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鬼，这是说着玩的。案情摘要还没有送到新奥尔良去。事实上还没有跟新奥尔良联系过。他交代了埃里克·伊斯特邮寄一份复印件给那里的办事处，命令他们不要声张，问几个问题。这是一条死线，跟他们正在追查的上百条其他线索一样。
“我不相信真会有什么结果，总统先生，但是我们得把它查清楚。”
“我不用跟你明说，登顿，如果新闻界知道了，这样的胡说八道会有多大害处。”
“我们进行侦查并不跟新闻界商量。”
“我知道。我们不用多谈那个了。我只希望你不要再碰这件事。我是说，活见鬼，荒唐，我可能挨一下烫。你知道我说什么吗？”
沃伊尔斯不留情面。“你是要我放过一个嫌疑犯吗，总统先生？”
科尔的上身更加靠近荧屏。不，我是要你忘了这份鹈鹕案情摘要！他几乎大声说出来了。他完全可以把这件事跟沃伊尔斯说得一清二楚。他可以把话说得明明白白，如果这个矮胖的小混蛋胆敢放刁的话还要给他一巴掌。但是他现在藏身在斗室之内，并不在现场。而且，至少是在此刻，他知道他只能待在这里。
总统挪动了一下，把膝盖上的两条腿互相交换一下。“是罗，登顿，你知道我的意思。池里还有大鱼。新闻界都在注视调查工作，想要探听出谁是嫌疑犯。你知道他们的脾气。我用不着告诉你我跟新闻界没有什么交情。连我自己的新闻秘书都不欢喜我。哈，哈，哈。不妨暂时忘掉它。腾出手去追踪真正的嫌疑犯。这份东西是开玩笑，但是它要使我窘得无处容身。”
登顿死瞪着他看。毫不手软。
总统又挪动一下，“这个卡迈尔的情况怎么样？看起来很不错么，嗯？”
“可能是。”
“是啊。我们刚才谈到了人数。你指派在卡迈尔方面有多少人？”
沃伊尔斯说：“15人。”他差一点笑出来。总统不觉张大了嘴。给这场把戏中最热门的嫌疑犯派了15个人，给这份见鬼的鹈鹕案情摘要派了14个人。
科尔笑了，摇摇头。沃伊尔斯因为自己说谎而被逮住了。星期三的报告第四页最末一行，埃里克·伊斯特和K．O．刘易斯开出的人数是30，不是15。放心吧，总统，科尔轻声对荧屏说道。他在拿你寻开心。
总统可是绝对不觉得有什么可以放心的。“我的天哪，登顿。怎么只有15个人？我还以为这是一个重要突破。”
“也许稍多几个。我掌握这个调查，总统先生。”
“我知道。你做得很好。我不来插手。我只不过希望你考虑一下把时间花在别处。就这个要求。我在看鹈鹕案情摘要的时候差一点要呕出来了。如果新闻界看见了它并且刨根究底起来的话，我就得上十字架钉死了。”
“所以你要求我住手？”
总统俯身向前，狠狠看着沃伊尔斯。“我不是要求，登顿。我告诉你别理睬它。把它搁在一旁一两个星期，把时间用在别处。如果它再次露出火头，再看住它。这儿还是由我作主，记得吗？”
沃伊尔斯这才软了下来，还露出一丝笑容。“我可以跟你有个协议。你的打手科尔让我在新闻界面前出了丑，他们抓住我们对罗森堡和詹森提供的安全措施大做文章。”
总统庄重地点头。
“你别让那头狼狗盯住我的屁股，不许他靠近我身边，如果做到这一点，我就不提鹈鹕案卷。”
“我不跟人讲条件。”
沃伊尔斯心里骂了一声，但是表面上不动声色。“好啊，我明天就派50个人去新奥尔良。然后再去50人。我们在全城亮出证件，使出浑身解数去引起人们注意。”
总统顿时站起身来，走到开向玫瑰园的窗口。沃伊尔斯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等着。
“好说，好说。一言为定。我把弗莱彻·科尔管住。”
沃伊尔斯站起来，慢慢走近办公桌。“我不信任他，如果在这个调查中我再一次察觉有他插手，协议立即作废，我要投入全部力量去调查这个鹈鹕案卷。”
总统抬起双手，笑容满面。“一言为定。”
沃伊尔斯笑了，总统笑了，内阁中会议室旁边的一个小房间里，弗莱彻·科尔对着荧屏笑了。打手，狼狗，他欢喜，这样的称呼可以扬名后世。
