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在海军陆战队干过，也在中央情报局干过，他是一个因为安全违禁而两次被判重罪的前间谍，他赚到的好几百万都隐藏下来了。他在一处轻罪拘禁所里待了几个月，不算正式判刑。科尔亲自招募巴尔19
陈太太是这幢两家合住、分门出入的房子的主人，15年来一直把另外半幢出租给法学院的女生。她接受房客十分挑剔，但为人安分守己，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只求个大家平安无事。房子距离校园六个街区。
她应声开门的时候已经天黑。站在门檐下的是个美貌的少妇，深色短发，笑容里显出内心不安，心绪非常不宁。
陈太太皱起眉头看她，等她开口。
“我是艾丽斯·斯塔克，达比的朋友。可以进来吗？”她把眼光越过她的肩头看了一下。街上寂然无声。陈太太一人独居，门窗紧闭，锁得严严实实，但来客是个标致姑娘，笑容天真无邪，既然是达比的朋友，应该是靠得住的。她开了门，艾丽斯走了进去。
“出了什么事吗？”陈太太问道。
“是的。达比遇到了麻烦，我们现在还不能谈论这件事情。她今天下午来过电话吗？”
“来过。她说一个女青年要到她的公寓里察看一下。”
艾丽斯深吸一口气，尽力显得平静。“只要一分钟时间。她说一面墙上有一边门。我想最好不走前门或后门。”陈太太又皱起眉头，她的眼睛在问，为什么？但是她没有说出来。
“最近两天有人来过这公寓吗？”艾丽斯问道。她跟在陈太太后面走进狭小的门廊。
“没见来过人。昨天一大早，太阳还没出来，我听见一下敲门，但是我没出来看。”她拉开了一只靠在门边的桌子，插进去一把钥匙，把门开了。
艾丽斯在她前头进去。“她要我一个人进去，行吗？”陈太太想要问个清楚，但是她点了一下头，关上门让艾丽斯一个人在里面。走进门是一个小门廊，突然间什么都看不见了。左手边是房间，电灯开不亮。艾丽斯在黑暗中无法动弹。公寓里又黑又热，还有垃圾的浓烈气味。她本来就只想一个人进来，但是她不过是个法学院二年级学生，不是什么出风头的私人侦探。
想起来了。她伸手在大手袋里找到一支铅笔电筒。里面一共三支。万一需要时才用。什么万一？她不知道。达比说得十分具体，别让窗外看见里面有灯光，他们在外面守候。他们是些什么人呢？艾丽斯想知道。达比不知道，她说以后给她解释，但是首先得到公寓里去察看一下。
她仔细看过手电筒的顶端，拿定了主意，这玩意儿管用。它发光的能量相当于一根即将烧尽的火柴。她用它对准地板，看见一个微弱的圆圈，小桔子一样大小。圆圈在抖动。
她踮起脚尖沿着一个转角向房间走去。达比说过和电视机并排的书架上有一盏小灯，小灯一直亮着。这是她夜里的亮光，它应该射出一道微光穿过房间照进厨房。如果不是达比骗人，那就是灯泡不见了，或者被人旋下来了。在这时候，这已实在不成问题，因为房间和厨房里都是漆黑一片。
她站在房间中央的地毯上，一寸一寸地移向厨房餐桌，那上面应该有一架计算机。她一脚踢在茶几边上，手电筒灭了。她摇了摇，不亮。她在乎袋里找到了第二支。
厨房里气味更叫人难受。计算机和一叠空文件夹以及几本案例书一起都在桌上。她借助她的小手电筒察看主机架。电源开关就在前面。她摁了一下，黑白的荧屏逐渐升温。它放射出灰绿的亮光，照在桌上，但是不会射到厨房外面。
艾丽斯在键盘前坐下开始嘀嘀嗒嗒操作起来。她检出了《菜单》，然后是《书单》，再后是《案卷》。《目录》占满了荧屏。她仔细查看一遍。本来应该有40来个条目，但是她只见到不满十条。大多数存储都不见了。她开动了激光打印器，不消数秒钟，《目录》便印在纸上。她把它拉了下来放进手袋。
她亮起手电，站了起来，检查了一下计算机周围堆放的东西。达比估计的软盘数是20，全都不见了。一盘都没有。案例书都是关于宪法和民法程序的，枯燥乏味，普通平常，谁都不会要它们。红色的文件夹整整齐齐的叠在一起，全是空的。
来人把这件事情做得干净、细心，花了两三个小时完成了清洗和收集的工作，带走的不过是一公文包或一口袋东西。
房间里面，靠近电视机，艾丽斯朝边墙上的窗口窥视。红色的阿科德汽车还停在那里，离开窗口不到四英尺，看上去好好的。
