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的回合和第一回相比，程序和内容都是相同的，不同的只是样品码在依次减少，如第二回合样品码已减至9组，然后逐一减少，到第十回合时，样品码只剩下1组。毫无疑问，样品码越少，听样时间就越短，相应的辨别难度也就越大。但对阿炳而言似乎都没有难度，都简单。从第一回合开始到第十回合结束，没有一回叫他犯难的，更不要说出错了。没有错。非但没有错，而且每一回合他都是提前胜出的。而最快的是第五回合，他只听了一组码便击掌叫起来：
“行了，就是它！”
这个晚上让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到万分震惊和鼓舞！
练兵
求胜心切是当时701所有人的心情。
根据阿炳已有的天才本领，我们吴局长率先向首长提议，力荐阿炳马上投入实际侦听工作，并得到了在场多数人的赞同。在提议的背后，也有足够的理由支持，主要有三条：
1.虽然阿炳对福尔斯电码并不懂，但晚上的事实充分表明，懂与不懂跟他无关，不懂他照样能去伪存真，百里挑一。如果要等懂了才上机实战，那就不是他奇人阿炳了。
2.作为一个国家和军队的通讯系统，不管怎么变动，总是或多或少存在着一定的共性和特征。现在我们已经找到对方五十多套频率（几天中又可怜地增加了几套），这就是说，我们已经有了一定数量的“样品”。虽然那些未知敌台的声音不会跟这些“样品”的声音一模一样，甚至在常人听来可能完全不一样，但对能够把两条狗的血缘关系及雌雄辨别出来的阿炳来说，我们应该有信心相信他一定能在差异中寻求到蛛丝马迹的共性和暗合。
3.至于阿炳不会操作机器就更不是问题了。因为我们可以给他配上一个甚至几个701最出色的侦听员做他的助手，他们会给他解决实战中面临的所有具体操作问题。事实上，阿炳神奇的是他耳朵，我们要使用的也只是他的耳朵，等等。
我是当事者中惟一的反对者。但吴局长包括众多赞同者说得那么头头是道，以至把我都差点说服了。不过，出于谨慎，我还是道出了我反对的理由。我这样对大家说：
“也许我比大家更了解阿炳，阿炳是个什么人？奇才，怪人。奇在哪里？怪在哪里？我们不难看出，他一方面显得很天才，一方面又显得很弱智，而且两方面都很突出且不容置疑。我认为，缺乏正常的理性和思辨力，这是体现阿炳弱智的最大特征。在生活中，阿炳认定事物的方式和结果总是很简单，而且只要他认定的东西，是不可改变和怀疑的。这说明他很自信，很强大。但同时他又很脆弱，脆弱到了容不得任何责疑和对抗。当你和他发生对抗时，他除了自虐性的咆哮之外，没有任何抗拒和回旋的余地。关于这一点，局长在下午应该有所体会，而我通过这几天的接触则深有体会。请相信我的感觉，阿炳的脆弱和他的天才一样出众，一样无与伦比，他像一件透明的闪闪发光的玻璃器皿一样，经不起任何碰击，碰击了就要毁坏。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根据阿炳已有的表现，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就这样不做任何准备，派他直接上机实战，未必就一定会影响他天才的发挥，他剑走偏锋，一下来一个出奇制胜，这完全是可能的，而且可能性相当大。但我认为光可能不行，可能性很大也不行，必须是百分之百的。因为如果一旦出现失利，失败将极可能是百分之百的。正如大家说的，我们不能把阿炳视为常人，如果是一个平常人，他有如此高超的本领，我们又是那么求胜心切，不妨就这样盲目地让他去试一下，如果行，最好；不行，再回头来给他练练兵，等练完兵后再重新上阵也不是不可以的。问题是他不是常人，我们不能拿他去试，去冒险，因为万一不行，阿炳可能会由此对侦听工作产生无法消除的恐惧和厌恶，甚至很可能以后他一听到电波声就会咆哮，就会发抖，就会疯狂。这样他的天才，他天才的一面，对我们701来说就意味着被报销掉了。谁敢百分之百肯定他上机一定能剑走偏锋，在短时间内找到敌台？谁又知道他忍耐的极限时间有多久，是一天？两天？还是半天？还是一两个小时？所以，我建议大家还是保守一点好，给他一定的练兵时间，让他在有百分之百把握的情况下再投入实战……”
我的声音——余音——在会议室里静静地盘旋，大家静静地等待着首长发话。首长在众目睽睽下立起身，一步一停地走到我面前，然后又一字一顿地对我说：
“我听你的，我把他交给你。从现在开始，你可以动用我701任何人力和设备，只要是对他练兵有利的。”
“给我多少时间？
“你需要多少时间？”