他关掉了荧屏走出小房间，锁好房门。他们会再谈上十分钟，关于被提名人的背景调查，他可以到他的办公室去听，那里有音响设备，没有影象设备。他9点钟要开工作人员会议。10点钟要开除一名员工。他还要用一下打字机。他的大多数通知都是对着机器口授，把录音带交给秘书。也有偶一为之的情况，他觉得需要采用一下无头告示的手法。这种书面通告总归是在白宫西厅广泛分发，而且总归引起火暴的争论，并且经常会流传到报纸上去。这样的通告都没有具名，几乎每一个办公桌上都发了一份，科尔会大声呵叱。为了这种无头告示的通告他还开除过人，其实它们全是从他的打字机里出来的。
一张公文纸，一共四段，单行间隔，概括叙述了他所知道的卡迈尔以及他新近飞离华盛顿的情况，还有闪烁其词的跟利比亚人和巴勒斯坦人的联系。科尔对它不胜赞赏。《华盛顿邮报》或《纽约时报》要过多久才会报道呢？他还自己跟自己下过小小的赌注，看哪一家报纸首先刊登。
局长上白宫去了，从那儿飞往纽约，明天回来。加文守候在K．O．刘易斯的办公室外面，直到房门开出一条小缝。他便乘机而入。
刘易斯觉得不高兴，不过他总是彬彬有礼。“你好像吓坏了。”
“我失去了最好的朋友。”
刘易斯等他说下去。
“他名叫托马斯·卡拉汉。他就是从图兰大学来的那个人，给我带来了鹈鹕案情摘要，它在这儿传阅了一通就送到白宫去了，不知道还送往别处去没有，现在他已经死了。昨晚在新奥尔良一枚汽车炸弹把他炸得粉身碎骨。这是谋杀。”
“我很难过。”
“这可不是个难过的问题。这枚炸弹显然是针对卡拉汉和他的学生的，写鹈鹕案情摘要的学生，一个名叫达比·肖的姑娘。”
“我见过这个名字，在摘要上。”
“对了。他们正在约会，爆炸的时候本来是应该一同在汽车里的，但是她命不该死，今天早上5点钟我接到这个电话，她打来的。吓得我要死。”
刘易斯听着，但是已经决心一推了之。“你不见得确实知道这是炸弹吧。”
“她说这是炸弹，是的，轰隆一声！全都炸得精光，是的。我确实知道他死了。”
“你认为他的死和这篇文章有关？”
加文是个律师，侦查技术方面是外行，他不愿被人家看成容易轻信上当。“可能有关。我想是的，难道你不相信？”
“没关系，加文。我刚才挂掉跟局长通的电话。鹈鹕案件不查了。我不清楚它是否曾经列入调查范围，但是我们不再为它花时间了。”
“但是我的朋友给汽车炸弹杀死了。”
“我觉得难过。我相信那边的当局一定在调查。”
“听我说，刘易斯，我求你帮个忙。”
“听我说，加文。我实在无能为力。我们现在要追的案子够多了，局长叫停，我们就停。你完全可以自己找他谈。我劝你还是不要找他。”
“也许我的做法不对。我以为你会听我说话，至少会表示关心。”
刘易斯绕过办公桌走来。“加文，你面色不好，今天不要上班。”
“不。我回办公室去，等一个小时，再到这儿来，再作一次努力。我们可以在一小时后再试一次吗？”
“不。沃伊尔斯说得清清楚楚。”
“还有姑娘呢，刘易斯，他已经死了，她现在还躲在新奥尔良，心惊胆战，有人跟踪她，她向我们求救，而我们却是太忙了，顾不过来。”
“我觉得难过。”
“不，你不要觉得难过。是我不好，我要是把那份东西扔进垃圾桶就好了。”
“它是为了一个有价值的目的，加文。”刘易斯把手搁上他的肩头，仿佛是说就到此为止，他已经厌烦这一套胡说八道。加文转身朝门口走去。
“是啊，它给了你们这些人一点好玩的东西，我早把它烧掉就好了。”
“那是一篇好文章，烧不得，加文。”
“我不罢休。过一小时我再来，我们重新谈。这一次谈得不对头。”维尔希克出去，砰的一声把门关上。
她从卡纳尔街进入鲁宾斯坦兄弟公司，消失在男子衬衫架格之间。没有人跟踪进来。她很快挑选了一件男式小号的深蓝色风雪大衣、一副不分性别的飞行员太阳眼镜，以及一顶英国的驾车帽子，也是男式小号，大小正好。她用信用卡付钱。售货员办理信用卡手续的时候，她把风雪大衣的价格标牌扯掉，便穿上身去。大衣很宽大，好像是她穿了上课堂的服装一样。售货员客客气气地看着她。她向马加津街走去，消失在人丛中。
回到卡纳尔街。从一辆大车子下来的旅客拥进喜来登饭店，她便混在他们当中。她走到装了一排电话的墙边，查到了号码，接通了她的隔壁邻居陈太太，问她看见过或听到什么人来过没有？对方说，一大早，听见一声敲门。天还未亮，把他们敲醒了，但没看见什么人，只听见敲门声。她的车子仍旧停在街上。
她看着旅客们，摁动了加文·维尔希克的内部号码。
“你在哪儿？”他问。
