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提供的消息？”
“两个小时前佛罗里达来的电话。他们深信不疑芒西花了大钱干掉蒂龙和他的律师。他们只不过是无法证实。他们搞到了一个吞吞吐吐的、不明身份的知情人，此人自称认识芒西，告诉了他们一点情况。他宣称芒西多年来一直声言要解决罗森堡。他们都说他的外甥女遇害以后他显得略有失常。”
“他拥有多大资财？”
“够多的，好几百万。没人说得清。他很诡秘。佛罗里达当局相信他办得到。”
“我们要查查清楚。听起来蛮有意思。”
“我今晚就办这件事。你当真需要三百名探员侦办这个案子吗？”
沃伊尔斯点燃一支雪前，把窗子开了一条缝。“是啊，也许四百个人。我们要赶在报纸把我们活活吃掉以前使这个案子真相大白。”
“那可不容易。除了九颗子弹和一条绳子，那些家伙什么东西都没有留下。”
沃伊尔斯把烟喷到窗外。“我知道凶手干得真是太干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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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院长没精打采地枯坐在办公桌后面，领带松开，面容枯槁。房间里还有他的三个大法官和五六个法律助手坐在那里压低了喉咙悄悄交谈。他们的震惊和疲乏都是一望可知的。贾森·克兰，罗森堡的高级助手，看来创痛尤甚。他坐在一只小沙发上，两眼看着地板，目光冷漠，这时候大法官阿奇博尔德·曼宁，如今的最高龄大法官，正在讲解丧仪礼节。詹森的母亲决定星期五在普罗维登斯市举行一次小规模的私人的主教派礼拜。罗森堡的儿子是个律师，已经给院长送来了一张单子，开列了已故的大法官的一条条遗嘱，都是大法官在第二次中风后拟具的，他要求在举行平民仪式之后即行火花，把骨灰散布在南达科他州的苏族印第安人保留地。罗森堡虽然是犹太人，却早已不信宗教而以不可知论自居。他要求和印第安人一同埋葬。鲁尼恩心里以为那是恰如其分的，不过并没有说出来。外面一间办公室里，六个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在喝咖啡，神情不安地低声谈话。此刻已经天黑，快要到把留在人间的各位大法官护送回家的时候了。每一位都有四名探员充分保镖。
安德鲁·麦克道尔，61岁，现在是最高法院的最年轻成员，站在窗下，吸着烟斗，观看来来去去的车子，要说最高法院里谁是詹森的朋友，那就要数麦克道尔。弗莱彻·科尔跟鲁尼恩说过总统不仅要出席詹森的丧礼并且还要宣读悼词。里间办公室里没有一个人赞成总统致词。院长请麦克道尔准备说几句话。麦克道尔一向不喜欢出头露面，规避讲话，此时一只手捻弄领结，尽力想象他的朋友在楼厅里被一条绳子套住脖子的模样。真是太可怕了，叫人想都不敢想。一个最高法院的法官，他的杰出同事中的一员，九人中的一人，偷偷跑到那么个地方，观看那样的影片，落得这般骇人听闻的下场。可悲啊，难堪啊。他反顾自身，想到他一个人站在教堂人群的前边，面对詹森的老母和兄妹，而又明知人人头脑里想的是蒙特罗斯戏院。他们都要悄悄相互问询：“你知道他是同性恋吗？”就麦克道尔而言，他既不知情也不曾起过疑心。他不想在丧仪上讲话。
本·瑟罗法官，68岁，他关心安葬死者远不如关心抓住凶手。他早年是明尼苏达州的联邦检察官，按他的理论，嫌疑犯分为两类：为了仇恨或复仇而下手和谋求影响未来的决定而下手。他已经指示他的助手立即进行研究。
瑟罗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我们有27名助手和7名法官，”他说给大家听，而不是说给哪一个人听。“老实说，未来几个星期里我们是干不成什么事的，一切决定都要等到法官完全足额之后才能表决。那得要几个月时间。我提议把我们的助手都投入到解决杀人凶案中去。”
“我们又不是警察，”曼宁不紧不慢地说。
“我们难道不能至少等到葬礼之后再来扮演警察吗？”麦克道尔说道，没有从窗口转过身来。
瑟罗也不理会他们，一如往常。“我来指导调查工作。你们把助手借给我两个星期，我相信我们能够排得出一份人数不多的实实在在的名单。”