她旋进灯泡，立即打开开关，随手关掉。灯泡完好无损，她又把它旋下来，保持原状。
她的眼睛适应房间里的光线了，她看得见房门和家具的轮廓。她把计算机关掉，摸出房间来到走廊里。
陈太太仍旧站在原地等候。“好吗？”她问道。
“一切都好，”艾丽斯说。“还得请您密切注意，我一两天内会来电话，看看有没有什么人来过。还要请你不要告诉别人我来过这里。”
陈太太一边把桌子搬回门边。一边注意听她说话。“汽车怎么办呢？”
“没关系，看着点就行。”
“她都好吗？”
她们在房间里，快要到前门了。“她会平安无事的。我想她过两天就会回来。谢谢你，陈太太。”
陈太太关上门，上好门栓，从小窗口朝外看。艾丽斯在人行道上，消失在黑夜中。
艾丽斯步行了三个街区，上她的车子。
艾丽斯把车子停在波伊德拉斯街，离开她原定的停车地点太远了，她急匆匆赶到法国区深处的圣彼得街的座无虚席的牡蛎馆子的时候已经迟到了一小时。没有空桌，顾客都拥到长条柜台前面，已经挤了三层。她退缩在卖香烟机器的一角，在人丛中寻找。
一个服务员径直向她走来。“你在找另一位女客吗？”他问她。
她迟疑了一下。“对了，是的。”
他指向柜台的20
加西亚打来最后一次电话。格兰瑟姆在星期六天亮以前接到电话，也就是他们预定首次会面的两个小时之前。他不干了，他说。不是时候。如果消息公开出去，一些很有势力的律师和他们的巨富顾客要跌得很惨，这些人都是不甘心跌交的，他们还要拖人下水，加西亚难免要遭殃。他有妻子和一个小女儿。他有一个工作，这个工作他还甘心忍受下去，因为收入很高。干吗要冒险呢？他没有做过亏心事，他的良心是清白的。
“那么你为什么老是给我打电话呢？”格兰瑟姆问他。
“我认为我知道他们为什么被杀。我不是很有把握，但是我有一个很合理的想法。我看见了一些东西，好了吗？”
“我们这样交谈已经一个星期了，加西亚。你见到过一些东西，或者是你有一些东西。如果你不让我看一下，你说的东西就一无用处。”格兰瑟姆翻开一个文件夹，拿出七张通电话的那个人的五乘七英寸的照片。“你是受到一种道德感的驱使，加西亚，那就是你要找我谈的原因。”
“是啊，但是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他们知道我已经知道了他们的秘密。他们对我的态度很滑稽，似乎要问我有没有看见过，但是他们又不能问我，因为他们确定不了。”
“这些家伙都是你公司的人吗？”
“是的。不，等一下。你怎么知道我在公司里，我没告诉过你这个。”
“这很容易。你上班的时间很早，不会是政府的律师。你是在一家有两百个律师的公司里工作，这一类公司都要求合伙的律师和低级的合作律师每周工作一百小时。你第一次打电话给我就说过是在上班的路上，那时候是早晨5点钟左右。”
“很好，很好，你还知道什么别的？”
“不多。我们是在玩游戏，加西亚。如果你不情愿谈，那就把电话挂掉，别来找我。我还得睡觉。”
“祝你美梦。”加西亚挂掉电话。格兰瑟姆看着听筒。
过去八年中他三次不让电话号码刊登在电话簿上。他靠电话生活，他的大新闻都是凭空从电话中得知。但是在一次大新闻之后，或者在一次大新闻的期间，也有过上千次无足轻重的电话，打电话的人都是那些感到非要在晚间把他们滚烫的小新闻告诉他不可的人。人们知道他是一个宁死也不会吐露新闻来源的记者，所以他们就不断给他电话，等到他觉得不能忍受了，他便装了一个号码不上电话簿的电话，于是便有一段来源枯竭的日子，然后他又得赶快让电话号码上电话簿。
现在电话簿里有他的名字：格雷·S·格兰瑟姆。整本电话簿里仅此一人。他们可以在每天十二小时的工作时间里找到他，但是打电话到他家里去，那就有秘而不宣和私下交往的色彩。
他为加西亚生气了30分钟，然后便睡着了。这时候电话又响了。他在漆黑中摸起话筒。“喂！”
这次不是加西亚，是个女的。“你是《华盛顿邮报》的格雷·格兰瑟姆吗？”
“是的。你是谁？”
“你们还在报道罗森堡和詹森的新闻吗？”
他在黑暗中坐了起来，看看钟。5点30。“这是大新闻。我们有许多人投入进去，不过，是的，我在做调查。”
“你听到过鹈鹕案卷吗？”
