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事后我左思右想，觉得这事情应该让组织知道，否则我无法替阿炳“雪恨”。要知道也很容易，只要把录音带交给钱院长听一听就行了。当然，为免于追究我的错误，我又编了个谎言，说是“刚刚才发现这盘录音带的”。就这样，首长成了第二个知道阿炳真实死因的知情人。
过去了那么多年，我依然还听得见——仿佛犹在耳边——首长在听了阿炳留在录音带里的遗言后发出的咆哮声：
“叫他们给我滚蛋！两个都滚！现在就拨！马上通知他们，明天就给我滚！滚回老家去！如果让我再看到一眼，老子就毙了他们！”
我敢说，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战争年代，大家腰里都别着手枪，说不定两人身上早钻满了失控的子弹。但是现在不会，而且也不行。为什么？因为追悼会已经开过，阿炳的历史已经铸就，与其翻案，显然不如将错就错。这样问题又出来了，就是：既然阿炳是“不慎触电身亡”，我们又怎么能叫他妻子滚蛋？不可能的。我真的没想到，由于我对阿炳和701的私心，以致我们无法对该受罚的人严惩不贷。这似乎是对我不该有的私心的报复。
不过，这不包括药房的那个山东人，这个混蛋第二天就被我像条狗一样拉上汽车，丢在了火车站。因为要确保阿炳死的秘密，当时我们没有对他言明罪名，也不可能言明的。正因此，他在被我丢在火车站时似乎有些理直气壮地责问我凭什么开除他。我哪有心思跟他狗日的啰嗦？我二话不说，从卫兵腰里一把抽出手枪，推上子弹，指着他鼻子骂道：
“我告诉你，如果你敢再放一声屁，老子今天就毙了你！”
他狗日的完全给吓坏了，没敢放一个屁，就乖乖地滚蛋了。
陆家堰最好的儿媳妇
后面的事情还是有你想不到的。
是山东人滚蛋后不久的一个晚上，我刚回家，林小芳便找到我，见面就“咚”地跪倒在我面前，哭哭啼啼地说了一些我想不到又不敢确信的事。她告诉我，阿炳是没有性能力的，他认为——“阿炳像个孩子一样地认为”，只要跟老婆睡在一张床上，抱抱她，亲亲她，自己就会做父亲，他妈妈就会抱孙子——
“你知道的，他是个孝子，他那么想要孩子就是想让他妈妈做个奶奶。一年后，他看我还没有怀孕，就觉得我有问题，经常对我发脾气，不跟我睡在一起，还几次说要休掉我，重新找一个女人。我害怕他抛弃我，被他抛弃了我还怎么在701活呢？怎么对得起701和我死去的哥哥，就这样，我……我……”
最后，她向我发誓说，从她知道自己怀孕后，就再也没有让那个山东人碰过一下。
不知为什么，虽然我相信她流的泪，包括她说的话，都可能是真的，但就是无法打动我，哪怕是一点恻隐之心都没有。墙那边传来孩子恐惧的哭喊声，我厌倦地站起身，冷漠又粗暴地责令她离开我家。
第二天，有人看见林小芳抱着孩子离开了701，却没有人看见她再回来，也没人知道她到底去了哪里。直到有年秋天，我去上海出差，顺便去陆家堰看望阿炳的母亲，才知道林小芳离开701后就来到陆家堰，一直和阿炳母亲生活在一起。奇怪的是，我没看见那个小孩，问林小芳，她也不告诉我具体情况，只是说他不配呆在这家里。从她说话的口气和做事看，她完全把这里当作了自己家，而阿炳母亲炫耀地说她是全陆家堰最好的儿媳妇，村里人都在夸她老人家福气好。
1983年，老人因糖尿病引发心脏衰竭去世。村里人说，在安葬老人后的当天，林小芳便离开了陆家堰，并且都说她是回了阿炳原来的部队。但我们知道，她并没有回来。她到底去了哪里？说真的，她的下落我们至今也不知道，开始有人说她是回了自己老家了，也有人说她是去了山东了。但是后来证实这些说法都属谣传，于是又冒出新的说法，有人说她离开陆家堰后就跳进了黄浦江，有人又说曾在上海街头见过她。
总之，关于她的下落问题，我感觉似乎比阿炳出奇的听力还要神秘和离奇。
·2·
中部：看风者——有问题的天使
她是个天使，但并不完美。她是个有问题的天使。她就是701破译局欧洲处第五任处长黄依依。在701，有关黄依依的传闻并不比瞎子阿炳平淡，人们因着自己的好恶和见闻，以不同的感受向我讲述着同一个人的故事和传闻。他们的讲述是那么引人入胜，使我对这位破译局历史上惟一的女处长——黄处长——充满了写作冲动。但我一直不敢贸然下笔，因为一个对黄依依故事最知情的人，一个像讲阿炳故事的安院长一样的人物，我迟迟未能谋面，他其实就是瞎子阿炳故事中的钱院长。