我想了想：“半个月。”
首长咬牙切齿地说：“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我只给你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后你必须把人给我带进机房，而且必须是万无一失的，拿你的话说就是——百分之百不是冒险的！”
眼见为实
一个星期等于7天。
7天等于148个小时。
减去每天的睡眠时间，还有多少小时？
我成为侦听员是接受了8个月的培训，要算课时大概在两千节之上，而且大多数侦听员都是这么成长起来的。有一个姓林的北方人，是女的，开始在我们总机班当接线员，然而一个月下来她居然把701那么多人的声音都认清并牢记了。有这个本事当然应该去当侦听员。于是在我们毕业前3个月，她成了我们队上的插班生。当时教官们都不相信她能随我们如期毕业，但毕业时她各科的成绩都在大部分人之上，尤其是抄收福尔斯电码的速度（这绝对是我们的主课），遥遥领先于全队所有人，达到每分钟抄收224个电码的高速，几乎是当时我们全队平均成绩的双倍。一年后，在全国邮电系统举行的福尔斯电码抄收比赛中，她以261码/分钟的优异成绩勇夺桂冠，一度被系统内部人誉为“天兵神将”。
我说这些的意思是，无论如何，一个礼拜是训练不出一个侦听员的，即使阿炳的本事在人家“林神将”的10倍之上，这个时间也是远远不够的。但我是不可能增加时间的，谁也不可能。所以，我想，惟一的可能就是“偷工减料”，不指望把阿炳训练成真正合格的侦听员，而只是用这短短的时间尽量灌给他一些必不可少的东西，比如福尔斯电码，他起码要听得懂；另外，对我们已经找到的敌台，他应该反复地听录音，听出它们的特征和差异。前者是常识，后者是感觉，两者兼而有之，他上机才不至于莫名其妙。只能这样。但就这样，7天时间也只够点到为止。
一天。
两天。
三天。这天下午，我来到我们局长办公室，向他汇报阿炳练兵情况。我说，阿炳现在练兵达到的水平在某些方面已经不在“林神将”之下。局长要我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眼见为实。”我说，“局长，你不妨请院长一同去看看。”
局长当即抓起电话向院长汇报情况。院长听了，也以为是自己听错了话，要局长重新说一遍，局长便把我刚刚说过的请他去看看的话照搬了一遍，说：
“院长，眼见为实，你要有时间不妨亲自来看一看。”
701的宣誓仪式
还是几天前的会议室。
如果今后有人问阿炳是在哪里完成侦听员学业的，那就是这间简陋的会议室。
为了不叫院长和局长产生任何嫌疑，我关掉所有录放机，请局长亲自拟定至少8组“千数码”。然后，我要求发报员对着局长拟定的报文，以每分钟100码的速度发报。
“滴滴哒滴滴滴哒哒哒滴滴滴哒……”
发报完毕，我们都盯着阿炳。他似乎是睡着了一样的面无表情。局长纳闷地看看我，又看看阿炳，翕动着嘴唇，像要说什么。我赶紧示意他别出声。就在这时，阿炳像被我无声的手势惊动了似的，如梦初醒，长长地呼了口气，然后便朗朗有声地报诵起电文来：
“×××× ×××× ×××× ……”
8组码。
32位数字。
一组不拉。
只字不错。
跟原文一模一样！
一般讲，手写肯定是跟不上耳听的，一边抄录，一边把听到又来不及抄录的码子记在心上，这种技术行业内称之为“压码”。让两个一流的抄收员在比赛场上比高低，说到底就是比一个压码技术，谁压得多谁就可能胜出。我记得“林神将”在那次全系统练兵赛场上压的就是8组码。虽然由于速度不一，双方不能绝对等同，但由此我们不难想见，阿炳对福尔斯电码已经滚瓜烂熟到了何等地步。至于已有的50多套敌台“样品”录音，他根本不需反复听，只要听个一两遍，他便把它们间深藏的共性和差异全挖得有眉有目，可说可道的。总之，虽然规定的练兵时间尚未过半，但阿炳已经出色完成练兵内容，完成得尽善尽美。完美得有点假。
一个小时后，我陪同阿炳走进机关大院，在政治机关的小洋楼里，举行了阿炳志愿加入特别单位701的宣誓仪式。仪式是庄严的，对阿炳来说又是神秘的，面对一个个生死不计的“要求”和“必须”，阿炳以为自己即将奔赴硝烟弥漫的战场，并为此半是激动半是恐慌，恐慌和激动都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最后，负责宣誓的干部处长问阿炳对组织上有什么要求，阿炳“悲壮地”提了两个要求：
1.如果从此他不能回家（陆家堰），希望组织上妥善解决他母亲的“柴火问题”；
2.如果他死了（战死沙场），决不允许任何人割下他的耳朵去做什么研究。