他深吸一口气，想了想。“鹈鹕案卷？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一篇于人无害、微不足道的分析介绍，关于是谁杀了他们的问题。上星期天一个名收托马斯·卡拉汉的人把它拿到华盛顿去，此人是图兰大学的法学教授。他把它给了一个联邦调查局的朋友，经过几个人传阅，事情突然闹大，星期三晚上新奥尔良的一颗汽车炸弹把卡拉汉炸死了。”
台灯已经开亮，他赶快写下来。“你在哪儿打的电话？”
“新奥尔良。付费电话，你不必麻烦。”
“你怎么知道这一切的？”
“案卷的摘要是我写的。”
他现在完全清醒了，眼睛睁得大大的，呼吸急促。“好的。既然是你写的。告诉我它说了些什么？”
“我不想这么做，因为你即使得到一份复印件，你也不能刊登这篇报道。”
“何不试我一试。”
“你办不到。你得予以彻底证实。”
“好啊。我们报道过三K党、恐怖分子卡迈尔、地下军、雅利安人……”
“不行。你说的这些人都不相干。他们都是明摆着的。案情摘要所说的是一个看不见的嫌疑犯。”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此人是谁？”
“也许过些时候。你们好像有许多神秘的消息来源。我得瞧瞧你们能查到什么。”
“卡拉汉是容易查出来的。那是打一个电话的事情。给我24小时。”
“星期一早晨再给你电话。如果我们正经讲交易的话，格兰瑟姆先生，你也得向我透露一点什么。我下一次打电话的时候，你得说点我不知道的事情给我听。”
她是在暗中打付费电话。“你有危险吗？”他问她。
“我想是的，但是现在我没问题。”
听她的声音她很年轻，也许20多岁。她写了一篇案情摘要。他认识法学教授。“你是律师吗？”
“不是，别耗费时间去追究我的身世。你得干你的工作，格兰瑟姆先生，要不然我就上别处去了。”
“很好。你得有个名字。”
“我有一个。”
“我的意思是一个代号。”
“你是说像间谍的那一套。嘿，这才好玩哩。”
“不然的话就请告诉我你的真名。”
“值得一试，就叫我鹈鹕。”
他的父母都是正经的爱尔兰天主教信徒，但是他在多年前就不信教了。老两口身穿丧服，令人敬重，晒红的肤色，高尚的衣装。他很少说起过他们。他们手牵手和家人一同步入罗吉斯小教堂。从莫比尔来的他的哥哥身材矮一点，样子要老得多。托马斯说他酗酒成习。
大约有半小时，学生和教师鱼贯进入小教堂。今晚有球赛，校园里到处是人。街上停了一辆电视广播车。一个电视摄像员保持一段体面的距离摄录了教堂正面。一个校警注意看着他，不让他过分接近。
看起来有点怪，这些法学院的学生穿上衣裙和高跟鞋，外套和领带。纽科姆大楼三楼的一个光线不亮的房间里，“鹈鹕”脸朝窗口坐在那里，看着学生们人挨着人走来走去，轻轻说话，赶快吸完香烟。她的椅子底下有四份报纸，都是她看过丢掉的。她来了已经有两个小时，在窗口，的阳光下看报，等待开追悼会。没有别的地方好待。她算准了那些家伙都隐藏在教堂周围的矮树丛中，不过她也懂得要有耐心。她来得早，待得晚，专门在阴影中走动。如果他们发现了她，他们也许会立即下手，事情也就马上完结。
她捏住一张团起来的纸巾擦干眼睛。现在正好是哭一通的时候，不过这也是最后一次了。人们都已经进去了，电视车也离开了。报上说这是一个追悼会，只有家人参加的葬礼要晚一点。教堂里面没有棺柩。
她选定了这个时刻逃走，租一辆汽车开到巴吞鲁日，跳上一班飞机，不论开到什么地方，只要不是开到新奥尔良的。她要飞往国外，蒙特利尔或者卡尔加里都可以。她要在那里躲上一年，希望这件罪行到时已经解决，坏蛋也已除掉。
但这是梦想。她的小小摘要已经杀死了托马斯，现在他们又要对她下手。她知道罗森堡、詹森和卡拉汉这几件谋杀案的主使人是谁，她所知道的这个情况使她成为一个颇为独特的人。
她突然身体朝前一伸，看见那个人就在那边！那个瘦个子长脸孔的人！他穿一件外衣，系一条领带，一副哀悼的神情，快步朝教堂走去。就是他！星期四上午她在喜来登饭店大厅里看见过的那个人。当时她正在跟维尔希克讲话。
他走到门口便停步了，神经质地向四面伸伸脑袋——他是个笨蛋，一望而知是什么人。他看了一眼相距不到50码处规规矩矩停在街上的三辆车子。他推开大门，走进小教堂。
她的鼻子压在窗玻璃上。车子都太远了，但是她算准了有一个人坐在其中的一辆车子里守候着她。
