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记载的盗掘事件最早出现在2700多年前的西周晚期，最早被盗的著名墓葬是商朝第一代王——商汤之冢，距今约3600年。后来汤王冢又数次被盗，穴内几欲成空。据《垄上记》载，北魏天赐年间，河东人张恩又盗掘汤王墓，仅得到了些古钟磐，深觉无用，于是全部投入河中。
商末名臣比干墓，北宋时被陕西转运使李朝孺所盗，据说从中盗出直径2尺多的铜盘，长3寸多的玉片等物。
周朝天子周幽王墓被西汉时的广川王刘去疾盗掘。据《西京杂记》载，冢“甚高壮，羡门既开，皆是石垩，拨除丈余深，乃得云母，深尺余，见百余尸，纵横相枕藉，皆不朽，惟一男子，余皆女子，或坐或卧，亦犹有立者，衣服形色，不异生人。”这个记载与长沙王吴芮墓被盗情形颇为相似，只是真假无法考证罢了。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盗墓高潮。《吕氏春秋·安死》说：“今有人于此，为石铭置之垄上，曰：‘此其中之物，具珠宝玉玩好财物甚多，不可不扣，扣之必大富，世世乘车食肉’。人必相与笑之，以为大惑。世之厚葬也有似于此，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无不亡之国者，是无不扣之墓也。以耳目所闻见，齐、荆、燕尝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赵、魏、韩皆亡矣，其皆故国矣。自此以上者，亡国不可胜数，是故大墓无不扣也。”当时盗墓之猖獗由此可见一斑。有关史书上有记载的被盗名墓就有晋灵公墓、齐景公墓、管仲墓、吴王阖闾墓、魏襄王墓、魏安釐王墓、魏哀王墓、赵简子墓等。
据现代考古调查所知，新中国成立前，春秋战国墓葬非正式发掘或被盗掘的有三处：
一是1923年河南新郑农民打井时发现的郑公墓，出土了一批重要青铜器，因非科学发掘，文物与资料自然无法全面收集保存，导致墓主与年代难以确定，研究者根据一些文物推断，此墓可能是郑国一个君王墓。所幸的是这批青铜器大多数还存于国内。
二是洛阳金村周王墓，1928年夏天，天降大雨，墓坑下陷。时有一盗墓贼借住在一个瓜棚内观风避雨，正值夜半，忽闻野外有坍塌挤压声，知是鬼神出没，特地报喜来了。于是披上蓑衣，冒雨前往察看，未多久，即借着雷电的闪亮看清了眼前塌陷的大墓，盗墓贼复回瓜棚睡觉。待次日东方欲晓，风住雨停时，盗墓贼便找了铁锹等物对着墓坑挖掘起来，不到一个时辰便轻而易举地进入墓室，内藏的精美文物被洗劫一空。更为不幸的是，这批文物于民国战乱中几乎全部流散到海外，中国本土学者很难一窥真颜，只能到海外特别是美国各大博物馆一睹风采。有研究者如大陆青铜器专家李学勤等，根据一些器物铭文推断，这些文物显然属于周王室之器，这座墓葬很可能就是周王之墓。因整个墓的资料大多分散和损毁，到底是周王朝哪一个王尚不清楚。
三是著名的楚幽王墓连续三次被盗掘。1933年安徽寿县暴发大饥荒，一时间，人相食，死者相望，饿殍遍地，尸骨成壕。该县朱家集附近的地主、豪绅眼看社会秩序已失，天下大乱，便乘机纠集一批流氓地痞，在光天化日之下盗掘了当地叫做李三孤堆的一座古墓，斩获了一大批价值连城的青铜器和上千件珍贵文物。正在盗徒们挥汗如雨地大肆盗掘之时，有恪守社会正义者，瞪着被饿得发绿的眼睛，两腿打晃，一步三摇地来到县衙报案，并通电全国报馆。事发后，报纸竞相披载，全国震动，舆论沸腾，纷纷表示要严查案情，对罪犯处以极刑。国民党地方政府迫于各方面的压力，立即出动警力进行侦办，所涉罪犯多数被抓获，盗掘文物大部分被缴获，送至省文物部门收藏（现藏安徽省博物馆），只有一些便于匿藏的小件器物未能追回。由于盗掘者胆大包天，自以为风平浪静，在盗掘中进展缓慢，加上报案及时，警方出动还算迅速，尚未将墓盗空即被迫停止，这为墓葬再次被盗埋下了伏笔。
1935年，当地一些不法之徒，趁新一轮兵荒马乱之机，于月黑风高之夜，再次对这座劫后残存的墓葬进行盗掘，掘出文物数百件，全部被歹徒瓜分，未久即失散，大多数被外国人弄出境外。
1938年，桂系军阀、国民党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驻守寿县之时，偶闻李三孤堆古墓未被全部盗空，大量珍宝尚在墓穴深处，贼心顿起。经过一番密谋，仿照十年前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孙殿英率部盗掘清东陵的诡计，以军事演习和剿匪为名，由交际科长邓峙率领三个运输连的兵力，浩浩荡荡地开赴朱家集古墓现场，明火执仗地公开进行盗掘，据说整整挖了3个月，直到把墓内劫余的青铜礼器、乐器、兵器、玉器、石器（磬）等数百件珍贵文物洗劫一空。盗掘的官兵深感几个月来费力劳神，流血流汗，所获珍宝并没有想象中之多，愤懑之下，索性把墓中棺椁一并带走。至此，整座大墓的随葬器物算是被彻底洗劫一空，只留下一个黑糊糊的土洞向世人昭示着世事沧桑。