真是令人哭笑不得。
但作为701志愿者提出的要求是仪式的一项内容，组织上必须庄严地向他承诺，并且记录在案。
宣誓完毕，有三份文书需要当事者签名画押。考虑到阿炳不识字，组织上只叫他按了个手印，名字委托我代签。这时我才想起该问他真姓实名，得到的回答是：没有。
“我就叫阿炳。”阿炳说，“我没有其他任何名字。”
然而，我知道，阿炳决不可能是他的名字，喊他阿炳，是因为有个著名的瞎子叫阿炳，就是那个把二胡拉得“跟哭一样”的瞎子，就是那个留下名曲《二泉映月》的瞎子。因为有了这个瞎子，阿炳几乎成了后来所有瞎子的代名词，但不可能是某一个瞎子的真姓实名。
不用说，这又是一件叫人哭笑不得的事。最后，根据他母亲姓陆和他家乡叫陆家堰的事实，我们临时给他冠了一个“陆家炳”的名姓，并立刻签署在三份即将上报和存档的机密文书上。
这里只属于神秘和绝密
这天凌晨，天刚蒙蒙亮，我带阿炳走进了我们监听局高墙深筑的院中之院。院门的左右两边，挂着两块一大一小的牌子，上面的字分别是：
陆军第×武器研究所
军事重地无证莫入
当然都是掩人耳目的东西。
老实说，这是一块从人们的感知和足迹中切割下来的区域，包括我们701机关的某些内勤人员，如卫兵、医生、司机、炊事员等，也休想走进这里。这里的昨天和今天一样。这里不属于时间和空间。这里只属于神秘和绝密。谁要步入了这块院地，谁就永远属于了神秘和绝密，属于了国家和人民，永远无法作为一个个人存在。
下面的一切是空洞的，但请不要指责我。这里的所有，房子，草木，设施，设备，甚至空中的飞鸟，地下的爬虫，我都无法提供。因为言说这里的任何词语都将无一幸免地被放到聚光灯下精心琢磨、推敲。这就是说，言及这里的任何的词语都可能出卖我，你们可以对我行刑，甚至以死来威胁我，也可以天花乱坠地诱惑我，但这些全都休想敲开我缄默的嘴巴。
因为我宣过誓。
因为这是我今生惟一的信念。
听不见枪声。
闻不到硝烟。
阿炳问我这是哪里。
我说这是没有硝烟的战场……
战场其实是上好的机房，木头地板，落地窗户，进门要换拖鞋，因为机器都是很昂贵又娇气的，比人还要干净，怕灰尘。阿炳进屋后，我安排他在沙发上坐下，在他右边是我们监听局一位最在行的机器操作员，男，姓陈，科长职务；左边是一只茶几，茶几上放有一只茶杯，一包香烟，一盒火柴，一只烟缸。我把陈科长介绍给阿炳认识，并对他说：
“阿炳，从现在开始，他就是你的一只手，希望你们两个人合作愉快。”
根据事先要求，这时陈科长及时给阿炳递上烟，点上火，并讨好地说他很乐意做阿炳的助手什么的。阿炳由此得出结论：陈科长跟我一样，是个好人。要知道，这对发挥阿炳的天才是很重要的。在不喜欢的人面前，阿炳是抖抖索索的，而且很容易发怒，一发怒他的智力就会迅速下降。我不希望看到出现这种情况，更害怕阿炳的智力有一天下降后再也不会回升，就像烧掉的钨丝。对阿炳这么个神奇之人，我们应该想到，什么样神秘怪诞的事都可能发生在他身上。所以，说真的，阿炳的天才也不是那么好使用的，从发现之初到现在他愉快地坐在机器前，这中间有我们的努力，也有我们的运气。
两人略作商议后，陈科长的手机警地落在频率旋钮上。手指轻巧捻动，频率旋钮随之转动起来，同时沉睡在无线电海洋里的各种电波声、广播声、嚣叫声、歌声、噪音，纷至沓来。阿炳端坐在沙发上，抽着烟，以一种丝毫不改变的神情侧耳聆听着，右手的食指和中指不时在沙发的扶手上点击着。
“能不能转快一点？太慢了。”
“还是慢，再快一点。”
“还可以快。”
“再快一点……”
几次要求都未能如愿，阿炳似乎急了，起身要求亲自上机示范。他试着转了几下，最后确定了一个转速，并要求陈科长以这个速度转给他听。当时陈科长和我都愣了，因为他定的那个转速少说在正常转速的五倍之上。在这个转速下，我们的耳朵已经听不到一个像样的电波声，所有电波几乎都变成了一个倏忽即逝的“滴”音或者“哒”声。换句话说，转速快到这个程度，所有不同的声音都变成了一样的噪音。打个蹩脚的比喻，也许可以这样说，在无线电里找电台，感觉就如同你想在录像带里找个什么东西，由于要找的东西是夹杂在一大堆貌似相同的群体中的，以至用正常的速度播放带子你都不一定轻易找得到，可现在有人却要求按下“快进”键，快放着看。当然，这下走带的时间是节省了，可所有影像都成了转眼即逝的影儿，你去哪里找你要的东西？
这简直是胡闹！
陈科长不知所措地望着我。
我想了想，与其让他发怒，不如陪他胡闹。胡闹总有收场的时候，再说我们认为是胡闹，他可能不呢。就这样，陈科长按照阿炳刚才示范的速度转起来，一下子我的耳朵听到的声音全变成了奇音怪声，置身其中，心慌意乱，坐立不安。而阿炳却照样静静地坐在沙发上，依然吸着烟，依然是一种丝毫不改变的神情在侧耳聆听，右手的食指和中指依然不时点击着沙发扶手。