“听我解释一下。在这个时候，我不能告诉你或任何人我在什么地方。所以，你不要问。”
“好的。我想一切都听你的。”
“谢谢你。沃伊尔斯先生说什么了？”
“沃伊尔斯先生上白宫去了，我找不到他。我设法今天晚些时候跟他谈。”
“太差劲了，加文。你在办公室里差不多四小时了，没干一点儿事情。我期望的不只如此。”
“需要耐心，达比。”
“耐心要送掉我的性命。他们要抓住我，是不是，加文？”
“我不知道。”
“如果你知道人家要杀死你，而要杀死你的人已经暗杀了两位最高法院大法官，还干掉了一位清白无辜的法律教授，他们拥有上百亿美元，而且他们显然是不惜用这笔钱去杀人的，这时你该怎么办，加文？”
“去找联邦调查局。”
“托马斯去过联邦调查局，他已经死了。”
“谢谢，达比。那样说不公平。”
“我现在担心的不是公平不公平，高兴不高兴，我更关心的是要活到中午。”
“别上你的公寓去。”
“我不是笨蛋。他们已经到我家去过了。我相信他们还监视着他的公寓。”
“他的家人在什么地方？”
“他的父母住在佛罗里达州那不勒斯。我猜想校方会跟他们联系的。他有一个兄弟在莫比尔，我想到过给他电话，跟他说明整个情况。”
她看见了一张面孔。他在旅客登记处的前面的一群游客中走动，拿着一份折好的报纸，企图显得跟其他旅客一样平常普通，但是他走路不大自然，眼睛在搜索寻找。他瘦长面孔，圆眼镜，额头闪亮。
“加文，听我说。写下来。我看见了一个不久前见到过的人。也许一小时前见过。6英尺2英寸左右：瘦个儿，30岁，戴眼镜，谢顶，深肤色。他走了。他已经走掉了。”
“这鬼家伙是谁？”
“我们没见过面，谁知道！”
“他看见你了吗？你在什么鬼地方？”
“在一家旅馆大厅。我不知道他是否看见我了。我得走了。”
“达比！听我说，不论你干什么，跟我保持联系，好吗？”
“我争取。”
厕所在转弯角上，她走到最后一个便位，锁上门，在里面待了一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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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摄影记者克罗夫特在《华盛顿邮报》干了七年，直至他第三次因毒品罪而被关了九个月，现在假释在外。他宣称自己是自由开业的艺术师，在电话簿上刊登了这样的广告。电话难得一响。这一行业务他做得不多；他干的是给那些不知道自己成了靶子的人们拍照。他的许多顾客都是办离婚的律师，他们需要一点对方的脏东西拿上法庭。干了两年自由开业之后，他又掌握了几手把戏，现在便自命是个三脚猫的私家侦探了。如果有人请他的话，收费每小时40美元。
他有一个顾客是格雷·格兰瑟姆，他在报馆工作时的老友。格兰瑟姆是个严肃的、讲职业道德的记者，不过，当他需要一点肮脏玩意儿时，就来电话。克罗夫特欢喜格兰瑟姆，因为此人能直说自己需要的不光彩的东西，不像别人装出一副圣人面孔。
他坐在格兰瑟姆的沃尔沃汽车里面，因为这辆车上有电话。时已正午，他正在过他的中午大麻烟瘾，他把所有的窗玻璃都放下了，不知气味是否还会留在车内。他的最好作品都是在半醒半醉的时候产生的。一个人如果为了谋生而去守候汽车旅馆的话，他是需要沉醉的。
微风习习，从汽车右边窗口吹进来，把气味送到宾夕法尼亚大街上去。他是非法停车，又吸毒品，但他并不真正担心。
电话亭子在相距一个半街口的前方，在人行道上，但是那儿已经不是大街。他使用一架望远镜，可以看清挂在架子上的电话簿。一个肥大的女人在里面，把亭子塞得满满的，说话时两手动个不停。克罗夫特深吸一口，注视着反光镜里有没有警察，这儿是要把非法停车拖走的地段。宾夕法尼亚大街上交通繁忙。
12点20分，胖女人艰难地挪出亭子，不知从哪儿出来一个青年男子，穿一身漂亮套装，走了进去把门关上。克罗夫特端起尼康相机，镜头搁在驾驶盘上。天气晴冷，人行道上匆忙来去的都是赶午饭的行人。喀嚓，喀嚓。对象正在摁电话按钮，又向周围扫视。这就是他要找的人。他正在说话。克罗夫特接连按动快门。能拍多少就拍多少，格兰瑟姆跟他这么说的。喀嚓、喀嚓。克罗夫特两分钟就拍完了36张的一卷，接着便抓起另一只尼康。他把镜头旋进去，等候着人群走过。
