他的医生同军情五处联系要求会见安全局的人。反苏联间谍工作负责人阿瑟·马丁去接见了他。医生向马丁解释说他对盖茨克尔的去世感到不安。他说盖茨克尔死于一种破坏人体器官的疾病，叫做扩散性狼疮。他告诉马丁，这种疾病在温带气候的国家是少见的，而且无法肯定盖茨克尔最近去过什么可能传染上这种疾病的地方。
马丁建议我到波顿草原，即国防部化学和微生物实验室去一趟。我去拜访了化学武器实验室的负责人拉德尔博士，向他征求意见。他说没人知道一个人是怎样患上狼疮的，有人怀疑狼疮是由一种真菌引起的，他也不知道患狼疮的人是怎样把这种病传染给别人的。我回来后根据上述情况写了个报告。
接着又发生了一件事。戈利金主动交待说，在他最后几年的间谍生涯中，曾同克格勃的“潮湿事件”处，即十三处有过交往。这是一个专管暗杀行动的处。他说在他离开前，曾听说这个处正在计划暗杀一位欧洲的高级政治家，以便在最高领导位置上安插自己的间谍。他不知道暗杀计划在哪个国家进行，但却说十三处的处长是罗丁将军。罗丁在英国呆了许多年，由于升任十三处处长而调回国，他对英国政界的情况一定很熟悉。
我们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因为拉德尔博士说狼疮的感染渠道不清。我便同吉姆·安格尔顿商量。他说他要查查苏联的科技文献，看看他们是否了解狼疮病。过了一两个月以后，他寄了一份狼疮病的论文给我们，这是他从一份俄文科技杂志上翻译过来的。这篇论文是几年以前发表的。安格尔顿说，在所有能查找的苏联文献中，他们只找到这篇论文。根据这篇论文，苏联人在小白鼠身上做实验时发现狼疮是由一种特殊的化学制品诱发的，但用这种特殊的化学制品暗杀盖茨克尔不太可能，因为在人体内诱发狼疮需要使用大剂量的化学制品，而且还得经常使用。我把这篇论文送给拉德尔，他对苏联在这方面的研究水平感到吃惊。他确信盖茨克尔不可能被有毒的咖啡或饼干毒死。但他说这篇论文是七年前发表的，因此，如果苏联人一直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那么现在可能已经发明了小剂量的，甚至只用一针就可以致命的药物。他说除非做大量的科学实验，否则无法证实这一猜测，但现在波顿草原的任务已经超额了，不能再接受这一任务了。
我说我要回去同上级商量一下这个问题。于是，根据拉德尔的情况我又写了一份报告，并同拉德尔本人核实了一下报告的内容。我回到军情五处同他们详细讨论了这件事，大家一致认为在没有进一步掌握苏联人确实使用了这种药物来进行暗杀的证据之前，我们不能贸然行动。在以后的几年里，我密切注意收集各种证据，并要求拉德尔也进行这项工作。不用说，我们再没有发现什么人死于狼疮。当然如果军情五处的上层人物中有人向苏联人泄密，那苏联人一定会知道我们在怀疑。因此，我敢肯定，他们再也不会在我们中间使用这种方法了。
这时哈罗德·威尔逊已经当了首相，因此他必然受到了军情五处的注视。威尔逊在担任首相之前，曾在一个东西方贸易机构中工作，并多次访问过苏联。军情五处很清楚克格勃会想尽办法使来访的人落入圈套，因此他们提醒威尔逊警惕苏联人的诡计。在威尔逊继盖茨克尔担任了工党领袖以后，工党与军情五处之间的摩擦又增多了一个根源。威尔逊在身边收罗了许多东欧国家的侨民商人，而这些人中有些正是军情五处所要调查的对象。
