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会儿就好，”劳瑞特说；她正在涂口红。“罗伯塔，多么好看的十字架啊。你在哪里买的？”
“不是我买的，”罗伯塔指着它说。这是一条拴在银项链上的马耳他十字架，它像星星一样闪闪发光。“这是哈里送我的生日礼物。”
“你没有告诉过我。”
罗伯塔大笑起来。“你还这么小，亲爱的，你去做广告都可以。而我，我可是快30岁了。”
“你没有那么大。27岁。”
“劳瑞特！你怎么知道的？”
“哈里告诉我的。”
“只要我还活着，我再也不会告诉那个男人别的秘密了！实际上，我撒了点谎。我28岁了。”
“哦，别傻了。他昨天才告诉我的。我也为你挑选了点礼物。”
“那就不必了……”
“哦，别这么说。”劳瑞特从梳妆台那儿站起身，走到一个壁橱前。她打开门，伸手到一个堆满帽盒的高架子上，去取一个绑着金线的盒子。“请原谅我这么晚才送你礼物，”她说。“但这得怪你自己——该死！”就在她踮着脚去拉那个装礼物的盒子时，她翻倒了另外一个帽盒，两个盒子都从架子上掉了下来。帽盒的盖子打开了，某件显然不是帽子的东西跳了出来，停在劳瑞特的脚边。
“什么，”罗伯塔指着它大叫道，“那是……”
英国女孩低头盯着它看。
这是一支左轮手枪；
“是一支左轮手枪，”劳瑞特孩子气地说。然后，她开始弯腰去捡。
“我认为你不应该碰它，”罗伯塔说，劳瑞特停住了。
“这究竟是谁的呢？”
“不是我的。我甚至还从没有这么近地看过枪呢。”劳瑞特说。
“除非……那是你姨妈戈罗丽的帽盒吗？”
“是我的。我买了这顶帽子不过才两个星期。我把它放到架子上时，盒子里肯定没有什么手枪。”
她们彼此对视着。某种令人不快的气氛充斥在卧室里。
“我想，”罗伯塔说，“我想我们最好让哈里和埃勒里来处理这个东西。”
“哦，是的……”
她们一起走到门口，一起冲楼下喊。两个男人闻声跑了上来。
“手枪？”哈里·伯克跑进主卧室，埃勒里跟在他身后。两个人谁也没有碰那件武器。他们默默地听姑娘们讲了关于它怎样被发现的故事，然后，同时走到壁橱前，检查一下那个摔翻的帽盒和它周围的地板。
“没有子弹，”埃勒里低声说。
“我想知道，”伯克开始说，然后又停了下来。他看着埃勒里。埃勒里并没有着他。他匍匐在地板上，撅着屁股；在不碰那支枪的情况下尽可能仔细地检查那件武器。“这是什么牌子，埃勒里，口径是多少？”
“柯尔特侦探特制手枪，口径0．38，枪膛长两英寸，装弹六发。这支枪看来有相当的年头了——塑料枪托上有划痕和裂纹，镀镍抛光磨损较严重。”
埃勒里从口袋里掏出一支圆珠笔，插到扳机的保险里，然后站起身，用笔将这支左轮手枪挑起来。伯克瞟了一眼那支枪。
“装有0．38特制子弹。四发。这支枪打过两发子弹。戈罗丽·圭尔德中了两发子弹。”这位苏格兰人粗重的喉音听起来就像是一个受潮的爆竹。
“你是说这可能是杀死阿曼都夫人的凶器？”罗伯塔·韦斯特小声地问。
“是的。”
“但是这怎么可能呢？”劳瑞特叫道。“而且即便是，它怎么会在这间公寓里呢？这是我姨妈的武器吗？”
“如果是，也属于非法拥有的，”埃勒里说。“没有发现她有持枪许可证的记录。”
“那么这支枪一定属于杀害她的人了，”英国女孩理性地说。“这是顺理成章的，是吧？但这就使事情变得比以前更令人迷惑了。他肯定——无论他是谁——没有把枪扔掉。或者……可能是警察没有很仔细地搜查这间公寓？”
“这间公寓被仔细地搜查过，就像一只嗜血的狗寻找跳蚤一样仔细，”哈里·伯克说。“但没有找到枪。也就是说，在枪杀发生后没有在房间里发现枪。”
劳瑞特明亮的眼睛里闪过了一丝蓝色的阴影。“哈里，你的意思是说在我住进这所公寓之前吧？枪是在我的帽盒中发现的，你的意思不是很清楚吗？”
伯克没有回答。
接下来是令人难堪的沉默。
劳瑞特甩了甩金色的头发，打破了沉默。“哦，这个想法是最愚蠢、最荒唐的。显然谁也不会相信……？”她说着突然停了下来，显然是想到在场的人中有潜在的相信者。
埃勒里很小心地将左轮手枪滑到劳瑞特的床上。“最好还是报警，”他说。
“为什么非要这样做呢？”罗伯塔突然说。“真荒唐！肯定还有更好的解释……”