李品仙所劫得的墓中文物，大部分通过上海码头秘密运往香港销赃，后来这批文物全部失散，下落不明。当时只有一件青铜大鼎（高1.13米，口径0.87米，重400多公斤），因重量超群，当地的盗墓贼无力弄出坑外，因而两次盗掘均未损毫发。李品仙部虽凭着人多势众，把这件大鼎弄出了墓坑，用汽车拉到了寿县营区，但总因躯体过于庞大，无法掩人耳目偷运至香港销赃，若锯成一块块废铜又实在可惜（著名的安阳司母戊大鼎在被挖出时就被锯掉一耳），在两难中，李品仙迟迟未能想出处理的办法。随着抗日战争越演越烈，国军步步退却，李品仙部移防他处，这件大鼎被扔在营区成了无主之物。后来安徽省博物馆将其收藏，并陈列展出。1958年9月17日，毛泽东视察安徽省博物馆时，曾专门参观了这件大鼎，并说过“这么大一件鼎，能煮一头牛”的话，专门在大鼎前留影。由此可见此墓和出土文物的重要。然而因多次盗掘，究竟墓中有多少文物，墓坑的具体情况如何，都无法探根溯源，弄清原状和内情了。有研究者仅根据墓中出土的一些器物铭文考证，认为此墓为楚幽王墓，或幽王妃子墓。
新中国成立后，科学发掘的王侯墓不多，其中属春秋阶段的墓主要有安徽寿县的蔡侯墓和吴君夫人墓。蔡侯墓封土有盗洞，但未盗至墓室即停止，什么原因导致未能继续盗下去，不得而知。发掘得知，棺椁、漆木器等均无腐烂，出土青铜礼器、乐器、兵器、玉器等重要文物480多件，究竟属于哪一个侯，各路学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长说、短说甚至胡说地激烈争吵，终于有一种判断突出重围，暂时占据了上风，即墓主为死于公元前491年的蔡昭侯申。
与蔡侯墓齐名的吴君夫人墓，即固始侯古堆1号墓，墓上有7米高的封土，发掘后有大型墓道，棺椁俱全，墓主是一女性，死时约30岁左右，椁内外有17具陪葬人棺。墓内被盗墓贼几次光顾，从留下的痕迹判断，多数珍贵器物被盗走，令人遗憾。在其中一个器物坑内出土有礼器、乐器、漆木器、车马器及肩舆等大量文物，考古人员通过对一件器物铭文的释读，知是宋景公为其妹（勾敔夫人）所作的媵器（陪嫁品），于是有学者认为此墓为吴君夫人墓。但亦有学者认为仅凭这件铭文不能断其为吴君夫人，也不是吴墓，应是一座楚墓，墓主为一个楚国的贵族夫人。到底谁是谁非，未见分晓。
属于战国阶段的大型墓葬主要有三处。一处是河南辉县固围村的魏君墓。固围村大墓共有三座，一字排开，旁边还有两座陪葬墓，墓地约于1929年被盗墓贼侵扰。1937年，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进行过发掘，因抗战爆发未能完成。1951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人员再度进入墓区进行勘察，发现墓葬封土之上有建筑遗迹，台基、柱础、散水及筒瓦、板瓦、瓦当等皆可辨识。经发掘得知，每座墓均为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墓室遭盗墓贼劫掠，棺椁已腐，人骨尚存，只残存一点零星的铜器和陶器。研究者根据九件一组的陶鼎，推断墓主为诸侯一级的人物，应是魏王的陵墓。此种论断遭到了一些学者的反对，认为此地距魏国都城大梁较远，魏王不会远离都城葬到这里。此墓墓主问题遂成为一桩悬案。
第二处是河北平山的中山王墓，从已发掘的两座墓葬看，亦为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墓上的建筑和固围村大墓相仿，墓室全部被盗墓贼洗劫，只留下一块名为“兆域图”的陵墓设计图，可能是盗掘时认为无用吧。另外，墓中发现盗墓贼使用的工具、兵器和生活用具，其中铁7件，铁锄2件，均出自盗洞中。在墓主人的棺椁旁则发现铁斧5件。考古人员发现，凡出于盗洞中的盗墓工具大都完好，有的因击砸建筑壁柱石而遭毁坏，遂被遗弃于柱石之下。从遗弃的工具推断，当为一个较大盗墓团伙所为，或许是兵匪所盗也未可知。所幸的是，还有一间椁室旁侧的两个单独的器物坑没有被盗，从中出土了一批精美的随葬器物。
中山国是古代北方狄族所建之国，其疆域大致是现在的保定和满城县南部到石家庄市的南部。公元前314年，中山国曾乘燕国之危，对其讨伐，夺地“方数百里，城邑数十”，战利品无数。公元前296年，赵国、齐国、燕国联合灭掉了中山国。在欢庆胜利的同时，三国军队按照惯例对失败国“毁其宗庙，迁其重器”，盗掘了中山国的王陵。