这个对象是个言语不多的男子。他挂上电话。四周张望，开门，四周张望，朝克罗夫特走来。喀嚓，喀嚓，喀嚓，喀嚓，拍下整个面孔，整个身体，他走得更快，走得更近，好得很，好得很。克罗夫特狂热地工作，直到最后把尼康相机放下为止，那个人已在身旁走过，消失在一群人中。
加西亚疑虑重重，犹豫不决。他有一妻一子，他说，他吓得要死。他有事情要说，但是就是下不了决心。他对任何人都信不过。
照片拍得很妙。克罗夫特并不是他最欢喜雇佣的人。他常常是大麻吸得晕乎乎的，从他拍的照片里都看得出来。但是克罗夫特一副倒霉相，不惹人注意，熟知报馆工作的门道，并且又可以招之即来。他挑选出12张，放大成五乘七寸，全部刮刮叫。右侧面，左侧面，正面贴着话筒，正面看着镜头，正面全身距离不到20英尺。
加西亚是个律师，年纪不到30岁，眉清目秀，一表人才，深色短发，深色眼睛。他可能是西班牙人的后裔，但不是深肤色。他衣着昂贵，藏青套装，大概是毛料，不带条子，也无花样。普通的小方领白衬衫，丝领带。普通的黑色或深棕色尖头皮鞋，光可鉴人。没有一只公文包，这令人费解。不过，这是午饭时间，他大概是从办公室里跑出来打电话的，马上就要回办公室去。这儿距离司法部一个街区。
格兰瑟姆研究了一番照片，眼睛不停地注意门口。萨吉从不迟到。天色已黑，俱乐部也客满了。这一带三个街区之内格兰瑟姆是唯一的白人面孔。
首都地区的成千上万名政府律师中，他见到过几个懂得衣着的人，但是为数不多，特别是较年轻的人中，加西亚是重视服装的，他太年轻，太讲究衣着，不会是政府律师。所以他是私人律师，看来在一家公司里面已有三四年了，收入大约在八万以下。这就把调查范围缩小了。
门开了，一个警察走进来。通过弥漫的香烟和水气，他看得出来是克利夫。这是一家规矩的酒店，没有骰子，也没有娼妓，所以一个警察的出现也没有人大惊小怪。他坐在火车座里格兰瑟姆的对面。
“是你选的这个地方吗？”格兰瑟姆问他。
“是啊。你喜欢吗？”
“我这么跟你说吧，我们必须不引人注意，对吧？我在这儿接受一个白宫雇工的秘密消息。可不是一件小事。现在你告诉我，克利夫，我这么个大白人坐在这儿是不是引人注意？”
“格兰瑟姆，你并不像你自己以为的那样出名。你瞧那些坐在吧柜边的人。”他的目光朝向坐满建筑工人的吧柜。“如果那边的任何一个人曾经看过一份《华盛顿邮报》，曾经听到过格雷·格兰瑟姆这个名字，或者会关心一下白宫里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我把自己的工资输给你。”
“算了，算了，萨吉在哪儿？”
“萨吉觉得不舒服，他叫我给你传个话。”
这可不成。他可以把萨吉作为一个消息来源，但不能让萨吉的儿子或任何别的跟萨吉说过话的人来传递消息。“他得了什么病？”
“人老了。他今晚不想说话，但是这件事情很重要，他说。”
格兰瑟姆听着，等着。
“我的车子里有一个信封，密封得严严实实的，萨吉交给我们的时候说得毫不含糊，告诉我不许打开。只管交给格兰瑟姆先生。我想这是重要东西。”
“我们走。”
他们穿过人群走到门口。巡逻车非法停在街沿。克利夫拉开右车门，取出信封。“他在白宫西厅拿到的。”
格兰瑟姆把它塞进口袋。萨吉不是偷东西的人，在他们的交往中从来不曾提供过一份文件。
“谢谢，克利夫。”
“他不肯告诉我这是什么东西，只说等着读报纸上的消息。”
“告诉萨吉我爱他。”
“我相信这准会使他激动。”
巡逻车开走了，格兰瑟姆急忙赶回他的沃尔沃车，他关上车门，开亮车顶灯，撕开信封。这明明白白是一份白宫的内部通报，有关一个名叫卡迈尔的刺客。
他飞驶过市区。出了布赖特伍德街，进入第十六街，向南朝着华盛顿市中心驶去。快7点半了，如果他在一小时内赶写出报道的话，它就来得及登上迟出的本市版，10点半钟报纸就会从卷筒机里出来。幸亏他的小车中有电话，当初买它的时候他还很舍不得。他打通了电话，负责调查的助理总编辑史密斯·基恩，还在五楼的新闻编辑室里。他又打电话给国外部的一个朋友，请他把一切有关卡迈尔的东西都调出来。