“联邦调查局本事大着呐，本，”院长说：“他们可没有向我们求助。”
“我看还是少谈联邦调查局的好，”瑟罗说道。“我们可以哭丧着脸在这儿志哀两个星期，也可以着手破案揪出这些狗娘养的。”
“你有什么把握能够破这个案子？”曼宁问他。
“我并不是有把握能够破案，但是我觉得值得一试。我们的同事惨遭谋害，一定是有原因的，而这原因一定和某个案件或某个问题直接有关，也许是我们最高法院已经判决的案件或作出决定的问题，也许是我们正在受理的案件或问题。每一个人都可能为了某种原因而恨我们。但是，如果这不是为了报复或出于仇恨，那么，也许是有人为了一项未来的决定而需要一个不同的最高法院。那就是此案的奥妙之所在。杀死亚伯和格伦的人是因为他们二位对某一个案件的投票，也许今年，也许明年，也许今后五年。这个人是谁呢？我要助手们把下面11个巡回上诉法院中的待决案件一个个都调上来。”
麦克道尔法官连忙摇头。“你瞧，本。一共有五千多个案子，其中的一小部分最后会来到我们这里。这岂不是无的放矢？”
曼宁也同样不以为然。“请听我说，同事们。我和亚伯·罗森堡共事了31年，我自己就常常恨不得一枪把他打死，但是我也把他当作一个可爱的老大哥。他的自由派思想在60年代和70年代是普遍被接受的，但是到80年代就显得陈旧了，如今到了90年代就受抵触。他成了我们国家里一切错失的象征。我相信他是被一个激进的右翼仇恨派别杀死的，这是一个报复行动，本。简单明了。”
“那么格伦呢？”瑟罗问道。
“当然我们的朋友有反常的不良癖性。外面一定有传闻，他就成了那种派别的一个明显的目标。他们恨同性恋，本。”
本还在踱来踱去，听不进他们的话。“他们恨我们全体，如果他出于仇恨而杀人，那么警察会逮住他们的。但是，如果他们为了左右最高法院而杀人呢？如果某一个派别利用这个动乱和暴力的时机消除了我们当中的两个人，从而改组最高法院呢？我想这是大有可能的。”
院长清了清喉咙。“我想还是要等到他们下葬以后，或者骨灰撤掉了以后再作考虑。我不是说不可以，本，不过得再等几天，得等到局面安定以后。我们大家现在都惊魂未定呢。”
瑟罗说声“早走一步”便出了房间。他的保镖尾随他走下长廊。
曼宁法官拄着手杖站着，对着院长说话。“我可去不了普罗维登斯。我不能坐飞机，也不能出席丧礼。我自己也快要有一次葬礼了，看一回样板没有什么可乐的。我会向他们的家属去信吊唁的。你见到他们的时候请代我表示歉意。我是个很老的人了。”他和一个助手一同离开了。
“我认为瑟罗法官有他的道理，”贾森·克兰说道。“我们至少需要检查一下手头有待审决的案件以及那些可能会从下级巡回上诉法庭送上来的案件。这好像是漫无目标，不过也许会碰上一点什么东西。”
“我同意，”院长说道。“只不过现在时机还不够成熟，你是否这样认为？”
“是的，不过我还是认为无论如何都得马上动手。”
“不。等到下星期一，我会把你分到瑟罗那里。”
克兰耸耸肩膀就告退了。两位助手随他来到罗森堡的办公室，他们坐在黑黑的房间里，喝着亚伯喝剩的一点白兰地。
在法学院图书馆的五楼，达比·肖在查看一份计算机打印出来的最高法院的案件摘要。她已经看了两次，虽然其中充满了争议，但她找不到一点有意思的内容。杜蒙德曾经引起骚乱。一件新泽西州的儿童色情案，一件肯塔基州的鸡好案，十多件死刑上诉案，十多件各种各样的民权案件，以及一批惯见的税务、地区规划之类的案件。她从计算机里调出了每个案子的摘要，审阅了两次；她整理了一份可能的嫌疑犯名单，可是那些人又像是人人都知道的。她把那份名单扔进了垃圾桶。
卡拉汉认准了是雅利安分子，或者纳粹分子，或者三K党；一批容易辨认的国内恐怖分子；一帮无法无天的团伙。一定是右翼分子，这一点是明摆着的，他觉得。达比不觉得这么有把握。那些仇恨集团都太明显了。他们发出的威胁太多了，扔的石块太多了，举行的示威太多了，发表的演讲太多了。他们需要有一个活的罗森堡，因为他是他们的憎恨的一个目标，他使他们的活动得以存在下去。她认为这个作案的人是一个更加阴险的人物。
他坐在卡纳尔街的一间酒吧里，此刻已经醉醺醺的。他还在等她到来，虽然她并没有答应过要来跟他会面。他决定宪法课停课一周；声言由于他心目中的英雄死了，他已无法上课。