10分钟。
20分钟。
半个小时过去了。
突然，阿炳猛喊一声“停”，然后对陈科长吩咐说：
“往回转，就刚才那个滴声，让我听一下……慢一点……对，就这个，守住它，把声音调好一点……”
陈科长把声音微调到最佳状态。
阿炳听了一会，会意地点点头，说：“不会错，就是它。”嘿嘿一笑，又说，“这可比在我收音机上找个广播要难多了。”
电台正在发报，我们一时难以判断它到底是不是我们要找的敌台，只好先抄下电报，拿去破译再说。陈科长抄完一页丢给我，继续抄收着。我拿上这页，直奔破译局，要求他们尽快证实是否是失踪的敌台。我一回来，就接到了破译局打来的电话。我放下电话，兴奋地冲到阿炳跟前，简直无法控制地抱住他，大声说道：
“阿炳，你太伟大了！”
完了我发现我流泪了。
侦听敌台
咱们家乡老一点的人都知道，日本鬼子由于在南京遭到一定抵抗，死了不少人，然后采取了一系列报复行动，比如南京大屠杀就是这样的。打到我们家乡时，报复还在继续，所以日本鬼子在我们家乡是要遭天杀的，烧杀抢掠奸淫，什么坏事都干尽了。不过，我们家还好，多亏父亲消息灵通，预先安排母亲带着我和两个妹妹，回无锡乡下生活了一年多。我们住的村子就在太湖边上，村子上的人多半以捕鱼为生，我有个堂伯是当地出了名的捕鱼好手。到了冬天，鱼都沉入湖底，出去捕鱼的人经常空手而回，惟独我这个堂伯，从来没有空着手回来过，他的竹篓里总是装着你想像不到的大鱼或者其他鲜物。究其缘故，是我堂伯冬天捕鱼有个绝活：他能从水面上冒出的纷繁凌乱的水泡中，一眼瞅出哪些是冬眠的鱼吐出的，哪些不是；对着“鱼泡”一网包下去，鱼就成了瓮中之鳖。
阿炳侦察敌台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的，他不但能从众多水泡中看出哪些是鱼泡，而且还能从各式各样的鱼泡中分辨出各式各样的鱼类。换句话说，他不但知道哪些水泡下面有鱼，而且还知道是什么鱼，鲤鱼，鲫鱼，还是其他什么鱼。
无疑，阿炳比我堂伯还技高一筹。
我说过，求胜心切是当时701所有人的心情。在阿炳进机房之前，没有人知道怎么样去赢得胜利，然而自阿炳进机房的这天起，大家似乎都一下明白了。这一天，阿炳在机房坐了18个小时，抽了4包烟，找到敌台3部共51套频率，相当于每小时找3套，也相当于之前那么多侦听员十多天来收获的总和。
令人惊叹的兴奋又难以置信！
以后的一切是可想而知的，阿炳每天出入机房，几乎每天都在不断刷新由他自己创造的纪录，最多的一天，即第十八天，他共找到敌台5部、频率82套。奇怪的是，这天之后，他每天找台（频率）的数量逐日递减，到第二十五天，居然一无所获。第二天一个上午下来又是这样，劳而无功。下午，阿炳已经不肯进机房了，他认为该找的电台都找完了。
是不是这样呢？
墙上挂有进度统计表，一目了然，到此为止，我们一共找到并控制对方86部电台共计1516套频率。其中阿炳一个人找到的有73部电台，共1309套频率，占电台总数的86%，频率总数的87%。但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看，至少还有12部电台还没有找到，而且这都是对方军界高层系统的电台。
一边是不容置疑的资料，表明还有敌台尚未找到；一边是绝对自信又绝对值得信任的阿炳，认为所有敌台都找完了。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局长临时召集各路专家开会，分析研究，结果大家一致认定，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未显形的敌台肯定以一种与已有敌台截然不同的形式存在着，否则阿炳不会一下变得束手无策的。
但到底是什么形式呢？
无人知晓。
会议无果而终。
神奇到底
第二天，我没有带阿炳去机房，而是要了部车，决定带他去散散心。我原想去桑园肯定是最好的，但找了又找没见着，最后去了一个果园。我不会告诉你是什么果园的，因为写成书后，有人知道了，就有可能缩小我们701的地区方位，是南方，还是北方？是东南，还是西北？在那里，就是在果园里，我们一边呼吸着新鲜空气，一边闲聊着。阿炳像个孩子一样的高兴，而我则更像一个心事重重的父亲。结束游园之前，我跟阿炳讲起了我堂伯捕鱼的故事，故事的下面这部分是我有意编造的，很神话，而阿炳却听得如醉如痴，信以为真。