一九六四年哈罗德·威尔逊任首相后，安格尔顿专程前往英国拜访当时主管反间谍工作的弗·琼斯。安格尔顿向我们提供了许多非常机密的情报，然而他却不肯透露情报提供者的真实姓名。根据安格尔顿的情报，这个情报源指控威尔逊是苏联间谍。他又说，如果军情五处能够保密，不让政界知道，他就愿意提供更加详细的证据和情报。这种指控的确使人难以相信，但安格尔顿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反间谍处的处长，我们只好认真听取他的报告。毫不奇怪，军情五处的负责人对安格尔顿提供情报时的态度感到非常不安。他们深思熟虑以后，拒绝接受安格尔顿对使用这一情报的限制，结果我们再也没得到什么情报。然而我们还是把安格尔顿的情报记录在案，代号为“燕麦束”。
霍利斯退休以后，由弗·琼斯任局长。我去找琼斯，告诉他我正打算去美国访问，并问他是否可以同安格尔顿谈谈“燕麦束”问题，了解更多的细节。他同意了，但却反复强调我们不能在安格尔顿面前对他提供的任何情报承担保证。在华盛顿，我会晤了安格尔顿。他故伎重演，含含糊糊地告诉了许多同苏联人“秘密会晤”的情报，但当我追问细节时，他却没词儿了。从我的惨痛教训中，我深深悟出了安格尔顿具有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捏造证据的本领。
“燕麦束”事件不过是个插曲。六十年代末，根据军情五处的情报，苏联已经在工党里安插了内线。首先捷克斯洛伐克的叛逃者弗罗利克和奥古斯特来到西方并列出了一连串工党议员和工会骨干的名字，他们都是被苏联人成功地招募过去的间谍。接着我们又从奥列格·利艾林那里得到了最富于灾难性的情报，当利艾林在原来工作的地方进行间谍活动时，曾对军情五处谈了他的朋友瓦伊果卡斯的情况，瓦伊果卡斯是克格勃的官员，公开身份是苏联驻伦敦贸易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利艾林告诉我们，瓦伊果卡斯曾声称同哈罗德·威尔逊的好友、立陶宛流亡分子约瑟夫·卡根有过交往。卡根曾向威尔逊的私人办事处提供过资助，而且大选时曾借给威尔逊一架飞机，此外威尔逊还穿着卡根的雨衣照过许多照片，而卡根的雨衣是瓦伊果卡斯在利兹附近的一家工厂里做的。
军情五处自然对查明卡根是否与瓦伊果卡斯有关一事感到非常焦急。我们对瓦伊果卡斯进行了严密的监视，并想到他的工厂去招募一些间谍。一九七一年在驱逐一百零五名苏联间谍以后，我们终于见到了这两个人。当时哈罗德·威尔逊已经退休。他找伦敦警察局长、一家卡根公司的顾问阿瑟·扬爵士。威尔逊要他设法让他同军情五处的人见面，谈谈卡根的情况。弗·琼斯认为威尔逊提出这一要求相当奇怪，然而，他还是同意派哈里·沃顿去同威尔逊见面。沃顿当时正在负责处理利文林的叛逃事件，他向威尔逊介绍了利文林指控卡根与瓦伊果卡斯有交往。威尔逊明确告诉沃顿，他根本不知道这个情况，也没同卡根讨论过这种事。卡根后来承认在下棋时见过瓦伊果卡斯，但却矢口否认参与过间谍活动。
威尔逊认为军情五处的这一行为是企图往工党和他的脸上抹黑。保守党执政以后，他们对这件事也发生了兴趣。维克托经常向我埋怨唐宁街十号所收到的情况报告的质量不好：“他们干活吊儿郎当，你就不能告诉我一点有价值的情报吗？”
一九七二年他又告诉我，在内阁会议上听了杰克·琼斯和休·斯坎伦的讲话以后，希思吃了一惊，琼斯和斯坎伦是七十年代初期两位很有影响的工会首领。
“希思觉得这两个人讲的话像共产党。我问F 处是否掌握了有关他们的什么材料，可他们肯定就没有什么真凭实据。”他说。
维克托从闲谈中获悉两名捷克叛逃者正在向我们提供有关工会和工党进行颠覆活动的情报，于是他向我打听实情。我要他根据要求搞一份正式的备忘录，以便我了解要处理的事。那天晚上，我就收到了维克托的备忘录。
他在开头写道：“首相急于了解……”这是典型的维克托文体。
