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下一步干什么。她犹豫了一下子，明显很匆忙的样子，朝四下看了几眼，因
此让人注意到了她。为什么呢？因为她并没有计划到这一步。真正的理智者会把事
情的全部从头到尾计划完毕，把整个情节的每一步都考虑得非常仔细。但是，大部
分人都会烦起来，他们会不耐心，或者只计划到必须计划的程度，然后就靠临场发
挥。这个女人并没有考虑到如何将孩子带到家里。她没有为阿比准备好任何衣物或
者毯子。医院已经成了一道迷宫，她只考虑到如何走出来。这时突然有人在旁边注
意她了，也看到了她的紧张。这里就是一个证据，说明她处在压力之下产生了恐慌
心理。
“她是个敢于冒风险的人。”在绑架的每一个步骤当中，她随时都有被发现的
可能，而且危险越往后就越大，但她继续干下去——她换了衣服，从走道里走过，
一直穿过整个医院的中心地带。任何一个时候，员工都有可能问到她说：“嗯，你
有什么事情吗？”
到了卧室之后，她抱起阿比的时候，罗杰有可能会感觉到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或者一个真正的护士出现在房间里，这样会使她的谎言穿帮，并且堵住她的逃生之
路。这名绑架者有可能考虑到所有这些事情，但她显然是决意要冒一回险了。
她是一个人独自行动的，应该已经为那个孩子准备好了一个家，并且有足够可
信的理由假装一些事情，比如装作怀孕以说明阿比到来的理由。这还必须做得令人
信服，因为她并不会让自己成为一个傻子。
从临床角度看，我检查过很多有可能绑架孩子的妇女，其中一些是夫妇关系有
问题，另外一些人有妄想狂。我还熟悉比较有限的一些婴儿绑架案件。自1971年以
来，英国共有171名儿童被绑架，除一例之外其余的都安全地救回来了。这虽然是个
不很充分的、停留在数字阶段的资料，但还是让人宽心的。
我将心理轮廓描述交给了哈里·谢菲尔德。我们都有些累了，但仍然有很多工
作要做。“她的动机里面有三大可能性，还有五种不太大的可能性，”我说，“在
主要的三条动机当中，你们首先要注意这个妇女可能有严重的心理问题。如果是这
样，那就包括某种妄想狂在内，她可能认为阿比是她自己的孩子，她只是重新找回
了自己的孩子，而不是别的任何人的孩子。”
“其次，你们有可能在对付这样一名妇女，她希望保护或者维持一种不断恶化
的两性关系，她觉得一个孩子有可能会对事情产生一些影响。她要么希望让某人觉
得他是孩子的父亲，要么她希望保持一个婚姻或者两性关系。这有可能包括一些不
会生孩子的妇女。”“第三，你们有可能是在与这样一个人打交道，她在心理上是
非常孤独的，无法与成人建立起两性关系，但觉得跟孩子会保持不错的关系。她希
望有人爱，因此需要一个孩子来无条件地爱她。”
我再次强调说，这些都是最有可能的动机，但是，我也列出了其他五种动机：
这有可能是一种个人间的私事。那个妇女有可能对罗杰很钟情，她之所以拿走阿比，
是因为她觉得那本来应该是她的孩子，而不是卡伦的。也有可能这是针对卡伦个人
的行为，因此警方应该看看与作为一个产婆的卡伦接触过的女人。这事情还有可能
是针对女王医疗中心来的，而不是针对这对夫妇。员工不满或者病人有气都有可能
希望惩罚一下这家医院，而病人极有可能是因为某种事先预料到的错误没有阻止而
失去了自己的孩子。阿比被偷走也有可能只是用作商业上的交易。或者绑架后用作
某种仪式或者宗教目的。
根据谢菲尔德告诉我的情况，我排除了最后的五种可能性。卡伦和罗杰最开始
是要安排在另外的一间病房的，结果很快又安排到了现在的这个病房。绑架者不可
能知道这一情况，因此这意味着她不是针对汉弗雷夫妇来的，她只是想带走一个婴
儿……任何婴儿。
我也不相信这是针对医院的报复行为。有更容易得多的办法来惩罚这家医院，
根本无需伤害无辜者。令人宽心的是，阿比给偷去当作商品或者用作仪式目的的可
能性非常之小，几乎可以不予考虑，但并不能完全排除。