钱院长是701历史上的第四任院长，且资格甚老，系701初创时著名的九位元老之一，曾有“九君子”之称。现在九君子大多已相继辞世，他是惟一在世的，已经八十好几。但身体似乎还好，跟我握手时，我感觉他手上的气力很充足，说话的声音也是有气有力的，只是浓重的湘西土语让我听来有些吃力。他于1985年离休，离休后一直生活在北方某偏僻小镇，那里既不是他的家乡，也不是他的工作地，只是他刚满周岁的小孙子胡乱确定的一个地方。据说，钱老这人颇为怪异，离休时面对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都不去，只要求组织上给他任意安排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生活。不管哪里，只要陌生！这可把组织上难住了，因为中国这么大，他陌生的地方多着呢，怎么来确定呢？最后，还是他自己做主，让只有周岁的小孙子在一幅中国地图上随便丢了枚硬币，硬币停落之处，便为他归宿之地。这有点宿命的意思。就这样，这些年来，他犹如一只失散的鸟，过着几乎与701人隔绝的生活，时间长了，要找到他谈何容易。
后来当然找到了，但可以想见，要想请他开口决非易事。无疑，当初他选择“失散”的目的本身大概就是为了免开尊口，所以我能理解。但我不能接受。最后，我以巨大的耐心和诚恳战胜了他的固执，不过不是全胜，只能算半胜。他同意跟我讲关于黄依依的故事，但同时要求我，是签字画押地要求，在本书中不能写他的故事。是有所指的故事。那故事，我在701已经有所耳闻，我相信如果写出来，也许是本书中的最好看的故事。现在，我跟他签字画押过，这故事成了我的禁忌，讳莫如深，在此不敢有半点涉及。连暗示也不敢。他还要求我，关于黄依依的故事，只能采用他的“说法”，不能加进任何他人提供的说法，包括档案资料。这也是签字画押过的。所以，现在我只能以他的口吻讲述本故事。
不过，说真的，他的讲述远没有我的乡党讲得好，也许是年纪大的缘故吧，讲得特别拉拉扯扯，我几乎花了多于对付阿炳故事一倍的精力，才勉强整理出下面这个“版本”，应该说，依然有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我没办法，因为我不能添加材料，不能变腔改调，只能删繁就简，和做些词语的调整而已。如此这般，也只能是这个样子——
所长大人的怠慢
是1960年夏天的一个雨夜，我以杨小纲的名字，住进了位于北京海淀区南郊的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招待所。大约是3个小时前，研究所王所长就接到科学院主要领导的一个重要电话，说的就是我即将“莅临”的事。领导对他说：“人一到你就通知我。”挂电话之前，领导又交代：他是个有特殊使命的人，你们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于是，所长一放下电话，便直奔招待所，守在招待所刚修缮一新的大厅里，诚惶诚恐地等我出现，不时还不顾雨淋，到楼外边向远处张望。可以说，他在心里是早把我盼望了又盼望，也许还用心推敲着“觐见”我时应有的辞令。但当我真正出现时，他却仅仅是多看了我几眼而已，没有上来招呼我，更没有“热情接待”我。
所长大人怠慢我的原因也许有两个，一是当时外面下着大雨，天又黑，我在雨中像一个逃兵一样地冲进楼里，脸上的神情和身上的衣衫都显露出一种落魄和慌张；二是我在服务台登记时用了一个假名字：杨小纲。我注意到，开始所长大人对我的出现还是有点敏感的，我一进去，他始终用警疑的目光忽明忽暗地打量我，转悠在我身边，像个探子。我到服务台登记时，他也跟着我磨蹭到旁边，装模作样地跟服务员说事。低级的探子！但当我掏出的那张介绍信函——它不但纸质普普通通，而且只是证明我不过是南方某高校一名叫杨小纲的教职工时，他顿时对我了无兴趣，迅速从我身边滑开，我的背脊骨甚至可以真切地感觉到，他在拖着沉重的步子背离我。当我办完登记手续，往楼上走时，我看到他在门前不安地踱着步，焦虑的目光时不时扎进黑暗的雨丝中，好像我还在来路上，随时都可能从黑暗中向他走来。