第三处是河南淮阳的楚顷襄王墓，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拔郢，占领楚都，楚顷襄王率残兵败将逃往安徽寿县。这一番血与火交织的惊心动魄的周折，成为著名的历史事件。顷襄王死后，葬于今河南淮阳。经发掘得知，墓为“中”字形，北去40多米还有一座一边有墓道的“甲”字形大墓，其墓规模更加宏大，据推测可能是顷襄王之母怀王夫人墓。两座墓葬皆为夯土板筑的台阶一级一级内收，两墓的两边均有大型车马坑。发掘时考古人员发现有不止一个盗洞从封土深入地下，直至穿透墓室。待发掘到底部时，方知墓内铜礼器等珍贵物器被盗一空，只出土一些陶器等残物。好在顷襄王墓的车马坑尚未被盗掘，发掘所得随葬车23辆，泥马20多匹。而怀王夫人墓的车马坑，则出土了随葬车8辆，泥马24匹，狗2只，另外还有一些精制的车马饰。
春秋战国之后的秦汉时期，随着封建王朝的大一统和不断强盛，陵墓的规模空前庞大，厚葬之风又烈。但这些陵墓最终也难逃被盗掘的命运。秦始皇陵面积之大令人咋舌，而据文献记载，其先后几次遭到盗掘，并留下了众多传说。西汉诸皇陵在赤眉军攻入长安后，悉数被掘，无一幸免，而其后，汉文帝的霸陵，汉武帝的茂陵，以及汉宣帝的杜陵也曾多次被盗掘。东汉皇帝的陵墓，在东汉末曾被董卓及吕布指挥的军队大规模盗掘，破坏殆尽。除皇陵外，众诸侯王及一些名人冢墓也多被盗掘，如长沙王吴芮冢、梁孝王墓、刘表墓等，甚至汉代大儒董仲舒之母的衣冠墓也未能幸免。
当世人在为马王堆汉墓出土女尸的防腐术感到惊叹，为古代中国人民的智慧再一次击节叫好之时，有谁会想到，这座墓葬也曾遭到过盗掘。
1972年，当考古人员在发掘马王堆一号墓，即出土女尸之墓时，曾连续发现了三个盗洞。这三个盗洞，两个呈方形，一个呈圆形。三个盗洞的发现，令当时的发掘人员心灰意冷，凭以往的经验，只要盗墓贼“光顾”过，此墓几乎空空如也，就连考古大师夏鼐也萌生了退却的念头。
1951年，夏鼐大师曾率湖南考古调查发掘团，在长沙调查、发掘了几百座墓葬，但结果证明，多数古墓均遭盗掘，完整者实在是凤毛麟角。为此，夏鼐大师曾在其发表的《长沙近郊古墓发掘记略》一文中，以抑郁的调子和淡淡的感伤写道：“我们所发掘的最大的一墓，长5米，宽4．2米，大多是木椁墓，椁木保存的程度不一样，有些只剩下放置棺木的漕沟的痕迹，木质已完全腐朽不见，有些椁木保存得非常完整，盗掘者须用锯或斧把椁盖的木板切一缺口才能进去。”又说：“这次我们所发掘的西汉墓葬，仅有两座大墓内木椁保存比较良好，但也只有平铺墓底的地板及其下的枕木保存较佳……墓道向北，墓穴深度距地面8．8米，……后半是主室，室中是一个长10．8米、宽6．8米的木椁，放置木棺和重要的殉葬品。前半分为两室，贮藏陶器等，可惜这墓已被盗过好几次了。……另一木椁大墓是在伍家岭，这墓的主室也曾被盗过了……”当年夏鼐大师曾亲自到马王堆勘察过，并有发掘的念头，但鉴于已被盗掘的事实，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直到20年后由于挖防空洞才又迎来了发掘的机缘。
因为墓葬遭到破坏，马王堆一号墓属于抢救性发掘性质，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必须发掘到墓底，并弄清墓内的一切情况。所以，盗洞出现后，考古人员在大骂了一通盗墓贼后，又挥动工具发掘下去。当他们挖到一米多深时，在一个方形的盗洞中，发现了一只胶鞋底，显然这是盗墓贼的遗留之物。为了弄清盗洞出现的年代，考古人员将这只鞋底拿到一家科研单位做了鉴定。结果被认定为1948年左右上海的产品。由此可见，盗墓的年代不远，但盗墓者究竟是谁，至今也未搞清楚。
后来的发掘证实，一号墓虽遭盗掘，但值得庆幸的是，盗墓贼并没有成功。否则，马王堆女尸——这个举世皆惊的考古发现，特别是那具神秘的女尸都将会成为泡影。这是墓主人的幸运，更是当今人类和后世子孙的大幸。
继秦汉之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战乱不断，不少名人陵墓在当时即被盗掘，还有一些在后世遭到不测。由于史料的缺乏，许多情况未能尽知，单就有记载的被盗掘的名人墓就有刘备墓、孙策墓、东吴大将吕蒙墓、诸葛亮之兄诸葛瑾墓、东晋大臣桓温墓、南朝陈武帝陈霸先墓等。
唐朝的皇陵集中于关中。十八陵除唐高宗的乾陵之外，其余的如高祖献陵、太宗昭陵、中宗定陵、睿宗桥陵、玄宗泰陵、肃宗建陵、代宗元陵、德宗崇陵、顺宗丰陵、宪宗景陵、穆宗光陵、敬宗庄陵、文宗章陵、武宗端陵、宣宗贞陵、懿宗简陵、僖宗靖陵等全部被五代后梁的静胜军节度使温韬盗发。
五代时期的帝王陵墓被人盗掘的也为数不少，后人有记载的就有晋王李克用墓、南汉王刘墓等。
