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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觉得这种说法我会接受吗？”

“你只能接受吧。”

我闭上嘴，盯住他的眼睛，结果他也毫不闪避地望着我，眼神充满自信。

“关于在老师屋里找到的笔记本和磁碟片，我想要再度请教您。”我试着改变话题，而野野口修则露出一副烦死了的表情。

“那个跟案情一点关系都没有，请你不要乱想。”

“如果真是这样，可否请你仔细说明那些到底是什么？”

“什么都不是。不过是笔记本，不过是磁碟片。”

“不过里面却是日高邦彦的小说。不，正确的说，应该说是酷似日高邦彦小说的作品，简直耽像是小说的草稿一样。”

听到我的话，他噗哧笑了出来：“所以我是日高背后的捉刀人？荒谬！你想太多了。”

“不过，这样想有它的道理。”

“让我告诉你一个更合理的答案吧！那是一种学习。想要成为作家的人，各有其独特的学习方法。像我，就是藉由抄写日高的作品，以习得他的写作风格和表现手法。这并非什么特别的事，很多尚未成熟的作家都是这么做的。”

他的解释并未让我感到意外，因为日高邦彦的责任编辑也曾做过相同的推论。不过，那位编辑说了，这其中还是有三点值得商榷。其一，发现的原稿和日高邦彦的作品并非完全相同，两者之间有些微的差异。其二，就算是一种学习好了，如此大量抄写别人的作品是不正常的。其三，日高邦彦虽然是畅销作家，但模仿他的文章并不代表就能让自己写得更好。

于是我提出这三点，试着质问野野口修，看他做何解释。没想到他连眼睛都不眨，马上回答了我：“关于这些，我可以合乎逻辑地全部回答你。事实上，一开始我只是单纯地抄写而已，可是渐渐地我觉得光这样做是不够的。于是当我想到换成自己会怎么写、会怎么表现的时候，我就试着把它写下来。这样你懂吗？我一边以日高的文章为范本，一边尝试创作更好的东西，这才是我学习的目的。至于大量抄写的问题，那只是代表我学习了很久。我单身，回家后也没事可做，所以大可投注所有心力在写作的练习上。最后，日高的文章好或不好，这是见仁见智的问题。我倒是很欣赏他的文笔，或许其中没什么深奥的技巧，却是简洁易懂的好文章。他能吸引这么多的读者，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

野野口修的这套说辞，确实有其道理。可是如果这些都是真的，他为什么不早讲清楚，我脑中浮起了这样的疑惑。生病卧床以前，他一直三缄其口。莫非一直要等到他住进医院，不再接受侦讯，才有空档想出这样的藉口？这是我的推理，不过，这会儿要证实这个已经十分困难。

不得已，我只好提出新发现的证据。那是在野野口修的抽屉里找到的几张便条，上面潦草写着类似故事大纲的东西。从出场人物的姓名来看，我知道那与日高邦彦正在连载的《冰之扉》有关。不过，大纲写的并非先前已经发表过的内容，怎么看，都像是《冰之扉》的后续发展。

“你为何要写《冰之扉》的后续发展？你可以对此提出说明吗？”

我问野野口修，结果他回答：“那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练习。只要是读者，不管是谁都会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去揣想未来的剧情吧？而我只是稍微积极一点，把它具体化而已，这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你不是已经辞去教职，往专业作家的路途迈进了吗？有必要再做这样的练习？甚至牺牲自己的写作时间？”

“请你不要出言讽刺，我还称不上是专业作家，技巧更有待磨练。何况因为根本没有工作进来，所以我时间特多。”

野野口修的话依然无法说服我。或许是我的表情泄漏了这种想法，他看着我继续说道：“你好像硬要把我当作日高的捉刀人，真是太抬举我了。我根本没有那种本事，相反地，听你这么说，我心里还想，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该有多好。如果真是如你所推理的，我肯定会大声高喊：‘那些作品全是我写的，真正的作者是野野口修！’可是很遗憾，那不是我写的。我写的东西，我当然会用自己的名义发表。我根本没有必要借用日高的名字，你不觉得吗？”

“我也是这么想，所以才会觉得难以理解。”

“根本没有什么难以理解的。你只是推测偏了，才会导出奇怪的结论，你想得太复杂了。”

“我不这么觉得。”

“拜托你就这么想吧。我希望这个话题到此为止，你们能尽早对我起诉。要用什么动机我都无所谓，报告书上你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吧。”野野口修一副已经豁出去的样子。

走出病房后，我将刚才的对谈反刍了一番。我左思右想，总觉得他的供词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不过，就像他所说的，我的推理确实也不够周全。