十分钟过后，瘦子一个人出来，点燃一支香烟，两手深深插进口袋，走向三辆车子。
他在车子前面行走，并不停步。等到看不见他了，中间一辆车子的门开了，出来一个穿绿色图兰大学运动衫的人。他跟在瘦子的后面沿街而去。他又矮又粗又壮，是个不折不扣的胖墩。
他跟在瘦子背后消失在人行道上，走到小教堂的背后去了。达比坐定在折叠椅的边沿。一分钟后，他们在人行道上从房子后面走出来。两个人现在走在一起，轻声说话，但只是片刻时间，因为瘦子立即快步走开并在街上消失了。胖墩赶快回到他的车子里去。他坐在车子里等待追悼会结束，以便最后再在人群中找找看，不放弃一个明知其不可能有的机会。
要不了十分钟，瘦子偷偷走到里面，扫视了在场的二百来人，确知她不在其中。
哈瓦那是个理想的庇护所。一个国家或者一百个国家重金悬赏要他的首级都不要紧。费德尔对他倾心爱慕，有时也是他的主顾。他们同享醇酒、美女和雪茄。他在这儿要啥有啥：老区的高塔街上一套优雅的小公寓，一辆有司机的汽车，一个银行经理能像巫师一样闪电般在世界各地收支款项，不论什么船只，就是军用飞机，需要的话也能得到。他会说西班牙语，他的肤色并不苍白。他爱这个地方。
他曾经一度答应过杀掉费德尔，但是他办不到。那时候他还不全是为钱杀人。他耍了一回两面派，自己向费德尔坦白。他们演了一场伏击交火的假戏，然后放出风声说非凡的卡迈尔在哈瓦那街头殒命。
他再也不坐商业飞机。巴黎的照片使他这么一个专业杀手觉得难堪。他已失去他的锋芒；他的生平事业已临暮色苍茫时刻，不免会有失手之处。他的照片刊登在美国报纸的头版。真丢人，他的主顾不高兴。
在一条40英尺的纵帆船上，有两名船员和一个妙龄少妇，都是古巴人。她在下面舱房里。在他们看见比洛克西的灯火前几分钟，他刚和她做完好事。现在他全神贯注地工作，检查他的橡皮筏，收拾他的旅行袋，一言不发。两名船员俯身在甲板上工作，老远躲开他。
9点整，他们把橡皮筏放到水面。他把旅行包扔了下去，便离船而去了。他消失在暗黑的海峡之中，他们只听得见马达的突突响声。他们得下锚停留到天亮，然后驶回哈瓦那。万一他们被发现了或者有人问到他们，他们都带有完备的证件，证明他们是美国人。
他细心地在平静的水面行驶，避开浮标的灯光或者偶尔看得见的小船。他也持有完备的证件，旅行袋里还有三件武器。
他已多年没有一个月里出击两次了。传说他在古巴中枪殒命之后，他蛰伏不出达五年之久。
这一次要干掉的小把戏是不引人注意的。没有人会怀疑到他。这确是一笔小买卖，但是他的主顾来头不小，价钱很不错，所以如今他又干了。
这一回干完之后得歇很长时间，永远不干了。他的钱已经多得用也用不完，而且他也已经开始犯点小错误。
离开码头还有二百码，他把马达关掉，再把它解下来，丢进水里。他在筏子里躺下，划动塑料桨，悄悄来到一个阴暗处。他站在两英尺深的水中，用一把小折刀把橡皮筏戳了几个洞，它便沉下去看不见了。海滩上一个人也没有。
卢克一个人站在码头边上。十一点整，他拿一支钓竿和钓线轮等在那里。他戴一顶白帽子，仔细观看水面，寻找筏子。
突然间有一个人来到他的身边，像天使一样不知从何而来。“卢克？”此人说道。
这并不是暗号。卢克不觉大吃一惊。他脚下钓鱼用具箱里有一支手枪，但是够不着。“萨姆？”他问道。
“是的，卢克，是我。对不起。有点不合规定。筏子出了故障。”
卢克放下心，舒了一口气。
“交通工具在哪里？”卡迈尔问道。
卢克飞快地看他一眼。是的，他是卡迈尔。
卢克朝一幢房子点一下头。红色的庞蒂亚克汽车，停在酒店墙边。
“去新奥尔良多远？”
“半小时，”卢克说道。
卡迈尔退后一步，对准他的脖子底部狠击两拳。卢克重重跌倒，呻吟了一声。卡迈尔看着他死去，便在他的口袋里摸到钥匙，一脚把尸体踢进水里。
埃德温·斯内勒没有开门，而是一声不响地把钥匙从门底下塞出去。卡迈尔拾了起来开了隔壁的门。他走进房去，赶快把旅行袋放在床上，又走到窗口，把窗帘拉拢。
他走向电话，揿了斯内勒的号码。
“给我说说她，”卡迈尔轻柔地说。
“公文包里有两张照片。”
卡迈尔打开公文包拿出照片。“我看见了。”