他对这张通告觉得可疑。如此敏感的词语不该写在纸上，在办公室乱扔。也许有某一个人，或许就是弗莱彻·科尔，想使全世界都知道卡迈尔这么个嫌疑犯，有关此人的种种情况：他是个阿拉伯人，他和利比亚、伊朗和伊拉克等几个仇恨美国的国家都有瓜葛。大笨蛋的白宫里面有人想把这条新闻登上头版。
然而这可是一条惊人新闻，它也是头版消息。他和史密斯·基恩两个人到9点钟就把它写成了。他们找出两张旧照片，照片上的人被广泛地认为是卡迈尔，但是两个人又极不相象，倒像是两个不同的人。基恩说两张全登。关于卡迈尔的档案内容简略得很。多的是谣言传说，很少实在的东西。现在，根据来自白宫的秘密来源，一个最可靠的信得过的来源，卡迈尔是杀害罗森堡和詹森二位大法官的嫌疑犯。
亡命街头24小时后，她还活在人间。此刻，她已疲倦。她在马里奥特饭店十五楼的一间客房里，门栓上了，灯都亮着，一罐强力的梅氏催泪气横在床罩上面。她的浓密的深红头发现在装进了一个纸袋放在壁柜里。上一次剪掉头发是在她一岁的时候，是她母亲剪掉了她的辫子。她又花上两个小时把它染成黑色。她本可以把它漂白，成为一个金发女郎，但是那会显得太惹眼。
她累得要死，又不敢睡觉。白天里她没有看见喜来登的那个人，但是她在外面走动的时间越长，她见到的相同的面孔就越多。他就在外面，她知道。他还有同伙。如果他们连罗森堡和詹森都暗杀得了，还结果了托马斯·卡拉汉，干掉她还不容易。
她不可走近她的汽车，她也不想租一辆车。租车得留记录，他们大概是注意的。她可以飞走，但是他们守候在机场。乘长途汽车，她又从来没有买过一张车票，也从来没有上过一辆灰狗车子。
他们既然发现她已失踪，他们一定知道她要出逃。她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女大学生，眼看她的情人炸得粉身碎骨、烟飞灰灭而伤心断肠。她会找个地方孤注一掷，冲出城去，他们就可以把她掐掉。
这时她对这个城市颇有好感了。它有一百万个旅馆房间，有差不多同样数目的小弄堂、小酒店和酒吧，还有波旁街、沙特街、多芬街、罗亚尔街，街上永远有人群往来行走。她熟知这个城市，她可以在一家家的旅馆里过上几天，到什么时候为止呢？她不知道可以住到什么时候。她也不知道为何如此。她只知道在目前情况下不断迁移是聪明做法。她可以早晨不上街去，那时就好睡觉，她要换掉衣帽和墨镜。她要开始吸烟，口里叼一支。她要继续迁移，直至她迁移不动为止，到那时就要离开。吓得要死，这还是可以忍受的。她得不断地动脑子。她得活下去。
她想到过打电话给警察，但是现在还不能打。他们要写下名字，保存记录，这些都是有危险性的。她想到过打电话给托马斯在莫比尔的兄弟，但是在这个时刻那个伤心的男人不可能做任何一件事情给她帮助。她想到过打电话给院长，但她怎么解释得清楚那份案情摘要、加文·维尔希克、联邦调查局、汽车炸弹、罗森堡和詹森、她自己的逃亡，并且使别人听起来觉得可信。别提院长了，她根本不欢喜他。她想到过打电话给几个法学院的同学，但是到处都有人谈论，到处都有人偷听，他们也可能混在人群中偷听别人议论可怜的卡拉汉。她想要跟她最要好的朋友艾丽斯·斯塔克谈。艾丽斯为她担心，艾丽斯会去找警察，告诉他们她的好朋友达比。肖失踪了。她明天要给艾丽斯去电话。
她打电话要餐厅把饭菜送到房间里来，她要了墨西哥生菜和一瓶红葡萄酒。她要把酒喝光，然后拿着梅氏气体坐在椅子上，注意看好房门，直到她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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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格明斯基的豪华汽车在卡纳尔街上来了一个放肆的马蹄形大掉头，好像这条街道归它所有，然后在喜来登饭店门前来了个急刹车。后座的两边车门同时飞开。格明斯基头一个出来，他的三个助手紧跟而出，他们都拎着公文包快步随行。
时间将近凌晨二点，局长显然有急事在身。他没有在正门的接待桌前停步，而是直趋电梯，助手们跟着他跑。他们乘电梯上了六楼，谁都不开口说话。