说真的，我没想到我的一个习以为常的老习惯，竟然让年迈的所长大人平白增添了一个多小时的焦虑不安。我是说，用假名字登记住宿或办事，是我素有的习惯，也是需要。老实说，我的身上备有各种各样的空白介绍信，我以什么身份和名姓住进该招待所，完全是随心所欲和偶然的，客观地说，就看我当时伸进挎包的手率先摸到“哪一页”——那里面有许多页差不多大小和软硬的介绍信函。当时，我首先抽出来的是一张由北方某省政府给一个名叫谢兴国的处长开出的介绍信，只是，我觉得这个职称跟我此刻落汤鸡的模样不太符合，于是又临时重新摸了一张，即杨小纲的那张。不用说，谢兴国和某省政府处长当然都不是我的真实身份，我的真实身份是——真名叫钱之江，身份是特别单位701副院长兼破译局局长，内部代号为A705，即701五号人物的意思。但如果要说我使用过的名字之多，绝不亚于一个江湖老骗子，可以说一本百家姓谱里，我至少用过半本的姓氏。别的不说，就说在那次为期8天的路上，我先后用过李先进、陈东明、戴聪明、刘玉堂等6个名字，它们一定程度上说明我此行经事之多，和我固有的谨慎。是谨慎，不是胆怯。谨慎和胆怯，跟冷漠和郁闷一样，看起来有点相似，骨子里却有天壤之别。
本来，王所长已经替我开好房间。301房间。这是个套间，里间有一张暗红的古典的雕花大木床，床上叠着绸缎的花被，蚊帐是尼龙的，如蝉翼一样透明，还有单独的卫生间；外间宽敞，物什齐备，有舒适的沙发，气派的电话，还有吊扇、衣帽架、台灯、茶几、茶具和烟缸等大小设施和用品。就楼层说，是顶楼；就方位说，处在走廊尽头，不但安静，还有保密性、安全感。我需要这样一个房间，因为我是特别单位701的人。但是，这个房间现在只属于“钱之江”，不属于“杨小纲”，杨小纲只配住一般的房间。一般的房间比较多，任意性比较大，根据我的要求，最后安排给我的是201房间。这个房间在301的脚板底下，一样处在走廊尽头，也是套间，虽然没有那么多配备，但基本符合我的要求。所以，我进屋后，就决定住下来。由于一路雨中奔跑，我似乎有点累，进屋后，简单冲了个澡就上了床，而且很快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不过，一个惊天动地的霹雳很快又把我惊醒，醒来，我听到有个东西在不停地拍打我的窗棂。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走过去看，发现窗外的右手边，有一棵跟楼房差不多高的枣树，正是盛夏季节，枣树枝繁叶茂的，有条枝桠出格地伸到窗口，借助风力的鼓吹，冒昧地拍打着窗棂。再看下面，有一根分枝完全贴着墙头长过来，要不是有人砍断它的头，没准它早已破墙钻进屋里来。也因为砍了它的头，所以它变得格外粗壮，粗壮得像根独木桥一样吊在窗下，只要稍有点脚力的人，都可以凭它翻进我房间里来——破窗而入。
这怎么行？
绝对不行！
于是，我下楼去要求换房。
服务台不准我换，我临时编的几个理由，都被视为无理取闹，遭到义正辞严的拒绝。我的态度有恃无恐，于是我的声音因为情急而变大，而服务台里的人一点也没有被我吓倒，他一边偷偷地注视着我背后的所长大人，一边以蔑视和沉默对待我。无奈之下，我只得很不像一个有秘密权威的人一样吓唬他。
我说：“我是你们王所长的客人，请你配合一下我行吗？”
你知道，这时候，所长大人其实就在我身后，他已经被再三的等待焦了心，听我这么一说，似乎已经有所敏感，不乏客气地对我说：
“我就是王所长，请问你是哪位？”
我说：“我是从701来的。”
他问：“你姓钱吗？”
我说：“是的，我叫钱之江。”
他“啊”了一声，一个箭步冲上来，紧紧握住我的手。他手上的力量和气息让我感觉到他有种急于叙事的冲动，我不知道他将叙述什么，但我知道在这里有些话是不可以说的，说了就可能给我带来不便。所以，我十分职业（机智）地将握手转换成拥抱，把头架在他肩膀上，悄悄说：
“这里不便多说，请带我去房间。”
我是来要人的
当然是301房间。
进房间后，我马上走到窗前，看窗外那棵枣树，它在风中摇曳着，一股声浪像海浪一样朝我扑来，而摇曳的树枝好像极力想拍打我，却怎么也够不到，总是在一两米之外又反弹回去了。我想，如果是只猫，它也许可以借此跳进我的房间，但说到人，大概只有《水浒传》中的时迁有此本领了。我相信，我是个谨慎的人，但我更相信，对701人——每一个人——来说，谨慎都是必要的。因为，正如总部首长说的：我们701一个人的价值，抵得过一个野战师。
的确如此，当时苏联JOC电台每天都在对我们701人广播，希望我们跑过去，人都明码标价的，高的已经超过几十万美金，低的也有几万。像我这样的，不值几十万嘛，至少有十几万吧。这就是说，只要谁把我弄到苏联，就可以得到十几万美金。重金之下必有勇夫。说真的，现在我越来越不想出门，每次出来，心里都有种莫名的恐惧。也许是我老了，也许是形势的问题……说到形势，大家都知道，形势的问题是越来越严重了，要在以前，谁想得到，昔日的苏联老大哥，如今也会成为我们701的猎物。反目成仇。剑拔弩张。明争暗斗。这种形势下，我分明感到自己真的是越来越不想出来，越来越胆小，越来越多疑，越来越谨慎。是的，是谨慎。谨慎不是胆小。但我的谨慎里已经藏着胆小。这个房间比刚才的房间好多了，听说隔壁还专门安排有两名保卫干事。我喜欢这种感觉。安全的感觉。看来，该所长不像我们首长说的，是个“世事不谙的科学家”。