“照片已经编号，一号和二号。一号是法学院年刊上的。大约是一年前的，也是我们所有照片中最新的一张。它是用小照片放大的，因此失去了许多细节。另一张照片是两年前的。我们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年刊中取出来的。”
卡迈尔拿着两张照片。“漂亮女人。”
“是的。很漂亮。不过满头可爱的头发都没有了。星期四晚上她用信用卡付的旅馆钱。星期五早上我们只差一点就可以逮住她。我们发现地板上的长头发，还有一小瓶样品，现在我们知道是黑色染发剂，非常黑。从星期三晚上以来我们没有见到过她。她确实很狡猾，星期五下午她从她的支票帐户里提取了五千元现钞，她的行踪便消失掉了。”
“她也许走了。”
“有可能，但是我认为没走。昨天晚上她的公寓里有人去过。我们在那里装了窃听器，不过我们晚了两分钟。”
“你们行动有点迟钝，是不是？”
“这儿是大城市。我们在机场和火车站都有人把守，我们也看守了爱达荷州她母亲的房子，都没有动静。我认为她还在这儿。”
“她会在哪些地方呢？”
“躲来躲去，调换旅馆，使用付费电话，避开常去的地方。新奥尔良的警察在找她。星期三爆炸以后他们跟她说过话，后来找不到她了。我们找她，他们找她，她会出来的。”
“炸弹出了什么问题？”
“很简单。她没有上车子。”
“谁制造的炸弹。”
斯内勒欲言又止。“不好说。”
卡迈尔微露笑容，从公文包里取出几张街道地图。“给我说说地图。”
“噢，说一下几个有关的地点：她的住处，法学院她住过的旅馆爆炸地点她念书的时候爱去的几家小酒吧。”
“她到现在为止还待在法国区。”
“她是聪明人，有无数个可以藏身的地方。”
卡迈尔拿起最新的照片，坐在另一张床上。他欢喜这个面孔，即使头发剪短了，并染成黑色，这仍然是一张诱人的面孔。他可以杀掉她，但是这不会叫他快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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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加文·维尔希克到达新奥尔良的时候便已成了一个疲惫的老人，经过两个晚上一家家酒吧的奔波，更显得体力衰竭。葬礼过后不久他闯进第一家酒吧，跟一批年轻人和不知安分的人同喝啤酒，跟他们谈论民事侵权行为、合同、华尔街公司，以及种种他所鄙视的其他东西，达七小时之久。他知道他不应该跟陌生人说他是联邦调查局的。他没有执勤证件。
星期六晚上他走访了五六家酒吧，但一无所获，时已半夜，他便悻悻而去。
他鞋子未脱，人已熟睡，电话响起。他急忙抓起电话。“喂！喂！”
“加文？”她问道。
“达比！是你吗？”
“不是我是谁？”
“你为什么不早来电话？”
“拜托，别来问我一大串蠢问题。我是在打付费电话，所以别搞开玩笑的玩意儿。”
“很好，达比。我发誓你该信得过我。”
“好的，我相信你。还有什么？”
他看一眼手表，开始解开鞋带。“好啊，你告诉我吧。下一步怎么办？你准备在新奥尔良躲藏多久？”
“你怎么知道我在新奥尔良？”
他沉默了一秒钟。
“我是在新奥尔良，”她说道。“我知道你要我跟你见面，成为亲密朋友，然后，如你说的那样，相信你那些人会永远保护我。”
“那就对了。不然的话你在几天之内就要活不成。”
“你这样说是开门见山，是不是？”
“是的。你在玩把戏，你不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
“谁在盯着我，加文？”
“可能有一批人。”
“他们是什么人？”
“我不知道。”
“好了，玩把戏的是你，加文。你连情况都不跟我谈，叫我怎么信得过你？”
“可以。我有把握可以跟你这样说，你的小小的案情摘要打中了某一个人的要害。你猜对了，坏人听说了这个案情摘要，所以托马斯死了。他们只要找到你就马上杀死你。”
“我们现在知道是谁杀死了罗森堡和詹森，对不对，加文？”
“我想我们是知道了。”
“那么为什么联邦调查局不能有所行动呢？”
“我们可能碰上了有人要捂盖子。”
“上帝保佑你这么说。保佑你。”
“我可能要丢掉工作。”
“我该去告诉谁，加文？什么人要捂什么盖子？”
“我说不准。我们很重视案情摘要，可是白宫硬不许我们追查，所以我们只得住手。”