我说：“有一年冬天，我堂伯照常去湖里捕鱼，但接连几天都看不到湖面上冒出‘鱼泡’。我堂伯由此认为湖里的大鱼都被他抓完了，于是就呆在家里，靠吃鱼干过日子。但有一天，他孙子去湖边玩耍，看见成群的大鱼在岸边浅水区‘游来游去’。这就是说，湖里还有很多的大鱼，只不过这些大鱼都变狡猾了，它们知道沉在湖底总有一天要被我堂伯识破，所以都离开湖底，游出深水区，来到岸边的浅水区。岸边虽然寒冷，但空气充足，用不着使劲呼吸就可以存活。不使劲呼吸就不会冒出气泡，不冒气泡，我堂伯自然就找不着它们。”
我就这样让阿炳明白：我们至少还有12部敌台尚未找到，为什么找不到？是因为它们“像狡猾的大鱼一样”躲起来了，躲到我们想不到的地方去了。躲去哪里了？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找到它们，但这个办法很难，我问阿炳想不想试一试。阿炳说，那我们回去吧。
就是说，他想试。
在回来的路上，我专门找了家邮局，给阿炳母亲汇了100块钱。我告诉他，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钱，而是701很多人的钱，他们和我一样希望他尽快把那些电台找到。我相信我这么做和这么说都是有意义的，因为阿炳是个孝子，而且十分重情义，知恩图报的。
回到山上，我从资料室调了整整8大箱录音带——都是我们现在还没找到的12部电台以前的录音资料，我把它们往阿炳面前一放，对他说：
“现在你的任务就是听这些录音带，反复地听，仔细地听。听什么？不是听它声音的特点，而是听报务员发报的特点。我想你一定能听出这里面总共有多少报务员在发报，每个报务员发报又有什么特点。”
我是这样想的，既然我们认定对方高层12部（至少12部）电台肯定以一种与已有电台截然不同的形式存在着，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再不能沿用惯常的、根据对方机器设备特定的音质去想像和判断的老一套办法去寻找它们，要找到它们必须另辟蹊径。如果阿炳能够听出这些电台的报务员发报各自的特点，那么这不失为一条捷径。
但话是这么说，其实谁都知道，这比登天还要难。
当然，从理论上说，报务员用手发报，就跟我们用嘴说话一样，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口音，每个人有每个人细微的差别。但实际上这种差别微乎其微，是很难分辨出彼此的。可以这么说，世上没有比福尔斯电码更简单的语言，组建这门语言的只有“滴”和“哒”两样东西。因为它过于简单，再说又是一门绝对专业的语言，使用者都经过专业培训，所以一般人都会标准掌握。大家都在一个标准之上，差别自然就难以形成，即使形成也往往细微得会被人粗糙的感知忽略不计。在我近五年的侦听时间里，我只能听出对方一个报务员，这个人发报很油，而且有个明显的冷僻动作：常常把5个“滴”的“5”发作6个“滴”，即“滴滴滴滴滴滴”。在福尔斯电码没有6个“滴”的字，这是个别字，好在这个别字不会产生什么歧义，一般肯定就想到是“5”。我就这样“认识”了这个报务员，每次听到出现6个“滴”，就知道是这家伙在当班。不过，这样出格的报务员很少，尤其在高层电台，你要这样油条早给赶下去了。所以，我话是那么说，但心里也明白，要想叫谁把对方每个报务员发报的特点分门别类，给予一一区分，这简直比登天还难，即使悟透了世上最高级或最低级的谜也不行。
然而，阿炳似乎决计要跟我们神奇到底。第二天早晨，我还在睡觉，招待所长给我打来电话，说陈科长喊我过去。我过去后，陈科长递给我几页纸，说：
“阿炳已经把8大箱录音带都听了（当然是走马观花的，但阿炳需要仔细听吗），结果都在这几页纸上，你看看吧。”
我一边看着，他在一边又感叹道：“简直难以相信，简直太神奇了，这个阿炳！我敢说，要不了几天，我们就可以把对方所有电台全部找完！”
说真的，我看到的跟陈科长完全是一种感觉，阿炳不但听出了8箱录音带里窝有79个报务员，而且对每个报务员的“手迹”特征都一一作了“注册”，比如——
1号：“3/7一起时喜欢连发。”
2号：“5/4相连时经常会发错码，要更正。”
3号：“发1时‘滴’音尤为短促。”
4号：“手法最为熟稔、流利。”
15号：“再见时有个冷僻动作，喜欢把‘GB’发成‘GP’。”
等等，等等。总之，1～79号无一幸免，都被阿炳抓住了出格的“辫子”或者“尾巴”。我们无法考证阿炳抓住的“辫子”或“尾巴”是真是假，但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就是：12部电台出现79位报务员，这个数字是可信的。因为一般一部电台昼夜开通，起码需要6个报务员，6×12（部）=72。然后加上有人休假临时顶替的，在一定时间内出现79个报务员，这是非常合情合理的。而阿炳是不了解这些常识的，这也就排除了他瞎猜的可能。
