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讲?”“我与被害人和加害人的关系都很近。如果我袒护一方，那另一方的利益就要受到伤害。”
“可安藤君还是为树原君出庭了。”
“是啊。”安藤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
南乡有了终于找到了同伙的安心感觉。他要亲自通过安藤之口确认在诉讼记录中看到的事实。
“安藤君本来就与宇津木耕平关系很密切吗?”“是的。宇津木先生在我们这个地方是首屈一指的有学识的人，所以事业上的事我都和他商量。”
“与树原亮相识也是宇津木先生介绍的吗?”“对。你们可能知道，宇津木先生担任监护人，他为犯了盗窃罪的树原亮寻找工作，因此到这来找我协商。”
“你对树原亮的印象如何?”“说实话，我的感觉他这个人很内向。”安藤好像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抬起了眼睛，“但是考虑到他的成长经历。也是合理的。”
南乡想起诉讼记录中记载的树原亮的成长经历，“安藤君雇佣他是因为同情他吗?”“是的。我的子公司中有家出租录像带的店，我决定让他做店员。”安藤说着，探出了身体，“本来只是让他干干试试，没想到树原亮十分卖力气，干得很努力。”
“哦?”“深夜搞打折服务呀，他出了各种各样的主意，店里的营业额确实提升了。”
这些话勾起了南乡对盗窃犯改过自新的兴趣，“他为什么这么努力呢?”“当时我认为是宇津木先生的力量。树原亮很敬佩他的监护人，所以他很努力地工作。”安藤说到这里，脸上的表情转阴天了，“在那件事发生之前，我是这么认为的。”
“根据当时的情形来看，树原亮杀害监护人这样的事根本无法想象，对吗?”“一点不错。即使现在，我还是感到不可思议。”
“树原亮的交友关系怎样?会不会有人在抢劫杀人后，把罪名嫁祸于他头上?”“我想不出这样的人。”安藤思考了一会说，“他工作后，朋友好像不多。”
“也就是说，他对人际关系很淡薄，与他来往的人很少。对吧?”“是的。无论是招人嫉恨的事，还是深入交往的人，好像都没有。”
南乡点点头，又询问起别的可能性。“宇津木先生没有与你谈过其他人的工作之类事情吗?”“你指什么方面?”“除了树原亮以外，他没有其他的监护观察对象吗?”安藤自言自语似的嘟哝了一声“有”。
“还有吗?”“也许。宇津木先生曾说过，他负责两个人，实在太忙之类的话。”
“负责两个人，这就意味着他是负责两个人的监护观察人哕。”
“只有这样解释。”
坐在旁边的纯一望着南乡的脸，这已可以作为证明监护观察对象犯罪说的旁证了。
“他没说过那个人是谁吗?”“没有。作为监护人有义务保守秘密。那个人与树原君的情况不同，他没有和我谈过，所以我不知道。”
安藤边回答边用视线扫了一眼桌面。南乡察觉出他在注意桌上的钟，于是他决定结束谈话。“好吧，提最后一个问题。宇津木先生有没有什么事被人嫉恨?当然包括好心反招歹意之类的事。”
“据我所知，没有。”安藤皱起眉毛，突然他笑了，“听说他跟儿媳妇的关系不好，如果这也算的话。”
“儿媳是叫宇津木芳枝吗?”“对。这些是家庭常见的纠纷。”也许观光饭店的业主担心这场谈话变成妇女中常见的东家长李家短的饶舌，马上打住话头，“哪个家庭都会有矛盾。”
出了业主的办公室，南乡和纯一一边整理谈话要点，一边向一楼走去。
是监护对象犯罪的可能性增大了，纯一觉得很兴奋。“宇津木还监护着另一个有前科的人，可是我们还不知道他是谁。”
“等回松山时我查一下，但这可能有点困难，因为管教区不同，我们必须查出十年前的监护对象名单。”南乡明白，查明这个人是眼前最重要的事。“现在，我们俩分头行动吧。你去见第二个证人，我去查这个有问题的前科者。”
“你打算怎么做?”“我想这件事比较困难，我还是准备先去问问中森检察官。”