有一种可能性远远超出别的可能性——我肯定阿比是拿去修补一个婚姻关系或
者两性关系的。如果我在动机的分析上是正确的，那么整个拯救阿比的行动就必须
据此而行。
谢菲尔德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曾经是这样的：“她会伤害孩子吗？”
我告诉他：“一般来说不会，但是，如果她感到恐慌，或者害怕被抓到后受惩
罚，则这种风险就会增大。如果她觉得自已有可能会卡在一个困难的处境里，则有
可能想办法逃走，因此而抛弃阿比，这样，阿比几个小时内就有可能死掉。”
谢菲尔德说：“这就是我想确保大家不做或者说出任何有可能导致孩子受伤害
的事情来的原因。”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哈里·谢菲尔德将会成为英国警方对人无微不至地关怀的、
叔父般的形象。至少计划是这个样子的。但是，记者发布会几个小时后，这个决策
就受到来自一个本不该出现的部门的威胁。
中央电视是一家地方电视台，该台每月都有一个称为“犯罪跟踪”的节目，由
曼彻斯特前任代理局长约翰·斯托克主持。跟英国警视台一样，这个节目综合了犯
罪重现、被盗物品报告和罪犯拼凑人像以及现场录像播放等内容。两家电视台的节
目都是直接向公众播放的，目的是要帮助解决犯罪问题，我在不同时间分别出现在
这两家电视台的节目当中。
根据我的经验，约翰·斯托克是一个智力相当高的人，他是反犯罪专家，为人
也诚实，但我觉得“犯罪跟踪”主要还是一个诉诸公众兴趣的节目。
其中一个常规的栏目称为“局长简报”，并请诺丁汉郡的警察局长丹恩·克隆
普顿对一些特别的刑事调查案件或警方的最新发展进行属于闲谈的叙述。
星期二晚上，哈里·谢菲尔德在西布里奇福德的楼下找到了我，并将我带到一
边去了。
“这样的事情你简直都无法相信。我不知道如何跟你讲。”
啊，我的天，我想，他们发现阿比已经死了。
谢菲尔德说：“局长将于明天晚上亲自到‘犯罪跟踪’上去讲话。他将公布罪
犯拼凑人像和医院的录像带。”
“那个策略已经更改了吗？”我简直无法相信地问道。
“没有，这事跟我毫无关系。我无权处理。”
我看得出谢菲尔德很不高兴，他不是那种能够隐藏自己的不快和挫折感的人。
我怀疑有人觉得他是很容易受影响的人，但他们都错了。反过来，他是那种觉得人
们会做体面的事情，做正确的事情的人，尽管他多年从警的经验告诉他情况往往并
不总是如此。
有一阵子，我们站着说不出话来，我发现自己在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
并没有执法权力，也不能够做出操作或者政策方面的决定，但是，我关心的是阿比，
关心她的父母和她的绑架者。这些人会怎么想？
“你愿意跟他们谈谈吗？”谢菲尔德问。
“跟谁？”
“总部——帮助他们明白他们干的是什么事。”
“愿意，但我是局外人。他们愿意听我说吗？”
我为他感到难过。他是负责一件极为棘手的刑事案件的头儿，他面临巨大的外
部压力。他决定了一个特别的策略，将媒体哄到了有利于自己的一面，而且知道这
次刑事调查在朝什么方向发展。现在，所有这一切都成了问题，他能够做的一切就
是努力减少损失。
在西布里奇福德开了一个会，来自“管理阶层”的警官们来到这里的目的是要
开一次解释战略的会议，并结束任何有关在“犯罪跟踪”上另外做一次单独恳请的
话题。
我们大约有七个人，都坐在专案室的一个安静角落里，大家都因为热而脱掉了
夹克。来自总部的警监穿着衬衣坐在一张办公桌后面。他解释说他们打算怎么办。
警察局长将在“犯罪跟踪”上做恳请，然后他们将公开相关照片。
“你知道我的观点是什么。”谢菲尔德坐在我后面说。
“我很欣赏你的观点，但是，这是一个大案子，全世界的媒体都在关注此事。
我们必须有所回应。”
谢菲尔德说：“先生，我们的确是在回应此事。我们有非常详细和谨慎的措施
和策略，我们希望能够保持这个措施。”
