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内勒先生？”
“是的，埃德温·F·斯内勒。”
门把手没有转动，也没有响，门也不开。几秒钟后，门底下塞出来一个白信封。卡迈尔把它拾起。“行啦，”他说得够响的，好让斯内勒听得见。
“隔壁房间，”斯内勒说道，“我等你的电话。”他说话像是美国人。他跟卢克不同，从未见到过卡迈尔，说真的，也不想见到他。卢克已经见到过他两次了，算他运气好，居然还活着。
卡迈尔的房间有两张床，靠窗口一张小桌。窗帘拉得紧紧的，透不进一丝阳光。他把运动包放在一张床上，紧挨着两个厚实的公文包。他走到窗口向外窥视一下，然后走向电话。
“是我，”他告诉斯内勒，“告诉我车子。”
“车停在街上。纯白的福特，康涅狄格州的车号牌。钥匙在桌上。”斯内勒说得很慢。
“偷来的吗？”
“当然，不过消过毒了。它是清清白白的。”
“我把它留在杜勒斯机场，午夜过后不久。我要求把它毁掉，行吗？”十足地道的英语。
“我接受的命令就是这样。是的。”斯内勒既恭敬又干练。
“这一点非常重要，知道吗？我想把枪留在车上。枪都会留下子弹，汽车都会有人看见，因此把汽车和车上的一切都毁灭干净，这是非常重要的。懂吗？”
“给我的命令就是这些，”斯内勒重复一遍。他不欣赏这一套说教。他不是头一回干这种杀人把戏。
卡迈尔坐在床沿。“400万已在一星期前收到，晚了一天，我得告诉你。我现在已经到了首都，我要求拿到另外300万。”
“中午以前汇到。这是协议好的。”
“是的，不过我怕协议靠不住。你们已经迟付一天了，还记得吧？”
这使斯内勒觉得恼火，既然杀手是在隔壁房间，而且不见得马上就会跑到门外，他也不妨露出一点不快。“那是银行的失误，不是我们。”
这使卡迈尔觉得恼火。“好得很。我要你们和你们的银行把另外300万电汇到苏黎世的帐户，纽约的银行一开门就汇出。从现在起还有两个钟头。我会查问的。”
“OK。”
“OK，事情干完之后我也不想出什么问题。再过24小时我就在巴黎了，我从那儿直接去苏黎世。我要求在我到达的时候整笔款子就已在那儿等我。”
“款子准定不误，只要把事情办成。”
卡迈尔笑了一下。“今天半夜，斯内勒先生，事情准定干成。也就是说，只要你提供的情况准确无误。”
“到现在为止，情况都是准确无误。今天不见得会有什么变化。我们的人今天上街。你所要求的一切都装在两只公文包里，地图、时间表、工具，以及其他物品。”
卡迈尔扭头看了一眼身后的公文包。他举起右手揉了揉眼睛。“我需要睡一觉，”他对电话咕哝，“我有20小时没睡觉了。”
斯内勒想不出什么话好说。反正有的是时间，如果卡迈尔想要睡觉，他当然可以睡上一觉。他们要付给他1000万。
“你不要吃点什么吗？”斯内勒问得有点尴尬。
“不要。过三个小时给我电话，10点半整。”他把听筒放回电话上，便在床上倒下。
秋季开庭的第二天，街道上清净而安静。法官们一整天都在法庭上聆听一个个律师辩论那些复杂而又十分沉闷的案件。罗森堡多半时间都睡着了。来自德克萨斯州的检察长发言时他醒来片刻，检察长辩论说某些判处死刑的囚犯应该接受药物使其神志清醒，然后接受死刑注射。如果他的精神有病，怎能将他处决？罗森堡难以置信地质疑。来自德克萨斯州的检察长说，他的病症可以用药物控制，因此，只消先给他一针使他清醒，便可以再打一针把他送终。这样做非常干净利落，完全符合宪法。罗森堡发出了声讨，可惜为时很短，便接不上气了。他的小小轮椅，比起他的同僚们的皮制的座位来，是过于低矮了。他显得相当渺小。想当年，他也曾经是一头猛虎，一个穷追猛打、令人丧胆的审案人，哪怕是最能言善辩的律师也被他驳得无计可施。无奈今非昔比。他先是口齿不清，继而便无言了。检察长对他讥笑了几句，又滔滔不绝地讲起来。
当天最后一场口头辩论的案子，是关于弗吉尼亚州的一4
第一夫人在西海岸出席一次又一次的5000美元一盘的早餐会，那边的有钱人和喜爱炫耀的人都巴不得掏出钞票去吃一顿冷鸡蛋和廉价香槟，为的是有机会让别人看见他们跟女工在一起，或许还能跟女王一同拍照，这里说的女王乃是人所共知的她的雅号，因此，总统是在孤枕独眠的睡梦中听见电话铃声的。按照历任美国总统的伟大传统，前些年他也曾有过需要一位情妇的念头，但是如今这又显得跟共和党格格不入。何况，他已到了古稀之年，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所以，就是女王待在白宫的时候他也常常是独自一人睡觉。