纯一点头表示赞同。
“对他最后说的家庭矛盾你是如何看待的呢?”“怎么了?”纯一反问道。他的表情表明他并不重视这个问题。南乡想，这大概是由于年龄和人生经验不同吧，因此他没有再问。
南乡一个人上了汽车，把纯一留在烈日下的停车场，自己开车走了。沿着国道南下，按顺时针方向转过房总半岛的南端，向馆山市前进。南乡手握方向盘，心里想，为了查这个人，得跑几公里的路程。
中森所在的千叶地方检察院馆山分院和千叶地方法院同在一幢大楼里。南乡在这所机关大楼前停下车后，认为这么直接去找检察官不太好，于是看看腕上的手表，发现正好已过12点了。南下从钱夹内取出中森的名片，带着淡淡的希望，按下手提电话的号码。
通了电话，中森就出来了。检察官的表情看不出有被打搅而不快的样子。他说，午休时间他可以出来会面，并定下了30分钟后见面的地点。
地点是离中森工作地点开车5分钟距离的一家西式咖啡店。
南乡在靠近门口的桌边坐下，刚要第二杯咖啡，他的手机就响了，他还以为是中森，电话那头传来杉浦律师的声音。
“有麻烦了。”杉浦的声音像要哭出来，“不知怎么搞的，委托人起疑心了。”
“委托人?他又怎么了?”“他问三上君是不是还和南乡一起工作。”
南乡皱起眉头：“他怎么知道的?他看到过我们吗?”“这?”南乡突然想搞清楚委托人的真实身份：“这个委托人是当地人吗?”“我什么也不能说。”
“他刚才给你打电话了?”“是的。”
南乡想问“他的名字”，但还是止住了。无论他说什么，杉浦也不会回答的。“这个委托人是对树原亮了解很深的人吗?”“那当然。”
“他还有出高额报酬的能力?”“是的。”
“受到怀疑的杉浦先生您是怎么回答的呢?”“装不知道。”律师厚着脸皮说，“可是能一直隐瞒下去吗?”“如果工作顺利的话，他大概就不会有意见了吧。”南乡不高兴地说，“不过，这件事你不要告诉三上。拜托了。”
“好吧。”杉浦叹着气挂断了电话。
“让您久等了。”
突然传来了一声招呼声，南乡吃惊地抬起头，身穿制服的青年检察官正站在桌旁。
“对不起，我没注意到您来了。”
南乡慌忙站起身，中森笑着说：“不，我也正犹豫什么时候和你打招呼。’’说着，他脱去上衣，坐在南乡的面前。
“特意把你叫出来，很抱歉。”
“没关系。”
南乡看到检察官满面笑容，多少放心了些。从检察官笑容可掬的样子看，他可能会尽力帮忙。
他们两人向服务员要了午饭，略微闲谈了几句，就直奔主题。
“我要问被害者负责的监护对象的情况。”
听了南乡的话，中森眼睛朝天，好像在努力回忆当时的情况。
“也许当时搜查方没有注意这个问题。”
“至少在犯罪嫌疑人范围内没有这样的人。树原亮是以现行罪被逮捕的。”中森一边回答，一边继续在记忆中搜索。
“啊，这样的情况，可能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南乡向前探出身体。看来安藤业主的话是正确的。
“我想，在资料库中找，能找出来。不过，我不能告诉你。”
“为什么?”“这属于有前科的人的个人隐私，南乡作为狱官，应该知道为什么。”
南乡无奈地笑了：“是啊。”
检察官也回报他一个微笑。他突然又严肃起来，说道：“你把目光放在监护观察对象身上，是不是因为你认为那个抢劫事件是伪装的?”“是的。”
“犯罪的动机是因为要被取消假释?”南乡为检察官头脑如此灵活，反映如此之快而咂舌，他说了句“是的”。
中森微微点点头，陷入思考之中。
南乡想，如果他亲自参与我们的调查就好了。南乡把目标转移到第二种可能性上。“那你知道31号案件吗?”中森不解地望着南乡，说：“知道。”
“你是不是调查过宇津木夫妇案件与31号案件的关系?”“你确实抓住了最关键的问题。我当然调查过这件事。但是只有很短的一个时间段，从医院里抢救树原亮到在他所有的物品中找出被害者的钱夹为止这一段时间。”