“那样才能保证谁都不会受到伤害。”他走到分机前又问了一句，“可以吗？”
“请便，”劳瑞特用美国英语苦涩地说。她坐在床上放枪的另一侧，两只手在她膝盖中间紧握着，一副孤立无助的样子。罗伯塔冲出房间。在埃勒里等他父亲接电话时，他们听到她在放声大哭。
指纹检测报告显示，在0．38特制手枪上没有指纹——通常都是这样的结果。但通过射击实验和显微镜下的比较证实，从戈罗丽·圭尔德的身体中取出的子弹是这支手枪射出的。弹痕完全相同……
他们找到了谋杀戈罗丽的凶器。
“这是个突破，”奎因警官对他办公室里两个沉默的男人哈哈大笑地说。“因此我们需要对斯班妮尔姑娘立案，我敢肯定地方检察官会同意的。”
“让我们听听着，”埃勒里低声说，“请大声说吧。”
“这个女孩声称戈罗丽没有告诉她关于新遗嘱指定划为主继承人的事。难道戈罗丽确实告诉了她就不合逻辑了吗？毕竟，戈罗丽为什么一直在寻找她呢？为了使劳瑞特成为她的继承人。戈罗丽在找到她以后却没有告诉她这些，难道这是合理的吗？”
“她们只单独在一起呆了几分钟。”
“这要花多长时间呢？”他父亲反驳说。“五秒钟还不够吗？这是第一点。”
“这几乎不能成为结论，警官，”哈里·伯克抗议道。
“我是在根据情况进行推测，伯克，这你很清楚。第一点概括了动机。”
“第二点：劳瑞特声称她姨妈在她那天晚上大约11点30分离开时还活得好好的。但是，这只是她自己的说法。她自己也承认，没有人看到她离开。她穿过中央公园时，没有人看到她；她回到自己的寓所后也没有人看到过她。对于她所说的这一切，她找不出一个证人来证实。从已经掌握的情况来看，她也可能在她姨妈那儿一直待到11点50，她也可能杀死了戈罗丽，然后再回到家里——不管她是徒步还是乘出租车横穿公园——比她所说的要晚20分钟或半个小时。所以只要上面所说的动机存在，她就有这样的机会。”
“这种机会，”埃勒里说，“只有在上面所说的动机存在的前提下才有意义。”
“除了可能和很可能以外，分析案情还能依靠什么呢，埃勒里？但是接着就有了第三点。你不能否认这支左轮手枪的证据吧。而且她也不能。是这支枪杀死了戈罗丽，这是事实。而且它是在劳瑞特的卧室里发现的，是在劳瑞特的壁橱里发现的，是在劳瑞特卧室里的她的壁橱里的她的帽盒里发现的。关于这支枪她能作出的解释只是她以前从未见过它，而且也不知道它怎么会在那儿。她根本拿不出证据来否认。”
“我们确实没法通过记录证实她曾买过这件武器，”警官继续说，“事实上根本就没有这支枪的记录。但不管怎么说她可能不是通过正常渠道买的这支枪，并用它去杀人。你知道在这座城市里私下进行武器交易简直司空见惯！因此我们可以假定她参与了非法交易。如果我们能证明这一点，那她就肯定没跑了。”
“就算这一点不能成立，”警官咧嘴笑了笑，“据我判断她也逃脱不了了。将前面的事实加到一起我们就可以使大陪审团通过。我的儿子，这些加到一起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你看来好像有些精神不振嘛。”
埃勒里没有说话。
哈里·伯克插嘴说，“难道你没有发现吗，奎因警官，你的论据把斯班妮尔姑娘说成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白痴了吗？如果她用这支左轮手枪杀死了她的姨妈，那么她为什么还要保留着它呢？为什么要保留一个本来不可能追踪到她身上的东西而给自己找麻烦呢？在我看来，似乎她应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件血腥的东西扔过你们的一条河里。”
“那是你或我应该做的，伯克。但是你我都知道当这些业余的人参与谋杀时，他们会做得多么愚蠢。但不管怎么说，那会是她律师的一个论据。我不能看着地方检察官因此而失眠。说到地方检察官，我最好还是再仔细看一遍这个报告，然后把它放到他的膝盖上。”
老人拿着弹道检测报告高兴地离开了。
“埃勒里，你怎么看？”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伯克问。