10点过了几分钟后，她到了图书馆四楼的计算机房，坐在显示屏前。房间里没有人。她在键盘上敲打起来，打印器便一份接一份地吐出分布在全国11处联邦上诉法庭的未判决上诉案件。一小时后，打印器停机，她拥有了足有六英寸厚的11处上诉法院的待审案件摘要。她把文件抱回到她的座位上，放在乱糟糟的书桌中央。已经过了11点钟，五楼上已是人去楼空。从一扇狭长的窗子里可以看得见下面景色阴暗的停车场和树木。
她又把鞋子踢掉，审视了一下脚趾甲上的红油彩。她喝了一口暖人的弗雷斯咖啡，冷眼凝视下面的停车场。第一个假设是容易的——两处谋杀是同一群人出于同样的原因所为。如果不是这样，这一番查究就没有希望了。第二个假设就为难了——作案动机不是仇恨或报复，而是要操纵法院。第三个假设就要容易一点——这案件或问题涉及巨额的金钱。
答案不会在眼前印出的文件中找到。她翻阅这批摘要直到半夜，到图书馆关门才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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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星期四中午，一位秘书拎了一只装满了三明治和葱头圈的纸袋，走进胡佛大厦五楼的一间湿气颇重的会议室。四方形会议室的中央，一张红木会议桌的两边各有二十只椅子，围满了全国各地的联邦调查局的头头。所有的人的领带都松开了，所有的袖子都卷上去了。缕缕蓝烟汇成一片薄云，包围了高挂在会议桌上方五英尺处的枝形吊灯。
局长沃伊尔斯在讲话。他又累又气，已经在吸今天上午的第四支雪茄烟，他在他这一头的桌子背后的屏风前面慢慢走动。一半人在听他讲话，另一半人拿起桌子当中的一叠报告在看，有尸体剖检报告，尼龙绳检验报告，以及关于纳尔逊·芒西的报告，还有另外几个要迅速调查的题目。这些报告都很单薄。
认真聆听又专心阅读的是特别专员埃里克·伊斯特，他只有十年资历，却是个才华出众的侦查于员。六小时前沃伊尔斯指定他负责这次调查。工作班子的其他成员都在今天上午选定，现在就是在开组建班子的会议。
伊斯待所听所闻的都是他已经知道了的。调查可能要耗时数周或数月。除了九枚枪弹、绳子，以及用来收紧圈套的一节钢条，别无证物。蒙特罗斯戏院没有什么特别涉嫌的人。没有指纹，没有纤维，什么都没有。杀人如此彻底干净是一种非凡的才能，雇用具有这样才能的人需要大笔金钱。沃伊尔斯对于捉拿凶手不抱希望。他们必须集中全力去查明是谁雇用了凶手。
沃伊尔斯一边吸着烟，一边说：“桌上有一份材料介绍纳尔逊·芒西，他是百万富翁，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人，他曾经说过威胁罗森堡的话。佛罗里达的当局深信他出了大钱指使人把一个强奸犯和他的律师杀掉。材料上都说了。我们有两个人今天上午跟芒西的律师谈过话，碰了大钉子。芒西出国去了，据他的律师讲，他当然无法知悉芒西何时回国。我已经派了20个人调查他。”
沃伊尔斯把雪前再点燃，看着桌上的一张纸。“第四号是一个名叫白色抵抗的团体，一个由中年突击队员组成的小团体，我们已经观察了三年。你们都有一份材料，说实在的，嫌疑很小。他们爱干的是丢燃烧弹和烧十字架。没有多大的计谋。最重要的还是他们没有多少钱。我就不相信他们雇得起这么老练狡猾的枪手。不过我还是指派了20个人。”
伊斯特撕开一个沉甸甸的三明治的包袋，闻了一下，还是决定把它放下。葱头圈是冷的。他的胃口已经消失。他边听边记笔记。名单的第六号有点出奇。一个神经不正常的人名叫克林顿·莱恩，他向同性恋宣战。他的独子离开衣阿华州的家庭农场出走，在旧金山迷恋上同性恋的生活，很快便得了爱滋病一命呜呼。莱恩因此而精神崩溃，放火烧掉得梅因的同性恋同盟的房子。他被逮捕判刑四年，1989年越狱逃逸，从此便不见踪影。据材料上说，他搞起了一个庞大的可卡因走私网，赚了大钱。他把这笔钱用之于他个人发动的一场反对同性恋男女的小型战争。联邦调查局想逮捕他已有五年，但是据信他是在墨西哥操纵他的组织。多年来他写信发泄对国会、最高法院和总统的仇恨。沃伊尔斯并不真把莱恩当作嫌疑犯。他是一颗散落在无人涉足的远处的果子，但是沃伊尔斯不能容许有一条漏网之鱼。他只指派了六名探员。
名单一共有十个名字。每个嫌疑犯都派出了六至二十名最干练的特别探员去对付。每一个单位都选定一名头领。他们每天向伊斯特报告两次，伊斯特上下午都要和局长会面一次。还有百来名探员在城市街道和乡间搜寻线索。
