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情六处一个倒霉的官员在电话里恳切地央求我们告诉他该如何处理那个珠宝窃贼以及钻石和被毁坏的公寓，温特博恩听了之后忍俊不禁。后来，他们限令窃贼在两小时之内去欧洲大陆，然后派贾格尔去修好公寓的破损处。
我在A 处二科呆了两三年以后，军情六处开始找上门来要我帮助他们规划他们的技术行动。和军情六处一起工作，我一向不感兴趣。老实说，他们总是策划一些在技术上没有多少成功把握的行动。为了便于吸引美国人参加他们的行动，他们总搞一些类似于柏林隧道那种史诗般的宏大工程。可这种宏大的工程一直没有搞成，而时光却在空耗，甚至连少量的、规模较小的、较为理智的行动也没有搞成。他们还热衷于毫无价值的装腔作势，我认为这不利于行动的安全，而且很危险。譬如，在波恩我们拟定对俄国大使馆采取的“蚯蚓”行动就是这样。
军情六处驻当地的官员逛到这个地方，有一次竟然同克格勃的安全警卫人员闲扯了起来。这种事若被当成茶余饭后的闲话还可以，可是登在每周部级情报摘要上反倒几乎没有人看。除了鲁莽瞎干，他们还常常海阔天空地还想，夸大其词地吹嘘，其荒谬程度令人瞠目。我曾在波恩非常合理地建议使用德国电线，以便一旦行动暴露，军情六处可以矢口否认，而把一切责任往当地的情报部门头上推。
军情六处分站站长说：“天哪，彼得，我们不能做那种不道德的事。”他显出一副道貌岸然的神情。
就我所知，军情六处所表现出来的道德全是做样子给白厅或军情五处看的。事实上，军情六处在约翰·辛克莱爵士的领导下已经成了一个累赘。它仍然拒绝正视由菲尔比这个苏联间谍所引起的可怕的后果。它还继续用三十年代的态度以及三十年代的人员设备在现代世界里开展工作，因而导致他们在一九五六年四月犯下了最大的错误——克拉布行动。对此我一点也不感到惊奇。
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乘坐“奥尔忠尼启则号”战舰访问英国，停泊在朴茨茅斯港。他们这次访问英国的目的是打算在适当的时刻改善英苏关系。军情五处决定在赫鲁晓夫下榻的克拉里奇旅馆的房间里进行窃听。在正常情况下，克拉里奇旅馆的电话系统里一直装有特别装置，因为军情五处对住在那里的许多外国人很感兴趣。我们了解到在赫鲁晓夫还没有住进去之前，俄国人就派了一个检查组对这个房间进行了检查。我们决定在这个时候首次启用经过专门改进的特别装置，这是约翰·泰勒在多利斯山实验室研制的。这种新型的特殊装置可以不用垫圈就进行安装，因此不易被人发现。我们可以用短波高频兆周在近距离内使电话工作，遥控设备就装在克拉里奇旅馆附近的格罗夫纳庄园里的一间办公室里。整个工作的效果令人十分满意。在赫鲁晓夫的整个访问期间，我们一直在窃听他的房间，实际上，我们获得的情报是没有什么价值的。赫鲁晓夫是个十分滑头的人，他在旅馆的房间里压根儿就不提任何有点价值的事。记得当时我坐在八楼，译报人员为我翻译他的谈话的大概意思。每次窃听赫鲁晓夫的谈话都是好几个小时，我指望着能从中获得重大价值的谈话内容。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临终前的情况只字不提，对克格勃头子贝利亚的命运也闭口不谈，相反，他对他的贴身男仆则大谈自己的衣着穿戴。他是一个极其爱慕虚荣的人，每次都花上几个小时在穿衣镜前精心地打扮自己，非常考究在什么地方对头发进行分路。我禁不住想起艾登，只有他才能与赫鲁晓夫比高低。这两个人都是肆无忌惮的，惟一感兴趣的是在世界大舞台上出风头。
正当军情五处仔细地窃听赫鲁晓夫时，军情六处却对“奥尔忠尼启则号”搞了一个拙劣的行动计划。军情六处伦敦站站长尼古拉·埃利奥特负责这次行动，他是伊顿公学前任校长的儿子。这艘战舰的航行速度比原来海军情报处所估计的要快得多。海军部对此一直不了解，于是军情六处想测量一下这艘俄国战舰的螺旋桨。埃利奥特安排了一个潜水员来执行这项任务，此人就是运气不佳的“巨型炸弹”克拉布海军中校。
实际上，这样的行动并不是军情六处的第一次尝试。他们在一年前就试图测量“奥尔忠尼启则号”的船身，当时这艘舰停在苏联的港口内。他们使用的是军情六处的一艘藏在斯托克斯湾的“X ”型袖珍潜艇，这种潜艇有供潜水员进出的干船舱，加之潜艇的体积小，可以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进入内河水域活动。一名海军潜水员想方设法进入了港口，但终因对方的安全防御工作严密而告失败。
在朴茨茅斯港进行的第二次尝试也以灾难而告终。克拉布身体笨重，年纪也太大了。他一去便不复返。后来一具无头死尸被冲上岸来，初步辨认就是他。军情六处伦敦分站的技术官员约翰·亨利在此之前就通知过我，说六处在筹措克拉布行动。我把这情况告诉了卡明。他从一开始就对这个行动能否成功产生了怀疑。这是军情六处冒险主义的典型例子，设想拙劣，执行情况更糟。我们大家都交叉着手指，祈祷着化险为夷。两天以后，约翰·亨利慌慌张张地来到卡明的办公室，告诉我们克拉布失踪了。