北宋九帝，除宋徽宗和宋钦宗被金国所掳，囚死于漠北外，其余宋太祖永昌陵、宋太宗永熙陵、宋真宗永定陵、宋仁宗永昭陵、宋英宗永厚陵、宋神宗永裕陵、宋哲宗永泰陵七座皇陵都集中于河南巩县(现河南省巩义市)。巩县东依虎牢关，南屏嵩岳少室山、太室山，北靠九曲黄河，伊洛河横贯全境，“山水风脉”俱佳。但这并不能使皇陵摆脱厄运。北宋灭亡后，诸皇陵先是被伪齐皇帝刘豫派兵大肆盗掘。金朝末年，宋太祖赵匡胤的山陵又遭盗贼发掘，从中盗走玉带、宝器等物。金朝灭亡后，蒙古人的铁蹄又踏进了巩县宋陵，将陵园“尽犁为墟”，只留下几尊巨石雕刻。比之北宋，南宋六陵(宋高宗永思陵、宋孝宗永阜陵、宋光宗永崇陵、宋宁宗永茂陵、宋理宗永穆陵、宋度宗永绍陵)的情形更为悲惨。
明十三陵与清东、西陵，或遭火烧，或遭盗掘，特别是清东陵，除顺治皇帝的陵墓未遭盗掘外，其他的全部为兵匪盗掘洗劫一空，酿成了中国文明史上的大悲剧。
公元前506年，楚国都城郢。
刚刚成为楚国新的主人的吴王阖闾，正在被占领国的王宫里举行一场盛大的宴会。“成功了，终于成功了！”吴王不禁长出了一口气。吴楚之争80年，其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胜负难分，而今终成定论，这岂非天命?想到这里，吴王慢捻稀疏的胡须，志得意满地笑了。他不由得抬眼打量四周，这座王宫还算豪华，至少比吴国的王宫要显得宽敞。而左右两边，依次坐着他钟爱的文武大臣。这真是一个惬意的良宵啊!
“吾王万岁，万岁，万万岁!来，让我们为大王干杯，为吴国的强盛干杯，为我们的胜利干杯!”不知是哪位大臣率先起身，众大臣纷纷向吴王敬酒。吴王来者不拒，每次都是一饮而尽。在微微的醉意中，吴王宣布，今日免除君臣大礼，大家不要拘束，尽兴享乐。
众大臣听罢，更为高兴，一时间觥筹交错，好不热闹。正当大家酒酣耳热之时，一群妙龄少女飘然而至，各自轻扭细腰，跳起了楚地舞蹈。在异国他乡，酒足饭饱之余，欣赏战败国的舞曲，就如同押解着敌国的俘虏，其中的滋味自然是妙不可言。有了歌舞助兴，众人劲头更足，场面更加热闹。
吴王阖闾同众大臣一样，完全陶醉于巨大胜利所带来的喜悦之中。正在这时，一阵不和谐的音调钻进了他的耳朵。这声音由弱到强，终于演变成了号啕大哭，完全盖过了歌舞之声。
“何人如此大胆，敢败本王之兴！”吴王不由心头火起。“停!”随着吴王的手势，所有的声音都停了下来，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那个正伏案大哭的人身上。
只见那人起身来到堂前，面对吴王，匍匐在地，但仍痛哭不已。吴王虽然喝了不少酒，但受这一意外冲击，头脑已完全清醒，他已经知道这哭者不是别人，正是十几年来为吴国的强盛立下汗马功劳的爱将伍子胥。
“今楚国已平，万众皆欢，你为何啼哭?”吴王的怒气已消了大半，心平气和地问。
伍子胥止住哭泣，磕头答道：“吾王有所不知，吴虽破楚，但亲手加害我父兄的楚平王已经死去，而继位的昭王又潜逃在外，不知其下落何方。我父兄之仇，现在还没报万分之一，这怎不使我辛酸落泪？”
“是呵，既然那楚平王人都死了，你怎么还在这里悲悲戚戚，一副不依不饶的样子？人死不能复生，你说该咋办？”尽管阖闾心中有些憋气，但为照顾面子，只能顺便搪塞一句。
子胥重新抹把泪，又吸了一下鼻子，然后上前拱手施礼，咬着牙关，恨恨地道：“请大王批准我率兵将挖掘楚平王之墓，然后开棺斩首，方可泄我心头之恨！”
阖闾瞪大了眼睛望着子胥，似是突然顿悟又有些不太理解地笑着说：“我以为你要弄个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不就是掘个死人坟吗？这抛坟掘墓的事可是你过去的拿手好戏呀，今天对你来说还不是轻车熟路、小菜一碟？你想一想，整个楚国都是咱的一亩三分地了，甭说把死了的人再掘出来，就是把没死的人埋进去，那还不全看你乐意不乐意，喜欢不喜欢，答应不答应？这事就随你的便，爱咋弄就咋弄去吧。”
阖闾一席话，使子胥大为感动，当场垂泪谢过，退到席旁继续饮酒。待熬到宴席散罢，子胥迫不及待地冲出宫来，找到手下一帮情报人员兼恐怖分子，四处探访楚平王墓葬的所在位置。经过一天一夜的努力，总算访得此墓匿藏在东门外寥台湖之中。子胥率人根据线索来到湖边寻觅，但见烟波浩淼，湖水茫茫，没有人能确切地说清墓的具体位置。子胥挑选了几名受过特种训练的一流恐怖分子，在湖内湖外又连续寻觅了三天三夜，仍然没有发现一点可疑线索。子胥徘徊湖边，两眼渗着血丝，不禁捶胸顿足、仰天长叹道：“看来是老天故意跟我作对，不让我报这个血海深仇呵！”
正在他绝望之时，忽有一苍老声音在耳边响起：“伍将军可是为寻找平王之墓而叹息乎？”子胥大吃一惊，转身望去，只见一白发老翁立于面前，随即答道：“是呵，你这老不死的怎么知道此事？”老翁微微一笑道：“你小伍子这点心事，在楚国可说是路人皆知，况老朽乎？只是我还想知道你为什么非要掘平王墓不可。”