完了，我对阿炳说：“现在我们去吃早饭，等吃过早饭，阿炳，我们就去机房，去把这些报务员找出来！”
我说的是“去找报务员”，目的就是要让他明白，这次找台和以前有所不同，以前主要是“辨音质”，而现在主要是“识手迹”。然而，辨音质也好，识手迹也罢，殊途同归，找到的都是敌台。
比魔鬼还高一丈
大家知道，上次找台阿炳成功采用“快进”手法，使人大为震惊，这次快进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听“手迹”和听“音质”完全是两回事，后者加快速度并不改变音质本身，前者速度一快，以至完整的电码都不见了，还谈何“手迹”？所以，这次必须慢慢转。这一慢阿炳又觉得不过瘾，提出要再添一套设备，两套一起听。
两套还不行。
三套也不够！
就这样，设备和操作手一套套添加，直至增加到六套时，他才觉得“差不多”。此时的阿炳，已被六套机器和操作手团团围住，机器转出的电波声和噪声杂音，此起彼伏，彼起此伏，前后左右地包抄着他，回绕着他。而他依然纹丝不动地稳坐在沙发上，默默吸着烟，聆听八方，泰然自若。9点1刻时，他突然“呼”地站起来，转过身，对他背后的一位操作手说：
“你找到了！你们听，这人老是把‘0’字的‘哒’音发得特别重，这是33号报务员。不会错的，就是他（她）。”
对方正在发报。
把电报抄下来，虽然只抢抄了个尾巴，但对破译人员来说这已足够破译并做出判断：这确实是对方高层的一部电台！
然而要没有破译人员的证明，谁也不敢相信这就是我们要找的电台，因为这部电台发出的电波声太破烂、太老式了，任何人听它的声音都会没什么犹豫地肯定，这绝对是几十年前甚至是上个世纪的设备在忙乎。这种设备早已被淘汰，可以说没有哪个国家，哪怕是最贫穷的国家，也不会使用这种老掉牙的通讯设备。什么人或组织可能用？一些个人无线电爱好者，或者相应的协会，或者一些穷国家的私人社团，比如海上打捞队、远洋公司、渔业公司、森林守护队、野外动物园、旅游公司，等等。正因如此，侦听员听到这些电波声一般根本不予理睬就放过去了，而现在居然成了对方高层联络设备，这显然是诡计，目的就是要麻痹侦察人员，让你永远与它“擦肩而过”。这就跟有人故意把你想偷的东西专门放在你身边一样，你找上寻下，挖地三尺地找，就想不到在自己身边看看。一个道理，大家玩的都是魔鬼的那套，以疯狂、大胆和怪诞著称。
然而，神人阿炳比魔鬼还道高一丈！
魔鬼的这套诡计一旦被破，等于机关被打开，剩下的都是指日可待的。
3天后，对方高层15部电台（比原来增加了三部）全部“浮出水面”。
10天后，对方军事系统107部秘密电台、共1861套频率，全部被我方侦获并死死监控。
破格提拔
阿炳不费吹灰之力解决了701乃至国家安危的燃眉之急，他在短短一个月里所做的，比701全体侦听员捆在一起所做的一切还要多得多，还要好得多。所以，他理应得到701所有人的敬仰和爱戴，也理应得到属于701人的所有荣誉和勋章。可以这么说，如果不是因为701工作的秘密性，荣誉等身的阿炳早已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他神奇又光辉的事迹将被人们兴奋又不知疲倦地颂扬。然而，由于701特定的工作性质使然，知道他的除了我们这些人外，恐怕只有陆家堰的村民们了。不过，这有什么关系呢？对阿炳，真正有关系的始终只有两样东西：一是他母亲的“柴火问题”，他一直念念不忘的；二是他耳朵的“权威问题”，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对他质疑。
不用说，这两个问题现在早已不成其为问题。
大功告成后的阿炳生活得很轻松闲逸，除偶尔被兄弟单位借去“解决问题”，其他时间他都在山沟里度过。组织上专门给他配有一个勤务员，那人曾经是我们局长的勤务员，管他的吃住行和安全。每天吃过早饭，勤务员就带他来到高墙深筑的院门前，然后由值班侦听员带他去机房。到了机房，他的工作就是坐在那里等同事们出险，他来排险。但这种情况并不多，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学盲文和听广播。不过，总的说，他不太坐得住，到了下午他一般不爱呆在机房，喜欢去院子里一些公共场所打发时间。他去得最多的是卫兵队，坐在操场边，听年轻士兵操练、唱歌、比武、打闹，有时也跟他们玩玩老一套的“听力游戏”。当时我因为发现阿炳并且“调教有方”有功，被破格提拔为监听局副局长，而卫兵队恰好是我分管的一部分。在这里，每一个士兵心里都装着我的忠告：不能对阿炳失敬，也不能随便跟他开玩笑。