他的三个探员等候在一个僻静的房间里。其中的一个人开了门，格明斯基只顾朝里面闯而不打一声招呼。助手们把包丢在床上。局长脱掉上衣丢在椅子上。
“她在哪儿？”他突然向一个名叫胡膝的探员发问。另一个名叫斯旺克的拉开了窗帘，格明斯基走到窗前。
斯旺克指向马里奥特饭店，街道对面，相距一个街区。“她在十五楼，离开街面的第三个房间，灯光还亮着。”
格明斯基朝马里奥特看着。“你能肯定吗？”
“是的。我们看见她进去的，她用信用卡付的钱。”
“可怜的孩子，”格明斯基说道，离开窗口。“她昨晚在什么地方？”
“在罗亚尔街的假日旅馆，用信用卡付的钱。”
“你们看到有人跟踪她没有？”局长问道。
“没有。”
“我要点水，”他跟一个助手说，助手立即奔向冰桶搅响了冰块。
格明斯基在床沿坐下，捏紧手指头，每一个指节都捏出了响声。“你觉得怎么样？”他问胡滕，三个探员中最年长的一个。
“他们在追寻她。他们连石头缝里都要找。她在使用信用卡。她活不了48小时。”
“她可不见得那么蠢。”斯旺克插话。“她剪短了头发，把它染成黑色。她不断迁移。看得出来，她不打算马上离开本市。我相信72小时内他们还找不到她。”
格明斯基小口喝水。“这就表明她的小小摘要命中了要害。这也表明我们的朋友现在是个垂死挣扎的人。他在哪儿？”
胡滕立即回答：“我们毫无所知。”
“我们必须找到他。”
“他没有露面已经三个星期了。”
格明斯基把玻璃杯放在桌上，拿起一把房门钥匙。“你想该怎么办？”他问胡滕。
“我们要逮住她吗？”胡滕问他。
“这可不容易，”斯旺克说道。“她可能有枪，会伤人。”
“她是个吓坏了的孩子。”格明斯基说道。“她是老百姓，不是黑道中人。我们不能随便到马路上去抓老百姓。”
“那她就活不长了。”斯旺克说道。
“你怎么去逮她？”格明期基问道。
“有几个办法，”胡滕回答。“在街上抓住她，或者到她的房间去。如果我马上离开这里，不消十分钟我就可以进入她的房间，没有太大的困难。她不是专门干这一行的。”
格明斯基在房间里慢谩踱来踱去，大家都看着他。他看了一眼手表。“我不赞成去抓她。让她睡上四小时，到6点钟跟她会面。如果你们能够说服我需要逮住她，我也可以让你去干。好吗？”
他们点头服从。
酒起了作用。她在椅子上打瞌睡，于是便上床去沉沉入睡。电话响起。床罩挂到地板上去了，她的两只脚在枕头上。电话响着，眼皮粘连在一起。脑子完全麻木，失落在梦乡里了，但是脑子深处的某一个深穴中还有点起作用的东西，告诉她电话在响着。
她的眼睛张开了，但是看不见东西。太阳已经升高，灯光亮着，她看着电话机。不对，她没有吩咐过打电话唤醒她。这一点她想了一秒钟，然后便很清楚了。不是唤醒电话。她坐在床沿，听着电话响。五次、十次、十五次、二十次。它还不停。可能号码错了，但是错号响二十次就停。
这不是错号。迷迷糊糊的脑子开始清楚了，她移近电话。除了登记处的职员或者负责送饭到房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她在这个房间。她打电话要过食物，没有打过别的电话。
电话声停了。好，是错号。她走到浴室，它又响了。她数着。响了第十四次后，她拿起听筒。“喂。”
“达比，我是加文·维尔希克。你没事吗？”
她在床沿坐下。“你怎么知道电话号码的？”
“我们有办法。听我说，你——”
“等一下，加文，等一下。让我想想。信用卡，对吗？”
“对啦。信用卡，纸上的线索。联邦调查局的人，达比，是有办法的。这不是大难事。”
“那么他们也办得到。”
“我想是的。住小旅馆付现钞才行。”
她的心头一沉，翻倒在床上。这么回事。不困难。纸上的线索。她可能被他们根据纸上的线索杀掉。
“达比，你还在听电话吗？”
“是的。”她看看门上链条是不是插上。“是的，我在听。”
“你安全吗？”
“我想是的。”
“我们知道一些情况。明天三点钟在校园开追悼会，接着在市内进行葬礼。我和他的兄弟谈过，他们家人要我参加抬灵柩。今天晚上我就到那里。我想我们应该会面。”
“为什么我们应该会面？”
“你必须相信我，达比。你的性命危在旦夕，你必须听我的话。”
“你们一伙人想干什么？”
停顿一下。“你是什么意思？”