他睡得很熟。电话铃响了12次他才听见。他抓起电话，抬眼看钟。凌晨4点40分。他听见了说话，跳下了床，八分钟后便已来到椭圆办公室。他不曾沐浴，没系领带。他两眼瞪着他的参谋长弗莱彻·科尔，安然在办公桌后就座。
科尔笑脸相对。他的漂亮牙齿和光秃头顶都在发亮。年龄不过37岁，他在四年前一手挽救了竞选的颓势，把他的老板送进了白宫。他惯会翻云覆雨，仗势欺人，在内层圈中撕咬拼杀，逐步得势，以至于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今天。许多人都把他看作是真正作主的人。下面的工作人员听到他的名字便会不寒而栗。
“出了什么事？”总统缓缓问道。
科尔在总统办公桌前慢步走动。“知道得不多。两个人都死了。两个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凌晨一点钟左右发现罗森堡死在床上。他的护士和一个最高法院的警卫官同遭暗杀。三人都是头部中弹。干得不留痕迹。联邦调查局和首都警察正在现场复查的时候，他们接到电话说发现詹森又死在一处同性恋的戏院里。他们发现他已经有几小时了。沃伊尔斯4点钟给我来电话，我立即给你打了电话。他和格明斯基马上就到。”
“格明斯基？”
“中央情报局应该参加，至少在目前。”
总统两手叉在脑后，舒展一下身子。“罗森堡死啦。”
“是的。我提议你在两三小时后向全国讲话。马布里已经动手起草一份初稿，我会搞出定槁。我们得等到天亮，至少等到7点钟。要不然，太早了我们也会失去许多听众。”
“新闻界……”
“是的。他们出动了。记者们拍摄了急救人员把詹森抬进停尸房。”
“我没听说他是个同性恋。”
“这一点现在是不成问题了。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危机，总统先生。请考虑一下。这不是我们造成的。我们没有过错。谁都不能怪罪我们。全国都会因为震惊而达成某种程度的团结。这是集结在领袖周围的时刻。大好时机，不可泄气。”
总统喝了一口咖啡，瞧着办公桌上的文件。“我可以动手改组最高法院。”
“那是最有利的一点，最高法院会成为你的建树传给后任。我已经给司法部的杜瓦尔去电话，告诉他跟霍顿联系，准备初步的提名名单。霍顿昨晚在奥马哈发表演讲，不过现在快要飞回来了。我提议今天上午稍晚一点我们和他会面。”
总统点点头，对于科尔的提议他照例表示赞同。一切细节都让科尔去绞尽脑汁，他自己向来不为细节操心。“有可疑对象吗？”
“还没有。我不知道，说实话。我告诉沃伊尔斯，等他到这儿的时候，你会亲自听他汇报。”
“我听见有人说过，联邦调查局在保护最高法院。”
科尔笑颜大开，还笑出了声。“可不是。沃伊尔斯当众出丑。挺不好受的，真是。”
“好得很。我要沃伊尔斯承担应得的罪责。对报界下点功大。我要他脸上无光。那样一来，我们就可以要他俯首听命了。”
此话正中科尔的下怀。他站定不走，在他的法律拍纸簿上记下一。笔。一个安全警卫敲了敲门，把门推开。沃伊尔斯局长和格明斯基一同进来。四个人一通握手，空气顿时显得阴沉。进来的二位在总统的办公桌前就座，科尔则照例倚窗而立，靠近总统一边。他恨沃伊尔斯和格明斯基，他们也恨他。科尔是依仗心狠手辣而发迹的。他可以向总统进言，只要有这个条件就足够了。他可以在几分钟内保持沉默。有别人在场，要让总统首先讲话，这一点很重要。
“我很抱歉，有劳你们到来，不过，我也感谢你们光临，”总统说道。二人心神不宁地点头，并且也对那明显的谎话表示感谢。“怎么回事？”
沃伊尔斯说话快捷，要言不烦。他描述了罗森堡家里发现三具尸体的现场。每天晚上子夜一点钟，弗格森警官照常规都要跟坐在街上的探员接一下头。到时候他没有露面，探员便去查看。凶手干得非常干净，非常内行。他也尽他所知说了詹森的情况。颈脖断了，窒息而死。楼厅上的另外一个人发现了他。显然没有任何人见到作案的经过。沃伊尔斯一改他的出言直率生硬的故态。调查局碰上个倒霉日子了，他已经感觉得到重压临头。不过他毕竟一生经历了五个总统，他不相信就斗不过眼前的这个白痴。