沃伊尔斯谈到保密。新闻记者像猎狗一样紧追不舍，调查工作必须极端注意隐秘。只有他局长本人对报界发言，而他也要三缄其口。
他坐下了，K．O．刘易斯发表了一通谈话，谈到了葬礼、安全，以及鲁尼恩院长帮助调查的要求。
埃里克·伊斯特喝着冷咖啡，凝视著名单。
34年间，亚伯拉罕·罗森堡撰写的意见书不下1200篇。他的作品是一股长流不竭的源泉，每每使宪法学者惊讶不已。他有时候对枯燥的反托拉斯案件和纳税的申诉置之不理，但是如果有关的问题只要带点具有实质争论的味道，他就会紧握双拳介入进来。他的意见书里包括对多数的赞同意见，还有许许多多的不同意见。他常常一人独持异议。34年中每一场热点争论都容纳了罗森堡的一篇这样那样的意见。学者们和批评家们都爱他。他们出书和出文章来讨论他和他的工作。达比找出了五本各不相同的他的意见书的硬封面的汇编，都有编者按语和注释。有一本书除了收进他的精彩的不同意见外别的一概不收。
星期四她什么课都不上，独自坐在图书馆五楼的新闻记者座位下。计算机印出的纸整整齐齐地分摊在地板上。罗森堡的著作都打开着，夹上标记，一本一本叠成一摞。
整个这起杀人案有一个原因。如果只杀罗森堡一人，复仇和怨恨还说得通。但是加上一个詹森，复仇和怨恨就分量大减。他有可恨之处，这是不用说的，但是他不像扬特和曼宁那样有民愤。
她找不到任何对于格伦。詹森的文章含有批评意见的书。六年之中，他撰写的多数意见书不过28篇，在全体大法官中是写得最少的。他写过很少几篇不同意见的意见书，也合写过很少几篇同意的意见书，他写文章实在慢得可怜。他的作品有时候明白流畅，有时候支离破碎，情调伤感。
她研究了詹森的意见书。他的思想一年年波动很大。保护犯罪的被告的权利，一般说来他是始终一贯的，但还是有够多的例子足以使任何学者都觉得不可思议。在同类的七次表决中，他有五次为印第安人投票。他写过三篇意见书，强烈主张保护环境。他几乎百分之百支持一切抗议捐税的案件。
还是没有什么线索。詹森是个反复无常的人，不值得认真看待。和其他八位法官相比，他是个无足轻重的人。
她又喝完一杯热咖啡，暂时放下对詹森文章的笔记。她的手表掉在抽屉里找不到了。她不知道现在几点钟。看来卡拉汉现在已经清醒过来，他要在法国区的日先生餐馆里吃一顿深夜晚饭。她得给他去电话。
迪克·马布里，现任的总统讲话撰稿人和文笔奇才，坐在总统办公桌旁边的椅子上，眼看着弗莱彻·科尔和总统一同审读他草拟的詹森法官悼词的第三稿。科尔枪毙了头两稿，马布里还是弄不清他们到底要怎么写。科尔提议的是一个样子，总统所要的又是另一个样子。今天早些时候，科尔来电话说别提悼词的事儿了，总统不会出席葬礼。过一会儿总统来电话，要他准备几句话，因为詹森是个朋友，虽说他是同性恋，毕竟还是个朋友。
马布里知道詹森不是个朋友，不过他是个新遭杀害的大法官，会有一次备享哀荣的丧礼。
科尔过一会儿又来电话说总统是否出席还未定下来，不过还是得写点儿东西以备用。马布里的办公室在白宫隔壁的老办公大楼里，在那一天，对于总统是否会出席一个人所共知的同性恋者的丧礼一事，办公室里的人是三对一赌他不会去。
“好多了，迪克，”科尔说道，把纸折好。
“我也欢喜它，”总统说道。马布里注意到，总统经常都是等待科尔对他的文字表示赞许或者不快。
“我可以再试试，”马布里说道，站起来。
“不，不，”科尔接着说。“这就恰到好处了。很能打动人心。我欢喜它。”
他陪马布里走到门口，立即把门关紧。
“你觉得怎么样？”总统问道。
“我们还是取消此行吧。我的感觉告诉我不吉利。公众影响一定大，但是你对一个在同性恋色情戏院里发现的尸体说这么些好话，太冒险了。”
“是呀，我想你——”
“这是我们的危机，总统，支持率不断上升，我确实不敢走一步险着。”
“该派个人吗？”
“当然。副总统怎么样？”
“他在哪儿？”
“正从危地马拉飞回来。今天会到。”科尔突然自己觉得好笑。“这是副总统的好差使，您知道。同性恋的丧礼。”
总统莞尔一笑。“好极了。”
科尔收起笑容，开始在办公桌前踱来踱去。
“没什么问题。罗森堡的丧事星期六办，办丧事的地方离开这儿只有八个街区。”
“我情愿去地狱里过一天。”
“我知道。但是你的缺席会引人注意的。”
“我可以住进沃尔特·里德医院治疗背部痉挛。以前这么干很灵。”
“不好，总统。明年就要竞选。你该离开医院远一点。”