高个子，大块头，堂堂的相貌，穿着笔挺的中山装，说话声音洪亮，举止气度不凡，这就是王所长。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大厅里看见他而没有想到他就是王所长的原因，他给我印象更像个秘书，或商界人士。他甚至连副眼镜都没戴，和我想像中的一个科研机构的领导人完全不是一回事。但很快我又发现，他身上有种科研工作者特有的精细和固执，比如我们谈话开始和结束时，他都在下意识地看手表，表明他有强烈的时间观念；对我提出的要求，总是不轻易表态，要深思熟虑后才作答。在谈话之前，他甚至要求看一下我的证件，以证明我就是特别单位701来的钱之江。
他说：“恕我直言，我接到的通知上说，你应该乘一辆吉普车来的。”
我说：“通知上应该还说起，这辆车的车牌号为××××××。”
他说：“是的，可你为什么没乘车来？”
我说：“车子在路上抛锚了。”
其实，我是为隐蔽起见故意不乘车的。不过，他对我的说法似乎有疑虑，却又不知怎么来责疑我，只是沉默着。为取得他的信任，我递给他证件，他认真地看着，不一会儿，笑逐颜开地上前来，紧紧握住了我的手，说“失敬失敬”的话。
彼此客气过后，我直截了当地指出：我是来向他要人的。他问我要什么样的人。我想了想，一边打开挎包，一边对他说：“还是你自己看吧。”
我从挎包里，先是抽出一只八开大的牛皮信封，然后又掏出一只小瓶子——像一只（钢笔）墨水瓶，然后又摸出一支小毛笔，一一都放在茶几上。接着，我又从信封里抽出一沓文件，从一沓文件里又翻出一页零散的纸——它夹杂在几页文件里，像一页多出来的废纸。我过分在乎地端详了它一会儿，然后将它铺开放在茶几上，给他看。
我带点幽默口吻地说：“看见了没有，我想要什么人，都写在上面呢。”
他近看，远看，左看，右看，拿起来看，又放下来看，却是什么也没看到。终于，他责问我：
“这分明是一张白纸，我什么也没看到。”
确实，这是一页白纸，只是比一般白纸看起来要异样一点，好像要厚一些，又好像被浆洗过似的，纸面上显得有些粗糙。
我说：“你别急，你该知道的都写在上面。”
说着，我拧开瓶子，拿起毛笔，往里面蘸了水，开始在白纸上作业起来。但不是写，而是涂刷。轻轻地涂刷，很小心地，像作画似的。说是涂刷，纸上却并不显现任何色泽，倒似乎有一缕白烟泛起，与此同时，还有一种轻微的哧哧声，好像那页纸是火烫的，水落上去，就马上被散发掉了。
他惊奇了，忍不住问我：“你在干什么？”
我说：“你看，仔细看。”
我说着，纸上就慢慢显出字迹来，一笔一画，一撇一捺，像有只无形的手在写，笔画先后顺序是乱的，但字是完整的，第一个字是“兹”。接着又一个，接着又一个，就这样，一个个字，像幽灵鬼符一样冒出来……
乌字一号密码
这是一份经过隐形处理的文书。
为什么要作隐形处理？当然是为了保密，为了安全。这样，即使我在路上有个长短，比如被特务劫持，或者不慎丢失文件什么的，别人得了文件，也不至于马上暴露我秘密的身份和此行绝密的重要任务。我的任务是来这里——我国数学科学的第一阵地——寻求一位为我们701去破译乌字一号密码的高级人才。
乌字一号密码，是当时苏联外交部使用的密码。破译他国非军事密码，虽然天知地知，你知他知——彼此都心知肚明，但绝不能形成证据，让人家抓住把柄后，有证有据地控告你。这感觉类似于一对偷情男女，他们隐秘的关系或许尽人皆知，但在没有确凿的把柄之前，谁都不能正当地奈何他们。所以，当事者对自己的行为，总是格外怕留下人证物证，授人以柄。何况，当时我们跟该国的关系，虽然很紧张，甚至实际上已经敌对，但毕竟还没有撕破脸皮，没有公开交恶。这种情况下，我们组织破译他们密码的事情，哪怕只是一个想法，一旦败露出去，对我们必然会造成各方面都极为不利的局面，影响我们在国际事务上的主动权和声誉。说到底，这事情决不能败露，说得难听一点，要败露也不能在我手上败露，否则我这辈子就完蛋了。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和担心，我在出来前，专门慎重地请有关技术人员做了高级隐形处理，在纸面上刷了一层白色的隐形粉。一般只有行动局才这么干，因为他们要出境，有必要。但我觉得我此行的处境比出境还要可怕，还要险恶。我说过，我是个过度谨慎的人，因为长期过度的谨慎，我甚至已变得非常的沉默寡言，给人的感觉有点阴冷，吃不透。因此，下面人背后常叫我“地雷头头”。