如果他真是日高邦彦的背后代笔，有什么理由让他非得这么做呢？

是因为日高邦彦已是畅销作家，相较于一个新人，用他的名义出书会卖得比较好吗？不过，日高还没走红之前的作品应该也是野野口修写的，如果真是这样，他把它拿来当作自己的处女作发表不是也很好吗？

因为他同时担任教职，所以想尽量不要公开自己的身分吗？不，那就太奇怪了。就我所知，没有老师是因为以作家为副业，而在学校混不下去的。况且，如果要野野口修二选一的话，他肯定会毫不犹豫地舍弃教师这个饭碗。

还有，就像他自己讲的，如果他真是影子作家，都到这个节骨眼了，他干嘛还要否认？对他而言，“日高邦彦的影子作家”的头衔肯定是光荣的。

这么说来，野野口修真的不是日高邦彦的捉刀人吗？而在他屋里找到的笔记和磁片，就像他自己所供称的，没有多余的意义？

不可能，我敢断定。

对于野野口修这号人物，我多少有些认识。根据我的了解，他的自尊心非常强，对自己也很有自信。说他为了想成为作家而去抄写谁的作品当作练习，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回到总部后，我把和野野口修的对话呈报给上司。迫田警部从头到尾都苦着一张脸，听取我的报告。

“野野口为何要隐瞒他的杀人动机？”听完报告后，上司问我。

“我不知道。连犯罪事实都承认了，却迟迟不肯说出杀人动机，我想这其中必定藏有天大的秘密。”

“你还是认为那和日高的小说有关吗？”

“我个人是这么认为。”

“你说野野口修是真正的作者，不过他本人并不承认啊。”

很明显地，警部不愿再为这个案子多花时间。事实上，部分媒体不知从哪得知消息，已经找上搜查小组，询问野野口修替日高邦彦捉刀的可能。当然，警方会尽量避免做出明确的回应。不过，也许最快明天一早就会看到报纸批露这项消息。如果真是那样，打来询问的电话定然教人应接不暇。

“他说是因为两人吵架，一时抓狂就把对方杀了，可是如果连吵架的内容都查不清楚的话，我们是无法结案的。我甚至想，他不肯说出真正的动机也就算了，可否请他发挥作家的长才，给个适当说辞？不过，要是在开庭时被法官揪出语病，也够呛的了。”

“我想因为吵架而冲动杀死对方的供词并不可信。野野口修是离开日高邦彦的家后，才又绕过庭院，从工作室的窗口侵入，可见在那时他已有了杀人意图。恐怕在这之前，他和日高之间发生了什么不愉快，致使他萌生具体的杀机？”

“那，之前他们谈了些什么？”

“野野口修的笔记里，只写了些无关痛痒的对话，不过我想他们谈的应该和今后的写作活动有关。”

日高邦彦就要搬去加拿大了，如果野野口修真是他的背后捉刀人，那么关于日后的工作，肯定有很多问题急待克服。或许在商量今后如何配合的当口，野野口修这边起了不满？

“也就是说，他们谈的是继续担任影子作家的条件？”

“或许吧。”

有关野野口修的银行账户，我们已经全面清查过了。直截了当地说，看不出日高邦彦有定期汇钱给他的迹象。然而，这个案子若能单纯以金钱收受来作衡量的话，就好办了。

“看来还是再调查一下日高和野野口的过去好了。”警部做出结论，我也表示赞同。

这天，我和另一位刑警，一起去拜访日高理惠。她没留在丈夫被杀害的家里，搬回位于三鹰的娘家。自从野野口修被逮捕以来，这是警方与她的初次会面。上司那边已经用电话和她谈过逮捕野野口修的经过，不过，关于捉刀代写的事，她应该还不知情，要是接到媒体的追问电话，她必定是一头雾水。而我可以想像，她本人恐怕也有一堆问题想问我们。

我把事发的整个经过再对她简单地说明一遍，然后提到从野野口修房里找出的小说原稿，她果然是一副被吓坏的样子。

我试着问她，关于野野口持有的原稿和日高邦彦的小说内容酷似，她有什么想法。

她回答，她一点都不知道。

“说外子从谁那里盗取小说的创意，或是以他人的作品为踏板，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因为他为了酝酿一本小说，总是绞尽脑汁、万分辛苦，更别说是请人捉刀代写了……这我怎样都无法相信。”