事实上，我的忠告是多余的，在我们局里，乃至在701，没有一个人不把阿炳当作首长一样敬重，也没有一个人敢跟他开什么玩笑。我很容易就注意到，凡是阿炳出现的地方，不管在哪里，所有见到他的人都会主动停下来，对他行注目礼，需要的话，给他让道，对他微笑——虽然他看不见。如此崇敬一个人，在监听局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恐怕也不会再有第二个。
婚礼
日子一天天在山谷上空流逝。
冬天来了，阿炳被一场突如其来的阑尾炎送进了医院。医院在一号山谷里的家属区，从我们这里过去有点路程，但有车也快。在他住院期间，我经常搭车去医院看他。有一次，我走进病房，看见护士林小芳正在给阿炳换药。这个人我是认识的，家在农村，她哥哥原来是我们卫队队长，在一次实弹训练中以身殉职。她也正是作为烈士的妹妹被701破格招来的，来了后又被保送到护校学习，回来就提了干，在医院当护士。因为是烈士的妹妹，她对自己要求一向很严格，对701则有一种农村人朴素的感恩心情。看着她那么细心又热情地料理阿炳的情形，我突发奇想，并回头向局长汇报了我的想法。局长说我的想法不错，但医院那边的人事，我们这边管不了，让我向院长汇报，看院长的态度。于是，我又专门去机关，向首长汇报我的想法。
首长听罢，干脆地回答我：
“嗯，这个想法不错，是这样的，与其给他配勤务员，不如给他安个家。这是件好事，就看你能不能促成。”
我问：“如果不呢，我能不能以组织的名义出面？”
首长没有正面回答我，只是这样沉吟道：“如果我有个女儿，只要阿炳看中，我会以父亲的名义让女儿嫁给他的。”
我想也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阿炳再造了701，只要他需要，我们是没有什么理由拒绝的。这就是说，我已经想好了，如果林小芳有什么顾忌，我将以组织的名义干扰她的意志，促成这门婚姻。这在现在说来是无知的，可笑的。但在当时，起码在我们701，这样的事并不出格。坦率说，我的前妻就是组织上安排的，我们后来感情很好，只是她过早病故了，去世前她还把自己的一个表妹介绍给我，做了我现在的妻子。我讲这些想说明什么？我是说，在当时，在701，我们把婚姻更多的看做是革命和事业的一部分，而且正是这种信念让我们拥有了无比真切的爱情和生活的甜蜜。
作为701的外勤人员，林小芳并不知晓阿炳真正的工作性质，她一直以为阿炳的荣誉都是因为他发明了什么保家卫国的秘密武器。但这并不影响我张罗一场完美的婚姻。说真的，林小芳一听我的想法，几乎没任何犹豫就答应下来了。她说，如果她哥哥活着，一定会支持她这么做的——嫁给一位为我们国家研制出先进秘密武器的大英雄。至于阿炳看得到的缺陷，她认为这正是她要嫁他的理由：英雄需要她去关爱。
我为小芳表现出的坚定意志和高风亮节深受鼓舞，然后我又找到阿炳，把同样的想法告诉他。我敢说，这是阿炳有生以来第一次对自己的耳朵发生怀疑，于是我不得不把说过的话再说一遍。完了，我听到阿炳这样自言自语道：
“谁愿意嫁给我一个瞎子？在我们陆家堰，只有瞎子才愿意嫁给瞎子，可两个瞎子在一起不是更瞎了吗？”
当我确凿无疑地告诉他小芳绝对愿意嫁给他后，他似乎很想抑制内心涌动的兴奋和激动，却又似乎怎么也抑制不住，“啊啊”地问我：
“这是真的？”
“真的。”
“真的？”
“真的。”
我们就这样反复地问答了好几遍。
这年春节，阿炳和林小芳在701大礼堂举行了隆重的婚礼。701的人，上至一号首长钱院长，下至一个炊事员，都由衷地赶来祝贺，各式各样的小礼物堆满了舞台，以至最后不得不出动一辆卡车才把它们拉走，拉到他们的新家（在一号山谷），又把他们的新居塞得满满当当的。他们的新居是一幢两层小楼，本来住着我和吴局长两家人，为安排阿炳跟“他最信任的人”住在一起，吴局长主动让出房子，给阿炳住。可以这么说，对这场现在看来有点什么的婚姻，当时的701人真正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和满足，大家似乎都觉得阿炳为701做了那么多，现在701终于为他做了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情，为了使这场婚姻尽可能的完美，大家似乎也都乐意尽可能地奉献自己的一点热情与爱心。