“两处杀人显然是有联系的，”总统说道，两眼直视沃伊尔斯。
“可能。当然，看起来是那样，不过——”
“对啊，局长。二百二十年来，我们杀掉了四位总统，两三位候选人，五六个民权领袖，两三个州长，可是从来没杀过一个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现在倒好，一夜之间，不出两个小时就杀掉了两个。你居然不相信二者是有联系的？”
“我没有那么说。二者之间一定有某种联系。只不过作案的方法如此不同，而且干得这么内行。千万要请记住，我们收到过数千件对最高法院的恐吓威胁。”
“好啊。请问涉嫌杀人的是谁？”
从来没有人盘问过F·登顿·沃伊尔斯。他对总统圆睁双眼。“现在要说有谁涉嫌还为时过早。我们正在收集证据呢。”
“凶手是怎么进入罗森堡家的！”
“没有人知道。我们没有看见他进去，明白吗？显然，他在那儿已经有些时候，也许藏匿在小暗室里或者楼顶上。其次，我们是不受欢迎的。罗森堡不许我们进他的屋。每天下午大法官下班回家的时候，弗格森照规定检查一遍整幢房子。现在除了三具尸体，别无其他证据。下午晚些时候，枪弹检验和验尸结果会出来的。”
“我要你接到报告马上送到这儿来给我。”
“是的，总统先生。”
“今天下午5点钟以前，我还要一份简短的疑犯名单，听明白了吗？”
“当然，总统先生。”
“我还要一份报告，关于你们的安全措施，什么地方出了漏洞。”
“您是假设它出了漏洞。”
“我们死了两名法官，两人都是受到联邦调查局保护的。我认为美国人民有权知道什么地方出了毛病，局长。是的，它是出了漏洞。”
“我该向您报告呢，还是向美国人民报告？”
“你向我报告。”
“然后您再发布新闻，向美国人民报告，对吗？”
“你害怕监督吗，局长。”
“一点儿也不怕。罗森堡和詹森不肯和我们合作，所以他们才会死的。另外七位法官都肯合作，他们都活得好好的。”
“就谈到这儿。”总统笑脸对着科尔，他正暗暗窃笑，或者几乎在讥笑沃伊尔斯。科尔认准现在是开口的时候了。“局长，你知不知道詹森经常光顾那一类地方？”
“他是个大人物，又担任一个终身职务。如果他决心要光屁股在桌子上跳舞，我们可没法禁止他。”
“是的，先生，”科尔客客气气地说，“可是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沃伊尔斯深深呼吸一下，移开了眼光。“是的。我们怀疑他是同性恋，我们知道他欢喜上某几家电影院。我们无权，也无意透露这一类事情。”
“今天下午我要看到有关的报告，”总统说道。沃伊尔斯看着一扇窗子，只是听着，不说话。总统的眼光转向格明斯基，中央情报局的局长。“鲍勃，我要一个直截了当的回答。”
格明斯基挺直身体，紧蹙眉头。“好的，总统，什么问题？”
“我要知道，这两起凶杀案是否与美国政府的任何机构、集团或什么别的有关。”
“什么，您当真这么问我，总统先生！简直荒唐。”格明斯基显得异常震惊，但是总统、科尔，甚至连沃伊尔斯也都明白，眼下的中央情报局没有什么事情干不出来。
“正经八百，鲍勃。”
“我也正经。我向你们保证，我们与此毫不相干。就连你们的这么个想法也叫我大吃一惊。荒谬！”
“查查看，鲍勃。我要求彻底弄清楚。罗森堡得罪了无数情报界的人士。你就查一下吧，行吗？”
“OK，OK。”
“我要求5点钟左右有一份报告。”
“一定。OK。不过这纯粹是浪费时间。”
费莱彻·科尔挨近办公桌，站在总统身边。“我提议下午5点钟在这里会面，不知二位意下如何。”
两人点头起身。科尔把他们送到门口，不出一言。他把门关好。
“你应付得恰到好处，”他对总统说道。“沃伊尔斯知道他处境不妙。我预感到他要垮台了。我们得利用报界揪住他。”
“罗森堡死了，”总统自言自语。“我简直无法相信。”
“我有个想法，上电视。”科尔又在慢步走动了，一副由我作主的神气。“我们要把整个事件造成的冲奇波充分加以利用。你应该显得十分疲倦，仿佛你通宵未睡在处理事务。对不对？全国都会收看，等着你宣布详情使大家安心。我觉得你应该穿得暖和舒适，早上7点钟，穿上衣和打领带会使人觉得那是排练好的。我们应该随便一点。”