“如果你是说‘看法’的话。”埃勒里看来好像吞下了个什么有活臭虫在里面扭动的东西似的。“我不知道，哈里。从一方面看，这是从表面看似乎很清楚的案子之一，就像摄像机里好莱坞的布景一样，而到布景后面看，你除了支柱以外不会看到什么实质性的东西。而且……”
“哦，在我看来，只有一种方法来看这件事。”苏格兰人站了起来。“如果除去对年龄和父辈应有的尊重，任何坚持认为那个女孩参与谋杀的人可以说对人根本就不了解。警察的思维——就我在伦敦警察厅的经验——是看重事实，而不看重人的能力。劳瑞特·斯班妮尔在戈罗丽·圭尔德的谋杀案中像我一样是无辜的。我愿以我的所有打赌。”
“你要去哪儿？”
“到她的公寓去。如果我对警官的话判断正确的话——而且如果我了解起诉人的话——她会需要她能召集到的每一个朋友的。而且如果我不在这个可怜的姑娘身边的话，罗伯塔会抛弃我的。你来吗？”
“不，”埃勒里闷闷不乐地说。“我待在这儿。”
他不必等太长的时间。不到两个小时以后，一份逮捕劳瑞特·斯班妮尔的逮捕证就被签发了。
听到这个消息后，沃泽尔律师十分忙乱，仿佛他的已故委托人的第一继承人染上了鼠疫一样。他急忙建议提供刑事律师服务，并安排了大量的约会。一位名叫尤里·弗兰克尔的司法界老手首先承担起了保释的工作。
事情很棘手。劳瑞特·斯班妮尔所继承的大笔财产除了房屋维修费和一些零花钱之外，都被负责遗嘱检验法庭扣留着。要解决继承问题，恐怕还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在这之前，遗产是不能动用的。更何况一名罪犯是无权享用由犯罪带来的任何收益的。这样，在劳瑞特被判定无罪之前，她的遗产继承权将无着落。没有担保品，哪有人愿意拿钱做保释担保人呢？而传讯官从一开始就有意将此案定性为一级谋杀。
最后，劳瑞特被关进了监狱。
劳瑞特哭了。
罗伯塔也哭了。
哈里·伯克嘟嘟睡暧地对美国的法律体系表示不满（老实说，他对英国的法律制度也并不满意）。
弗兰克尔认为有关人士对此案并不太了解。他说他有信心去说服陪审团释放这个女孩。（埃勒里真的开始怀疑起沃泽尔这一建议的明智程度来了。他并不信任那些在处理谋杀案时显得信心十足的律师；他遇见过许多不可理喻的陪审团成员。不过他保持着缄默。）
“在这个问题上，”埃勒里不太愉快地对哈里·伯克说。
“我发现我处在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进退两难？”哈里·伯克不解地问道。“进退两难，”埃勒里说。“我是骑虎难下啊。”
埃勒里发觉自己在劳瑞特开庭受审前的几周里做不了什么事。他经常去警察总部等候情况进展报告；还常到去尔德的寓所去看看（罗伯塔在屋里急得团团转，不断哀叹多瑞特和她的命苦——“劳瑞特在牢房受苦，我是没有权利住在这里的！但我能去哪儿？”——有一次她甚至责备哈里。伯克，是他劝她放弃了自己的老房子，对此这位苏格兰人不失风度地保持了沉默）；他也去探望劳瑞特，但案件没有任何进展，倒是平添了许多恼怒。
“我不知道你到底为什么烦恼？”父亲有一天问他道。“有什么事让你揪心呢，埃勒里？”
“我不喜欢现在这种样子。”
“不喜欢哪样？”
“整个案件。有些事……”
“能举个例子吗？”
“事情理不出一个头绪的来，”埃勒里抱怨说。“线索总是很凌乱。”
“你是指那桩face谋杀案吧。”
“有一件事，很重要，爸爸，我知道。不过我绞尽脑汁也无法从劳瑞特身上找到一点线索。”
“也许还有别人，”警长反驳道。
“是的，你说得对。这是一个骗局，而且还在继续。指控那个女孩是不成熟之举，爸爸。在抓人之前，应至少搞清楚吉吉写的那个face是什么意思。”
“由你去调查吧，”警督说，“我可得忙其他的事了。不管怎样，这案子现在在地区检察官和法院的手里……还有什么？”他又突然问道。
“许多事。例如，我们曾假定卡洛斯·阿曼都策划了这起谋杀案，而具体执行者可能是某个女人。现在看来那个女人就是劳瑞持了。”
“我可没那么说，”老人谨慎地说。
“那么你已经改变对阿曼都的看法了吗？你认为他跟他妻子的死无关吗？”看到他父亲没有回答，埃勒里继续说：“我仍认为他与这个案子有关。”