我尽量强烈地表达了自己的反对意见，指出现存策略最大的焦点在于在监督谢
菲尔德与绑架者之间建立起一种个人联系。我们希望消除这次犯罪报道当中夸大其
事的影响，而“犯罪跟踪”却正有可能造成相反的效果。我还争辩说，这还会造成
资源的浪费，对被害人的父母造成创伤性的影响，而且会使真正有可能打来电话的
人产生误解。
那位警监听完我们说的话仍明确表示，这件事情已经不需要商量了。局长已经
答应了“犯罪跟踪”节目中的安排，而如果他出现在节目中又不提到这个县和这个
国家最大的一件案子是不可能的。
“好吧，但他可以介绍一下这个话题，然后把恳请的工作交给哈里来做，不行
吗？”
“不行。”
“为什么不行？”
“你不能够让一个高级警官充当次要角色而让次级警官担当主要角色。”
啊，我的天，我在想，得想想办法。
这位警监毫不动摇。就他那方面来说，局长将去电视台做恳请工作，公布照片，
而结果导致的公众反应会解决这个案子。
之后所有人都会欢天喜地地过日子，我在想。
警方选择怎么做，不怎么做，那不是我的事情，我不能够说：“你们在做愚蠢
的事情，你们脑子里想的都是一些肮脏的事情。”但是，我以前从来都没有体验过
这样的事情，一般来说，我能够跟一名负责刑事调查的高级警官谈话，因为是他在
负责刑事调查案件，是他来做决定的。案子是他的，是他主动来找我的，如果有事
情出了错，他的头放在砧板上。现在我看得出来，内部的政治斗争有可能会威胁到
这种自治，这使我非常生气，因为我觉得人们忘记了有一个孩子的性命系于一发，
而我又对此无能为力。
我无法阻止节目播放，因此决定请他们再次考虑一下公布录像定格像和罪犯照
片拼凑图的事情。我说，这是对他们的自我利益的严重威胁。大众媒体已经知道了
这个策略，这也许是我记得的第一次，他们已经尽全力做好自己的角色，因为他们
明白，如果人像和录像带公布出去，人人都会同时看到。
“如果你们让中央电视得到独家首次公布这批照片的机会，到明天早晨，你们
会看到全国各地的媒体在说，你们骗了他们。你们没有信守诺言。他们会对你们进
行狂轰滥炸，而且如果是这样一种情况，我也不会抱怨他们。”
这个信息终于让他明白了：你不该去跟媒体过不去的，尤其是当他们怀着足够
强烈的公众精神，把孩子和父母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放在他们自己的利益前面的时
候。
我有一个印象，这位克诺普顿局长根本不知道这样一些决定是如何形成的。根
据他的情况，他多半是每个月去一下中央电视的演播室，根本不知道自己将在节目
当中谈些什么话题。这些决定一定是由他手下的人做的。
如果结果不能令人满意，那就让不满意的程度减到最低水平吧，我同意为他的
恳请起草一个底稿，主要集中在已经确认的所有重要的因素上面。
“犯罪跟踪”播出的时候我就在伦敦，是星期二的晚上。我到早晨1点30分才回
到家里，6个小时后又到了去诺丁汉郡的路上。我到达西布里奇福德警察局的时候，
得知了头天晚上的事情。
克诺姆普顿局长是在继续做恳请的工作，但我的手稿扔到了一边，代之以由负
责这个节目的高级警官和电视台工作人员重新起草的一篇稿子。此后，一个名为
“加利”的神秘者往热线打来数次电话，声称他的妻子抱着阿比。他对主持人约翰
·斯托克讲了10分钟，并告诉他说阿比照顾得很好。“加利”在警方得到足够多的
细节追踪他之前就挂了电话，克诺姆普顿先生也请他继续保持联系。
对许多人来说，这似乎是一个突破，但是，哈里·谢菲尔德却无法掩饰自己的
不安。没有安排好经过训练的谈判者处理电话，打电话来的人的犯罪知情度也没有
进行验证。更糟糕的是，约翰·斯托克早间出现在电视上很自信地说他的“警察直
觉”告诉他，打电话来的人是真实的。
斯托克是一位有经验的警察，他无疑假定打电话来的人一定经过了正式的过滤，
并剔除了诈骗者，而他的工作就是要尽量长时间地拖住“加利”，并问出更多的细
节。
但是，从我的角度看，这一切并没有进行正式的过滤准备，根本没有人问过这