阿炳之死
就像我在陆家堰发现了阿炳并改变了他的人生一样，我成功的做媒再次改变了阿炳的生活和命运。老实说，林小芳并不漂亮，待人接物也谈不上贤惠，但她有足够的爱心和耐心。在她无怨无悔、日复一日的关爱下，人们明显注意到阿炳的穿戴越来越整洁，面色越来越干净而有活力。阿炳正在享受他一生中最惬意的岁月。两年后，小芳又让他幸福地做了父亲。
考虑到阿炳特殊的情况，组织上根据小芳的意见，特批她两年假期，让她回娘家去生养孩子，期间工资分文不少，还另加每个月10块钱育婴费。
小芳回家后不久，701邮局就迎来这样一封电报：“喜得贵子。母子平安。小芳。”
我跟阿炳是邻居，几乎每天都去对门看他。我听负责照顾阿炳生活的小伙子说，而且我自己也注意到，从收到小芳电报的这天起，阿炳天天都用他抽完的空烟盒子叠鸽子，一只烟盒叠一只鸽子，一只只鸽子放在桌上，放在床头，放在可以摆放的任何地方。后来实在是多了，多得没地方可放了，小伙子就替他用红线串起，挂在楼梯扶手上，挂在墙壁上，挂在天花板下，挂在可以悬挂的任何地方。等林小芳带着儿子返回单位时，阿炳家楼上楼下几间屋子里，都挂满了一串串五颜六色的鸽子，有人数了数，总共有543只。这就是说，在儿子降生第543日这天，阿炳终于见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宝贝儿子。小家伙长得很漂亮，尤其是一双明亮的眼睛，更是令人万分欣慰。
我记得很清楚，小芳归队的当天下午，我亲自下厨烧了一桌子菜，给她们母子接风。也许是见到儿子太兴奋了，到了晚上，我去喊他们过来吃饭时，阿炳头痛得不行，已经吃过药上床睡觉了。少了阿炳，这桌接风酒自然有些遗憾，不过小家伙又给大家制造了不少意想不到的笑料和快乐。
第二天早上，我正常起床，先散了会儿步，回来看对门有动静，就敲开门，问小芳阿炳的头痛怎么样。小芳说好了，还说他都已经去上班了，是半夜里走的，说是有要紧事。这么说，他是临时被机房召去排险了。这样的事以前也有，没什么奇怪的。等我转身要走时，小芳又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叫我等一等，说着回去拿来一个布包给我，说是阿炳要她交给我的。我问是什么，小芳说阿炳交代过的，是工作上的秘密，不能看的，所以她也不知道。
回到家里，我打开布包，先是一层绒布，后是一层麻布，然后又是一个牛皮纸做的大档案袋，里面有一封信和一部录放机。这种小带子录放机当时还很少，全701可能只有他阿炳有一部，是上头一位大领导送给他的。拆开信，我看里面装的是几百块钱，顿时有些诧异和不祥的预感。看录放机，里面还装着录音带。我摁下播放键，过一会儿，先是听到一阵呜呜的哭声，然后又听到阿炳带着哭腔跟我说：
“呜呜（哭声）……我看不见，可我听得见……呜呜……儿子不是我的，是医院药房那个山东人的……呜呜……老婆生了百爹种（野种的意思），我只有去死……呜呜……我们陆家堰男人都这样，老婆生了百爹种，男人只有死！去死！……呜呜……小芳是个坏人……呜呜……你是个好人，钱给我妈妈……呜呜……”
天呐！我哪里还听得下去？！我紧急叫车，紧急上车，紧急驱车，从紧急通道，直奔单位。十几分钟后，我砸开阿炳办公室（机房），看见他蜷曲着倒在地上，手里捏着一个赤裸的电源插头，整个人已被该死的电流烧得一塌糊涂……
阿炳！
阿炳！
阿炳——！
阿炳的耳朵再也听不到人世间的声音了。
叫他们滚蛋
阿炳死了。
阿炳通过录音机告诉我：他老婆是个坏人，儿子是个野种，所以他自杀了。
阿炳的死让701人都感到无比的震惊和悲痛。人们没有愤怒，是因为我欺骗了他们。是的，我欺骗的。我做了什么？我没有及时把录音带交给组织。没有这盘录音带，谁又知道阿炳是自杀的？对阿炳的死，悼词中是这样说的：工作中不慎触电身亡。对一个盲人来说，会发生这种“不慎事件”几乎是不容置疑的。这样，生得伟大的瞎子阿炳，死得也光光荣荣的。
请相信我，我这样做决没有个人目的，完全是为阿炳甚至是为701着想。说真的，自从阿炳来到701后，我们去外面开会什么的，人家常常不说我们是701的，而说是“阿炳单位的”。这就是说，阿炳在系统内的知名度已经无人不晓，这样一个人自杀的消息会比任何消息跑得都快。而这样一个消息传出去，对701和阿炳是多么不幸和丢人现眼。我正是为了保全701和阿炳的荣誉，才斗胆藏起了阿炳的“遗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