“根据是什么？”
“凭我的直觉，凭他的那股神气，凭我对他的全部了解。”
“那就把这些带上法庭吧，”奎因警长轻蔑地说。
“可以，”埃勒里说，“但是你看所有事情都搅在一起了。案发后，你在这间办公室审问劳瑞特时她才与阿曼都第一次见面，在此之前她认识他吗？如果认识，那她就是那个戴紫色面纱的女人了？她是阿曼都的同谋吗？这毫无意义。按你所说的，她知道自己将继承一大笔遗产，那她为什么还会同意做阿曼都的工具呢？”
“你知道他对女人可有一套。也许她爱上了他，就像其他女人一样。”
“要是她以前认识他的话，”埃勒里陷入了沉思。
“你瞧，孩子，”他父亲说，“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没有涉及。当然，我们也许永远也无法证实它。”
“什么？”
“我不敢肯定金钱是否是谋杀的动机。”
“什么意思？你是同意……”
“我什么也不同意。但如果你想做推理的话，不妨这样假设：戈罗丽·圭尔德的姐姐，劳瑞特的母亲，在与那位英国人结婚后，圭尔德离开了她。这对夫妇后来在一次飞机失事中身亡。吉吉只是把他们的孩子送到了一家孤儿院，并没有承担起监护或收养的职责。这种冷漠的态度很可能使劳瑞特长大后对她的姨妈怀恨在心。那个周三的夜晚，当伯克把她带到了圭尔德的住处时，这种心灵的创痛可能突然爆发出来了。甚至这个女孩来纽约的首要目的，可能就是要找她姨妈报复，让她尝尝苦头。
“这只是一个假设，”警长接着说，“如果这种假设成立的话，劳瑞特说的就是事实，她对继承遗产的事一无所知。”
“这样的话，还存在另一种有趣的可能，”埃勒里说，“假如劳瑞特不是为了钱财，而是出于憎恨杀害戈罗丽·圭尔德，那么卡洛斯·阿曼都仍有可能与他人一起谋害戈罗丽，只是劳瑞特抢先了一步。”
警长耸耸肩膀说：“那当然也是可能的。”
“如果这种可能存在的话，为什么要认定是劳瑞特抢在戴紫色面纱的女人前面，而不是相反呢？”
“因为，”他父亲说，“没有证据证明是戴紫色面纱的女人，却有证据证明是劳瑞特。”
“那支0．38口径的手枪？”
“是的，就是那支手枪。”
埃勒里陷入了沉思。推理对他来说是一项思维锻炼。事实上，他并不相信任何推理。要不是父亲逼他，他不会说出那种凭直觉产生的推断的。
“除非，”警长断言，“戴紫色面纱的女人就是劳瑞特。有两个动机——一、阿曼都企图继承遗产；二、劳瑞特想报复。”
埃勒里举起了双手。
在劳瑞特·斯班妮尔开庭受审的前一天，几个人在尤里·弗兰克尔的办公室开会。天阴沉沉的，好像要下雪。
哈里·伯克长得很像温斯顿·丘吉尔。律师请罗伯塔和哈里。伯克入座。他看着伯克，递给他一支雪茄，但被婉拒了。律师一个人若有所思地抽着雪茄，神态自信，但看来似乎有些勉强。他强打着笑脸告诉大家，调查没有结果。
“你还没能证实劳瑞特的说法？”罗伯塔嚷嚷道。
“没有，韦斯特小姐。”
“但是也许有人看见她离开那所房子，穿过公园回家去……真不可思议。”
“除非，”律师眯起眼看着雪茄烟头说，“她没对我们和警察说实话。你知道，要查明子虚乌有的事是不可能的。”
“我可不认为这是问题的答案，弗兰克尔先生，”帕克说道，“我告诉你，那女孩可是无辜的。这是前提条件，否则她就没希望了。”
“那当然，”律师说，“我只是提出这种可能性；当然，地区检察官会提出更多的可能性。我现在依靠的就是劳瑞特在陪审团面前自我表白的能力。她倒是我们唯一的防线了。”
“你想让她自己来作证？”
“我们的行话叫作‘担当证人’，伯克先生，”弗兰克尔耸耸肩说，“我别无选择。让被告人面对地区检察官的种种盘问，当然有风险。我和劳瑞特练习过几次，我扮反方，她看来并不害怕，胸有成竹。不过，我已经提醒过她，最终还要看她的临场发挥。”
弗兰克尔的秘书走进房间，随手把门关上。
“亨特小姐，我告诉过你别打扰我！”
“对不起，弗兰克尔先生，不过我认为有件事很重要。我可不想当着一个陌生人的面与您在对讲机上联系。”
“当着谁的面？”
“有一个人来到办公室坚持要见您。通常我会说您出去了，但他声称是为斯班妮尔一案来的。他衣衫褴褛。事实上……”