隐形粉在消氧水的化学作用下，会化成白烟消失，如同雪在阳光下会消融一样。伪装褪去，我的秘密任务成了白纸黑字，醒目而庄严地看着所长大人，看得所长神情陡然变得庄重十分。他问我要多少人，我伸出一个指头说：
“就一个。”
“就一个？”他又问道，“有什么具体要求吗？”
我说：“首先必须是一个在数学科学研究中有突出建树的专家。”
他掏出笔来记录，一边喃喃着：“必须是个数学家，这是一。”
我说：“那么，二是要懂俄文，最好是在那边留过学的。”
他说：“要懂俄文……还有吗？”
我说：“政治上要绝对可靠。”
他说：“这是三，四呢？”
我说：“年龄不要太大，最好是中青年，单身汉更好。”
他说：“这是四，五呢？”
我说：“没有了。”
他问：“就这些？”
我说：“就这些。”
他说：“总共四条，只要一个人。”
我说：“是的，但我希望你能多提供一些候选人。”
他问：“大致要多少？”
我说：“难道你有很多？”
他说：“十几个还是有的。”
我说：“那让我都见见他们吧。”
他问：“什么时候？”
我说：“尽快。”
他说：“最快也要明天了。”
我说：“你晚上就去落实人员，通知到人头。明天上午8点半，我在这里恭候各位光临。”
也许是我过于严肃了，也许是他过于紧张了，我们的谈话充满公事公干的味道，没有废话，没有幽默，没有轻松，没有客套，以至他走的时候，我们连个再见都没有道。
风骚女子
第二天早上，我吃完早饭，从餐厅回来，看到隔壁保安的房间里走出来两个人，一个是王所长，另一个没见过。王所长给我们作介绍，我知道他就是候选人之一，便单独带他去了自己房间。
然后陆续有人出现在我房间，到第二天下午，已先后有12人（其中两名女性），或自己来，或被人带到我房间，来与我见面。这些人中，只有三位同志在我房间逗留的时间是超过5分钟的。就是说，来人中多数人在我房间停留的时间是短暂的，只有几分钟而已。比如我刚才说到的那位，王所长亲自领来的那位，事后所长告诉我说，他以为这是最可能被我选中的，所以他安排他第一个来，还亲自带来。但事实上，他跟我进房间后，我们连一句话都没说，我仅仅是明里暗里地多看了他几眼，就请他走了。
为什么？
所有人都这么问我。
是这样的，当时我进房间后，有意摆出一言不发、傲慢的样子，我这其实是在测试他的心理素质。他也许不知道，看我一言不发、目中无人的样子，他脸上始终挂着殷勤而空洞的笑容，对我小心翼翼的，我想抽烟，他马上冲上来给我点烟，还主动给我泡茶什么的。我想，他这样也许更合适去从事与人周旋的工作，而不是去干在沉默中沉默的破译工作。破译密码是跟死人打交道，不要你察言观色，不要你小心翼翼，而是要你想方设法去听到死人的心跳声。
是的，破译密码是听死人的心跳声！
死人怎么会有心跳？这是个悖论，而破译密码的事情本身就是个坚硬而巨大的悖论。为什么说破译工作是世上最残酷又荒唐的职业？就因为在正常情况下，所有密码在它有限的保险期内是不可能被破译的，破译不了是正常的，破译了才是不正常的。天机不可破，但你的职业却是要去破，你的命运由此而变得残酷又荒唐。这就意味着，我们的破译员必须要具备绝对沉着——在绝对残酷又荒唐面前绝对沉着——的良好的心理素质，如果面对一个人刻意装出来的傲慢，你就乱了方寸，忘记了自己身份，低三下四去取悦他，迎合他，这类人的内心可想有多么懦弱，怎么可能让我看到光明的未来？要知道，我们求索的那束光明原本就像游丝一样纤细，而且还在风驰电闪中，也许我们只有像一个死人一样沉着，处乱不惊，处惊不变，这样日复一日，夜复一夜地，才可能有幸“不期而遇”。
当然，密码技术作为一门数学科学，尖锐而深邃的数学能力，跟良好的心理素质是一样必要又重要的，两者犹如一对飞翔的翅膀，缺一不可。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不敢肯定自己对他们数学能力高低、优劣的判断标准是绝对合情合理的，或许存在着某些偏狭和蛮横，但我敢肯定对他们心理素质上的直觉，自己是不会错的。说真的，这次选人情况比我想像的要差得多，他们的表现太让我失望，我真担心带不回一个我需要的人。不过，矮子里选高个，既然来了，我总是要带一个回去的。就这样，第二天下午的晚些时候，我给王所长送去了12名面试者中的3个人名，要求调他们的档案看。无疑，我要的人就在这三人当中。