总统留神谛听。“穿件浴袍？”
“那倒不是。穿件羊毛衫和一条宽松裤怎么样？不要领带。白衬衫，领尖扣住的。像个老祖父的形象。”
“你要我在这个危机时刻穿一件羊毛衫向全国讲话？”
“不错。我认为这样好。穿件棕色毛衣和白衬衫。”
“我可不知道。”
“这个形象好。你瞧，总统，到下个月离开选举就是一年。这是我们难得遇到的一次危机，真是天赐的危机。人民需要看到你穿得有所不同，特别是在清晨7点钟。你必须显出一副无拘无束的家常风度，但是仍然执掌国家大政。这可以为你的支持率赚得五个百分点，也许十个百分点。相信我，总统。”
“我不喜欢羊毛衫。”
“你就相信我吧。”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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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天色还未大亮，达比·肖清晨醒来，醉意似乎没有消尽。在法学院度过15个月之后，她的脑子停下来休息绝对不超过六个小时。她常常在破晓之前起床，因此她无法跟卡拉汉睡得安稳。性爱的欢乐是不在话下的，睡觉则经常是拿枕头和被单拉来抢去的拔河战。
她两眼望着天花板，不时听见他在威士忌酒招致的昏迷中发出鼾声，被单像绳子一样卷在他的膝盖上。她，身上毫无遮盖，不过她倒不觉得冷。10月的新奥尔良天气仍然闷热。混浊的空气从下面多芬街上升，越过卧室外边的小阳台，从开着的落地长窗进来。初露的晨曦也跟随它一同进入室内。她站在门里边，披了件毛巾布的长袍。太阳正在升起，但是多芬街还是黑漆漆的。她觉得口干。
在楼下厨房里，达比煮了一壶浓浓的法国市场牌咖啡。微波炉上发出蓝色亮光的数字告诉她现在是6点缺10分。像她这么一个酒量不大的人，跟卡拉汉共同生活就是一场持续不断的斗争。她的最大酒量是三玻璃杯酒。她没有律师执照，也没有职业，每晚喝酒是负担不起的。她的体重是120磅，她下决心不让它高上去。
她灌下三杯冰水，然后倒满一杯咖啡。她开亮了电灯，走上楼梯，轻轻回到床上。她按动遥控器，开了电视，突然看见总统坐在办公桌后面，穿一件棕色羊毛衫，没系领带，看起来有点奇怪。这是全国广播公司的特别新闻报道。
“托马斯！”她拍拍他的肩头。没有动静。“托马斯！醒醒！”她摁了一个按钮，音量大吼。总统说了声早安。
“托马斯！”她头朝着电视。卡拉汉脚踢被单，坐了起来，擦擦眼睛，使头脑清醒过来。她递给他咖啡。
总统有不幸的消息。他的眼睛疲惫，神情悲伤，但是丰满的男中音中显出了信心。他有讲稿，但并没有使用。他专注地看着镜头，向美国人民说明了昨天晚上发生的震撼人心的事件。
“天哪，”卡拉汉嘀咕。总统宣布了亚伯拉罕·罗森堡的死讯，并立即发表了辞藻华丽的悼词。泰山北斗，硕果仅存，他如此称颂他，总统用词有点牵强，但用真挚的感情去颂扬一位在美国最受人憎恨的人物的非凡的经历。
卡拉汉看着电视，目瞪口呆。达比张大眼睛，看得出神。“真叫人难受，”她说。她坐在床头，好像冻僵在那里一样。总统是根据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的意见讲话，卡拉汉指出，它们两家都认为二人的遇害是有联系。总统已经下令立即彻底查究，惩治凶犯。
卡拉汉坐得笔直，被单盖在身上。他眨眨眼睛，用手指梳理了一头乱发。“罗森堡？遭暗杀？”他喃喃自语，两眼注视荧屏。他头脑里的迷雾立即廓清，头痛并没有消失，只是他已感觉不到。
“你瞧他的羊毛衫，”达比边说边喝咖啡，注视着总统化妆浓厚的橙黄面孔，光彩照人的银发敷贴得一丝不苟。他相貌不凡，嗓音悦耳动听，因此他能在政坛上飞黄腾达。他额头的皱纹攒成一堆，说到了他的亲密友人格伦·詹森大法官，他就更加显得悲戚了。
“蒙特罗斯戏院，半夜时候，”卡拉汉学着他说。
“它在哪儿？”她问道。卡拉汉在乔治城读完法学院。
“说不准。不过我想它是同性恋常去的地方。”
“他是同性恋吗？”
“我听到过传说。没问题。”两个人都坐在床头，腿上盖着被单。总统宣布命令，全国哀悼一周，降半旗。联邦政府机关明天一律停止办公。丧礼安排尚未就绪。他东拉西扯又说了几分钟，仍然是深感悲痛，甚至悲痛欲绝，很有人情味。讲话结束，照旧是一脸老祖父的笑容，那笑容表现出完全的信心、智慧和保证。