日高理惠的语气虽然平静，眼底却已浮现怒意。

不过，对于她的说法，我无法照单全收。她和日高邦彦结婚才一个月而已，对于他的一切，很难说全盘了解吧？

或许是察觉到我的想法，日高理惠继续说道：“如果你以为我们结婚的时间很短、相识不深，那就错了，我也曾是外子书籍的责任编辑。”

关于这点，我们也确认过了。她曾经在某出版社工作，好像就是因为这样而结识了日高邦彦。

“当时我们两人曾为了下部作品，经历了艰辛的讨论。虽然最后我负责编辑出的长篇小说只有一本，可是如果没有我们的讨论，那部作品根本不会产生。所以和野野口先生相关什么的，简直是无稽之谈。”

“那部作品叫什么名字？”

“叫《萤火虫》，去年出版的。”

我没读过那本小说，于是询问伺行豹刑警对它是否有所了解。关于日高邦彦的小说，很多刑警都想办法翻了一遍。

那位刑警的回答很清楚，且意味深长。他说野野口修的笔记及磁片里，正好没有与《萤火虫》内容相符的稿子。

事实上，类似的作品还有很多。它们的共同特征是，皆为日高邦彦出道三年内的作品。而在此之后的作品，也有将近一半在野野口的屋子里找不到相符的原稿。根据我的判断，日高邦彦一方面请野野口修当捉刀人，一方面自己也从事创作吧。所以，就算有像日高理惠讲的“没有我们的讨论就不会产生”的作品，也不足为奇。

我将问题的内容稍作改变，问她是否知道野野口修杀害日高邦彦的动机。

“关于这点，我一直在想，不过真的想不出个所以然来。为什么野野口先生要对外子……老实说，至今我还是无法相信那个人就是凶手，因为他跟我们是那么的亲密，我从没看过他俩打架或是吵架。我依旧以为，肯定是哪里弄错了。”

从她的表情感觉不出她是在演戏。

告辞的时候，日高理惠送了我一本书。灰色的封面糁着金粉，是《萤火虫》的单行本。或许她送我书，是希望我读过后别再怀疑日高的实力？

当天晚上，我开始读那本书。话说回来，之前我问野野口修在日高邦彦的著作里，是否有推理小说之类的作品时，他提到的就是这本。我不知道其中是否有特殊的用意，不过再进一步思考，或许是他特地举一本与自己无关的作品。

《萤火虫》描写的是一个老男人和他年轻妻子的故事。男的是位画家，妻子原是他的模特儿。画家一直怀疑妻子对他不忠，就这点来看，与一般通俗小说写的并无二致。不过，事实上那位妻子是位双重人格患者，而自从画家得知这点之后，整个剧情急转直下。妻子的其中一个分身有位年轻情人，两人正计划要谋杀画家。不过，另外一个分身却对画家忠实，且打从心底爱他。画家考虑着是否该将妻子送进医院治疗，就在此时，书桌上放了这么一张便条：

“会被精神医师杀死的是‘她’，还是‘我’？”

也就是说，治疗过后，并不能保证被留下的是爱着画家的那个分身。不用说，这张便条是恶魔妻子放的。

苦闷的画家夜夜都梦见自己被杀害的情景：拥有天使脸孔的妻子对他展露微笑，接着卧室的窗户开了，一个男人从外边窜了进来。男人拿着刀子对他展开攻击，忽然间，男人的形体变成了自己的妻子……他重复做着这样的梦。

最后，他的生命果真受到威胁。在正当防卫的情况下，画家把妻子刺死了。然而，此后他却有了新的烦恼。在妻子被杀的前一刻，她好像刚变换了人格，他不知自己杀死的是天使，还是魔鬼？这成为永远的谜。

以上是我的大略整理。或许阅读能力强的人来看，会有更特别、更高竿的解释。譬如说男性日渐衰退的性欲啦、或是潜藏在艺术家体内的丑恶心机什么的，这些恐怕要深入体会才行。不过，国文一向很菜的我，既不懂分章断句，又看不出表现手法的好坏。

这样说对日高理惠是抱歉了点，不过，“不太有趣”却是我对这本书的真实想法。

在此，我们来比较一下日高与野野口两人的简历。

日高邦彦读的是某私立大学的附属高中，然后直升进入文学院的哲学系就读。大学毕业后，他陆续在广告公司、出版社待过，这期间他以一篇短篇小说获得新人奖的肯定，自此展开了写作生涯，那大约是十年前的事了。刚开始写作的前三年，他的书卖得并不好，不过，第四年的时候，一本《死火》使他勇夺文学创作的大奖，此后他便一步步朝人气作家的路途迈进。