总统双手拍在桌上站起来。“真该死，弗莱彻！我不能出席他的丧礼是因为我没法忍住不笑。90％的美国人恨他。我不去，他们便都爱我。”
“这是礼节，总统，要讲风度。要是你不去，报纸要烈火烧你。你去用不着说一句话，只要跟进去跟出来就行了，脸上要显出悲痛，让照相机都拍到好照片，要不了一小时就完了。”
总统已经抓起了球棒，蹲伏在一个黄球上面。“那我就也得去参加詹森的葬礼。”
“行，但是别提悼词。”
他轻击一棒。“我只见过他两次，你知道。”
“我知道。我们就静悄悄地出席两个丧礼，一句话不说，完事就走。”
他又轻击一下。“我想你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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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托马斯·卡拉汉一人独睡，起床很晚。昨晚他早早上床，头脑清醒，一人独眠。他已一连三天取消上课。今天星期五，明天就是罗森堡的丧礼，为了对他的偶像表示敬意，他不可讲授宪法。直至亡灵安息妥贴。
他煮了咖啡，穿一件睡袍坐在阳台上。温度在七十度以下，入秋以来第一次寒流来了。下面是熙熙攘攘、生机勃勃的多芬街。他对街对面阳台上的一个不知名的老妇点点头。波旁街离开这里一个街区，旅人游客都已带着地图和相机走上街头。天亮的时候在法国区是见不到人的，但是时近十点，狭小的街道上便已车来车往一片繁忙了，有送货车，也有载客的小汽车。
像这样很晚起床的日子很多，在早晨这个时光卡拉汉特别珍惜他的自由。他从法学院出来已经二十年，他的当年同窗大多数都束缚在压力沉重的法律工作里，每周苦熬七十小时。他也曾在私人事务所里度过两年。首都地区一家有二百名律师的大公司，在他甫出乔治城法学院的大门便雇用了他，让他写案情摘要，写了六个月。然后他又被安置了一个工作，专门答复关于子宫内避孕器的正式讯问，每天十二小时，有时还得做到十六小时。他还得到指点，如果能够在今后的十年里做完二十年的工作，就有希望到了筋疲力竭的二十五岁时成为公司的合伙人。“卡拉汉想要活到五十岁出头，所以便从私人执业的苦役中告退。他熬得一个硕士学位，当上教授。他睡到日高三竿，每天工作五小时，偶尔写篇文章，大多数时间都让自己过得快乐逍遥。没有家室之累，他的七万元年薪负担一幢两层楼的矮檐住房、一辆保捷时汽车以及美酒是绰绰有余了。如果死神提早光临的话，那是因为威士忌酒，而不是因为工作。”
他是作出牺牲的。他的许多法学院出身的朋友都是大公司的合伙人，信纸上印着花里胡哨的头衔，一年挣上五六十万。他们和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德士古石油公司，以及大保险公司的经理们平起平坐。他们跟参议员们拉拢结交。他们在东京和伦敦都有事务所。不过他并不羡慕他们。
他有一个同学好友名叫加文·维尔希克，也是从私人开业打退堂鼓而进入政府机关工作的。他先在司法部民权处工作，后来转入联邦调查局。现在他是局长特别顾问。卡拉汉星期一要到华盛顿去出席一次宪法教授会议。他和维尔希克约好了当天共进晚餐畅饮一番。
他得去个电话把他们的吃喝落实一下，并且从他的脑子里掏点儿什么。他不看本子就拨动电话。电话接通了又转，他花了五分钟才找到加文·维尔希克接电话。
“快说，”维尔希克说道。
“很高兴听见你说话，”卡拉汉说道。
“你好吗，托马斯？”
“现在是10点30分。我还没穿衣服。我坐在这儿的法国区喝咖啡，观看多芬街上的行人。你在干什么？”
“神仙生活，我这儿已经11点30分，自从星期二早上发现尸体以来我还没有离开过办公室。”
“我真受不了，加文。他会提名两个纳粹。”
“是吗？当然，我的地位不许我议论这样的事情。不过我猜想你是说对了。”
“猜想个屁。你早就见到提名名单了，是不是，加文？你们一伙人已经在核查出身背景，不是吗？说说看，加文，你可以告诉我。名单上有谁，我绝对不说出去。”
“我也不说出去，托马斯。不过我可以肯定告诉你——你的大名不在其内。”
“我可伤心啦。”
“姑娘怎么样？”
“哪一个？”
“说吧，托马斯。姑娘？”
“漂亮出众，温柔优雅——”
“说下去。”