卡拉汉关掉了电视机，走到法国式落地窗口，清晨的空气显得深浓了。“没有嫌疑犯，”他咕哝道。
“我能想到的至少有20人，”达比说道。
“是啊，可是为什么他们二人同时遇害？罗森堡容易理解，那么詹森又是为了什么？岂不莫名其妙。”卡拉汉在近门的柳条椅上坐下，抓挠头发。
“我给你再来点咖啡，”达比说。
“不用，不用。我清醒了。”
“你的头痛呢？”
“只要我再睡上三个小时，就会好的。我想今天不去上课。心情不好，没法上课。”
“好极了。”
“见鬼。我没法相信。九个人中有七个人是共和党选拔的。”
“他们首先要得到参议院同意。”
“十年之后，宪法就会面目全非，我们再也认不得了，真不像话。”
“他们就是因此而被杀害的，托马斯。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集团，需要有一个不同的最高法院，一个由保守派占绝对多数的最高法院，明年要大选。罗森堡是91岁，也许还不止。曼宁是84岁。扬特已经80出头。他们可能马上就死，也可能再活上十年。民主党的人也许会当选总统。干吗要碰运气？现在杀悼他们，离开大选还有一年。如果有谁作此想法，完全合情合理。”
“可是为什么杀死詹森？”
“他是个叫人难堪的角色。而且，显而易见，他是个容易下手的目标。”
“是的，他基本上是个温和派，偶尔会有左倾的冲动。而且，他还是共和党总统提名的。”
“你要一杯红玛丽酒吗？”
“好主意。等一分钟。我正在捉摸。”
达比斜倚在床上，喝着咖啡，眼看着阳光透进了阳台。“你想吧，托马斯。时机选得十分美妙。当选连任，两个大法官的提名，党派政治，等等。但是再想一想当前的暴力和激进派、狂热分子、保护生命派和反同性恋分子，雅利安派和纳粹分子、想一想所有这些会动手杀人的派别，所有这些向最高法院发出的威胁，而某一个无人知晓、毫不惹眼的集团要把他们一下干掉，难道这不正是绝好时机。这件事确实可怕，但是时机的选择确是高明。”
“那么这个集团是谁？”
“谁知道呢。”
“地下军？”
“他们不见得是不惹眼的。他们已杀害了德克萨斯州的费尔南德斯法官。”
“他们不是用炸弹吗？”
“是啊，是使用塑料炸弹的专家。”
“把他们揪出来。”
“现在还不到揪出谁的时候。”达比站起来，重新束好睡袍。“好吧。我给你调一杯红玛丽。”
“除非你跟我一起喝。”
“托马斯，你是教授。你可以不想上课就不去上课。我是学生，而且……”
“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不能再缺课了。”
“我要给你的宪法课一个不及格，如果你不再缺课，不跟我一同醉酒。我有一本罗森堡判决意见的书。我们一同读它，一同喝红玛丽酒，再喝别的酒，还有别的。我很想念他。”
“9点钟我有联邦程序课，我不能缺这堂课。”
“我想打电话给院长，把所有的课都停掉。你该肯和我喝酒了吧？”
“来吧，托马斯。”他跟随她下楼到厨房去，喝咖啡，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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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椭圆办公室里，弗莱彻·科尔没有把夹在肩头的电话听筒取下，又摁了一下电话机的另一个按钮。三条线路在闪光，都已接通。他一面在办公桌前踱来踱去听着电话，一面匆匆看一遍司法部长霍顿的两页报告，他没有理会总统。老人家正蹲伏在临窗处，两手戴着手套，紧捏一支轻击棒，先是眼睛紧盯着黄球，接着慢慢越过蓝色的地毯盯着十英尺开外的黄铜球洞。科尔朝听筒吼了几句。总统对他的话充耳不闻，只顾轻轻触击小球，看着它不歪不斜地滚进洞中。球洞卡嗒一声，把球送了出来，它便朝边上滚开三英尺。总统两脚只穿袜子，向着下一枚球慢慢移去，头朝下对着它呼吸。这会儿是枚黄球。他出手轻击，它便笔直滚进洞中。连中八球。三十球，进了二十七球。
“鲁尼恩院长来电话，”科尔说道，把听筒砰地放下。“他很生气。他要今天下午和你面谈。”