相对的，野野口修就读和日高不同的私立高中，经过一次落榜，他也考上了某国立大学的文学院，专攻国文。大学时，他选修了教育学，于是毕业后就在公立国中任教，直至今年辞职为止，这期间他总共待过三所学校，我和他同执教鞭的那所，是他教过的第二所学校。

野野口修以作家身分出道是在三年之前，他替一本半年刊的儿童杂志撰写长约三十页的小说。但他未曾发行过小说单行本。

根据野野口修的说法，各自走上不同道路的两人于七年前再度会面。当时他在某本小说杂志上无意中看到日高的名字，于是想念之余就去探访他了。

关于这点我持保留的看法。就像先前所讲的，他们两人碰面后，大约经过一年的时间，日高邦彦就得了文学大奖。不过，得奖的那本《死火》却是最早与野野口稿子内容一致的作品。与野野口的相遇替日高带来了好运，这种推测应不算空穴来风。

我前往出版《死火》的出版社，询问当年负责的编辑。那位编辑名叫三村，是位谦逊的中年人，现在已荣升小说杂志的总编了。

我的问题只有一个重点，旨在理清日高邦彦当时写出的这部作品，是在他一直以来的实力范围之内呢？还是从天而降的难得佳作？

听我这么一问，三村先生先不回答问题，反倒问我：“您是针对最近流传的影子作家传闻做搜证吗？”

他显得有点神经兮兮，这点我可以理解。对他们编辑而言，日高邦彦虽已亡故，却还是不能诋毁他的名声。

“既然说是传闻，那就表示是没有根据的事，我只是想做个确认而已。”

“如果毫无根据的话，我不相信你会提出这种古怪的问题。”

三村一语将我戳破，接着回答道：“就结论来说，《死火》对日高先生而言，确实是他写作的分水岭。也有人说，因为那部作品，日高脱了层皮、蜕变了。”

“这么说来，它比之前的作品都要好上很多啰？”

“嗯，是可以这样说啦。不过，对我而言，那并不是多意外的事，因为那个人本来就是个很有实力的作家。只不过，他之前的作品太粗糙了，让读者挑出很多毛病。也有人说，他的理念传达得不是很清楚，这点在《死火》一书中就处理得很好，你读过了吗？”

“读过了，很精采的故事。”

“是吧？我至今依然觉得那是日高的最好作品。”

《死火》讲的是个普通上班族到外地出差看到美丽烟火的故事。男子受到感召，立志成为烟火师傅，故事本身就很有趣，特别是关于烟火的描写更是精采。

“那本书是一气呵成的吧，没经过连载什么的。”

“是的。”

“日高先生在动笔之前，有先和你们讨论过吗？”

“那是当然，不论何时，和哪个作家配合都是这样。”

“那时，您和日高先生谈了些什么？”

“首先是内容、书名、情节啦，再来则是讨论人物的性格等等。”

“是你们两个一起想的吗？”

“不，基本上日高先生都已经想好了。那是一定的，因为他是作家嘛。我们只是听取作家的故事，陈述自己的意见而已。”

“例如将主角设定为烟火师傅，这也是日高先生自己的创见吗？”

“当然。”

“那你听了以后作何感想？”

“感想，什么意思？”

“你没想说那确实是日高先生才有的创意吗？”

“我没特意想到这个。不过，我一点也不意外，因为写烟火师傅的作家并不在少数。”

“有没有哪些部分，是因为三村先生您的建议才修改的呢？”

“那部分占的并不多。我们看过完成的稿子，发现哪里有问题才提出来，至于要怎样修改则是作家的事。”

“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日高先生拿别人的作品，用自己的语汇、自己的表现手法将它改写，然后让你来读，你会分辨的出那是别人的作品吗？”

三村想了一下后回答：“老实说，我分辨不出。因为要判断是不是某位作家的作品，藉助的就是词汇的运用以及表现的手法。”然而，他不忘补充说道，“可是，刑警先生，《死火》肯定是日高本人的作品。在他写作期间，我曾见过他好几次，他总是非常苦恼，至今依然还有破解不了的难题。如果是以他人的小说为草稿的话，应该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对于这个，我不敢再说什么，只道了谢就起身了。不过，在我脑里却出现相反的论调。

我心想，痛苦的时候要假装快乐是很困难，但快乐的时候要假装痛苦却还好办。

我的影子作家假说并未受到动摇。

犯罪的潜在因素往往是女人，这句话耳熟能详。不过，针对这起案件，警方却不怎么深入调查野野口修的男女交往情形。不知为什么，侦查小组之间似乎产生一种共识，认为野野口修和这种事扯不上边。或许是野野口本人的形象，让我们产生了这样的错觉。虽然他长得不是特别丑，但却很难想像跟他在一起的女性会是什么样子。