“谁杀了他们，加文？我有权知道。我是纳税人，我有权知道是谁杀了他们。”
“这姑娘是什么名字？”
“达比。谁杀了他们，为什么？”
“你老爱挑剔名字，托马斯。我还记得你丢掉几个女人，是因为你不欢喜她们的名字。她们是漂亮火热的女人，就是名字不好听。达比，有点动人性感的味道，好名字。什么时候我可以见见她。”
“不知道。”
“她住进你家了吗？”
“不关你的屁事。加文，听我说。谁干的？”
“你没看报纸吗？我们还没有嫌疑犯，没有。”
“你们肯定知道作案的动机。”
“动机一大堆。恨他们的人多着呐，托马斯。局长已经下令要我们核查一遍所有待审的案件、最近的裁定、表决时投赞成票和反对票的名单等等。”
“真了不起，加文。全国的宪法学者现在都成了侦探，全力侦破谋杀案子。”
“你知道不？”
“不。我听见了消息便喝得大醉一场，不过现在已经清醒。姑娘倒好，钻进书堆研究起来了，跟你们干的一样。她把我丢下不管了。”
“达比，好名字。哪儿人？”
“丹佛。我们星期一见面吗？”
“也许。沃伊尔斯要我们日夜不停直到计算机说出半是谁干的。不过，我打算跟你见个面。”
“谢谢。我想要的是完整的报告，加丈。不是道听途说的东西。”
“托马斯，托马斯。你老是刺探消息。我呢，一如既往，无可奉告。”
“你喝醉了会说出来的，加文。你向来如此。”
“她多大年纪？19岁？”
“24岁。”
达比在拉斐特的联邦大厦的空荡荡的停车场上停好车子，走进一楼的助理人员的办公室。星期五的中午，法院里没有人审案子，廊厅也空无一人。她站在柜台前，从一个窗口朝里看，等候着，一位助理的助手，耽误了午饭时间，带有一点步姿，走到窗口。“我能帮助你吗？”她以一个低级公务员的口气说道。
达比把一张纸条塞进窗口。“我想看这份档案。”助手瞟了一眼案件的名字，便看着达比。“为什么？”她问道。
“我用不着解释。这是公开档案，不是吗？”
“半公开。”
达比拿起纸条，把它折起来。“你熟悉‘知情权法’吗？”
“你是律师？”
“用不着是律师就能看这份档案。”
助手拉开柜台里一个抽屉，拿出一串钥匙。她点一下头，用额头指一下路。“跟我来。”
门上的牌子是“陪审员室”，但房间里面没有桌子也没有椅子，只有靠墙排满了文件柜和箱盒。达比看了一下整个房间。
助手指指一面墙壁。“那就是，这边墙上。这里第一个档案柜里都是上诉和来信。其余的柜子里则有调查记录、证据，以及审判记录。”
“审判是什么时候？”
“今年夏天。进行了两个月。”
“上诉书在哪儿？”
“上诉期没有结束。截止日期是11月1日。你是记者还是什么？”
“不是。”
“好的。你当然明白，这些都是公开档案。但是审判法官规定了几条限制。首先我得记下你的名字和你到达和离开的时间。其次，不得带走本室内的任何东西。第三，上诉期结束前不得抄录档案中的任何部分。第四，你在室内取阅过的任何东西都必须放回原处。这是法官命令。”
达比朝档案柜的墙上看看。“为什么不允许我抄录？”
“你去问法官，好吗？请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达比·肖。”
助手把姓名写在靠门口挂着的一块夹纸板上。“你要在室内停留多久？”
“我不知道。三四小时。”
“我们5点关门。你离开的时候到办公室找我。”她关门的时候露出假笑。达比拉开一个抽屉，里面都是起诉书、答辩书、辩护书，她开始翻阅档案，记下笔记。这件讼案进行了七年，原告一人，被告是三十八家财力雄厚的公司、它们集体雇用过或停雇了法律事务所，前前后后不下十五家，全国各地都有。都是大公司，许多都有好几百名律师，分布在十多个办事处里。
长达七年耗资巨大的官司，结果如何还未定。真是难解难分的官司。法庭的判决只是被告暂时胜利。原告提出重审的动议，声言判决是用钱买去的，或者用别的方法非法取得的。一箱箱的动议。指控与反指控。制裁与罚款的要求在讼案两方之间飞来飞去。一份又一份的书面陈述记载了律师和当事人的谎言和欺诈，有一个律师已经死了。
另一个律师自杀未遂，这是达比的一个同班同学说的，这个同学在庭审期间被休斯敦的一家大公司雇为暑期临时工，虽然不许知道案情，但也听到过一点风声。
达比拉开一张折椅，仔细观看档案柜。看完全部内容需要五个小时。