“我弄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认为只要杀死了我，这件事情就没有人知道？”
“我回答不出，也许他们以为你还知道得更多。”
“我可以告诉你一点情况吗？爆炸过后不久，托马斯在车子里被烈火烧身，我自己也处于半昏迷中，一个警察名叫鲁用特，把我拖到他的车子旁边，推进车去。另外一个穿牛仔靴牛仔裤的警察马上要我回答问题。我当时有病，还在休克。他们不见了，鲁用特和牛仔，从此不再见面。他们不是警察，加文。他们是守候爆炸的人，因为我不在车上，他们便实施第二套计划。我当时不知道，我可能只是相差一两分钟的时间才脑袋上没有挨一发子弹。”
维尔希克闭着眼睛听。“这两个人怎么了？”
“说不准。我想是他们害怕了，因为一大批真警察涌到现场，他们就不见了。我在他们的车上，加文。他们已经抓住了我。”
“你一定要过来，达比。听我的话。”
“你还记得星期四上午我们在电话里闲谈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一个熟脸孔，我当时就把他的样子跟你说过。”
“当然记得。”
“昨天的追悼会上那个人也来了，还有几个人同来。”
“你当时在什么地方？”
“我在看。他迟了几分钟走进来，待了十分钟，便溜出去跟胖墩会面。”
“胖墩？”
“是的，也是这伙人中的一个。胖墩、鲁珀特、牛仔，还有这个瘦子，都是一伙的。我相信还有别人，只不过我还没有碰到他们。”
“下次你再碰见他们就要完蛋了，达比。你还有48小时好活。”
“我们等着瞧吧。你在这儿待多久？”
“稍微待几天。我准备待到找到你。”
“我就在这儿。我明天会给你打电话。”
维尔希克深吸一口气。“好吧，达比。不管你怎么说。千万小心。”
她挂断电话。他把电话一扔，骂了一声。
沃尔沃汽车停在一处停车场上，离开它的主人家一个半街区，这是一辆1986年的GL型车子，没有安全装置。不消几秒钟工夫车门被打开了。时间将近星期天凌晨4点。一个人坐在车尾行李箱上，点燃一支香烟。另一个人打开一只工具盒，开始对这辆汽车的电话进行加工。他旋开了话筒，装进去一只小发报机，用胶水固定牢。一分钟后，他便钻出车子蹲在后保险杆旁。吸烟的人交给他一粒小黑方块，他把它贴在车子底下油箱后面一个铁格子上。这是一个磁化发报机，它会发出信号，可以连续工作六天。
不到七分钟后他们便走了。星期一，当格兰瑟姆走进第十五街的《华盛顿邮报》大厦时，这两个人便立即进入他的公寓，改装他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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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这张床上度过了第二夜，一直睡到日高三竿。或许她现在已经习惯这样的生活了。今天是她虎口余生的第四天。
但是在她张开眼睛之后，她首先想到的就是托马斯。他的惨死给她的冲击逐渐淡去。
几分钟的思念托马斯之后，她接着便想到了他们。今天他们会在什么地方？她该上哪里去而不被发现？在这里住过两夜之后，她需要另找一个房间吗？是的，她得另找一处。天黑之后。她要打电话给另一家小客栈订一间客房。他们住在什么地方呢？他们知道她现在是个金发女郎吗？
想到头发她便马上起床。她走到书桌上方的镜子前，看一看她自己。它现在更短了，非常的白。成绩不错。昨晚她为它花了三个小时。如果她再活上两天，她要再剪短一点，还要恢复成黑色。如果她再活一个星期，她也许会成为光头。
肚子饿得发疼，有一秒钟之久她想到了吃饭。现在快十点了。怪了，旅馆偏偏在星期天早L不供饭。她要冒险出去找吃的，并且买一份星期天的《华盛顿邮报》，顺便也看看他们能不能抓住她这个头发剪成男式平头的姑娘。
她偷偷走过阴暗的厨房，拉开后门锁，走到小旅馆后面的小巷。她轻快地穿过小巷，两手深深插入劳动裤的口袋，两眼在黑眼镜后面扫视。