子胥听罢此言，再细看眼前的老翁，觉得非同寻常百姓，像是有点道道，遂立即转变态度，躬身施礼道：“老人家，刚才多有冒犯，实在是因寻平王之冢不得而口出妄言，还请您老多多包涵。至于说到为什么非要掘平王之冢，那是因为这平王禽兽一般弃子夺媳，杀忠任佞，灭我宗族。他与我，杀父害兄之仇不共戴天。在他活着的时候，我没能将他的狗头砍下来，而他死之后，我也要枭其头，戮其尸。只有如此，才消我恨，并报父兄于地下……”子胥说着，涕泪俱下。
老翁望着子胥那悲痛之状，脸上露出同情之色，随之说道：“我今天就成全你这个宿愿吧。这平王到了晚年，自感一生所作所为罪孽深重，天怒人怨，因担心死了之后有仇人发掘其墓，便将墓葬之所秘密选建在这一大湖之中。如要掘墓，非得想个排水办法不可，否则很难成功。”老翁说着，携子胥一同登上寥台，遥指东边远处一地方道：“平王之冢就在其下，具体就看你怎么操作了。”子胥听罢，立即命几个善水的特工人员潜入湖中，于老翁所指的位置实施打捞。经过一番上下左右、来来往往的折腾，终于发现了埋在水下的石椁。子胥看罢神情大振，再命一个营的兵士用麻袋装满泥沙，用船运往石椁之处，投入湖中，在墓坑四周垒成围墙。在将墙内之水设法舀干之后，命有经验者凿开石椁，只见椁内包有一棺，几十名军士将棺抬出来打开，却发现棺内只有衣服帽子及铁块数百斤，别无一点皮毛显现。正当大家疑惑不解之时，老翁走来说：“这是一件疑棺，专为迷惑盗墓者而设，真正的棺材在它的下面。”在老翁的具体指挥下，军士们掀开厚重的石板，果然看到有一棺伏卧于空旷的墓穴中。子胥立即命特工人员将棺劈开，将里边盛放的尸体拖出，并运到岸边。因此尸入殓前用水银专门做了防腐处理，故虽埋入地下几年，但整个身子从上到下，仍同刚死去一样鲜亮而富有弹性。子胥一看，正是楚平王之身，立刻怒气冲天，从一军士手中夺过九节铜鞭，蹦着高儿，嘴里喊着“狗日的，看鞭！”开始鞭打其身，直到整具尸体骨断筋折，方才住手。子胥一边收鞭，一边围着楚平王的尸体转了两圈，仍觉不解其恨，便抬起左脚踩住尸腹，右手两个手指插入眼窝，愤然呼道：“楚平王，你活着时枉长了一对狗眼珠，不辨忠佞，听信谗言，残害忠良，杀我父兄，真是死有余辜。现在我代表世人正式判处你的死刑，并给予碎尸万断的补充处分。”言毕，两个手指用力插入平王的眼窝，一扭一勾一挑一拽，将二目刷地抠了出来。紧接着，又弯腰弓背，双手抱住平王已经有些脱发的头颅，两臂一用力，咔嚓一声扭了下来，西瓜一样摔在地上，随后连踢三脚，直至踢入波涛滚滚的湖水中。最后，子胥下令随行军士将楚平王的棺椁、衣帽、尸身等，全部捣毁、砸烂，弃之于荒野。当这一切做完之后，子胥长嘘了一口气，心想这下总算彻底解除了这些年来郁积在心中的深仇大恨。正待转身让手下弟兄撤出现场回府，心中怦然一动，突然觉得此事有些跷蹊，便上前问道：“你老汉怎么知道平王之冢的具体方位，又何以知其有诈，莫非你是什么神仙或妖魔鬼怪不成？”
对方笑笑道：“我老汉今天不瞒你小伍子说，本人既不是神仙也不是白发老怪，而是一石匠尔。昔日平王曾令我们石工五十余人为其建造疑冢于此，待冢成之后，恐我等泄露其机，乃设计将诸工杀之冢内，独老汉命大私逃得免。这些年来我只有暗地里望冢而怀恨，不敢稍有造次。今听说你专门请示吴王并获特批欲掘冢报仇雪恨，我也就趁机给予指点。一来我也有恨要雪，二来我想今日事成，你小伍子再吝啬，但身居高位，资财丰厚，说什么也得给几个大钱，我也好买刀纸祭奠一下含冤去世的工友们那在天之灵吧。”老汉说到这里，满脸悲伤地望着子胥补充道，“不知可施舍否？”
子胥用惊奇、复杂的目光上下打量了老汉一遍，心中不悦。但转念一想，既然今天事成与这位投机钻营的神秘老汉指点有关，破点财也是自然，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便让手下弟兄领老汉到军中后勤部门领了几个大钱作为酬劳。
伍子胥掘墓鞭尸的故事，其复仇的手段可谓登峰造极，后人对此事多有评论，认为这手段未免过于残忍，连一向主持公道的良史司马迁也发出了“怨毒之于人甚哉”的感叹。
伍子胥掘墓鞭尸的故事颇具传奇色彩，在伍子胥之后，春秋战国时期的王侯陵墓因各种原因被盗被掘者还有许多。让我们拉开历史的长镜头，做一全景式的扫瞄。
春秋时期的晋灵公夷皋冢，曾被西汉时期的广川王刘去疾盗掘。据《西京杂记》记载，冢的规模很大，在四个角，各有一个石犬捧烛照明，有40余尊石男石女像侍立四周。而晋灵公的尸体历经300余年，竟然完好如初，他的嘴、鼻子等“孔窍”中都放有金玉。墓里面还有许多器物，因时间久远或烂或朽不可识别，只是还有一个玉蟾蜍，大约有一个拳头般大小，腹中空空，光润如新。