蒙特罗斯戏院的名声大噪反而对它不利。大多数顾客都是天黑以后戴上深色墨镜，显得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现在倒好，一位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死在它的楼厅上面，这地方一下子出了名，好奇者开车经过都要指指点点，摄影留念。它的常客都去了别处。只有最勇敢的人在车辆行人稀少的时候才大胆进来。
这个人一下冲进门来，付了钱，眼睛也不朝收银员看一下，完全是一副常客的模样。
时已午夜。他登楼来到楼厅，想到詹森的脖子套了一个死结便禁不住喜上眉梢。门已锁上。他在中央一张座位上坐下，跟谁都不挨着。
他朝身后张一眼，小心地把手伸进皮夹克，拿出一个黑盒子，六寸长，五寸宽，三寸厚，把它放在地板上，两腿的中间。他用一把小尖刀把隔壁座位的软垫小心割开，然后，朝四周偷看一下，便把黑盒子塞进坐垫中去。
他深深吸一口气。这个装置是一个真正的专业人员、一个微型炸弹方面的传奇式的天才制作的。
这是他今晚放置的第三枚，他还要再放一枚，上另一家电影院去，那儿是放映色情片的。他急着要上那儿去，那又是个叫他不舒服的地方。
不过他们是一个非暴力的团体，反对不加区别地杀戮无辜和无足轻重的普遍百姓。他们杀掉了少数非杀不可的对象。他们的特长是摧毁建筑物。他们挑选一些容易下手的目标。十八个月中没有一个人被逮住。
12点40分。时间已到，他得马上离开，快步行走四个街区，从他的汽车里再拿一个黑盒子，到六个街区外面的猫咪电影院去，那里的关门时间是1点30分。猫咪影院在名单上不是十八名就是十九名，他记不准是第几名了，但是他知道得清清楚楚，再过三小时二十分钟，所有首都地区的色情影院便要全部炸个稀巴烂。
他正了正墨镜，看了最后一眼身边的座位垫子。根据地板上的纸杯和爆玉米判断，这地方是一星期打扫一次。没有人会觉察到划破的织物中间难以看清的开关和管子。他格外小心地扳动开关，便离开了蒙特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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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埃里克·伊斯特从未见过总统，也没到过白宫。他也从未见过弗莱彻·科尔，但是他知道自己不会对此人有好感。
星期六早上7点钟，他跟在沃伊尔斯和K．O．刘易斯的背后走进椭圆办公室。没有笑脸，也没有握手。沃伊尔斯介绍了伊斯特。总统坐在办公桌后面点点头，并不站起来。科尔在阅读什么东西。
首都地区的二十家色情场馆付之一炬，许多场馆还余烬未熄。他们从豪华汽车的后窗里看见了城市上空的黑烟。一家名叫安琪儿的藏污纳垢之地的一个看门人烧伤严重，性命难保。
一小时前他们得到消息，有一个不知姓名的人打电话给广播电台为地下军声明承担责任，他还声言为了庆祝罗森堡的死亡要有更多的同样行动。
总统头一个开口。伊斯特觉得他的精神疲劳。这么大早起来，实在难为他了。“一共有多少处炸弹爆炸？”
“这儿是二十处，”沃伊尔斯回答。“巴尔的摩十六处，亚特兰大大约有十五处。看样子好像破坏事件都是精心配合的，因为所有的爆炸都发生在凌晨四点。”
科尔从文件上抬起头。“局长，你相信这是地下军干的吗？”
“到现在为止只有他们声称负责。此案看起来和他们的某些旧案相像。”沃伊尔斯对科尔说话的时候眼睛并不向他看。
“那么你几时动手抓人呢？”总统问道。
“只要我们知道了可能促使他们作案的原因，总统先生。那是法律规定，您明白。”
“我明白你认为这个组织是杀害罗森堡和詹森的头号嫌疑，你确认它杀害了德克萨斯州的联邦审判法官，昨晚炸毁了52家淫秽场所的也像是它。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可以乱炸乱杀而不受惩罚。老天哪，局长，我们是处在包围之中了。”
沃伊尔斯的脖子红了，但是他不发一言。总统两眼盯着他，他只顾朝别处看。K．O．刘易斯清了一下喉咙。“总统先生，不知我该不该说，我们没有认为地下军跟杀害罗森堡和詹森有关。事实上，我们没有证据说明他们与此案有关。他们只是十多个嫌疑之一。我以前说过，杀害的手法极其干净，组织良好，很有专业水平，极高明的专业水平。”
科尔走上一步。“你是想说，刘易斯先生，你一点也不知道是谁杀了他们，你也许永远都不会知道。”