“告诉他先拿个号码。”
“我已经告诉他明天上午10点钟来这里。你10点半开内阁会议，11点半开国家安全会议。”
总统头也不抬，只顾捏紧轻击棒考虑下一枚球。“民意测验怎么样了？”他小心挥棒，眼随球动。
“我刚才和纳尔逊谈过。他连测了两次，从中午开始。计算机正在分析，不过他估计支持率会是52或53左右。”
玩高尔夫的人朝上看了一眼，露出笑容，马上又埋头玩球。“上星期是多少？”
“44。羊毛衫和不系领带起的作用。我说得一点不错。”
“我想是45，”他一面说一面轻触黄球，看着它不偏不倚滚进洞去。
“你说得对。45。”
“那就是最高点了，多久——”
“11个月。去年11月402航班事故以来我们一直不曾高过50点。这次危机帮了大忙，总统。全国上下都震惊了，但许多人又因罗森堡死了而高兴。你处在整个事件的中心。真是好极了。”科尔摁下一个闪亮的按钮，拿起听简。他没有说话便砰的一声放下。他拉直领带，扣好上衣。
“5点30了，总统。沃伊尔斯和格明斯基已经在等着了。”
他轻轻一击，看着球滚。球向右偏了一寸，他表情尴尬。“让他们等着吧。我们明天上午9点钟举行一次新闻发布会。我要沃伊尔斯一同出席，但是我不会让他开口。叫他站在我背后。我在会上再说一点具体情节，回答几个问题。各电视网都实况直播，你觉得怎么样？”
“当然，好主意。我会安排好开会。”
他拉下手套，丢在一角。“让他们进来。”他小心地把球棒靠在墙边，双脚套迸了他的巴利牌平底便鞋。跟平日一样，从早饭到现在他已经换了六次服装，现在穿一套苏格兰格子花呢双排钮扣套服，系一条红蓝双色的波尔卡圆点花领带，这是在办公室里的穿着。上衣挂在靠门的衣架上。他坐在办公桌后面，皱起眉头看几份文件。他朝沃伊尔斯和格明斯基点点头，但是既没有站起来，也没有握手的意思。他们坐在办公桌对面，科尔照老样子像是一个卫兵一样站着。总统搓捏鼻梁，好像一天的劳累招致了偏头痛。
“整天工作辛苦了，总统先生，”罗伯特·格明斯基开口打破冷场。沃伊尔斯朝窗子看。
科尔点点头，总统说道：“是的，鲍勃。今天工作特别多。我还请了好几位埃塞俄比亚人今天来晚餐，所以我们谈得简短一点。你就先谈吧，鲍勃。谁杀了他们？”
“我不知道，总统先生。不过我向您保证我们与此毫无关系。”
“你向我保证吗，鲍勃？”他几乎是在祈祷。
格明斯基举起右手，手掌对着办公桌：“我发誓，在我母亲的墓上，我发誓。”
科尔乐滋滋地点头，好像他当真相信，也好像只要他点了头便一切都没有问题。
总统注视沃伊尔斯，他的胖身体塞满了椅子，而且还穿了一件肥大的风雨厚大衣。局长慢慢嚼着胶姆糖，暗自嘲笑总统。
“枪弹检验报告？尸体剖检报告？”
“带来了，”沃伊尔斯说着便打开了公文包。
“你就说给我听听。我以后再看。”
“手枪是小口径，多半是0.22。火药的痕表明罗森堡和护士二人都是贴近开枪直射。弗格森比较难说，但是开枪的距离不会超过12英寸。每个人的头部都中了三枪。罗森堡的头部取出两颗子弹，枕头里又找到一颗。看样子他和护士都已睡着。同样的子弹，同一支枪，同一个枪手。显然，完整的尸体剖检报告正在准备，不过不会有什么惊人的内容。死亡原因都是明摆着的？”
“指纹呢？”
“没有。我们仍在寻找，不过凶杀干得非常干净。看起来凶手只留下了子弹和尸体，别的什么都没留下。”
“他是怎么进入屋内的？”
“没有明显的进去的痕迹。罗森堡4点钟左右到家时弗格森检查了房子。例行程序。两小时后他交出了书面报告，报告中说他检查过楼上的两间卧室，一间浴室，三个储藏室，也查过了楼下每一个房间，当然什么也没发现。还说他查看了所有的门和窗。按照罗森堡的指示，我们的探员都守在户外，他们估计弗格森4点钟的检查花了三至四分钟。我怀疑在大法官回家和弗格森走遍楼上楼下的时候，凶手已经隐藏在那里。”
“为什么？”科尔盯住问。
沃伊尔斯的红眼睛看着总统，没有把他的打手当同事儿。“此人显然本领非凡。他杀了一位最高法院大法官——也许是两位——确实没有留下一点痕迹。我想猜该是一个职业杀手。进屋对他不是个问题。躲过弗格森的走马观花的检查也不成问题。他想必很有耐心。他不会在屋里有人外面还有警察的时候冒险进去。我想他是在下午什么时候进屋的，就在里面等着，大概躲在楼上一间储藏室里，或者也许在屋顶楼上。我们在可以收放的梯子下面找到两粒屋顶楼的绝热材料的小碎片，这表明那个楼梯新近有人用过。”