然而，我们看走眼了。即使是他，似乎也有交往密切的女性。再度前往野野口修住处调查的搜查人员，发现了这条线索。

他们找出了三件证据，其中之一是一条围裙。格子花纹，很明显是依女性喜好所设计的，它放在野野口修的橱柜抽屉里，看得出是洗过、烫好后才收起来的。

偶尔到这屋里来的那名女士，在帮他整理家务时所使用的？警方如此猜测。

第二件是一条金项链，连着礼盒用包装纸包着，是世界闻名的珠宝品牌，令人一看就觉得像是要送给谁的礼物。

第三件是旅游申请表，它被折得小小的，和包装好的项链一起放进珠宝箱里。申请书是某旅行社的固定表格，其上的内容显示野野口修曾经计划前往冲绳旅游。申请的日期是七年前的五月十日，预计出发日是七月三十日，可见当时打算利用暑假去玩。

问题出现在参加者栏位所填的姓名。和野野口修并列的名字是野野口初子，年龄二十九岁。

我们马上针对这名女性展开全面调查，结论是这名女性并不存在。正确说来，在野野口修的亲戚或家人里，根本没有这号人物。合理的推测是，他和某名女子假扮夫妇，打算相偕去旅行。

由这三样证据我们可以推断，至少在七年前，野野口修有一名可以称之为恋人的对象。姑且不论现在他和这名对象的关系怎样，就他本身而言，他应该还对这名女子念念不忘。要不然，他不会郑重地把两人的纪念品收藏起来。

我向上司报备将对这名女子展开调查。我不确定她是否和这起案件有关，不过说起七年前，正好是日高邦彦发表《死火》的前一年，当时野野口修是怎样的景况，应该见过这名女子就能知道吧。

首先，我试着去问野野口本人。面对撑坐在病床上的他，我说了发现围裙、项链还有旅游申请表的事。

“我想问你，那件围裙是谁的？那条项链你打算送谁？还有，你计划和谁去冲绳旅行？”

面对这个话题，野野口修一改常态，表现出拒绝讨论的态度，他明显地惊慌失措。

“这些事和这次的案件有何关联？没错，我是个杀人犯，必须接受法律的制裁，可是难道连不相干的个人隐私都必须公诸于世吗？”

“我没说要公诸于世，你只要告诉我一个人就够了。如果调查的结果发现这些真的与案情无关，我绝对不会再来问你，当然也不会对媒体发表。还有，我向你保证，我不会造成那名女士的困扰。”

“这和案情无关，我说了就不会错。”

“如果真是这样，你就爽快一点告诉我，老师您现在的态度，只会让警方更加猜疑而已。而警方更加猜疑代表着我们会更彻底地调查，经由我们的彻底调查，很多事情都能真相大白。不过，一旦警方出动，事情在媒体前曝光的机率也高了，这也是您不愿见到的吧？”

然而，野野口修并不打算说出那名女子的名字，他反过来向我质问搜查的作法。

“总而言之，你们不要再到我的屋里乱翻了，那里面还有人家寄放在我这里的重要书本。”

按照医生的嘱咐，会客时间是有限制的，于是我也只好离开了病房。

不过，这趟并没有白来。我有把握，只要查明神秘女子的身分，肯定对理清案情会有帮助。

只不过，要从何查起呢？我先向野野口家附近的邻居打听，询问是否看过女性从他屋里进出，或是听到屋内传来女性的声音。只要一被问到男女关系，就算口风一向很紧的人，也会出乎意料地积极提供情报给你。

但是这种探访一无所得，就连住在野野口左侧，按理说经常在家的家庭主妇也说，她没见过女性访客到野野口家里。

“就算不是最近的也行，难道几年前也没看过吗？”

因为听说这位太太已经在这里住了十年了，所以我才这样问她。她和野野口是同一时期搬进来的，应该有机会看过他的情人才对。

“如果是更早以前，或许有吧，可是我不太记得了。”她回答道。这或许是最合理的答案。

我试着重新彻查野野口修的交游范围，连他今年三月才离职的那所国中也去了。不过，有关他私生活的领域，知道的人真是少之又少。从以前他就不太和人来往，而自从生病以后，更是从未在校外和学校里的人碰过面。