“不，我没有那么说。我们会查明的，不过需要时间。”
“多长时间？”总统问道。这是个没人能够回答的问题。总统问出这样的问题，伊斯特马上对他起反感。
“得几个月，”刘易斯说。
“几个月？”
“几个月。”
总统的眼珠转了几转，又摇摇头，一肚子不高兴，站了起来走到窗口。他对着窗口讲话。“我不相信昨天晚上发生的事跟死了的法官毫无关系。我弄不懂。也许我是个偏执狂。”
沃伊尔斯给刘易斯使了个眼色。偏执狂，不稳定，没有思路，笨蛋，智力缺陷。沃伊尔斯想到了许多。
总统仍在对着窗子思索，继续往下说。“我觉得心神不宁，杀人犯在我们这里肆无忌惮，四处爆炸。谁能怪罪我呢？我们这儿已经有三十年不曾杀过一个总统了。”
“噢，我想您是安全的，总统先生。”沃伊尔斯说道，好像还带一点儿有趣的味道。“特工局完全控制情况。”
“好得很。那么为什么我还觉得好像在贝鲁特呢？”他几乎是在对着窗子喃喃自语。
科尔察觉到局面尴尬，从办公桌拿起一厚本文件。他手拿文件对沃伊尔斯说话，活像一个教授对全班讲课。
“这是一份人数不多的名单，供考虑的最高法院任命提名。一共八个人，每人都有小传。司法部提的人选。最初是二十个人，总统、检察长霍顿和我一起把它减少到八个人，这些人当中谁都不知道他们自己已被考虑提名。”
沃伊尔斯还是没有朝他看。总统慢慢走回办公桌，拿起他的一份文件。科尔继续说道：
“其中有些人是有争议的，如果他们终于被提名的话，我们得打一场小规模的战争才能使他们被参议院批准。我们最好不要立即开始打仗。这个名单必须保守秘密。”
沃伊尔斯突然转过脸两眼对着科尔。“你是白痴，科尔！这样的事我们干过，我可以向你担保，只要我一开始核查这些人，马上就会走漏风声。你要进行彻底的背景调查，而你又希望每一个接触到的人保守秘密。那可办不到，娃娃。”
科尔逼近沃伊尔斯一步。他的眼睛射出火光。“你得闭紧屁眼不让这些名字见报，直到有了正式提名。你负责办到，局长。你堵塞一切漏洞，不让它登上报纸，懂吗？”
沃伊尔斯已经站起身来，指着科尔。“你听好了，臭屁眼，你要查清楚他们，你自己去查。别跟我来你那套童子军的命令。”
刘易斯站在他们当中，总统站在办公桌后面，有一两秒钟时间，谁都没有开口。科尔把文件放在办公桌上，退后几步，脸朝别处看，总统现在做和事佬。“坐下，登顿，坐下。”
沃伊尔斯回到座位，两眼还是盯着科尔。总统朝刘易斯笑笑，大家都坐了下来。“我们大家都感到压力很重。”总统热情地说。
刘易斯说话冷静沉着。“我们照您的名单作例行调查，总统先生，这次工作要严格遵守保密规定，可是，您知道，我们管不住我们谈过话的每一个人。”
“是的，刘易斯先生，我知道。但是我要求做到格外的谨慎。这些人都还年轻，在我们死后还会长期地一而再地改变我们的宪法。他们都是坚定的保守派，报界会把他们活活吃掉。他们绝对不可以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家丑。不可以有吸毒者，私生子，没有参加过激进的学生活动，没有离过婚。懂吗？不要有什么意外。”
“是的，总统先生。但是我们不能保证在调查中绝对没有人走漏风声。”
“尽力去做，好吗？”
“是的，总统。”刘易斯把文件递给埃里克·伊斯特。
“没有别的事了吗？”沃伊尔斯问道。
总统斜眼看了科尔一下，他对谁都不理睬，站在窗前。“是的，登顿，就这件事。你们最好在十天后核查完毕。这件事要加快行动。”
沃伊尔斯已经站起来了。“十天后会有结果。”
卡拉汉到达比的公寓去敲门的时候，心里觉得非常焦急。他心神不安，脑子里乱糟糟的，他有许多话要说，但是他也知道，这时候可不能跟她吵架，因为和他心头的大事相比，出点气不过是小一桩。她已经有四天回避跟他见面，只顾自充当一名侦探，把自己禁闭在法学院图书馆里。她什么课都逃掉了，也不回他电话，在他陷于危机的时刻，把他一古脑儿脑忘掉了。但是他也知道，只要她的门一开，他就会喜上眉梢，忘掉所受的冷落。
他手拎一升酒和一盒正宗的罗莎大娘馆子的烘馅饼。10点已过。
星期六晚上，他敲了门，门里有链条声响了，他马上露出笑容。受到的冷落飞到九霄云外去了。
“是谁？”她在里边问。
“托马斯·卡拉汉，记得吗？我到你的门口来求你让我进去，让我们一起玩，做好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