“他躲在什么地方其实无关紧要，”总统说道。“他没有被发现。”
“一点不错。人家不许我们检查他的房子，您明白？”
“我明白他死了。詹森是怎么回事？”
“他也死了。脖子断了，是用一根黄色尼龙绳勒死的，随便哪一家五金店都能买到的尼龙绳。医学检验人员不认为折断脖子是死因。他们都认为是绳子勒死的。没有指纹。没有目击证人。那种地方是不会有证人挺身而出的，所以我不指望能找得到什么证人。死亡时间是夜里12点30分。两次作案相隔两小时。”
总统在记笔记。“詹森什么时候离开他的公寓的？”
“不知道，因为我们的人只能待在停车场。我们跟随他到家是下午6点左右，在房子外面守候了七个小时，后来发现他被动死在了一个同性恋者出没的场所，他是开了一辆友人的车子偷偷离开房子的。汽车在离开下流场所两个街区的地方被找到了。”
科尔向前跨了两步，两手僵硬地摸紧在背后。“局长，你认为两个案子是一个凶手干的吗？”
“见鬼，谁知道。尸体都还是热的。让我们喘口气。现在还没有丝毫证据。没有证人，没有指纹，没有任何东西留下，我们需要时间把所有的情况拼凑起来。也许是一个人，我说不清。下结论现在还太早。”
“你肯定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看法，”总统说道。
沃伊尔斯稍停一下，朝窗子看了一眼。“可能是同一个人，但他一定是个超人。或许是两个人或三个人，但是无论如何，他们必须得到大量的帮助。有人供给他们大量的情报。”
“什么情报？”
“例如詹森常常在什么时候去看电影，坐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到达，自己一个人去，还是去跟朋友会面。再如罗森堡。一定要有人知道他的小房子里没有安全系统装置，知道我们的人被关在门外，知道弗格森10点钟到达，6点钟离开，而且只能坐在后院，知道——”
“你知道所有这一切，”总统打断他说。
“当然我们知道。不过我向您保证不曾向任何人透露过。”总统心怀鬼胎地向科尔使个眼色，科尔摸摸下巴，正在深思。
沃伊尔斯向格明斯基笑笑，好像是说，“我们就跟他们走着瞧吧。”
“你的意思是有个共谋的集团，”科尔是聪明人，说话时眼眶很深。
“我什么意思也没有。我不过是向您，科尔先生，也向您，总统先生，说明有很多人共谋杀掉他们。凶手可能不过只有一两个人，但是他们得到了大量的帮助。干得非常快，非常干净，有非常良好的组织。”
科尔显得满意。他站得笔挺，又把两手捏在背后。
“那么谁是共谋呢？”总统问道。“你们知道谁是嫌疑犯呢？”
沃伊尔斯深深呼吸，好像坐定在椅子上了。他关好了公文包把它放在脚边。“此刻我们还找不出一个首要的嫌疑犯，只不过有几个可疑的人。这一点务必要保守秘密。”
科尔连忙向前走近一步。“当然这是机密，”他赶紧说道。“你们是在椭圆办公室里。”
“我先前也来过这里多次。说真的，当你还裹着尿布跑来跑去的时候，我便已到过这里，科尔先生，不论什么事情都有走漏风声的途径。”
“我想你自己也走漏过，”科尔说道。
总统举起一只手。“这是机密，登顿。你接受我的保证。”科尔后退一步。
沃伊尔斯面对总统。“最高法院在星期一开庭，您是知道的，各种狂热派别聚集市内已有几天。最近两周以来，我们一直在注意观察各种活动。我们获悉至少有11个地下军的成员已经在首都地区逗留一周。今天我们找来两个人问话，已经把他们释放。我们知道这一批人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欲望。眼下它最有可能涉嫌。也有可能明天会起变化。”
科尔毫无表情。地下军是人人都在议论的。
“我听说过他们，”总统说了一句蠢话。
“哦，是的。他们已经名气很大。我们相信他们杀死一位德克萨斯州的审判法官，不过，无法证实。他们对炸药很熟练。我们怀疑他们干了至少100次爆炸，被炸的有全国各地的流产诊所，美国民权联盟办事处，色情场所，同性恋俱乐部。他们正好是罗森堡和詹森的对头冤家。”
“别的嫌疑对象呢？”科尔问道。