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死后葬于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区齐陵镇郑家沟村南的鼎足山。齐国，是西周开国元勋姜子牙的封地。它东临大海，西至黄河，地广物丰，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姜子牙受封诸侯后，尊重当地民俗，发展交通、工商、渔盐，国势日渐强盛。齐桓公名小白，公元前685年至公元前643年在位。他即位后，重用管仲为相，在齐国成功地进行了经济、内政、军事等方面的改革。齐国大力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革新赋税制度；延募人才，以替代传统的世卿制度；实行“寓兵于农”的政策，兵民合一，军政合一，使军队成为直接掌握在国君手中的武装力量，从而加强了中央集权，经济实力大为增强。
依仗雄厚的实力，齐桓公打起“尊王攘夷”的旗帜，开始对外扩张。他曾三次以武力平定诸侯国内的战乱，镇压敢于反抗的诸侯；九次与诸侯会盟，平定王室之乱，抵御周边少数民族的袭扰。由于这一系列成功的军事行动，齐桓公受到了各诸侯国的拥戴，成为春秋初年最先成就霸业的国君，史称“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公元前643年，73岁的齐桓公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而此时，他的五个儿子为争夺王位，各树党羽，大动干戈，竟无人过问他的后事。据历史记载，齐桓公的尸体在床上搁置了67天，尸体上的寄生虫多得竟然爬出了门窗。一代霸主死时竟如此凄凉，令人扼腕。屈原在《天问》中曾有“天命反侧，何罚何佑？齐恒九会，卒然身杀”之句，以示对这位春秋霸主命运的哀叹。
更加不幸的是，就是这具曾爬满臭虫的尸骨，在“九泉之下”也不得安宁。据《晋书》记载，齐桓公及其重臣管仲之墓，到晋愍帝建兴年间，被一位名为曹嶷之人盗掘，据说里面的“缯帛可服”，而珍宝尚有“巨万”。
前面伍子胥故事中涉及到的吴王阖闾，也算是一位在历史上有所作为的君主，其墓冢也曾遭人盗掘。
相传公元前496年，阖闾死，其子夫差为父建墓于当时吴国都城——阖闾大城西北的虎丘。这虎丘，初名海涌山，古代的《越绝书》载，“吴王阖闾葬山下，经三月，白虎踞其上，故名虎丘。”
虎丘山被古人称为“吴中第一名胜”，它气势雄奇，景色幽绝，而且还有着众多的神话传说。
虎丘山最出名的为“剑池”。“虎丘剑池”四个笔力遒劲的大字，为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所书，题刻于“别有洞天”的圆洞旁边。进入洞门，顿觉“池寒生寒气，空山剑气深”，气象为之一变。两壁陡峭的石崖，拔地而起，锁住一池绿水。右崖左壁有篆文“剑池”二字，相传乃东晋书圣王羲之所书。池形狭长，南稍宽而北微窄，颇似一把平放着的宝剑。有人认为这就是“剑池”得名的原因,但更多人认为其得名来源于一个传说。这个传说说，阖闾生前爱剑，下葬时以“扁褚”、“鱼肠”等三把宝剑陪葬，故称“剑池”。这与《艺文类聚》中“阖闾葬于国之西北，穿土为山，积壤为丘，发王郡之士十万人，共治十里。使象摙土凿池，四周水深丈余。桐椁三重，澒为池。池广六十步，黄金珠玉为凫雁，扁褚之剑，鱼肠三千在焉，葬三日，金精上扬，化为白虎踞坟”的记载是相符的。
有学者认为，剑池是为了掩护吴王墓而设计开凿的。墓的后门很可能存在某种秘密。
还有人认为，吴王夫差建墓时，为了防止千余工匠泄漏其中的秘密机关，以邀请饮酒观赏鹤舞为名，将他们全部杀死在剑池外侧一块平坦的大盘石上。工匠们的鲜血流在盘石上，浸渍渗透，与岩石融合，年久不褪。这就是今日名为“千人石”上带暗紫色斑驳影痕的缘由。
传说还不止这些。有人曾云，当年秦始皇东巡，及三国时的吴主孙权，都曾派人到此，凿石求剑；明代苏州县令吾翕和唐寅、王鏊曾刻石题记两方，说的是1512年剑池水干，发现了吴王墓门，未敢深探之语。
以上均系传说，其真实性不敢妄下断语。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尽管吴王墓处于风景名胜的掩映之下，而且“机关算尽”，但仍曾被盗掘。据汉朝刘向《论起昌陵疏》记载：“吴王阖闾违礼厚葬，十有余年，越人发之。”至于发掘时的情景及吴王墓的状况，因无记载，不得而知。
此外，战国时期被盗的名墓还有魏襄王冢、魏安釐王冢、魏哀王冢及赵简子墓等。
魏襄王冢被西汉广川王刘去疾所盗，其冢“皆以文石为椁，高八尺许，广狭容四十人。以手扪椁，滑液如新。中有石床、石屏风，婉然周正。不见棺柩明器踪迹，但床上有玉唾壶一枚，铜剑二枚，金玉杂具，皆如新物，王取服之。”