我把维克托的来函送给弗·琼斯。他阅后在空白处批道：“请把他想知道的一切告诉他！”
我把档案统统翻出，仔细地摘编弗罗利克和奥古斯特所提供的情报。我只是全面收集资料，不作任何结论。
整个白厅对我的做法炸开了锅。内阁大臣约翰·亨特召见我，并质问道在如此关键的时刻，把反对党的材料送到执政党的手里，居心何在？
我竭力为自己辩护，说并没有什么政治目的。中央政策研究委员会的首脑也要我向他汇报情况。我把资料交给了他，并告诉他这些材料是经过军情五处的局长批准的。如果这些材料已引起了什么尴尬的局面的话，这并不是我的过错。
“如果因材料引起了什么尴尬局面我们就不能分发，那么我们就失去了送文件来的意义了！”
弗·琼斯和维克托总是为我说话。维克托喜欢凑热闹，他写了一系列的备忘录，在白厅到处散发，为安全局辩护说他们有权为唐宁街十号提供它所需要的情报。备忘录简直是对内政部特权的一种公开藐视！菲利普·艾伦勃然大怒，竟然好几年没有跟我讲过一句话。他写了一张便条塞给维克托，维克托玩世不恭地把它拿给我看。“少管闲事！”艾伦恶声恶气地说。
一天下午，正当大家吵成一团，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我在内阁办公大楼维克托办公室里看见特德·希思在门口张望了一下。
“首相，”维克托说，“我想你应当见见彼得·赖特，他是白厅的奇特人物之—……”
希思对我望了一眼，丝毫没有幽默感。他问我在哪里工作。
“在安全局，先生。”我回答道。
他哼了一声。
“彼得是负责汇报颠覆活动的，最近颠覆活动引起了麻烦。”维克托兴致勃勃地说。
希思立即用冷冷的眼光盯着我。
“你不应当搅在政治问题里，”他狠狠地说，“我们有专门处理这类问题的机构。”
他转过身去，大步走出了办公室。
“维克托，我的上帝。”我说。
“别着急，”维克托回答说，“特德总是这个样子。我以后再跟他谈。”
第二天，维克托打来了电话。他告诉我希思那天晚上仔细阅读了所有的报告。
“这是真的，维克托？”希思问道，口气里流露出一种惊奇、高兴的神情。维克托告诉他这些完全是事实，于是便加速了他开始保护权力的斗争。
当然并不是所有对情报的需求都是合法的。一天晚上，维克托请我到圣詹姆斯广场去喝酒。
“我想你应当见见一位商人，”他对我说，“他是一个很有钱的企业家。”
那时我正和维克托讨论著退休问题。一九七二年我终于明白了一九五五年军情五处有关我的退休金的保证是一张空头支票。为了加入安全局，我被迫放弃了向海军部索取十五年退休金的权力。当时卡明曾一口答应给我附加补贴或者用其他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但在乌烟瘴气的新军情五处，一位绅士的承诺已经变为历史了。按照规定，我没有退休金，而在我后面参加情报部门的科学家（总共约五十名）却得到了自己的退休金，这都是由于我与这种不公平作了坚决的斗争而得来的。
没有退休金对我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我在军情五处最后的几年里一直不痛快。我自然要想到做保安工作的可能性。保安工作对我并没有什么吸引力，但它仍是弥补我那被野蛮手段剥夺去的退休金的一种稳妥的方法。最初维克托和我讨论了让我参加N．M．罗思柴尔德的工作的想法，但汉利却对这一建议很不高兴。所以当维克托听到这位商人在寻找一位保安人员的消息以后，就建议我去会见他。