方面的技术问题——根本没有进行生命验证，也没有对打电话者的大脑功能进行分
析。我问谢菲尔德的时候，他只能耸耸肩，然后承认与他没有任何关系。这个节目
在这次调查活动的范围之外。
他的情绪到了下午后更糟糕了，因为他听说一位身着警服的警官对“加利的妻
子”做了一次特别的现场恳请，因为“加利”说她一般是在下午2点和3点之间看电
视的。这次行动得到了总部的高级警官的同意。
对谢菲尔德来说，事情好像是第二次刑事调查活动已经开始，而他本人根本不
知情。
哪怕如此，他还是决定继续按照原来的策略行事，并进入到了第二阶段。这是
根据这样一种可能性来进行的：绑架者已经决定不理外面的事情，根本也没有听到
前面的那些恳请。结果，她会在她的新的家庭环境里更觉得安全，那个婴儿对她也
更加亲近了，邻居和旁人也不再怀疑了。因为这个原因，第二阶段的恳请主要针对
绑架者身边的那些人——亲朋、好友、熟人和邻居，他们有可能产生了怀疑，而且
有可能受到鼓励说出来，特别是当他们觉得他们的朋友或者家人并没有被看作一个
十恶不赦的大罪犯的时候。
到此时，录像上的照片可以公布出来了，因为阿比彻底进入绑架者生活的风险
大过了阿比受到惊吓的风险。我还指出过，如果请更多的人参加恳请，比如卡伦的
姐姐，那是最合适不过的事情了，因为她们有另外一些说法来确证卡伦的伤悲。
星期四下午，等待许久的录像图像终于公布出来了，同时还有根据罗杰·汉弗
雷、吉姆和朱莉·莫里斯以及女王医疗中心员工的描述而形成的三张拼凑照片。到
第二天早晨，全国各大报纸都登载出那些照片，专案室在12小时内共接到400多个电
话，工作人员累得精疲力竭。
尽管哈里·谢菲尔德仍然是刑事调查案的主要面孔，但在警方的请求下，我还
是接受了几次采访，所以现在也无法回避了。我并不想牺牲警方的形象而强化自己
的作用，因此坚持认为我只是他们能够利用的一个资源。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了一
般性的几个问题之后，我接受了一对一的几个采访，并解释了绑架者可能的心态。
有人问我她此刻可能在干什么。
“一方面，她将努力与阿比建立完全排它的关系，她会将一切挡在外面，直到
她的世界里没有别的任何人，只有她和这个孩子，”我说，“同时，她会尽量使这
个孩子融入她现在的家庭生活。她要阿比成为她的女儿，她希望一个孩子爱她。她
希望两个人都忘记还有别的什么人，换句话说，要忘记卡伦和罗杰。”
“接近她的人必须意识到，这不是真的，至少他们会产生怀疑。他们就是我们
希望能够站出来的那些人。”
当天下午，我又回到了阿诺尔德洛奇的钢网后面，赶紧弥补上我在国民卫生服
务处的工作，并回顾与一个年轻姑娘在临床诊断中的谈话。现在只有靠媒体去寻找
那些有可能掌握着关于阿比·汉弗雷的真正信息的人了。
在我做的工作当中，有很多可悲的事情会出现，阿比·汉弗雷的案子也不例外。
离西布里奇福德警察局专案室不到半英里远的地方就有这么一个地方，那里住着很
多无法照顾自己的孩子的母亲。我的病人之一就在那里，她有一个很小的孩子，但
必须表明她有足够的能力照顾这个婴儿，否则这个孩子就只能够交给别人去照看。
我的任务是评估她的能力，因此我发现自己在考虑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一方面，
这里有汉弗雷夫妇，他们是许多人眼里最理想的父母，他们的新生儿却给人从身边
抱走了。但在不远的一个地方却生活着这样一个带着自己的孩子的姑娘，我的决定
将影响到她是否能够带走自己的孩子。
那同一个星期里，我还花了一天时间去监狱检查一名男子，他的孩子在沐浴中
受了严重的烫伤，他因此被控严重的身体伤害罪。警方认为这是故意行为，但是，
鉴于该名男子容易受到暗示，到底谁才应该负责任这个问题一直有争论。
7月8号星期五，也就是阿比被绑架的一个星期后，大批警察又回到了女工医疗