在中国古代史上，有一部研究先秦历史的重要文献，叫做《竹书纪年》。这部重要文献的另外两个名称——《汲冢书》或《汲冢古文》，表明它曾与一个盗墓故事联系在一起。据苟勖《穆天子传·序》载：“太康二年，汲县民不準盗发古冢……”另据《晋书·束皙传》记载，晋武帝太康二年(公元281年)，“汲郡人盗发魏襄王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
从各种典籍来看，《竹书纪年》确为盗墓者不準首次发现，据当代历史学家李学勤考证，盗掘地点为河南汲县以西，“依地志，在抗战前发掘的山彪镇大墓一带，由竹简内容和伴出器物可定为一座战国墓葬”。据说，不準打开墓穴后，发现竹简遍地，为了寻找墓中的金银财宝，不準不惜以竹简做火把，对墓中财物进行了大肆劫掠。后来此墓被盗情形被官方闻知，开始清理墓内残余遗物。其中竹简除烧毁的一部分外，尚有颇多的收获。当时所得竹简经荀勗、束皙等鸿学大儒整理，编辑成《纪年》、《周书》、《穆天子传》等佚书共七十五卷(篇)，其中《竹书纪年》占十二卷，或说十三篇，主要叙述夏、商、西周、春秋时晋国和战国时魏国的史事，可谓是一部魏国的编年史。对于《竹书纪年》到底是从魏襄王墓中发掘，还是从安釐王冢中盗出，却给世人留下了一个疑问。如果从《西京杂记》记载来看，魏襄王冢为广川王刘去疾所盗，不準所盗的应为魏安釐王冢。但从《竹书纪年》的记载来看，书中纪年止于魏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99年)，因而魏襄王卒于何时，便成为解除疑团的关键。但关于魏襄王的卒期历史上又有两种说法，一说死于公元前295年，一说死于公元前302年。若持前说，则此墓显然为魏襄王冢，而持后一种说法，则恐怕为魏安釐王之墓了。另据现代史家陈梦家考证，魏国自惠王至亡国，帝王陵不在汲郡，《竹书纪年》当出土于魏国某个大臣之墓，其成书年代当在公元前298～公元前297年之间，写本则在公元前3世纪初年。
不论不準所盗为何人之墓，《竹书纪年》为中国先秦史上最为重要和最具学术价值的古文献之一，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特别是书中所载明确的天象资料，如“(帝辛)三十二年，五星聚于房”、“四十八年，二日并见”(今本)、“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古本)等，对年代学的研究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据历代学者们的共识，《竹书纪年》原简为战国中叶写本，比司马迁的《史记》早了200年左右，司马迁书写《史记》时并没有看到这部竹书，因而由战国时期的人来叙述战国事，尤其是与魏有关的事迹，自然比200年后的人来叙述早已消逝的历史要翔实可靠得多。但遗憾的是，据说原书至少在宋代已散失，后来仍有版本流传，学者们也未怀疑，清儒顾炎武、王念孙、王引之等经常引用流传本的相关内容。自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面世之后，有人开始怀疑《竹书纪年》是伪本，后据乾嘉学者崔述考证，得出如下结论：“不知何人浅陋诈妄，不自量度，采摘《水经》、《索隐》所引之文，而取战国邪说、汉人谬解、晋代伪书以附益之，作《纪年》书二卷，以行于世。”崔述曾列举了十条证据多方位揭示了流行于世的《竹书纪年》的伪迹，以证其为假冒伪劣产品。
自崔述之后，流行于世的《竹书纪年》在学术界的地位一落千丈，学者们大都相信这是一部伪书，不足以作为历史资料，从此打入另册，被称为今本《竹书纪年》。当然，这个“今本”是相对后来的“古本”而言的。
既然流行的《竹书纪年》是伪书，不可相信，原本又早已散失，所以近代以来，国学大师王国维等重新开始从唐宋以前的文献中一条条摘录所引用的《竹书纪年》内容，并辑校成书，学术界将其称为古本《竹书纪年》。由于王国维等人忠实地按古代文献中的《竹书纪年》引文摘录，其间没有掺杂自己的观点或塞进其他内容，所以学术界对这部古本《竹书纪年》相当看重，并用它来校订《史记》记述战国史事年代上的错误，并为此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
近年来，又有学者开始肯定今本《竹书纪年》的价值，并在今本可信性的研究上取得了突破。如美国汉学家夏含夷认为，今本《竹书纪年》至少有一段40字的文字与出土竹简是一样的，其余可推知。另有学者认为，清代学者否定今本的证据有相当一部分不能成立。这些新的观点和看法，为进一步研究这部被学术界打入另册的古文献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当今天的学者为这部史书的重要价值所惊异感叹之时，不知能否将其重现人间之功归于盗墓者的头上?