他看见了她，当时她正走上伯贡地街的人行道。帽子下面的头发虽然不同，但是她还是身高五英尺八英寸，这是改变不了的。她仍旧是两条长腿，并且有一种她自己的走路的样子，尽管已经相隔四天，他还是可以把她从一大堆人中认出来，而且无需根据面孔和头发来判断。他立即追上人行道开始尾随。
她是个聪明姑娘，有弯必转，每到一个街口就走另一条街，走得很快却不显得急急忙忙。他估计她要朝杰克逊广场走去，星期天那里总有拥挤的人群，她以为到了那里就没人找得到她。她可以混在旅游者和本地人中逛街，吃点什么，晒晒太阳，买份报纸。
达比顺手点燃一支香烟，边走边喷烟。她不能把烟吸进去。三天前她试过，头晕。
她看见他的时候，他离开她不到十英尺，他正坐在圣彼得街和沙特尔街转角的咖啡馆里的一张桌旁。不到一秒钟之后，他看见了她。她一个劲地向前走，现在是快得多了。
这个人是胖墩。他已经站起身来在桌子当中穿行，这时她躲开了他的视线。在沙特尔街上她躲开他有一秒钟，她闪进了圣路易斯大教堂的拱门中间。
她在圣安街朝左一拐，穿过街面，快到罗亚尔街时急忙朝身后看了一眼。他来了。他在街道对面，但是跟得很紧。
上波旁街去，她下了决心。距离开赛还有四个小时，众圣队的球迷已经倾巢出动在球赛前庆祝一番，往后他们就没有什么可庆祝的了。她转到罗亚尔街，快跑几步，然后放慢下来成为快走。他转入罗亚尔街，快步小跑。他摆好了架势随时可以冲刺快跑。达比走到街道中央，那里有一队足球流氓在游荡，消磨时间。她向左转入杜梅因街，撒腿快跑。前面是波旁街，那里到处都是人。
她听得见他在身后，根本不需要朝后看了。他就在背后，他在跑，距离越来越短。当她转进波旁街，胖墩在她后面50英尺，这一场赛跑已告结束。她看见了她的救命天使，他们正从一家酒吧吵吵嚷嚷出来。达比急忙向他们跑去，三个身穿众圣队服装的青年正好踏上街心。
“救命！”她死命地叫喊，伸手指向胖墩。“救命！那个人在追逐我！他要强奸我！”
如今哪，新奥尔良的街道上性骚扰毫不希奇，但是如果这个姑娘遭到强暴的话，他们三个还算什么男子汉。
“请救救我！”她的嘶喊令人揪心。大街上突然沉寂无声。人人都冻结不动了，包括胖墩在内，他停了一步，接着又向前冲去。三个众圣队球迷走到他面前，两手叉在胸前，眼睛射出火光。胖墩左右开弓：右拳对准第一个人的喉头，左拳给了第二个人的嘴巴致命一击。他们一声嘶叫，立即跌翻倒地。第三个人并不想跑。他的两个好友都被打伤，他岂能甘心。他本来是可以给胖墩当蛋糕吃的，但是第一个人倒在胖墩的右脚，使他站立不稳。第三个人，即路易斯安那州蒂博道市的本杰明·乔普先生在胖墩急忙抽开一只脚的时候，对准他的裤子当中猛踢一脚，胖墩立即倒下。达比返身挤进人群，听到他痛得哭叫。
胖墩倒下的时候，乔普又踢他肋骨。第二个人顾不得血流满面，也圆睁双眼向胖墩冲锋，展开一场厮杀。胖墩蜷成一团。他们毫不留情地踢他、骂他，直到有人喊了一声“警察”，这才救了他的一条命。乔普先生和第二个人搀扶第一个人站起来，他们飞快进入一家酒吧。胖墩也站起身来，一瘸一拐地走开，好像一头被救火车碾过的狗。
她躲在迪凯特一家酒店的一个黑角落里，喝了一杯咖啡和一瓶啤酒，接着又喝一杯咖啡和一瓶啤酒。三个小时喝了三瓶啤酒之后，她要了一盆煮小虾，改喝矿泉水。
酒精使她镇静，小虾使她定心。在这里她是安全的，她想，为什么不干脆坐在这里看球赛呢，也许可以一直坐到打烊。
达比坐在她的小角落里，直到球赛结束以后好久，才悄悄走进黑夜中去。
埃德温·斯内勒打电话给隔壁房间的卡迈尔。
“没错，她在这儿”，斯内勒说道。“有一个我们的人今天早晨在杰克逊广场看见她。他跟踪她走了三个街口，后来就找个到她了。”
“他怎么找不到她了？”
“没关系，是不是？她溜掉了，但是她还在这里，她的头发非常短，差不多是白色的了。”
“白色？”
斯内勒不欢喜一句话说两次，特别是对这个狗杂种。
“你的门底下有一张名片，你得看一下。”
卡迈尔把电话放在枕头上，走到门口。一秒钟后他又拿起电话。“这个人是谁？”
“名叫维尔希克。荷兰族，不过是美国公民。为华盛顿的联邦调查局工作。显然，他和卡拉汉是朋友。他们同时在乔治城法学院毕业，在昨天的追悼会上维尔希克是荣誉的抬棺人。昨天晚上他在离校园不远的酒吧找人打听这个姑娘。两个小时前，一个我们的人在同一家酒吧假装是联邦调查局的人，他跟酒保搭讪起来，酒保原来是法学院的学生，并且还认识这姑娘。他们谈了一阵，后来那个青年拿出这张名片。你看背面。他住在希尔顿1909号房间。”