“我不关心他是不是穿了内衣，亨特小姐，让他进来！”
秘书引进来的那个家伙着实让弗兰克尔吃了一惊。他不只是，简直是一团糟——残破的大衣像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里面的一件虫蛀过的棉绒茄克破烂不堪，满是鸡蛋、肉汤和饮料污渍；一条沾满烂泥的裤子显然是某个大胖子丢弃的，用一条脏绳子围腰系着；脚上的鞋至少大两号；他既没穿袜子，也没穿衬衫；瘦得皮包骨头，但双手和脸是浮肿的，两只水汪汪的眼睛充满血丝，长着一个酒糟鼻，胡子拉茬的。
他站在众人面前，不停地颤抖，仿佛从来就没有感到暖和过。他搓着双手，发出沙沙的声音。
“你要见我吗？”尤里·弗兰克尔盯着他说，“好吧：你已经见到我了。有什么事？你是谁？”
“我叫斯波蒂，”那人说。他声音沙哑，略带醉意。“我叫斯波蒂，”他重复道，例着嘴、斜着眼说，“律师先生。”
“你想要什么？”
“金钱，”这个流浪汉说，“我想要很多钱。”他站在那里，笑着露出了牙齿；嘴里有一半的牙都已经掉了。“律师先生．您现在可以问问我要卖什么东西了。”
“流浪鬼，你听着，”律师说，“我给你十分钟时间把要说的都说出来。不然的话，我就把你扔回波威里街。”
“不，你不会的。如果你知道我买卖的是什么东西的话。”
“好吧，是什么？”
“有关的情况。”
“是有关劳瑞特·斯班妮尔的情况吗？”
“正是，律师先生。”
“你怎么会知道斯班妮尔小姐呢？”
“从报纸上得知的。”
“真这样的话，你可是波威里街历史上第一个知道读报的人了。好吧，你有什么情况？”
“哦，不，”流浪汉说，“我说过我是要报酬的。马上付钱给我，先生。”
“你给我出去。”
“慢着，”哈里·伯克说。他问流浪汉。“你的意思是要提前付钱吗？”
流浪汉睡眼惺松地看了伯克一眼。“说得对，先生。而且不要支票，要立即付现钱。”
“要多少？”伯克问道……
罗伯塔·韦斯特神情紧张地望着流浪汉。他伸动着他那紫红色的舌头，舔舔嘴唇，又缩了回去，那舌头简直就象一把雨刷。
“一大笔。”
“1000美元？”律师半信半疑的问。“你真的要这么多吗？你以为我们是白痴？赶快走吧。”
“等一会儿，弗兰克尔先生。”苏格兰人说，“斯波蒂，你瞧，你还是放聪明点儿。你来到这里，开口就要1000美元。而我们又不能保证你掌握的情况是否属实。你得承认在这里，你看上去并不是那种值得信赖的人。你怎么能期望像弗兰克尔律师那样的体面人，因为你的这番话就从委托人的腰包里掏那么多钱给你呢？”
“你是谁？”流浪汉厉声问道。
“劳瑞特·斯班妮尔的一个朋友，这位女士也是。”
“我知道她——我在报纸上见过她的照片。我能期望什么呢，先生？要不要由你。我的条件就是这些。从报纸的报道来看，”流浪汉咧嘴一笑，用一只带伤疤的大拇指指着弗兰克尔说，“他对这个案子的情况了解并不多。”
伯克暗想，这个醉汉在他一辈子的流浪生涯中，也许还从未拥有这样一笔可供讨价还价的财产。他浑身流露出一股穷人特有的愤世疾俗味儿。看来他是不会让步的。不过，伯克还想继续试试。
他尽量装出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
“斯波特，你难道不能给我们透露哪怕一点点情况吗？”
“我怎么知道哪一点对你们有用呢？我可不是律师。”
“那你怎么知道你了解的情况对斯班妮尔的律师值1000美金呢？”
“我只知道这情况与斯班妮尔女士有关，而且非常重要。”
“如果事与愿违呢？”
“那只能怪他命不好了。先付钱当然有风险。”他闭上了他那干瘪的嘴。“我可不做不满意就退钱的承诺。”他的嘴闭得更紧了。
“算了吧，伯克先生，”弗兰克尔不耐烦地说道。“信我的，我看清这家伙了。这件事很可能是凭空编造的。如果我付钱给他，消息传出去以后，波威里街的流浪汉都会跑到我这里来了，我还得雇用保安来维持秩序呢。不过即使情况属实……斯波蒂，我告诉你，你最好还是把情况在这里讲出来。如果我认为它对斯班妮尔一案有价值的话，我会按质论价付给你钱的。我只能做到这样了。说不说由你。”
从流浪汉水汪汪的眼睛里看得出，他在贪婪和猜疑之间做着思想斗争，猜疑终于占了上风。