魏襄王墓被盗一事，若安在广川王刘去疾头上，是否符合历史真实尚可讨论，但刘氏盗掘魏哀王墓，则没有人怀疑。而这次，刘去疾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盗掘成功的。
据说刘去疾盗发此墓时，挖了三天三夜方才挖开。只见墓中有一股像雾一样的黄色气体扑面而来，气味辛辣刺鼻，令人无法进入穴内。后来，广川王派兵驻守于墓口，一直等了七天七夜，气味才逐渐消退。对于进入墓中后的情景，《西京杂记》这样写道：“初至一户，天扃钥。石床方四尺，床上有石几，左右各三人立侍，皆武冠带剑。复入一户，石扉有关钥，叩开，见棺柩，黑光照人。刀斫不入，烧锯截之，乃漆兕革为棺，厚数寸，累积十余重，力不能开，乃止。复入一户，亦石扉，开钥，得石床，方七尺。石屏风、铜帐钩一具，或在床上，或在地下，似是帐糜朽，而铜钩坠落床上。石枕一枚，尘埃础础，甚高，似是衣服。床左右石妇人各二十，悉皆立侍，或有执巾栉镜镊之像，或有执盘奉食之形。余无异物，但有铁镜数百枚。”
从以上记载可知，刘去疾此次掘墓，所得甚少。无非是些石人、石床、石枕、铜钩、铁镜及腐烂的衣服而已。这可能会令这个贪婪成性的家伙大失所望吧!
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多数墓葬，虽处于中国墓葬制度的初始阶段，但有些墓室设计也有独到之处，令盗墓者束手无策。
《晋书·石季龙载记》记载：邯郸城西石子岗上有座赵简子墓。后赵皇帝石虎继位后，曾命令下属盗发此墓。但开掘的结果，“初得炭深丈余，次得木板厚一尺，积板厚八尺，乃及泉，其水清冷非常。作绞车以牛皮囊汲之，月余而水不尽，不可发而止。”
1978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北随县发掘了擂鼓墩曾侯乙墓，引起了轰动。该墓墓主是战国时期江汉地区曾国的君侯，名乙。墓中出土的文物世所罕见，其中最出名的是青铜编钟，共有65件。令人惊奇的是，编钟至今仍能发音，而且同一件钟可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互不干扰，音声纯正，音色优美，能演奏中外多种乐曲，真可谓世界奇迹。
然而，这座古墓在发掘时却发现了盗墓者“作案”的痕迹。据考古队长谭维四说，在墓中室的东北角，有一个90厘米的圆形盗洞，能够容一个人携带盗墓工具通过，此洞已深入墓底，当时在场的考古人员都感到凶多吉少。
就在擂鼓墩曾侯乙墓正式发掘两个月前的3月6日至10日，湖北省博物馆考古队员郭德维曾参加了江陵天星观楚墓揭取椁盖板工作。根据郭在现场看到的情况，其墓被盗掘之惨状，可谓目不忍睹。整个墓坑共有七室，除足厢一个小室未被盗掘外，其余各室全被盗扰，稍大一点的青铜器均被盗劫一空，有一个大铜鼎可能由于盗墓贼无法搬出盗洞，索性砸碎带走，只遗下两只蹄形铜足不知何故未被带走。两只铜足分别高35.5厘米，直径10～12厘米，如此粗大的铜足，据估计当在50公斤以上。室内四重棺椁全被盗墓者劈开，尸体被拖出棺外抛入一角，一些未被盗走的漆木器，也遭到不同程度的扰乱和破坏，大批竹简被踩断碾碎，损失惨重。从直径3米多的盗洞留下的痕迹与遗物分析，盗墓者是采用六层圆木垒砌成四方形井架而进入墓室的，如此巨大的盗洞和繁杂精致的盗掘设备，显然属于明目张胆的官盗。据郭德维分析，这座战国中期的墓葬，大概是楚国的郢都被秦国军队攻陷以后，秦军除了对郢都进行了彻底的摧毁洗劫之外，也对郢都附近的楚国贵族墓葬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与盗劫。后来项羽攻破秦都咸阳，所进行的火烧阿房宫、洗劫始皇陵的恶行，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些都是跟着秦人学来的，只是远没有秦人厉害罢了。郭氏的这一推断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尚可讨论，但天星观一号楚墓为官家兵匪所盗基本是可以肯定的。
发掘擂鼓墩曾侯乙墓时，郭德维正在现场，并且负责中室，也就是盗洞所深入的那个椁室。当时墓坑内的积水近3米深，考古人员先用潜水泵抽水，然后清除淤泥。在清理中，发现盗洞四周的淤泥松软而稀，盗洞底部稍坚硬一些。最后，考古人员在距椁盖板2.7米深处的泥水中，发现了盗墓贼凿断的木梢，木梢长约10厘米，宽约7厘米，厚约3厘米。清理至3米深处时，又发现了盗墓贼凿下之碎木梢，比上次细小，长、宽在3～4厘米之间，总量一铁锨左右。伴随木梢出土的还有一块被凿下的长约80厘米的椁盖板一段，椁板斜插于泥中，有明显的凿痕，痕宽约5厘米，与稍后在盗洞东南角发现的一件木柄铁刃工具宽度一致。经前来参加发掘的武汉大学教授方酉生测量并纪录，这件铁刃物长50厘米，刃宽5厘米，厚3.5厘米，与现代木工使用的铁凿相似，圆柄长30厘米，柄端经使用已被敲成圆疤状。
当淤泥清理完毕，坑内积水也基本抽干之时，整个墓坑内的情况全部暴露出来。考古人员发现，整个中室的东北角为盗洞所扰乱，范围在0.7×1.38米左右。扰乱的范围内，出土的器物与墓室中的随葬器物迥然有别，显然属于盗墓贼掉入椁室的。此类器物为：
铁臿2件，均为双面刃，上面有方銎，可以装柄，出土时一件木柄尚存，连柄长89.6厘米，上部为圆木柄，靠近铁臿处作铲状，铲的上方有肩，可脚踩。
铁锄一件，刃部作圆弧状，宽8.8厘米，残高8.4厘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