“有一个雅利安团体叫做白色抵抗，我们已经注意了两年。他们都是从爱达荷州和俄勒冈州出来活动的。它的领袖上星期在西弗吉尼亚州作了一次演讲，并在那一带逗留了几天。星期一在最高法院外面的示威中我们发现有他，我们明天要找他谈话。”
“这些人是职业杀手吗？”科尔问道。
“他们并不刊登广告宣传自己，你知道。我不大相信有哪一个团体真正动手杀人。他们只是雇佣杀手，而由他们负担跑腿的工作。”
“那么谁是凶犯呢？”总统问道。
“我们可能永远不知道，说老实话。”
总统站起来伸展一下两腿。他朝办公桌对面的沃伊尔斯笑笑。“你担负了一件困难的任务。”这完全是老祖父的口气，充满了温暖与理解。“如果可能，我希望每天下午5点钟能得到一份两页隔行打字的关于调查进展的报告，每周七天都要。如果有什么突破，我希望你立即给我电话。”
沃伊尔斯点头不语。
“明天上午9点钟我要举行新闻发布会。希望你也来。”
沃伊尔斯点头不语。几秒钟过去了，谁也不说话。沃伊尔斯粗声粗气地站起身来，还把风雨大衣的腰带打个结。“好吧，我们该走了。您还有埃塞俄比亚人和别的事呐。”他把两份检验报告交给科尔，因为他知道总统是不会看的。
“谢谢你们来这儿，先生们，”总统热情地说道。科尔在他们走后把门关好，总统已经把轻击棒抓在手里了。“我不陪埃塞俄比亚人吃饭了，”他说，眼睛看着地毯和一枚球。
“我知道了。我已经为你向他们表示歉意。现在是严重的危机时刻，总统先生，你理应由你的顾问们陪守在这个办公室里，你重任在肩。”
他一下轻击，球儿准准地滚进了洞。“我要跟霍顿谈谈。这次的两个提名必须是理想的人选。”
“他已经送来一份十个人的名单。看起来提得很好。”
“我要的是反对堕胎，反对色情影视和读物，反对同性恋，反对枪支控制，反对种族定额，反对一切乌七八糟事情的年轻的保守的白人。”他打偏了一棒，便踢掉了鞋子。“我要的法官必须憎恨毒品和罪犯，还必须热心赞成死刑。明白吗？”
科尔在打电话，一面触动数字，一面向总统点头。他要选定提名人，然后说服总统深信不疑。
K．O．刘易斯和局长一同坐在毫无声响的豪华轿车的后座，车子开出了白宫，行驶在高潮时间的车流中。沃伊尔斯无话可说。此刻，惨剧已经发生，报纸都是不留情面的。至少有三个国会小组委员会已经宣布举行听证，对死亡事件进行调查。受害者尸骨未寒，而政客们已经头脑发热，为了地位你争我夺。一次言词激烈的声明引燃出另一通火爆的发言。俄亥俄州参议员拉金憎恨沃伊尔斯，沃伊尔斯憎恨俄亥俄州参议员拉金，参议员在三小时前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他的小组委员会立即开始调查联邦调查局对两位惨死的大法官的保护工作。但是拉金有一个女朋友，年纪很轻，联邦调查局手中有几张照片，所以沃伊尔斯信心十足，可以使调查延宕下去。
“总统的态度怎样？”刘易斯问道。
“哪一个总统？”
“不是科尔。另外一位。”
“了不起。真是了不起。他为罗森堡伤心透了。”
“是的。”
他们沉默无言坐在车上驶向胡佛大厦，还要干一个通宵的工作。
“我们还有一个新的嫌疑对象。”刘易斯最后说。
“告诉我。”
“一个叫做纳尔逊·芒西的人。”
沃伊尔斯缓缓摇头。“没听说过。”
“说来话长。”
“给我长话短说。”
“芒西是佛罗里达州一个很有钱的工业家。16年前他的外甥女被一个名叫巴克·蒂龙的非洲裔美国人施暴后杀害。女孩12岁。她被非常野蛮地施暴后杀害。我不给你说细节。芒西没有子女，十分珍爱外甥女。蒂龙在奥兰多受审，判了死刑，他被严加监禁。一家纽约大公司的几个犹太律师多次提出上诉，1984年这案子到达最高法院。你猜想得到：罗森堡对蒂龙由怜生爱，炮制了一条荒谬的第五修正案的自招罪责的理由，不承认这个小流氓在被捕后一周写的一份供词。那是一篇蒂龙自己写成的八页供词。没有供词就没有案子。罗森堡写了一篇绕来弯去的五票对四票的意见推翻了定罪判决。一个极有争议的决定。蒂龙得以逍遥法外。可是，两年后他便消失不见了，从此没有再见到过他。谣传芒西出钱雇人把蒂龙阉割碎尸后喂了鲨鱼。纯属谣言，佛罗里达的当局宣称。后来在1989年，蒂龙案子的首席律师，名叫卡普兰，被一个暴徒枪杀在他的曼哈顿住所的门外。那么巧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