我一见到这位商人就感到厌恶。我很清楚他是一个急功近利的小人。他一边喝酒一边漫无边际地大谈特谈，说他要找一位“了解内情”的人来向他提建议和指导，但他却对自己的意图含糊其辞，也没有提及报酬一事。最后，他建议我同他和他的一些同事在伦敦的一家饭店里共进午餐，以便仔细讨论他的建议。
他的同事是一伙乌合之众，他们都已经退休。这些人原先都是各种情报部门和安全组织的工作人员，他们也曾风流一时，但现在却早已夕阳西下，走向衰亡了。另外一些主要是商人，他们以间谍自诩，激动地会聚一堂，并不在乎他们自己早被淘汰的事实。
这次，我未来的雇主却直接把话给我挑明了。
“我们代表我们这一帮忧国忧民的人士。”他冠冕堂皇地说。
他有点像失眠的安格尔顿，他说他们所感兴趣的是怎样阻止工党再度执政。
“一旦工党上台，我们就会失去我们所能享有的一切自由。”他说。
其它的人也点点头。
“你们认为我能帮什么忙呢？”我问道。
“情报，”他说，“我们需要情报，而且我相信你拥有这些情报。”
“你们究竟要哪些情报？”我问。
“一切有关威尔逊的情报都有用。有许多人会出大价钱。”
“但我是安全局的成员……”我说。
他傲慢地摆摆手。
“尽早退休。我们将为你安排……”
我跟他们敷衍了整整一晚，但却没泄露半点风声。第二天我去找汉利向他汇报这些情况，我建议让我作为代理人继续监视那伙人的活动，但汉利认为小心谨慎是上策。
“别理他们，彼得，”他说，“那是个肮脏的游戏，你别卷进去。”
汉利对我们在六十年代收集的有关威尔逊和工党的资料知道得很少，因此我积极建议他读读这些资料。我告诉他，大选即将开始，这些资料也许有用。
“这些资料同‘流畅’报告一样，”他看完后说，“到处都是烟，却看不到火。”
然而，他同意为了谨慎起见再对资料研究一番，特别是安格尔顿正在用威尔逊的问题同我们纠缠。我告诉汉利出于政治的考虑，我们应当做点什么事来装点样子。
一九七四年初，每件事都发展到了它们的政治顶峰。少数工党政府的人当选，而军情五处正掌握着重要情报，一旦泄露，后果则不堪设想。首相本人正在受到调查的消息至少会导致首相的辞职，军情五处的一些官员并没忘记这一点。
一天下午，我的办公室里来了两位同事和另外三四名官员。我合上正在阅读的档案，问他们有什么事。
“我们知道你正重新调查威尔逊案件。”年长的一位说。
“你知道我不能谈这事。”我告诉他。
我觉得这样回答有点失礼，但我不喜欢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受人围攻。
“威尔逊是一大威胁，”一个年轻官员说，“让大家知道真相的时候到了。”
这种偏激的话语，我听到不止一次了。一九六八年军情五处内部曾出现过一些普遍的情绪，那时曾有人作过努力试图对威尔逊设置障碍。我们的长期外围人员、《每日镜报》的巨头塞西尔·金曾明确表示，军情五处有意向他透露的任何消息，他都将立即发表。这就是所谓的塞西尔·金“政变”。塞西尔深信，只要一刊登这类消息，工党就会垮台，而接替工党的则是以蒙巴顿勋爵为首的联合政府。
一九六八年我对弗·琼斯说，军情五处群情激奋，但他非常镇定。
“你可以告诫那些想泄露机密的人，出了问题，我可没法管。”
他知道这句话将发生作用。
然而一九七四年的形势更加恶化。计划很简单：由于议院内部的局势极不稳定，大选必须在几个月内进行，而在大选的准备阶段，将设法向同情我们的新闻界人士透露一些有选择性的有关工党首领，特别是威尔逊的情报。通过报界和工会官员，我们就可能把军情五处档案内的资料和认为威尔逊对安全构成威胁的消息散布出去。
安全局的呼声和舆论已造起来了，三十多个官员赞同这一计划。一些档案的影印件已经准备好并发给了海外报纸，为了大造声势，还准备在议院里尽力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拉姆齐·麦克唐纳的第一届工党政府就是被季诺维也夫的一封影印信件在一九二四年搞垮的。