“我告诉尼古拉不要用‘巨型炸弹’，他患有心脏病。”他一再说。
我们对这种所谓的心脏病的解释表示怀疑，但也没有时间去仔细思索，军情六处这种好高骛远的秘密行动此时正面临着尴尬地公诸外界的风险。克拉布和他在军情六处的助手曾用他们的真实姓名在当地的一家旅馆住过。
“如果这事传出去，会发生可怕的骚动，”卡明气冲冲地吼道，“我们都要被拖出去游街示众。”
卡明急急忙忙地跑到狄克·怀特的办公室去，要求立即见到他。我们大家成群结队地跑上楼。狄克正端坐在他的桌子旁边，脸上看不到一丝表示欢迎的微笑。他那多年担任学校校长所受的训练又表现出来了，原有的魅力却消失得干干净净。
“俄国人刚刚问过海军部有关潜水员的事，他们只得矢口否认与此事有丝毫关系。我想，恐怕盖子不久就会揭开。”他简单扼要地说。
“约翰，你是怎么卷进这场混乱的？”他突然气呼呼地问。
亨利挨了骂，但仍然解释说，海军几个月来一直在逼着他们搞到“奥尔忠尼启则号”螺旋桨的详细资料。
“你知道艾登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抱怨说，“一分钟之前他说你可以做某件事，一分钟以后他又会说你不可以做某件事。我们以前认为这场冒险是可行的。”
怀特对他的话似乎并不信服。他揉了揉太阳穴，翻着文件。屋角的时钟节奏有致地走着，房间里到处都有恐慌的迹象。
“当然，我们会尽力帮助你，”他终于打破了这可怕的沉默，“今天晚上我去见首相，看看我能否设法不让事态扩大。同时，马尔科姆会让A 处二科归你调遣。”
亨利表示感谢，走出了房间。卡明给朴茨茅斯港的海关情报处打了电话，让他们去把旅馆登记簿上那两个人的名字抹掉。温特博恩和亨利赶到朴茨茅斯去收拾残局，但这些努力不能避免发生丑闻。当天晚上，赫鲁晓夫对潜水员的事提出公开的抗议，艾登为此丢尽了脸，被迫在下院作了声明。
伦敦的情报界仿佛像某郡的一个小村庄，大多数上层人物彼此都非常熟悉，以至于可以聚在一个俱乐部里喝酒。克拉布事件发生后的好几个星期里，这个村庄里的村民们仍在窃窃私语，期待着那不可避免的、人人都知道的命运的到来。我是军情五处内部事先知道克拉布事的少数几个人之一，我遵从亨利的劝告，对此一直保持着缄默。
“到处都有破绽，”亨利在克拉布出事不久私下里告诉我，“我们让爱德华·布里奇斯到这里收拾场面。”
此后不久，有一天早上卡明踱进我的办公室，脸上带着不高兴的神情。
“狄克要走了，”他喃喃自语，“他们要他去接管六处的工作。”
我认为，让狄克出任秘密情报局局长的决定是战后英国情报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军情五处在他的领导下，正在朝着现代化的道路踉踉跄跄地迈着步子，虽然这样的征象在五十年代中期还不明显。他既懂得需要改革，又尊重正统的那一套，这恰好能帮助他在不受阻挠的情况下实现他的目标。首先，他是一个反间谍官员，几乎可以称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反间谍官员，是个训练有素的局长料子。他了解自己的部下，了解存在的问题，他抱有建立一个高效率的反间谍组织的理想。然而，他才刚刚起步，便被某个头脑发热的政客调到一个他不熟悉的机构去，而且那里的人对他的前往怀着敌意。他无论到哪里，永远也不会像在军情五处那样富有成就。
然而，这不单是军情五处的损失。战后英国情报部门的主要问题在于对各个情报机构的相互作用缺乏一个明确的设想。在帝国已经不复存在的时代里，英国首先需要的是一个高效率的国内情报组织。很简单，军情六处是次要的，尤其是在政府通讯总部成立之后更是如此。但是，把狄克·怀特调到军情六处这一做法却抬高了它的地位，从而阻碍了一个合理化的情报机构的成长。他离开军情五处以后，军情五处被人全然忽视达十年之久。如果他留在军情五处，那么军情五处就能够治愈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创伤，在更好的条件下去迎接八十年代的挑战。
怀特的离去实在匆忙。同事们纷纷凑钱买了一套陈旧的英国银餐具送给他，并在军情五处的餐厅里举行了一个欢送会。那是一个依依惜别的场面。我当时与狄克还不熟，熟悉他的人都说他对是否应去军情六处感到犹豫不决，或许他已意识到，这一去便是永远离开了他一生尚未起步的事业。狄克在致告别辞时，声泪俱下。他谈到了战前那段时光，谈到在那时结下的友谊。他感谢卡明鼓励他加入军情五处，他骄傲地谈到在战时取得的成果。他祝愿我们大家一切如愿以偿。最后他赠辞说：
“今天下午我见到了首相，他向我保证，说要把军情五处的工作时刻铭记在心上。我高兴地宣布，首相已任命我的副手罗杰·霍利斯接替我的职务，这证实了他对军情五处充满着信心。我相信你们会同意我的意见，军情五处找不到比他更为可靠的继任者了。”
那位身材瘦长、微微驼背的穿着细条纹西服的人走上前去同狄克·怀特握手，那美妙而现代化的时代从此结束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