所长看我的工作已近尾声，晚上专门到招待所请我吃饭，有点要给我饯行的意思。席间，我一边跟所长聊着天，一边注意到，在我们斜对面的餐桌上，有个女人老是在看我，目光大胆又热烈，有点风骚女子的味道。她的年纪也许有三十来岁，也许还要大一点，嘴唇涂得红红的，穿着一件黑白细条纹的连衣裙，头发用一块白手绢扎起，很洋派的样子，有点电影上女特务的时髦和妖艳。有一会儿，我觉得她好像冲我暧昧地笑了一下，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宁愿相信这是幻觉。但即使是幻觉，我也感觉到一种像被火烫着的害怕，吓得我不敢再侧目去看她。
事情从此变得有些荒唐起来。
吃完饭，我送走所长，回来时，见女子正立在我房间门口，见了我，还是刚才梦幻似的一个甜甜的笑容。我心里有些虚实不定的无措，为掩饰这种无措，我带点儿指责的口气对她说：
“你在这干什么？”
她说：“找你啊。”她的声音和笑容一样甜美。
我问：“找我干什么？”
她说：“你不是在招人嘛，我也想来试试看。”
我问：“你是干什么的？”
她把头天真地一歪：“你猜呢？”
我很粗暴地顶回去：“我不想猜。”
她略显尴尬，但很快又露出笑颜，说：“看你这么凶巴巴的，好像我是国民党的残余分子似的。”哈哈一笑，又说：“我不是国民党的女特务，我是爱国知识分子，从美国回来报效祖国的教授，周总理还接见过我呢！”
我听着，云里雾里的，一时愣在那儿。
她敲敲我房门，落落大方地要求我：“开门吧，请我进屋吧。”
便开门进了屋。
冯·诺伊曼的助手
说说这个女人的经历很有意思。
她叫黄依依，正如她自己说的，是个爱国知识分子，归国前曾在世界著名数学家冯·诺伊曼手下工作过，算得上是个小有名气的数学家。而她与诺伊曼博士的缘分，得益于她打得一手举世无双的好算盘。
黄依依打算盘的绝活儿是祖传的。在广东英德县大源镇的黄家祠堂里，至今还挂着慈禧太后的御书：两广第一算盘，说的就是她爷爷。老人家晚年曾追随孙中山先生，当过一阵子临时国民政府的收支总管，后人将此演绎成他是孙先生的账房先生。黄依依从3岁就开始跟爷爷练习珠算，到15岁赴广州读中学时，算速之快已经与年迈的老祖父相差无几。老祖父临终前，将他一生视为宝贝的一个价值千金的象牙金珠算盘赠予她，引得黄家几十个嫡传后裔们无不眼红心绿。
老祖父遗传下来的这算盘实为稀世之宝，其外形只有一只烟盒子一般大，犹如块玉佩似的，可以合掌护爱，而奇特的用料和工艺更是令人惊叹，整个算盘由一枚野生象牙浑然雕刻而成，手艺和功夫有盖世绝伦之高超，而且上面101个算珠子个个着有纯黄金粉，看上去金光闪闪，拿在手上凉手称心，可谓美不胜收，举世无双。
算盘小巧又珍贵到这般地步，与其说是个算盘，还不如说是件珍宝，只有观赏性，而无使用性。因为算珠子太小，小得跟一粒绿豆似的，常人根本无法使用，要想使用，只能用指甲尖来点拨。然而，黄依依却可以拿它来跟所有珠算高手比试算速，开头几年用的是真指甲，十指尖尖的，后来改用假指甲，跟弹琵琶似的，却依然得心应手，挥洒自如，将细小的算珠子点拨得骤风暴雨般快，飞沙走石般响，那感觉如同你看艺人踩着高跷，依然健步如飞。这是她的手艺，也是她的骄傲，不论何时何地，她总是随身带着这宝器，高兴或不高兴时，需要或不需要时，便拿出来热热手，有时候是展示，是炫耀，是露一手，更多时候是习惯，是无意，是下意识。靠着这门绝活儿，她到哪里都能引人瞩目，叫人铭记。
1946年，黄依依以优异成绩被国民政府教育部保荐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数理学博士。有一次，著名数学家冯·诺伊曼来给他们开讲座，也许是有意想引起这位大数学家的注意吧，中间休息时，她从身上摸出算盘，戴上纤巧、朱红的假指甲，噼噼叭叭地打起来，一下把这位数学巨人吸引过来，看得如醉如痴的。一年后，在博士论文答辩会上，她再次见到这位大数学家，后者对她说：我有一个助手刚离开我，如果你今天的答辩依然像你的算盘术一样打动我，我将热烈欢迎你来做我的助手。后来，她果真做了冯·诺伊曼的助手，于是转眼成了世界数学界人所共知的人物。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人事部、外交部、教育部、中科院等六部院联合发表公开书，欢迎海外爱国人士归国建设新中国。该公开书由周总理签发，上面具体点到了21位人名，其中就有黄依依的名字。她就这样回到祖国，成了当时中科院最年轻的研究员，也是全国最年轻的女研究员，年仅26岁。后来，她又到莫斯科呆过半年，带回来一个苏式绰号：伏尔加的鱼。至于有何寓意，少有人知晓。