“我们要把他拉下台，这次一定要拉下台。”他们当中的一位官员说。
“你们为什么要叫我参加？”我问。
“这个嘛，你并不比我们更喜欢威尔逊……另外你已经看到了最新的材料——盖茨克尔事件等等。”
“但这些材料都在局长的保险柜里。”
“是的，但你能复制它们。”
“我可得想一想，”我说，“在走这一步之前我得好好考虑考虑。你们得给我几天时间。”
开始我受到了引诱。这是魔鬼让游手好闲的人干的，而我现在是在混时间等退休，这种疯狂的计划必然对我具有强烈的诱惑力。我感到有一阵冲动，国家似乎已经面临着大灾难，为什么不趁火打劫，就势推它一把呢？不管怎样，我的机密负担太重了，稍稍减轻一点负担会使我感到轻松些。
劝我放弃这种想法的是维克托。
“我并不比你更喜欢威尔逊，但如果你参与了这件事，你将会被人剁成碎片。”他对我说。
他是对的。我只剩下一年多时间就要退休了，为什么要为了一时的疯狂而毁了一切呢？
几天以后，我告诉那伙人的负责人，我不愿意去搞档案。
“我很乐意帮助你们，”我说，“但我不能冒这个险。现在我只能拿到一半退休金。我总不能连这点退休金也不要吧。”
参与这项活动的一些人态度很激烈。他们不断说这是把威尔逊拉下台的最后机会。
“你一旦退休，”他们说，“我们就再也搞不到这些档案了！”
但我决心已定。即使他们笑话我胆小，我也决不动摇。
一九七四年的整个下半年和一九七五年初我尽量呆在国外，在世界范围内追踪“维诺纳”通讯。有关威尔逊的整个故事并没有出现，但我很清楚，这伙人仍在竭尽全力推行他们的计划，难怪后来威尔逊说他是阴谋的牺牲品！
一九七五年夏，我同莫里斯·奥德菲尔德在洛基茨一同吃饭。我们俩定期在一起吃饭，他了然一身，喜欢在每天晚上闲扯一阵。在两次失败以后，他终于爬上了军情六处的最高层。我真为他高兴。莫里斯是个好人，很少管闲事。那天晚上，我看得出他有心事。
他谈起威尔逊。他问我，那儿的人们情绪怎样？他不断听到各种谣言。
我什么也没透露。
“我们中间有许多人不喜欢他，他们认为他在破坏这个国家。”
显然莫里斯一直在想这件事，他一次又一次地谈起这个话题。
“你没说实话。”他最后说。
“我不这样认为，莫里斯……”
“我昨天受到首相的接见，”他说，突然改变了语调，“他谈起有人在搞阴谋。很明显他已经听说你那一伙人在四处活动，煽风点火，反对他、马西姬·福肯德和唐宁街十号的共产主义者。”
他的声音渐渐低下来，仿佛对谈论这件事一点兴趣都没有。
“这很严重，彼得，”他又说，“我要知道一切。你知道水门事件在华盛顿搞成了什么样子。我们万一不小心也会发生同样的事件。”
我又要了杯白兰地，决定告诉他我所知道的一切。我把去年夏天反威尔逊计划告诉他以后，他问我汉利是否知道。
“他不知道。我看最好还是忘掉这事吧。”我说。
“我要你明天回局里去把这一切统统告诉汉利。”
他迈着踉跄的步伐向床边走去。
“别怕，”他回过头对我说。
“我不会怕的，”我说，“再有几个月我就退休了！”
第二天上午我见到了汉利。他听了我的汇报后，脸色像纸一样白。也许他曾经怀疑过局里反威尔逊的情绪会高涨，但现在他才听说手下有一半人卷进了这场推翻首相的阴谋。这时我暗自庆幸自己没有当官。
可笑的是，他的第一个反应是生莫里斯的气。
“该死的莫里斯，”他怒气冲冲地叫道，“居然管起我们的事来了。”
当他镇定下来以后，便问我这些阴谋分子的姓名。