没办法，我只好前往野野口修更早之前待过的那所学校。七年前，他打算和情人一起去旅行时，应该就在那所国中教书。不过，老实讲我不太想去，因为那也曾是我执教鞭的地方。

我计算好下课的时间，往那所学校走去。记忆中的三栋老旧校舍，已经有两栋翻新。 ※一见如故推理版精品推介※

若说有什么改变的话，也仅止于此。操场上足球队正练习着，与十年前的光景一模一样。

我提不出勇气走进校门，只好站在外面看着放学的学生从我面前走过，突然，我发现人群里有一张熟识的面孔。那是一名叫刀根的英语老师，大概大我七、八届吧。我追上去，叫住了她。她好像记起了我的脸，惊讶地笑着。

我和她寒暄了起来，形式化地询问她的近况。之后，我直接挑明想问她有关野野口老师的事。刀根老师好像马上就联想到最近引发话题的人气作家遇害案件，表情严肃地答应了我。

我俩走进附近的咖啡店，这家店以前还没有。

“关于那件事，我们也很惊讶，想不到野野口老师竟然会是杀人犯。”接着她以兴奋的语气补充道，“而你加贺老师竟然还是案件的侦办人，真是太巧了。”

“拜这巧合所赐，我成了最辛苦的人。”听到我说的话，她点了点头，好像深表认同。

我赶紧进入正题。第一个问题问她：知不知道野野口修有无特定的交往对象？

“这个问题可难了。”这是刀根老师的第一反应，“以我女性的直觉来说，应该没有。”

“是吗？”

“不过所谓的女性直觉，只是光凭印象去做猜测，偶尔也会有相差十万八千里的情形，所以我想把一些基本资讯也告诉你会比较好。野野口老师曾相过很多次亲，这你知道吗？”

“不，我不知道。”

“他相亲的次数还蛮频繁的，有些应该是当时的校长介绍的，所以我才想他没有女朋友。”

“那是几年前的事了？”

“就在野野口老师离开我们学校前不久，应该是五、六年前吧。”

“那这之前怎样？他也是频繁地相亲吗？”

“这个啊，我记不太清楚。我问问其他老师好了，当时的那些老师大都还留在学校里。”

“拜托你了，多谢帮忙。”

刀根老师拿出电子记事簿，输入待办事项。

接着我提出第二个问题：关于野野口修和日高邦彦的关系，她是否得知二一？

“对喔，那时你已经离开学校了。”

“‘那时’是什么时候？”

“日高邦彦得到某新人奖的时候。”

“那后来怎样？我连重要的文学大奖都很少去注意。”

“我也是，平常我根本不知有这么个新人奖存在。不过，那时很不一样，野野口老师特地把发表新人奖的杂志带来学校，让大家轮流翻阅。他说这个人是我的同班同学，兴奋得不得了。”

这件事我没有印象，应该是我离职后才发生的。

“这么说那时野野口老师和日高邦彦就有来往啰？”

“我不太记得，不过我想那时应该还没有吧？可能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俩才再度碰面的。”

“您说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是指两、三年以后吗？”

“应该是吧。”

这与野野口修自己所说，是在七年前拜访日高邦彦，而重新展开交往的说法不谋而合。

“对于日高邦彦，野野口老师怎么说？”

“怎么说是什么意思？”

“什么都行，不管是对他的人品或是对他的作品。”

“我不记得他对日高本人说过些什么，倒是对于作品的部分比较常批评。”

“你是说他不太欣赏他的作品吧？他都是怎么说的？”

“细节我忘记了，不过大体都是相同的意思，什么曲解文学的含意啦、不会描写人性啦、俗不可耐之类的，就是这样。”

我心想这和野野口修本人的说法倒是大相庭迳。他还说自己抄写这种作品，将它当成学习的范本！

“即使瞧不起，他还是读了日高邦彦的书，甚至跑去找他？”

“话是没错，或许那是出于一种文人相轻的心理。”

“什么意思？”

“野野口老师也是一心想成为作家，看到童年的故友超越自己，难免会觉得心慌。可是他又不能当作没这回事，所以还是读了对方的书，这样他才有资格说那是什么东西、自己写的要比它有趣多了。”

——这也不无可能。

“日高邦彦因《死火》获得文学大奖的时候，野野口老师的表现怎样？”

“我很想说他嫉妒得快要发狂，不过看来好像不是这样。相反地，他还到处跟人炫耀呢。”

——这句话本身可以做出各种解释。

虽然没有查出与野野口修交往的女性是谁，不过这番谈话依然颇具参考价值，我向刀根老师道谢。

确认案情的调查工作告一段落后，刀根老师问我对于现在这份工作的感想以及当初转业的心路历程，我捡一些无关痛痒的事情告诉她。这是我最不顾谈的话题之一，她大概也察觉到了，没有苦苦追问下去。只是，最后她说了一句：“现在，校园暴力事件还是层出不穷。”