“沃伊尔斯局长怎么说？”
“我还没有跟他谈话。”
“这是怎么回事，加文？”
“我们眼前还没有采取行动。”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加文？说给我听听。”
“因此我们需要会面。我不想在电话里谈这个。”
“我们在电话里交谈非常方便，你现在能够做的就是这个。我们就这么着吧，加文。”
“你为什么不信任我？”他觉得很委屈。
“我要挂掉电话了，好吧。我不欢喜那样。如果你们一伙人知道我在哪儿，那么说不定走廊里也有人在等我。”
“别胡说，达比。你该用脑子想一想。我知道你的房间号码已经一个小时，除了给你电话什么也没干。我们是在你的一边，我发誓。”
她考虑了一下。有道理。但是他们这么容易就找到她了。“我在听着。你还没有跟局长谈，联邦调查局又不采取行动，这都为了什么？”
“我不很清楚。他昨天决定不要查究鹈鹕案卷。还发出指示把它搁在一边。我能够告诉你的就是这些。”
“实在不多。他知道托马斯吗？他知道我本来是要跟托马斯一起死的吗？他知道因为我写了这个摘要，托马斯把它给了你这个法学院的老同学，48小时之后他们就要杀死我们两个人吗？天知道他们是什么鬼东西。他知道这一切吗？加文？”
“我想不会。”
“你的意思是他不知道，是不是？”
“是的。不知道。”
“那么，听我说。你是不是认为托马斯被杀害是由于这个摘要？”
“也许吧。”
“那就等于说是的，不是吗？”
“是的。”
“谢谢。如果托马斯因为案情摘要而被杀害，那么，我们就知道是谁杀了他。如果我们知道是谁杀了托马斯，那么，我们就知道是谁杀了罗森堡和詹森。对吗？”
维尔希克说不出话。
“就说个是吧，活见鬼！”达比大喝一声。
“我还得说也许。”
“好啊。一个律师说出‘也许’，意思就和‘是’一样。我知道你能说的也就是这句话了。这个‘也许’可是非常强有力的，然而你却告诉我说联邦调查局对我们的小小的嫌疑犯不予追究。”
“定下心来，达比。让我们今晚会面来谈这个问题，我可以救你的命。”
她把话筒小心地放在枕头下面，走出洗澡间，她刷了牙齿，也刷了刷剪剩的头发，然后把盥洗用品和洗换衣服装进一个新帆布包。她穿上风雪大衣，戴上帽子和太阳镜，轻轻把门关好。走廊上没人。她走上两层楼梯到十七楼，乘电梯到十楼，再装着没事一样走下十层楼梯，来到大厅。楼梯的门离开厕所不远，她立即进了女厕所。大厅里似乎没有人。她走进一间便座，锁上门，等了一阵。
星期五早晨，在法国区。空气凉爽清洁，没有食物和邪恶的残余气味。上午8点钟——没到人们上街的时间。她步行了几个街区，使她的头脑清醒起来，计划一天的行动。杜梅因街上，靠近杰克逊广场，她找到一家从前见到过的咖啡馆。店里几乎没有顾客，最里边有一只付费电话。她给自己倒了一杯浓咖啡，放在靠近电话的一张桌上。她可以在这儿说话。
维尔希克不到一分钟就接到电话。“我在听呐，”他说。
“你今晚待在哪儿？”她问道，注意着门口。
“希尔顿，在河边。”
“我知道它在哪里。今晚深夜或明天一早我给你电话。别再追查我的下落。我现在用现钞，不用信用卡了。”
“真聪明，达比。要经常迁移。”
“你到这儿的时候我也许已经死了。”
“不会的。你们那边能买到《华盛顿邮报》吗？”
“也许买得到。为什么？”
“快买一份。今天早晨的，有好消息，关于罗森堡和詹森以及谁干的。”
“我等不及了，我会再给你电话。”
第一家报摊没有《邮报》。她弯弯绕绕朝卡纳尔街走去，不露行踪，注意身后，经过圣安街，沿着罗亚尔街的古董铺，穿过比思维尔街两边的下流酒吧，最后来到法国区，经过迪凯特街和北彼得斯街。她走得很快，却又若无其事。她显出一副办事情的神气走路，目光在太阳眼镜后面朝四面扫射。
她买了一份《邮报》和《新奥尔良时代花絮报》，在世界咖啡馆的角落里找了一张桌子。
头版引述秘密的消息来源，这篇新闻报道了卡迈尔的传奇及其突如其来地卷入凶杀中去，报道说他早年为了信仰而杀人，但现在纯粹是为钱而干此勾当。一位退休的情报专家是这样猜测的，这位退休专家同意直接引述他的原话，但是绝对不得透露身份。两张照片的形象模糊不清，但是并排刊登出来，显得阴森可怖。他们不像是同一个人。但是专家声称他是个无法辨认的人，没有人照得到他的相也十多年了。