我告诉了他这些人的名字，木已成舟，我无法再拒绝了。当我报名字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当时布伦特的心情。戴上面具去出卖别人从来就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你能照顾照顾他们吗？”我问汉利。
“一定得调查，当然。”他说。
威尔逊的事没结束我就离开了军情五处。以后汉利再也没和我提及这事。我听说一名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受命对内阁进行了私下调查。以后又听说汉利进行了一些改革，主要在招募人员方面，试图向军情五处输进新鲜血液。这大概可以解释在我退休定居澳大利亚不久收到的那封迈克尔·汉利的秘密来信。
“当你知道公司通过最近的检验，并且在正常工作的消息以后，一定会感到欣慰。”汉利在信中写道。
这以后不久，威尔逊就辞职了。正如我们在办公室里常说的那样：“政治家们来去无常，而安全局却永远向前。”
有关哈罗德·威尔逊的街谈巷议很快平息了，正如一九七四年霍利斯事件突然起死回生一般。霍利斯事件自从一九六九年审理过以后就一直无人问津。我原先以为汉利接管后可能会重新审理，但我很快发现他的意图是少管闲事。他极力想忘记过去的伤疤，而且急于想把我同K 处的案子以及现行的调查分开。
每当我提及这事，他总是说：“我很坦率。”
惧怕丑闻，成了六十年代负责处理动乱官员的最大顾虑。但现在不管问题是大是小，人们愈来愈清楚，这个问题已经了结了。我与维克托讨论是否有可能重新审理这个案件。
“现在还为时过早，”他总是这样对我说，“还得等一等。我将设法把这件事告诉特德，但不是现在。我们要让汉利从危险中拔出来，整个事情太重大了。我们必须再等一等。”
一九七五年大家以为布伦特患了癌症，不会久于人世。这时对丑闻的恐慌达到了高峰。维克托向我打听，我是否以为布伦特会立下遗嘱在他辞世以后发表，揭开整个事件的真相。我也曾经常常向布伦特问起这事，他一直否认有这种打算。然而，他的语气充满了报复，我不敢贸然相信。
维克托比任何局外人都清楚布伦特捣什么乱。他和希思对普罗富莫丑闻给上届保守党政府造成的损失至今仍记忆犹新，而且非常害怕布伦特用同样的方法把他们搞垮。这不仅仅只是免予起诉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可怕的可能性，他也许会说出同伙的姓名，不管他们是死还是活，也许他会留一份三十年代的艳遇记录。一旦这些有关性方面的失误在舰队街张扬出去，那就不止一人要身败名裂了，至少不止首相安东尼·艾登一人。
最后维克托要我立即帮他准备材料，对布伦特揭露事件的后果进行一番全面的估计。我在D 处三科时曾为内政部起草过各种有关“五人集团”的文件，但他们很不满意。军情五处的法律处坚持要删掉普罗克特和沃森等人的名字，理由是我们没有充分的证据。
“这没道理，”我同他们争道，“给内政部提供情报是我们的职责。如果由于没有证据就把我们坚信的事实删掉，那就是失职。”
维克托完全同意我，并强调说我的汇报要力求全面。我详细描述了“五人集团”的历史，并用了大量笔墨说明所有的联系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在我的汇报里，提到了四十个人。几个星期后，我去见罗伯特·阿姆斯特朗，向他报告十九号间谍的事，阿姆斯特朗对我的汇报表示感谢。
“这件事做得真棒，”他笑道，“这才是真正的情报。与我们平时收到的那些由文职人员起草的安全局的文件大不一样。”