这一切，我当然是在后来才逐渐了解到的。当时我打开门请她进屋，只想尽快打发她走人，因为我对她过分风情的举止有些反感（也许还有点害怕），而对她堂皇的自我介绍又半信半疑。我说过，我的房间是个套间，外间是会客室，我住进后，对外间的布置作了一些调整，主要是把两张沙发分开了，一张移到了窗前，由我坐；另一张移到了对面，由来面试者坐；而在原来放沙发的位置的墙上，挂了一块小黑板，是我跟面试者交流用的。黄依依进房间后，便站在黑板前，停住不动。那黑板上，写着两道“数学迷宫题”。
看一会儿，她回头问我：“你这是在做什么？”
我说：“你不是想来应试嘛，这就是考试题。”
事实上，这是我下午专门为三名初选入围者出的考试题，说实话，我将根据他们三人解题的情况（对错、快慢、简繁等），最后来裁定录取者。但是，时间已过去大半天，没有谁交来答案——也许永远都不会有人交来答案。要真是如此，我不知道最后怎么来做裁定。
她问：“那我要是将题破了呢？”
我说：“那我就录取你。”
就这样录取了。
破题
不可思议。
简直不可思议！
谁也想不到，我仅仅在沙发上抽了两支烟，就这么点功夫，她就把第一道题破了。她这么快地破题，弄得我反倒心里不舒服，怀疑她是不是事先已听说过答案。但仔细一想，这又怎么可能呢？
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两道题其实是由两部已经破译的密码做出来的，除了701少数几个破译人员知道答案外，没有人，也不可能有人知道。黄依依轻易地破掉那两道题，等于是轻易地破掉了两部密码！当然不是太难的密码，属于准中级密码。
现在我把密码的基本情况做个简单介绍。密码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简易密码，又称替位密码。这是一种最原始、初级的密码，主要玩的是数字和文字的游戏，比如将偶数当奇数用，把炮弹说成香蕉、进攻说成回家，诸如此类，玩的名堂比较简易，有点暗语性质的。这种密码没有什么学术价值，也不体现智慧，只有一点小聪明，作用也只是防君子不防小人的，所以一般都是在小范围内使用，临时性很强，风险也很大。早在二战之前，这种密码就几乎已被淘汰，即使有些局部战役偶尔用一下，也是因为情况紧急，迫不得已。
第二类是专业密码，又称中级密码，或数学密码，主要奥妙在数学的运用上。这种密码一般都是由专业的数学人才参与设计，玩的是数学的游戏，不是数字的。二次大战中大部分国家和军队用的都是这种密码，因为设置的程序相当复杂，人已无法单纯用头脑记清它的转换方式和程序，所以出现了专业的密码机。这类密码是用数学造出来的陷阱，所以，每部密码几乎都可以演变出一道或者几道超难的数学题。
第三类是高级密码，又称语言密码。研制这样一部密码，相当于创造发明一门语言，也许该说是疯子的语言，破坏语言的语言，研制难度相当大，破译难度也很大。二战期间，有少许国家开始尝试性地用，保密性很好，但之后并没有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普及开来，原因是研制这样一部密码，耗资巨大，且使用难度极大，难以普及。这是一种密码中的密码，即使在少数发达国家，一般只在高层联络中使用，很难全面铺开。
以前，我们701主要负责破译苏联军方的中级密码，虽然我们知道他们已经在使用一部高级密码，但由于使用范围很小，加上破译难度很大，我们基本上没去管它。再说，想管也管不了。从战略意义上讲，反正我们不想主动去打他们，劳民伤财地去破译一部高级密码，价值并不大。当然，这样就要求我们尽可能破译他们的中级密码。只要破掉对方大部分中级密码，我方基本上可以得到应有的军事情报，从而掌握对方军队的大致动向，做到防备有序。
然而，我此行的目的，前面说过，却是为破译苏联乌字一号高级密码来的。这是上面给我们新下达的任务。特殊而重要的任务。之前，由于两国关系一直友好，我们是从不破译他们的密码的。那么上面为什么突然要我们破译这部密码？原因是很显然的，因为当时两国外交关系很不正常，有点命悬一线的意味，随时都可能崩溃，当然也可能化干戈为玉帛，重归于好。我们该做何准备？是准备崩溃？还是准备重归于好？答案就藏在乌密中。
据我们所知，乌密并非军方密码，而是他们外交部的密码。把一部几乎是当时最高级的密码交给外交部使用，而不是军队，这本身说明他们在外交事务中藏着见不得人的鬼把戏。有时候，外交官手里的刀远比士兵手中的刀更险恶。杀人不见血的险恶。而上面那么想破译这部密码，一方面说明我们很在乎跟他们的外交关系，另一方面也说明即使外交上交恶，就当时形势看，双方的战争一时是不会发生的。