中心，再次问询医院的员工，调查来访人员，并拉住外面的路人、公汽和摩托车，
希望有人能够想起重要的细节。已经引发的大量电话本身表明，这次行动几乎伸及
全国的各个角落，但我仍然认为实际的绑架者有可能就住在医院附近的几英里内。
星期天下午，谢菲尔德打来电话，说对不起又搅了我一个星期天。一名妇女给
专案室打来了电话，声称她抱着阿比。
“什么东西使你相信这是真的？”我问。
“我们还不能够肯定，但不能放过她，她心情狂乱，不停地挂断电话。”
我开车去了西布里奇福德，到了之后才发现他们没有经过训练的警方谈判人员，
现在显然已经有一名正在路上。那女的又打来了电话，她大致说出了一些细节，但
在警方追踪到她之前她又挂了。我向跟她谈过话的警官问了几个问题，寻找一些细
节，看看能不能够使其与其他一些诈骗电话区分开来，因为上个星期已经有3000条
消息从公众反馈回来了。生命验证和犯罪知情并没有确立，但很明显那个女人听上
去情绪不太稳定，而且如果她手上果真抱着阿比，则不应该做任何使她感到恐慌的
事情。
谈判者到达之后，我大致对他讲了讲我对这个打电话者的情绪的了解，建议他
应该将她锁定在电话线上，并从她那里得到一些信息，但又不能够让她感到害怕。
然后，我们又等她打电话来。这次，警方得到了一个名字和地址——一是社会
服务处知道的一名年轻妇女，她有两个孩子，但都不是婴儿。
“我听到婴儿的声音。”那位警官坚持说。
“你能肯定吗？”谢菲尔德问，“你必须肯定。不能够是电视里面的，也不能
够是收音机里面传出来的。你能肯定那是婴儿的声音吗？”
他点头。
已经是晚11点了，我和谢菲尔德到了当地的社会服务处，我们想掌握那名妇女
的档案，从而更多地了解她。虽然她并没有威胁要伤害孩子，但她明显流露出歇斯
底里的迹象，还有极快的情绪波动。我们正在处理的不是一个能够控制自己情绪的
人，看起来警方必须采取非常快的速度了。
一个反应小组很快组织起来，早晨2点，我们开车去了诺丁汉，并在几英里外的
一个小小的乡村警察局集合。反应小组都配备了盾牌、防弹背心和警棍。最后讲过
一些注意事项之后，我们开车跟在警方的运输车后走，穿过了一些黑暗的街道和胡
同，走过了一排排沉睡的矮房。我们在离房子一英里远的地方停下来，房子那边根
本看不见任何东西，几名警官在前面搜索，我们跟反应组一起等在后面。在炎热的
夜风中，双声道无线电发出很响的声音，厚重的皮靴在碎石路上踩得很响。不久，
灯都亮了，人们开始在自家门前聚集起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没有什么事
情，请大家回屋内去，”警官说，“没有什么事情好担心的。”
向前进的消息传来，我们就开始走过去了，沿着安静的街道朝着好像是一条环
形路向前走。虽然我们尽量散开，并看上去若无其事的样子，但眼前的情形还是很
难掩饰，因为大家都穿着厚重的皮靴，戴着头盔，还拿着盾牌。
我们到了房子跟前——是很小的一个两层台地，上面两层，下面两层，后面还
有一间偏屋用作厨房。计划是打去电话，让那妇女去接电话，同时警方在外面等候，
随时准备进去。她将被告知有人会去敲门，她必须保持绝对的镇定，如果她产生了
恐慌，反应小组将强行进入。我听到电话响了，经过令人神经紧张的几分钟后，前
门打开了。警方很快进入屋内，翻遍了每一个柜子、盒子、抽屉、板凳和隔板。那
名警官事先听到过婴儿哭的——她在哪里？是不是被闷死了？还是被藏了起来？我
们已经失去了对她的命运的控制吗？
那名女士二十七、八岁，她感到万分震惊，并否认曾打过任何电话。毫不奇怪，
她自己的孩子，一个4岁，一个8岁，都受了惊吓，厚重的皮靴从一个屋子响到另外
一间屋子的时候大哭起来。搜查什么都没有找到，我反倒轻松一些了。我盯着她看
了半天，也听她回答了一些问题，之后确定这显然是讹诈。因为警方的确在地毯底
下找到了有关此次绑架案的剪报。
不管她是否绑架了阿比，她的情绪明显显示她需要咨询和关怀。她的孩子由一
名社工带养，母亲被带到了奥克斯胡同警察局。