“不付钱，我就不说。”
流浪汉斩钉截铁地说……
“好了，流浪鬼，你已经说完了，出去吧。”
流浪汉看了律师一眼。咧着嘴，狡黠地笑着。“你会改变主意的，律师先生。到时候到波威里街来找我。条件不变。”他拖着脚出去了。
门刚关上，罗伯塔就着急地说：“我们可不能让他这么走了，弗兰克尔先生！假如他说的是实话，他真的知道重要情况怎么办？好吧，如果你觉得你作为劳瑞特的律师，认为不能做这样的交易，那让我来付钱怎么样？”
“你有1000美元吗，韦斯特小姐？”
“我会去借的，我会找银行贷款的。”
“那就请便了。”律师耸耸肩说道，“不过，请相信我，想让劳瑞特·斯班妮尔无罪释放，是不能靠那个自命不凡的流浪鬼的胡思乱想来实现的。”
罗伯塔在大厅里追上了那个流浪汉。他正在等电梯。
“请等一等，斯波特先生。”她气喘吁吁地说。伯克陪着她，两眼紧紧盯着流浪汉。“我准备付给你钱！”
流浪汉伸出了他那双脏兮兮的手。
“我现在手头没有那么多现钱。我得去筹集一下。”
“你最好快点，小姐。审判明天就开始了。”
“我在哪里能找到你？”
“我会去找你的，小姐。钱什么时候能凑齐？”
“明天吧。”
“你要去法庭吗？”
“当然。”
“那我到那里去找你。”他有意朝她眨眨眼，然后走进电梯，门关上了。
哈里·伯克急忙朝楼梯口跑去。
“哈里！你去哪里？”
“跟着他。”
“那明智吗？他会不高兴的。”
“他不会发现我的。”
“等等！我和你一起去。你是不是认为他真的知道一些什么事情呢？”罗伯塔一边跑一边喘着气问。
“弗兰克尔可能是对的。”哈里·伯克喘着气回头说。
“但是，伯蒂，我们不应该放过任何机会，伯蒂是吧？”
两人跟着流浪汉在市区的街道上拐来拐去。斯波蒂不时地停下来，漫不经心地向过路人行乞。他们认定斯波蒂并不是真的在为钱财而乞讨，他只不过是在练习这一谋生的本领罢了。走到联合广场后，他加快了步子。到了库拍广场，他转身向东，朝波威里街走去。
他的住处是一家25美分一天的“小旅馆”，大门锈迹斑斑，一副破败的景象。哈里·伯克又往前走了两个门号后站住了，这是一家倒闭了的商店，门口用木板封钉着。灰蒙蒙的天暗了下来，空气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雪的气息。罗伯塔浑身一阵哆佩。
“你这样跟着我，实在没有什么意义。”伯克对她说，“这事可能要继续下去。”
“但你准备怎么办呢，哈里？”
“我告诉过你，我要跟踪他。”哈里面无表情地说，“斯波蒂迟早会出来的。如果他出来的话，我想看看他会去哪儿。没准还有其他人与此事有牵连呢。”
“好吧，哈里·伯克，如果你要呆在这里，我就陪着你，”罗伯塔一边说着，一边开始跺脚。
“你在发抖啊。”在门道里他一下把她拉到身边。她注视着他，两人沉默了一会儿。伯克脸有些红了，放开了她。
“我并不是真的觉得冷。”她穿着一件蓝色高领羽绒大衣。“你看这些人真可怜，哈里。他们怎么能受得了呢？绝大多数人连一件大衣都没有。”
“他们如果有的话，也会拿着去换酒喝的。”
“你听起来怎么这么冷酷无情呢？”
“这是事实，”伯克固执地说。“我的心肠确实有点儿硬。因为我见过许多悲惨的事，却无能为力。”他话锋一转，问道，“你大概饿了吧，伯蒂？”
“我饿极了。”
“前面往北一两个街区处有家自助餐馆。做个好女孩，去买些三明治和咖啡来，好吗？我是想去的，但我怕斯波蒂会溜掉。”
“好吧……”罗伯塔有些犹疑。她看着那些来来往往的流浪汉。
“别担心那些醉鬼。如果他们和你打招呼，伯蒂，就告诉他们你是警察。和这些人在一起反而会安全一些的。他们对女人并不感兴趣。”伯克塞给她一张50美元的纸币。
“天啊，我自己能付的。”
“我可能有些老派，”连伯克自己都感到惊讶，他竟然拍了一下她的小圆屁股。她有些吃惊，但似乎并不介意。“去吧，宝贝儿。”
15分钟后，她回来了。
“有问题吗？”
“有一个人拦住了我。听到我说出了那个神奇的字眼后，他转身就跑，还差点崴了脚。”
伯克咧嘴笑了笑，开始喝咖啡。
天黑了下来。小旅馆的生意开始红火起来了。斯波蒂仍未露面。
天开始下雪了。