然而，要破译乌密又谈何容易。首先，作为一部高级密码，破译的难度本身就是昭然若揭的；其次，既然以前我们没有破过他们的密码，就意味我们毫无破译他们密码的经验或教训可谈，一切要从零开始。这感觉犹如要你在寸草不长的沙漠上一下培育出一棵参天大树，除非你有天大本事，否则就是天方夜谭。正是在这种进退无路的严峻情形下，我们向上面要求到中科院来选拔人才。
我就是这样来这里的。
说真的，虽然上面赋予我足够的权力——只要我看中的，任何人都可以带走，但问题是有没有这个人，这个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是有是无，只有天知道。天知地知，还有我自己知道。一路上，我都在为这个未知的人苦恼着，梦想着，担心着，害怕着，祝福着。现在，这个人似乎让我找到了，很容易地找到了。她就是黄依依！
黄——依——依——
她勾引人家丈夫
我去找所长。
所长的办公室在三楼，我上楼的时候，在楼梯上，恰好和一个女同志劈面相逢。我为什么记得她，是因为我们擦肩而过时，我听到她在哭泣，于是我侧目偷看她，于是我看到她掩面而泣的样子——一只手捂着嘴巴，一只手捂着胸口，头低低垂着，是一种很悲伤、很无奈的样子。后来，从所长那里又知道，我看到的哭泣的女人正是从他办公室里刚出去的。她为什么哭，包括为什么来找所长，其实都跟黄依依有关。说真的，几天来所长对我一直是崇敬有加，好像上面的电话把我一下变成个很大的人物似的。其实，我不是什么大人物，只是有点神秘而已。所长大人对我已有的崇敬，使我一下子不大能接受他对黄依依的态度，当他听我说要黄依依时，所长脸上堆满了惊疑和不屑（不是原先的谨慎和不安）。
“黄依依？你要她？你……”所长沉吟着，最后咬咬牙说，“你还是换个人吧。”
“为什么？”我有种一脚踩空的感觉。
“她这人有问题。”所长回答得很干脆。
我问：“有什么问题？”
他说：“这是她个人的隐私，不便说的。”
我说：“在我们701面前，是没有任何隐私的。”我的声音露出一种霸道。
确实，跟我们这些人谈什么隐私是不聪明的，甚至是不尊重我们的，因为我们本身就是最大的隐私。再说，对我们谁还有什么是隐私的？个人？还是国家？我们为探寻他人隐私而活，我们自己也成了他人的隐私。我们不喜欢这种感觉，我们要淡化这种感觉，最好的办法就是让隐私这个词从我们面前消失掉。抠掉。像抠掉一粒恶心的粉刺一样抠掉。小伙子，你可别跟我们傻乎乎地谈什么隐私，你没有任何隐私——对我们来说。
所长看我态度有些硬，笑了笑说：“我可以跟你说，但仅限你知道。”又笑了笑，说：“就像你的事，仅限我知道一样。”
我没有答话，等着他往下说。
所长说：“其实，你要早来几分钟，就会看到她的问题，黄（依依）同志的问题。就在你进门之前一分钟，一个女同志刚从我这里哭着走了。”
“我在楼梯上碰见了，”我说，“是不是一个中年妇女，穿一件白衬衣的？”
“是的，”所长说，“就是她。”
“我看见她在哭。”我问，“她为什么哭？”
“那你去问黄同志是最清楚的。”所长说，看了看我，接着说，“她把她男人勾引了。”
我脑海里一下浮现黄依依撩人的目光和笑容，嘴上却问了一个愚蠢的问题：“你调查过吗？是谁勾引谁？”
所长说：“那还用调查，肯定是她勾引人家丈夫。”
我说：“没有调查，你怎么能这么肯定？”
所长丧气地说：“你不了解，我是太了解了。”说着，从抽屉里翻出一些信件，乱糟糟的，一大堆。我一看，发现都是告状信，有匿名的，也有署名的，说的都是一个内容：黄依依思想腐化，乱搞男女关系。有的还指名道姓的，跟某某某，什么时候，在哪里。我一边看着，一边问所长这些是什么人。所长说，什么人都有，有的是所里的，有的是外边的。
我越看越怀疑，又问：“怎么有这么多人？不可能吧。”
所长说：“应该是不可能，可到了她身上，就成了可能。不瞒你说，这些人我大多都找她问过，我倒希望从她嘴里听到一个否认、甚至是狡辩的声音，可就是听不到啊。”叹口气，又说：“说真的，影响很坏啊，反应很大啊，现在所里开领导会，每一次都有人提出来，要处分她，开除她。幸亏她手上还有把尚方宝剑，是周总理点名要回来的，否则我说早有人把她拱走了。这个黄依依啊，黄依依，人家说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可她到了中国，还在唱西方那边的歌，这怎么行嘛，完全不同的伦理嘛，能这样乱来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