虽然没有找到阿比，但是，我没有责怪接听电话的那名警官。他一直高度紧张，
一直在想这个案子的事情，而且决心要找到阿比，因此他说服自己的确是听到了背
景中的婴儿哭叫声。这是过度紧张的一个指标，像这样沉重的担子压在一名谈判者
头上，设身处地谁都受不了的。
不幸的是，当天再晚些时候，那名神秘的“加利”也证明是一个哄骗者。在一
片愤怒声中，来自格鲁斯特的这名36岁的失业者和离婚者于次日（7月12号星期二）
出现在法庭上，他被控对卡伦和罗杰·汉弗雷形成了严重的伤害。
同时，调查小组还在继续工作，他们极有可能会就此埋在山一样高的文件堆里。
有报告从远自爱尔兰和伦敦的地方送来，重要的是，好的信息不能埋没。在我看来，
碰到的合适年龄范围内的所有孩子都应该进行检查，并与医生、保健人员和接生婆
进行交叉询问。孩子在哪里出生的问题都必须询问，什么时候出生，谁接的生等。
虽然媒体有吵闹声传来，但是，哈里·谢菲尔德不让任何外部的压力分散他的
注意力，而且他还不改变自己的策略。他的上司允许中央电视做一个“未察觉的观
察者”的纪录片，专讲寻找阿比的事情，这使哈里的工作更难做了。我被告知这是
一项决策，调查小组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够配合。负责媒体关系的警官和中央电视
问我是否愿意参与，我对此予以拒绝，我不想接受采访。但是，这个纪录片小组有
权随便拍摄这次调查活动，因此，我有时候会抬头发现他们从门道或者走道里拍摄
我的镜头。
绑架之后的第12天，开始有问题提出来了，看看是否有什么东西错过了。也许
有人报告自己有怀疑，但在数千份声称看到阿比的目击报告中也许排错了优先位置。
7月15号，星期五，我有时间慢慢思考这一切，同时慢慢躺在床上修复自己的肢
体。不知道是哪根椎间盘出了问题，也不知道是不是整个脊椎出了毛病，或者是肌
肉劳损吧，我的腰已经成了一块硬板，最轻微的动作都成了一个折磨人的刑罚。星
期六早晨我也是处在类似的一个状态，突然间，早间新闻宣布说，阿比·汉弗雷已
经安全找到，而且没有受到伤害，是早间在诺丁汉的一个人家找到的。
有3个人被逮捕了，其中包括22岁的朱莉·凯莉，她以前是一名牙科护士，她承
认是她两个星期前从女王医疗中心抱走婴儿的。她跟男友莱夫·吉尔伯特共住一所
房子，莱夫23岁，是一个汽车修理工，他跟母亲苏珊住在一起。在采访中已经透露
出来的故事是，凯莉抱走阿比是为了巩固她与男友不断恶化的关系。去年8月份，吉
尔伯特跟别的人见过面之后威胁着要中断两人的关系，但凯莉后来又对他说她怀孕
了。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她一直把这个游戏玩下去了，允许他为这个孩子装修一个
小屋子，并且让他的家人买一个小婴儿车、小床和礼物。这个欺骗行为想得如此周
到，她早晨起来假装恶心，说总想吃东西。她塞满了东西走路，并劝说吉尔伯特带
她去女王医疗中心进行孕期检查，她让他在接待室里等着，然后她就假装去看医生。
到了3月份，因为渴望得到他更多的注意，她告诉他说化验表明“孩子”可能有
伸舌样白痴，这使得这两个人一起去了一所严重智障学校。
可笑的是，凯莉到5月份真的怀孕了，但她并没有抛弃她原来的精心骗局。到7
月初的时候，她的孕期已经超过了10个月，她遇到了压力，必须要生下孩子了，因
为她周围的人都在等待。她利用自己以前的护士服，然后戴上了假发，再去母婴病
房抱走了孩子。再后她回到自己家里，是沃拉顿布兰道大道的一所红砖墙房子，离
那个医院不到一英里远。凯莉在莱夫上班的时候打去电话，告诉他说她在家里生了。
在激动与兴奋以及家人的欢庆之中，没有人问到她是怎么生的。
同样，大多数邻居也都知道她怀孕的事情，窗台上出现一大堆毛绒绒的玩具，
晾衣绳上出现一长条小孩子衣服也就没有人觉得奇怪。但有一两个人产生了怀疑，
尤其是因为凯莉以前告诉过她们说她要生个男孩子。在家生孩子也不是常见之事，