一个服务员最后走过她的桌旁，她要了一杯咖啡和一只硬面包圈。专家说许多人以为他已经死了。国际刑警认为在六个月前他还杀过人。专家不相信他会乘坐商业航班。联邦调查局把他列为嫌疑犯名单的首位。
她慢慢翻开新奥尔良的报纸。托马斯没登上第一版，他的照片和长篇报道都在第二版。警方把此案列为杀人案件，但是没有什么线索可以查得下去。爆炸前不久有人看见一个白人妇女在那里。法学院的院长说全院师生都感到震惊。警察当局三缄其口。追悼会明天在校园举行。院长说这是一桩骇人听闻的误杀，如果这是谋杀的话，那就显然是杀错了人。
她的眼睛湿了，突然间她又感到害怕，也许这纯粹是一次误杀。这是一座暴力的城市，有的是疯子，也许有人搭错了线，找错了一辆车子，也许根本没有人在暗中紧跟她。
她戴上太阳镜，看着他的照片。照片取自法学院的年刊，脸上还带着他当教授的那副傻笑。他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真的是一表人才。
星期五早上，格兰瑟姆关于卡迈尔的报道使华盛顿像是受了电击一样。报道没有提到通告，也没有提到白宫，所以京城里面最热烈的争论就是关于消息来源的猜测。
这个争论在胡佛大厦里面尤为热烈。局长办公室里，埃里克·伊斯特和K．O．刘易斯踱来踱去，心绪不宁，沃伊尔斯在和总统通电话，这是两小时内第三次通话了。沃伊尔斯破口大骂，不是针对总统本人，但是把周围的人都骂到了。他臭骂科尔，当总统也回骂的时候，沃伊尔斯便提出要他们把测谎器安装起来，把他的工作人员都绑上去测一次，头一个就绑科尔，看看到底是从哪里泄漏出去的。好的，活见鬼，好的，他沃伊尔斯也受测试，在胡佛大厦里面工作的每一个人都受测试，他们骂过来骂过去。沃伊尔斯脸红脖子粗，头上冒汗，他对着电话大喊，总统就在电话的另一头，一字不漏全部听见，沃伊尔斯对此毫不在怠。他知道科尔正躲在什么地方听着呢。
总统显然掌握了这一场对话的主动权，开始了一通冗长的说教，沃伊尔斯掏出手帕擦拭额头，在他的皮转椅上坐下，调节呼吸以降低血压和脉搏。他发过一次心脏病，随时会发第二次，他跟刘易斯说过多次，弗莱彻·科尔和他的白痴上司早晚会送掉他的命。不过前头三位总统任内他都说过这样的话。他蹙紧额头上肥厚的皱纹，在转椅里陷得更深。“那个我们办得到，总统先生。”他现在几乎是快快活活了。他是个情绪可以急剧变动的人，在伊斯特和刘易斯的眼前他突然变得客客气气，变成了真正讨人欢喜的人。“谢谢您，总统先生。我明天去。”
他轻轻挂断电话，眼睛眯拢说。“他要我们对《邮报》的记者实行监视。他说我们以前干过，是否同意再干。我告诉他可以。”
“哪一种监视？”刘易斯问道。
“可以在市内跟踪。两个人24小时，看他晚上去哪里，跟什么人睡觉。他是单身，是吗？”
“七年前离了婚。”刘易斯回答。
“千万别叫人发觉。让便衣人员去干，每三天换一次人。”
“他真的相信是我们这边泄了密？”
“不，我想不会。如果是我们泄了密，那他为什么还要我们跟踪记者？我想他知道是他自己的人泄了密。他要我们去逮住他们。”
“这是给了个小小面子。”刘易斯凑趣地加上一句。
“是呀。注意别给人家察觉，行吗？”
L·马修·巴尔的办公室在乔治城M街上一幢破旧的办公室楼的三楼。门上一律没有标识。一名穿上衣戴领带的带枪警卫在电梯门口打发闲人。地毯破旧，家具古老，灰尘堆积，一眼看得出来这个单位没有钱可供房屋保养和日常开支。
巴尔是这个单位的主管，总统连任选举委员会下面的一个非正式、不公开的小处室。总统连任选举委员会有大套的富丽堂皇的办公室在河对面的罗斯林。那边办公室的窗子是开着的，秘书脸带笑容，女工每晚打扫。
弗莱彻·科尔步出电梯，对安全警卫点一点头，警卫除了点头回敬之外，全身一动不动。他们是老相识。他穿过破烂陈旧的小迷宫似的办公室向巴尔的办公室走去。科尔以从不自欺而自豪，在华盛顿他也确实谁都不怕，也许唯有马修·巴尔是个例外，他有时候怕他，有时候不怕，但是他永远敬佩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