又过了两个小时。雪下得更大了。伯克也冻得直跺脚。
“怎么回事呢？”
“他一定是上床睡觉了。”
“天还没黑就睡吗？”
“我看我们在这里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哈里，”罗伯塔抱怨道，“也许还会得上肺炎。”
“情况确实不妙，”伯克嚷道。
“不妙？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也不知道。但感觉不对劲儿。他那么早就进屋，一直呆在里面。他总得吃饭吧，而那个黑房子里肯定不会有餐厅。”伯克似乎突然做出了一个决定。“罗伯塔。”
“什么事，哈里？”
“我想让你回去。”他抓住她的一条手臂，把她拉到周边。
“为什么呢？我是说，你也回去吗？”
“我准备进里面去看看。你显然不能去。就是你能去我也不会让你去的。我想我还是别让你一个人留在这里的好。”
他不顾罗伯塔的反对，叫了一辆出租车，把她推进了车里。她伸出头来望着他，一副可怜相。车开动时，轮胎防滑链拍打着地面，哐啷作响，溅起一路的雪水。这时伯克正迅速走进那家小旅馆。
旅馆的服务台在一条漆黑的过道尽头。台面窄小，油漆粗糙。后面坐着一个老头。他穿着一件厚毛衣，满脸粉刺，长着一个酒糟鼻，青紫色的血管依稀可见。生了锈的暖气片咝咝地响着。这里整个像一座坟墓。唯一的照明是在服务台上方套在绿色灯罩里的一只60瓦白炽灯泡。服务台的一边是楼梯，台阶中央已经磨损，黑色的扶手亮着病态的油光。
“我在找一名天黑以前住进来的男子，”帕克对老头说，“他自称是斯波蒂。”
“斯波蒂？”老头充满疑惑地打量着伯克。“你找斯波蒂有什么事？”
“他住在哪个房间？”
“你是警察？”老头见伯克没有理会他，又问道：“斯波蒂犯了什么事？”他长着一口深棕色的牙齿。
伯克加重了语气说：“他住在哪间房间？”
“好吧，先生，别发火。我们这里没有单人房间，是宿舍。他住在A号。”
“在哪里？”
“上楼，向右拐。”
“你陪我一起上去。”
“我得留在服务台……”
“老家伙，你在浪费我的时间。”
老头咕哝了几句，就从服务台后走了出来，将他带上楼去。
A号宿舍简直像一座地狱，狭长的屋子两边挤满了小吊床，肮脏、开裂的油地毡看上去像一张分层着色的地图，一只孤零零的灯泡由一根电线牵着挂在房间顶部的中央，整个房间笼罩在昏暗之中。房间里的30张吊床上有一半已经有人。屋内嘈杂不堪：吸鼻涕声、嘟哝声、呼噜声、摔砸声；汗腥味、脏衣服味、尿味和酒味混在一起，散发出一种恶臭。屋里没有供暖设施，房间尽头的两扇窗户好像有几百年没开过了。
“他睡哪张床？”伯克以命令的口吻问。
“我怎么会知道？这里是先来先住。”
老头跟着他走到一边，弯着腰一张一张地查找。昏暗的灯光使他直流眼泪。他突然屏住呼吸。
那个叫斯波蒂的家伙躺在另一边顶头的一张吊床上。他面朝墙壁，毯子一直盖到脖子。
“就是他。”老头说着便走上前去捅了捅他僵硬的肩膀。“斯波蒂，醒醒！”
斯波蒂纹丝不动。
“他大概喝多了吧。”老头说着一把掀开毯子。他倒退几步，惊讶地张大了嘴，露出一口黑牙。
流浪汉的外套背部左侧，露着一把弹簧刀的把手。伯克只能看到一些血迹，在昏暗的灯光下似乎是黑色的。他感到那一刀是扎在颈动脉上的。
伯克直起身。“你有电话吗？”他问那个老头。
“他死了？”
“是的。”
老头低声骂了一句。“在楼下。”他说。
“不要碰任何东西，也不要惊醒其他人。”
伯克下了接。
奎因警官的审讯一直持续到凌晨三点。小旅馆寒气袭人。伯克和埃勒里两次步行到一家通宵餐馆喝咖啡。
“他知道一些情况，”伯克低声说道，“真的，这一点敢肯定。但弗兰克尔那家伙却以那种冷漠的态度把他逼走了。”
“哈里，你没看见有别的什么人进到里面吗？”埃勒里问道。
“我一直在注意盯住斯波蒂，真该死。”
“太糟糕了。”
“没必要作这种假设。按我的推理，凶手可能是从旅馆的后门进出的。那里的确有一个后门，通向一条小胡同，还有楼梯。”
埃勒里点点头，呷了一口咖啡。咖啡的味道差极了，但毕竟还是热的。他不再吱声。伯克看起来似乎对那个流浪汉的死感到有些内疚。不过这种心病是无药可治的。