应该是吧，我回答道。只要提到校园暴力，我就会变得敏感，因为我的脑海里总忘不了过去的失败。

走出咖啡店，我告别了刀根老师。

在我和刀根老师会面的隔天，我们找到了一张照片。发现者是牧村刑警，那天我和他再度前往野野口修的房子展开调查。

不消说，我们的目的是想要查出与野野口修有特殊关系的女性是谁。围裙、项链、旅游申请表——现在我们手中有这三样证据，应该会有更关键性的物品才对。

或许会有那个女人的照片，我们满心期待着。既然他连纪念品都郑重地收藏，不可能不随身放着对方的照片。不过，一开始我们确实找不到那种东西。就连厚厚的相册里，也看不到凑得起来的人物影像，真是太不寻常了。

“为什么野野口手边不留女人的照片呢？”我停下翻找的动作，询问牧村刑警的意见。

“应该是他没有吧？若他俩曾经一起旅行，才会有拍照的机会，要不然要拿到对方的照片可没那么简单。”

“是这样吗？连旅游申请表都好好收着的男人，竟然连一张对方的相片都没有，有可能吗？”

既然有围裙，就表示那个女的经常到这里来，那时应该就会拍照了吧？野野口修有一台能够自动对焦的相机。

“你是说应该会有照片，只是不知道藏哪去儿了？”

“是这样吧。不过，他干嘛藏起来？野野口被逮捕以前，应该不会想到警方会来搜他的屋子。”

“我不知道。”

我环顾了一下房子各处，突然脑中灵光一闪。我想起日前野野口修讲过的一段话：你们不要再到我的屋里乱翻了，那里面还有人家寄放在我这里的重要书籍。

我站在一整面书墙前，从头开始，按照顺序找起。我猜想这里面应该有野野口所说的，不愿别人碰触的重要书籍。

我和牧村刑警分工合作，一本一本仔细查看，确认里面是否夹藏着照片、信或便条纸之类的东西。

这样的工作持续了两个小时以上。不愧是靠文字吃饭的家伙，他的书真不是普通多，我们周遭堆起的书就好像比萨斜塔一样歪斜着。

我心想，会不会是我们想偏了，就算野野口修真的把照片或什么资料藏起来好了，他应该不会藏得连自己要找都很困难。照理说，应该是随时可以拿出来，也可以随时收好才对。

听完我说的话，牧村刑警坐到放有文字处理机的书桌前，试着揣摩野野口修的工作情景。

“工作做到一半，突然想起那个女的，这时她的照片如果摆在这里就好了。”他所说的位置就在文字处理机的旁边，当然，那里并未放有任何类似相片的东西。

“不会被别人发觉，又是伸手可即的地方。”牧村刑警配合我的指令开始寻找，终于他的眼光落在厚厚的《广辞苑》上。后来他自述之所以注意到它的原因，是因为“书页之间露出几张书签的纸角。我心想这也难怪，因为查字典的时候，偶尔会同时对照好几个地方。然后，我突然想起高中时代，有些朋友读书的时候会把偶像明星的照片当作书签夹在书里……”

果真被他的直觉猜中了，那本《广辞苑》里总共夹了五张书签，而其中一张是年轻女性的照片。那张照片好像是在哪边的休息站拍的，女子身着格子衬衫、白色长裙。

我们马上对该名女子的真实身分展开调查，不过并未花上多少时间，因为日高理惠知道这个人。

照片中的女子名叫日高初美，是日高邦彦的前妻。

“初美小姐的娘家姓筱田，我听说她在十二年前和外子结婚，应该是五年前吧，她因交通意外亡故。我没亲眼见过她，我当外子的编辑时，她已经去世了。不过，我看过家里的相簿，所以认得她。是的，我想这张照片中的女性是初美小姐没错。”如今已成未亡人的日高理惠看着我们拿来的照片，这样说道。

“可以让我们看一下那本相簿吗？”

听我这么一说，日高理惠抱歉似的摇了摇头：“现在已经不在这里了。我们结婚的时候，包括那本相簿，还有初美所有的东西，几乎都教我先生给送回了初美娘家。或许寄去加拿大的行李里，还能找出一、两件这样的东西，不过我实在不确定。反正不久那些行李又会被退回来，到时我再找找看好了。”