这时人们正在传说阿瑟和斯蒂芬·德·莫布雷在四处游说，争取对霍利斯问题进行重新调查。这时，阿瑟已经退休，而斯蒂芬·德·莫布雷的工作生涯也已接近尾声。由于在六十年代末支持过戈利金及其理论，斯蒂芬在军情六处很不得人心。他的导师是克里斯托弗·菲尔波茨，斯蒂芬曾在菲尔波茨的指导下在华盛顿干过几年。后来菲尔波茨又把他带回国，从事反情报工作。自从菲尔波茨一九七0 年退休以后，德·莫布雷就失去了靠山。怀特下决心要把他赶走，后来莫里斯·奥德菲尔德建议把莫布雷调到马耳他，作为折衷。
一九七二年德·莫布雷从马耳他回来，发现霍利斯一案已经审理完毕。他煽风点火预备大干一场。奥德菲尔德和汉利非常害怕德·莫布雷把内部有苏联间谍的情报透露给某个议员，阿瑟却加紧同议院联系。阿瑟退休以后，一直在议院里担任秘书，以此来弥补退休金的不足。大家担心他会把过去二十年的各种灾难性事件告诉他的新朋友。
霍利斯一案并不是德·莫布雷所唯一关注的事，他还相信整个情报部门负责人的任免制度的基础是裙带关系，这必定会给以后的工作带来危机和灾难。他认为，只要一个间谍打进了一个组织，而且篡夺了领导大权，那他就可以随意任命他的人。
一次在我们吃晚饭的时候，奥德菲尔德提起德·莫布雷的事。
“你不能制止莫布雷吗？”他问我，而已明确表示，汉利也同意对莫布雷严加看管。奥德菲尔德想把霍利斯事件隐瞒起来，他这样做有他自己的目的。他一心想当军情六处的局长，但狄克·怀特的调动使他的妄想成了泡影。然而，他仍然不甘心，一心想当C 处处长。
我告诉他，我不知道我最终会对莫布雷和阿瑟产生什么影响。
“是这样。他们对你掌握的情况一无所知；也不了解这些事件有多么微妙。只要传出一点丑闻的风声，我们就吃不消。”
可怜的莫里斯如此爽快，你一眼就可以看出他的勃勃野心。时间还早，他又扯起了今后的前途。
“当然，伦尼走了以后，即使轮到我坐庄我也不想久留……”他说。
他的语调愈来愈低沉。我知道他是想让我替他散布这些不满情绪。
过了几个星期，我同史蒂芬一起吃午饭。我试图说服他现在不是催促的时候。
“现在有许多事正在办，”我说，“我知道表面上看，似乎我们不在行动。但办案有各种方法，我们需要时间。”
但他不听我的劝告，并毫不隐瞒地认为我是汉利的人。
我其实也希望汉利主管的“维诺纳”搜查能为霍利斯一案提供主要的线索。也许在某个沾满灰尘的碗橱里可以发现更多的信号，使我们能有更多的吻合信号来破译那些中断线索的匿名者。
最近在现存的通讯上有了一个微小的突破，它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希望。杰弗里·萨德伯里正在研究一部分从未被破译的“搭扣”资料。根据先进的计算机分析，这种特殊通讯信号不是真正的“维诺纳”。它不是用一次性密码本进行编码的。根据词汇组的规则分布，萨德伯里猜想，这种信号可能是用某种电话号码本编码的。
我们去英国图书馆，把有关资料查了一遍，最后找出一本与上述情况相符的三十年代贸易统计数据簿，一夜之间就破译了大量的“搭扣”通讯。格鲁乌的通讯信号同我们破译的许多信号很相似，其中有一系列很有价值的电文。驻伦敦的格鲁乌成员西蒙·克雷默发给莫斯科中心的电文描述了他同化名为鲁恩·库兹钦斯基的格鲁乌间谍指挥人员的几次会晤情况。鲁思·库兹钦斯基的真名是索妮妮。
整个六十年代，我们认为索妮妮的通讯没有价值，因而取消了对它的监听。军情五处相信索妮妮到英国是为了躲避纳粹和战争，而且直到一九四四年克劳斯·富克斯自愿加入苏联情报部以后才积极为苏联情报部工作。通讯总部也完全否认索妮妮在一九四一到一九四三年之间在牛津附近的家里发过这些无线电电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