“我们在这里什么线索也不会得到。”警官在完成了楼上的工作之后说道，“凶器是一把廉价弹簧刀，而且上面没有指纹。那些穷鬼，即使知道些什么，也肯定不会说出来的。”
“那我们还待在这里干什么？”埃勒里抱怨道。“我想我们能去一些更好的地方，比如我家里那张整洁、舒适的床。”
“有一个情况，”他父亲说，“当你和伯克出去时，我审问了一个人，他说斯波蒂有一好友，大家都叫他马戈（MUGGER，音译为马戈。意思为扮鬼脸的人、窃贼、拦路抢劫者。——译注）。听说这两人很要好，他们在一起做些偷偷摸摸的事，至少马戈是这样的。维利告诉我说，他的绰号是名副其实的”。
“他是个惯犯。”警员维利说，“他经常在干些见不得人的勾当。据我们所知，他一般不伤人。他喜欢一些柔弱的目标，比如老年人。”
“你和这个人谈过了吗？”伯克问。
“他还没回来，”警长回答道。“我就是为了这事等在这儿的。他也许会出现的。”
凌晨3点30分，那人终于回来了。这是个大块头的家伙，虽然身体大不如前，但仍让人觉得他曾经是一名重量级拳击手。他烂醉如泥，喝了三杯咖啡才有些清醒过来。接着，警员维利故意以漫不经心的口吻告诉他说，他的好朋友斯波蒂出了事，背上挨了一刀。听到这个消息，马龙哭了起来，样子挺滑稽。他拒绝回答任何问题。
但是，当他们驱车来到太平间，让他亲眼看到他的好友的遗体时，他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好吧，”他吼道，“问吧。”说着恨很地朝地上啐了一口。
他们找了一把椅了让他坐下。他浑身的肉将椅子都塞满了，双眼凝视着四面毫无生气的白墙。
“你现在想说点什么了吗？”奎因警官问。
“那要看情况了。”
“看什么情况？”
“看你们问什么。”
很显然，任何有关他个人晚间活动的情况都不在他回答范围之内。
“好吧，”警官说，“让我们先来试试这个问题：你知道斯波蒂有东西要卖，是吗？”
“是有关明天要上法庭受审的那个女孩的情况。她被指控杀了人。”
“你和斯波蒂是同伙吗？是不是准备和他分成？”
“斯波蒂并不知道我也是知情人。”
“是什么情况呢？”
他闭口不语，通红的眼睛不停地转来转去，仿佛在寻找一个安全港。
“听着，马戈，”警督说，“你在这件事上恐怕陷得很深了。斯波蒂说他了解的情况对斯班妮尔小姐的案子有帮助。他想卖1000美元。而你是知情人。你就很可能产生一种想除掉斯波蒂的动机。斯波蒂一死，你就能吞占那1000美元了。看来，追根溯源的话，那把弹簧刀与你是有关联的了。”
“我？杀了斯波蒂？”他那呆滞的眼睛露出了一点气愤的神情。“我的朋友？”
“你别跟我来这套。你们这帮人，见钱眼开，哪里还会有朋友可言。”
“他是我的朋友。”马戈一本正经地说，“你们可以随便去问谁。”
“我告诉你，你要么是从背后捅了他一刀——如果是这样，我们会查个水落石出的——要么就是准备等斯波蒂拿到钱以后再动手。非此即彼，到底是哪一个？”
马戈用毛乎乎的手背揉了揉他的烂鼻子。他朝四周看了看，看到的是几双充满敌意的眼睛。他深深地叹了口气说：“好吧，我是准备等斯波蒂得手后再介入。斯波蒂会和我分成的，我们是朋友。我说的可都是真的。”
“斯波蒂要卖的到底是什么情况？”警官又问道。
他直到凌晨6点钟才开始说出那些极具价值的情况。而这是在警长维利揭露了他个人的一些重要问题之后才说出的。马戈是一名犯有偷窃罪的假释犯，维利说，只要向假释官说一下他的不合作态度，他就得马上回到监狱去。马戈对此深信不疑。他终于将情况和盘托出。
作为例行公事，维利进行了一番调查，看看他与斯波蒂一案是否有牵连。他的确是清白的。波威里街一家小酒吧里的两位服务员提供了案发时他不在现场的证明。他那天从下午到午夜后一直未离开酒吧（他从午夜到凌晨3点30分所干的事，完全可以从他绰号中猜测出来）。
奎因警官认为，如果让马戈这种身份的人作为被告方的证人出庭作证，被告方的律师是不会赞同的。但是案发时他不在现场的事实，会增强他所介绍的有关劳瑞特·斯班妮尔情况的真实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