也没有看到接生婆或者保健人员，因为这些人会仔细照看新生儿的。
朱莉·凯莉最后接受审判的时候，她被描述成有严重的人格障碍，因为她严重
依赖于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她觉得怀孕和生孩子会解决她的个人问题。
做咨询工作的心理分析师劳伦斯·贝尔医生为她做了检查，并说他觉得她形成
了对吉尔伯特先生的强迫性人际关系，他是她最早的真正的男友，她从17岁就认识
他了。“她感觉无法让电梯停下来走出去了。她无法告诉他们所发生的一切。她不
能够让自己鼓起勇气来说出真相。”从我的角度看，拯救阿比的行动是一个极大的
成功。绑架者没有任何抵抗就被找到了，不存在人质扣押的问题，也没有任何人受
到伤害。阿比一直得到很好的关照，几个小时之后重新回到了卡伦和罗杰的怀抱，
他们对警方的行动感恩至极。
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调查小组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后来发现，专案
组接到过5次暗示报告，说阿比就在布兰顿大道的一所房子里。第一份是一个匿名电
话，就在绑架发生的4天后，当时只说出了街道名字。第二个打来电话的人是格伦尼
斯·史密斯夫人，她是吉尔伯特的邻居，她说出了自己的疑虑，两天后警方去了那
所房子，并发现一家人在庆祝孩子出世，还有礼物和贺卡。
谢菲尔德对记者说：“他们在寻找一个要拯救的孩子。而他们找到的却是一个
看来就在一个极好的合适的家庭里。”
还有两个匿名电话来自一位药剂师，他担心一名想要一些面霜去治孩子的肚脐
眼的妇女有可能带着阿比。后来，邻居格伦尼斯·史密斯跟一位朋友谈到了自己担
心的事情，这位朋友就把这件事跟一个接生婆说了，这接生婆又检查了记录，说在
布伦顿大道并没有发现有在家生孩子的记录。当这份提示报告出来的时候，侦探已
经准备搜查这间房子了。
这5个电话（其中3个是匿名电话）都在媒体策略之后的15天内接听到的4700个
电话里面，正好表明这样一个教训，是我们以后必须要注意的。我并不责怪在绑架
发生的4天后搜查了那家房子的警官，他们不可能认出阿比来，只有罗杰和卡伦才有
可能做到。但他们的报告呢？醒目的细节是不是堆在山一样的文件堆里了？
当一个成功的媒体宣传引发如此庞杂的信息时，人们需要有一个准确分类和优
化的办法，让这些信息形成一定的形状和顺序。没有这个工作，很多时间都会在查
找一般提示的过程被浪费掉，而不是一开始就集中精力查找适合心理轮廓描述的线
索。做出这样的决定并非易事，这意味着不能够让一个处在危险之中的婴儿的紧急、
压迫和情绪化的因素影响到这些信息管理的要求。不管怎么说，应该理解这里面的
痛苦和所涉及到的风险，但是，应该退后一步，用几乎是数学的眼光来看看这些搜
查活动。
哈里·谢菲尔德和他的小组不应该受到批评。谢菲尔德一天工作24小时，因为
他称这次调查活动为他从警28年来最动感情的一次。“但是，你不能够让感情挡住
你做的工作，”他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说，“永远不可能有绝望的时候。担心是担
心，但是，不能够绝望。我从来都没有过百分之百的把握，说阿比一定能够找回来，
但是，我总是感觉到我们能够把她找回来的。”
21 崩溃的审判：皇家法院总是搞错吗？
温布尔顿治安法院初审过后三个星期，200英里之外的利兹市进行的一项完全不
同的起诉将极大地改变拉雪尔·尼克尔案的局面。一名流动杂货商基斯·霍尔原被
控谋杀了妻子帕特里首，但一名法官宣布，一名从事掩蔽调查的女警官与该嫌疑犯
交朋友而取得的证据不能为法庭所接受，因此宣布他无罪释放。
霍尔的妻子于1992年春失踪，邻居说此前夫妻二人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他