可见日高邦彦对新太太还蛮体贴的，这样解释应该没错吧？结果，被问及这点的日高理惠并不怎么愉快地说道：“或许外子是体贴我，不过我个人对于他保留初美的东西，并不怎么排斥，因为我觉得那是很正常的事。只不过，我几乎很少从外子口中听到初美的事情，或许是因为谈论她会让他感到痛苦吧？所以连我也不太敢提这个话题，这并非出于嫉妒，只是觉得没必要罢了。”

感觉上，她讲这番话时好像极力压抑自己的感情。对于她的说法，我并未照单全收，总觉得有一半不是真心的。

反倒是她相当好奇，为何我们持有她丈夫前妻的照片。她问我们这和案情有关吗？

“是否有关目前还不清楚，只不过这张照片是在很奇怪的地方找到的，所以我们就顺便调查了一下。”

如此模棱两可的回答当然无法满足她的好奇心。

“你所说的奇怪地方是哪里？”

当然我不可能告诉她是在野野口修的房里。

“这个还不方便透露，对不起。”

不过，她好像运用女性特有的直觉自行推理了起来。结果她露出“不会吧”的神情，接着说：“我想起替丈夫守灵的那个晚上，野野口先生问了我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什么问题？”

“他问我录影带放在哪里？”

“录影带？”

“一开始我以为他问的是外子收集的电影影片，后来才知道不是这个，他说的好像是采访时所拍的带子。”

“你先生采访的时候会用到录影机吗？”

“嗯，特别是采访动态的事物，他一定会带录影机。”

“你是说野野口问带子在哪里对吧？”

“是的。”

“那你怎么回答他？”

“我说好像已经送去加拿大了。因为和工作有关的东西，全是外子负责打包的，所以我不太清楚。”

“结果野野口怎么说？”

“他说行李寄回时，请让他知道。他解释说，有一卷工作要用的带子寄放在日高那里。”

“他没有说里面拍的是什么吗？”

回答“是”之后，日高理惠试探地看着我说：“或许某人在里面也说不定。”

某人？她是指日高初美吧？不过，我并未加以评论，只请她行李从加拿大寄回时能通知我们一声。

“野野口还曾经和你讲过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话吗？”说这句话时，我并没有多大的期待，只是形式性地问一下。

没想到日高理惠稍微迟疑地回答：“老实讲，还有一件事。这是更早之前的事了，野野口先生曾提到初美小姐。”

我有些惊讶：“他提到些什么？”

“有关初美小姐死亡的那起意外。”

“他怎么说？”

日高理惠有片刻的犹豫，接着她好像下定了决心：“他不认为那是单纯的意外，野野口先生是这么说的。”

这句证词引起我的关注，我拜托她再说清楚一点。

“没有什么更清楚的，他就只有这样说而已。当时我先生刚好离开座位，很难得只剩我们两个独处，我已记不得他为何会提到这个，只是这句话让我一直忘不了。”

这句话确实让人印象深刻。

“如果不是意外，那又是什么？当时他说明了吗？”

“嗯，这点我也问了，我问他那是什么意思。结果野野口先生好像话一说完就后悔了，他要我忘了刚刚他所讲的，也要我不要告诉日高。”

“结果你怎么做？你有跟你先生说吗？”

“没有，我没说。刚才我也提过，我们总是避谈初美的事，况且这种问题也不好随便问。”

日高理惠那天的判断应该没错吧？

为了保险起见，我们拿了相片给熟识日高初美的人确认。譬如经常在日高家出入的编辑或是住在附近的人，结果大家都说相片的主角确实是初美没错。

问题来了，野野口修为何会有日高初美的照片？

光凭这个还不足以做出任何的结论吧？把围裙放在野野口的房里、从他那里获得项链的礼物、曾经打算和他共赴冲绳的女子会是日高初美吗？那时她已是名作家日高邦彦的妻子，所以他们俩算是外遇了。野野口修与日高邦彦再度相遇是在七年前，而日高初美是在五年前去世的，他们俩确实有充分的时间可以培养感情。此外，在野野口修的房里找出的旅游申请表上，上面写的名字其中一人叫做野野口初子，会不会是初美的化名呢？

这些或许是我个人的看法，不过我觉得它们绝对不可能和这次事件毫无瓜葛，而野野口修死都不肯透露的犯罪动机肯定也与这有关吧。

我打心里认定，野野口修帮日高邦彦捉刀的事绝对没错，因为很多证据都指向这种情况。只是，为何他会甘于接受这样的待遇呢？这点我怎么都想不通。根据警方手边掌握的资料显示，野野口未曾从日高那边拿过什么好处。此外，从最近与编辑访谈的过程中，我也得知作家是不可能出售自己的作品的，比起钱，世人的肯定要重要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