“那只不过是五分钟的路。”本市街道地图都摊开在另一张床上。
“是的。我们给华盛顿去过几次电话。他不是个密探，只是律师。他认识卡拉汉，他也可能认识姑娘。显然他是在寻找她。”
“她要跟他说话，是吗？”
“大概会。”
卡迈尔等了一小时便离开旅馆。五分钟后步入希尔顿的大厅。他得在人群中穿行，街上挤满了从圆顶球场回来的球迷。电梯到二十层停下，他往下走一层到十九楼。
他敲了1909号房间的门，没有人答应。
他再敲门，他一面等开门，一面便在门扉和门框之间塞进一条六英寸长的塑料直尺，轻轻拨动，直到门栓响起卡嗒一声。
进去之后，他把门锁上，把运动袋放在床上。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副手套，紧紧套住手指。
卡迈尔清理干净他的痕迹，躲进壁柜里去。他是个耐心的人，他可以等待几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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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星期天夜里，加文还是两手空空回来，毫无所得。他对新奥尔良已经厌倦了。他已经买好星期一午后晚班的机票，如果她不再来电话，他也就无需继续扮演侦探了。
他找不到她，这不是他的过错。街车司机都在这个城市里迷路。沃伊尔斯不到中午就会高声叫喊，查问他上哪儿去了。他已经尽了他的全力。
他躺倒在床上，只穿了一条拳击短裤。他翻看一本杂志，任凭电视机开着。快要11点了。他准备等到12点，然后就睡觉。
十一点整电话响了。他摁了一下按键，遥控关掉电视。“喂。”
是她来的电话。“是我，加文。”
“你还活着。”
“差一点活不成。”
他坐在床沿。“怎么回事？”
“他们今天看见我了，他们的一个打手胖墩，在法国区的大街上追赶我。”
“可是你逃脱了。”
“对了。一个小奇迹，不过我还是逃脱了。”
“你瞧，达比。我买好了明天下午的机票。我明天就走，我认为你必须跟我一起走。”
“去哪儿？”
“去华盛顿。去我家。去随便什么地方。离开你现在待的地方。”
“去了以后又怎么样？”
“是啊，你得活下去，这是一条。我会要求我们的局长保证你的安全。我们会想办法的。”
“你怎么会认为我们从这里飞得出去？”
“因为我们会有三名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保护你，因为我不是个愚蠢透顶的傻瓜蛋。你瞧，达比，告诉我你想在什么地方马上跟我见面，我可以在15分钟内带上三个探员和你在一起。他们都有枪，不会害怕你的胖墩和他的那帮人。我们今晚把你带出本市，明天带你上华盛顿。我保证你明天直接和我上司，尊敬的F·登顿·沃伊尔斯见面，然后我们再考虑下一步。”
“我以为联邦调查局没有过问这件事。”
“它没有过问，但它可以过问。”
“那么三个探员从何而来呢？”
“我有朋友。”
她想了想，她的语气突然坚强起来：“你的旅馆后面有一个叫做河滨步廊的地方。那是一个购物区，有饭馆，有……”
“我下午在那儿待了两小时。”
“好。第二层上有一家服装店，叫做‘法国人爱好’。”
“我看到过。”
“明天中午，我要你站在店门口，等五分钟。”
“算了吧，达比。到明天中午你就活不成了。别再搞这套猫捉老鼠的把戏了。”
“照我说的做，加文。我们没见过面，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子。你要穿一件黑衬衫，随便什么样子的，戴一项红色棒球帽子。”
“我上哪儿去搞这么些玩意儿呢？”
“你去搞就是了。”
“好，好，我一定搞到手。”
“你在门口站五分钟左右，拿一份折起来的报纸。五分钟后走进店里去，上右后面的角落，那里有一个架子，都是狩猎上装，你稍微翻看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