声称她就那样抛弃了他，然后开走了家里的福特车，后来又发现这辆车给扔在路边
了，司机座椅调得离方向盘很近，这是为她而不是为他调的，但是，一名送奶的人
回忆说看见过车里有过男的。
因为找不到她的下落，警方相信帕特里茜·霍尔已经被谋杀了，但找不到任何
东西可以将她丈夫直接牵扯在内。根据司法建议，他拒绝回答问题，警方在他家位
于利兹市郊外的普德塞的一间半独立式房屋的后院挖掘，因为没有成功，他还露出
椰榆的表情。他们还在房子附近刚刚铺好的水泥地面下挖掘。
1992年10月，调查小组最终接到一个电话，是当地一名妇女打来的，名叫伊莱
莎，她曾在《码头谷时报》上登载过征友广告，但非常惊讶地得到基斯·霍尔的反
馈。她认出了他的名字，因为她看过案情报道，也知道他的妻子死了6个月了。在警
方的建议下，她回信给霍尔，看看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在通信继续期间，警方用西约克郡地区反犯罪小组的一名掩蔽调查女警官替代
了“伊莱莎”。在接下来的4个月里，两人的关系继续下去了，从信件到电话，里面
谈到了很多有关人生、爱情和理想的内容。最后，他们在乔治和德拉根酒巴的停车
场见面，在那里，每一个字和犹犹豫豫的咳嗽声都被“伊莱莎”身上藏的麦克风给
录下来了。
他们在接下来的5个月里又见了5次面，大部分是在同一家旅馆安安静静地喝一
些酒。没有预料到的事情是，霍尔爱上了替代伊莱莎的女警官莉兹，并为她买了一
枚婚戒。当他请她搬到自己家去住的时候，莉兹宣称这不可能，因为他失踪的妻子
有可能在任何时候回到他身边。
第二天晚上，也就是1993年2月26日，当他们坐在旅馆的停车场里的时候，霍尔
告诉她说，帕特里茜不可能再回来了，因为他已经将她杀掉了，并将她的尸体放进
焚尸炉烧掉了。
他被逮捕了，被指控谋杀罪，并于1994年3月12日星期四在利兹皇家法院出庭受
审。经过数日司法辩论之后，法官沃特豪斯先生裁定，从事掩蔽行动的警官提供的
证据，包括霍尔有磁带录音的供认是不可接受的。基斯·霍尔被裁定“无罪”，没
有任何证据提交陪审团。他从法庭走出来，成为一个自由人。
当天下午，我出诊开车回莱斯特的途中从无线电里收听到这个消息。我记得自
己当时甚为震惊。这次行动跟尼克尔调查案的过程一模一样，但已经为一家法院所
推翻。这是不是标志着柯林·斯塔格的公诉也要告一段落了，我在想。皇家法院总
是搞错吗？
我找到电话亭后迅速给佩达打了电话。
“你已经听到了。”他说。
“是啊。这是不是说我们的那个案子也完结了？”
“不，当然不会。”他进而解释说，公诉小组已经仔细地研究过霍尔的案子，
并相信拉雪尔调查案中采取的掩蔽行动是按完全不同的设计思想和线路来进行的，
并不能够以同样的角度来看待。那次行动一直都是“过白区”，根本没有诱人人套
的内容。
佩达问：“你了解你自己的，保罗，我们的行动并不是要操纵一个人，逼他自
己供认的。我们那个行动是要允许他要么完全排除自己，要么进一步根据他自己的
选择使自己牵扯在内。”
“是啊，我知道。”
“这就是你不必担心的原因。这件事情一直受到最高层法律机构的关注。”
他是对的。这些都是有经验的律师们所做的决定，我也接受他们的判断，根本
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当审判日期越发临近时，在我看来事情已经越来越清楚了，
但我却已经没有了最开始的那种乐观和自信了。我们一直还在朝公正奔走，而现在
所有的可能性已经要重新进行评估了。
政府这边来了一位新的主律师，名叫约翰·纳了，9月2号星期五，我们在他的
会议室开了最后一次案情分析会。审判将于星期一开始，就在奥贝利的中央刑事法
庭开庭。佩达、米克·韦斯森、布鲁斯·巴特勒、约翰·纳了、初级律师、我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