“以后呢?”“以后正相反，31号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变成了树原亮。不过在福岛和茨城的犯罪时间内树原亮有不在现场的证明。”
“四个月后，31号案件的真正犯罪嫌疑人就被逮捕了。”
“是小原岁三吗?”“对。没有调查过小原不在现场的证明吗?在中凑郡案件中。”
“没有。”
对于南乡他们来讲，小原岁三是最大的嫌疑人。
过了一会，他们的谈话离开了主题，他们一边吃饭一边闲聊起来。
南乡告诉检察官自己已辞去狱官的工作。中森严肃地问：“是为了这次的调查工作吗?”“可以说是吧。”
检察官这时才第一次警觉地观察起周边情况来，然后压低声音问：“说实话，南乡您是怎么想的，树原亮真是被冤枉的吗?”．南乡考虑到检察官内心的承受力，犹豫了。但他还是说出“我认为是冤案”这句话。
“也就是说，处以死刑是错判。”
南乡点点头。然后注视着比自己小十岁的检察官的眼睛说：“现在还来得及，只要树原亮还活着。”
中森陷人沉默之中。南乡不清楚他的沉默意味着什么。但是，毫无疑问，他已经品尝到了南乡的苦恼——参与执行死刑的同仁们所感到的那种连带意识。
在吃完饭之前，检察官没有再提起树原亮的案件。当南乡手拿账单站起身时，中森主张均摊，不接受白吃。这是在检察官身上常能见到的洁身自好癖。他们时刻都非常谨慎，以免被人误解为渎职。
南乡心想，他的正义感如果用到树原亮案件上就好了。他付了自己的饭费。
在阳光饭店与南乡分别后，纯一在火辣辣的烈日下步行了大约十分钟，才到了矶边町。
第二个证人姓凑，很少见。他是树原亮在录像带出租店的同事。
树原亮曾经工作过的“阳光录像带出租店”位于繁华大街的正中路段。门口贴着好莱坞大片的宣传画，热闹非凡。纯一通过自动门进入店内，收银机后那位看上去像打工学生的女孩笑容满面地迎了上来。
“欢迎光临。”
“对不起，凑君在吗?”纯一一边擦汗一边问，女孩点点头，叫了声“店长”。
店里一位正在摆放旧录像带的男子回过头来。
“您是凑君吗?”纯一走进他，凑大介站起身说：“是的。”
“我是昨晚给您打电话的三上。”
“啊，是律师事务所的先生?”“哦，不过我是在那里帮忙的。”纯一为了避免诈称身份的指责，这样回答，“我为树原亮的事而来。”
“哦?树原的事?”在深绿色镜片后面，凑瞪圆了眼睛。
纯一惊讶他为什么那么震惊，就说：“在您工作时间打扰您，对不起，我回头再来行吗?”“不，如果只需十分钟的话，没关系。现在正好是上午，还没有客人。”
纯一表示了感谢，开始向他提问。他此时有了一种自己成了刑事或者侦探的奇妙感觉。别太高兴了，纯一一边在心里告诫自己一边问：“凑君，你是在店里认识树原亮的吧?”“是的。当时这家店还在别的地方。”
“别的地方?”“就在靠近海岸的地方。后来店里的业务多了，就搬到这里了。”
纯一想起了安藤业主的话。“树原君好像工作很努力 D阿?”“是的。他到处散发宣传单，主动延长营业时间，干劲十足。”
“刚才安藤君也这样讲。”
“安藤?”“阳光饭店的董事长。”
“哦?”凑君露出吃惊的表情，表现出佩服的样子。大概对子公司的一家录像带店的店长来说，安藤董事长就像生存在云雾中一样的人。
“听他说树原君几乎没有朋友。”
“是啊，可以说心里话的人只有我。只有我和他还谈得来。我们经常谈论喜欢的电视节目等。’’说着，凑君又露出了张皇失措的表情，“因为他干了那种事，我的心情也变得很复杂。”
也许由于树原的被逮捕，凑君感到友情变成了痛苦。纯一突然想到了自己的朋友，自从自己被逮捕后就未曾见过面。他们一定是在回避现在的自己。
“依凑君的看法，树原亮是个什么样的人?”“至少看不出他会干那样的事。他被逮捕后我才知道，他在这里工作以前就有盗窃行为。”
“嗯。”
“人真是不可貌相呀。”
“如果我们现在假定，”纯一说出了开场白，他要涉及冤案的可能性，“你有没有想过，什么人有可能把罪名加到树原亮身上吗?”“这……”凑君说不出话来。
纯一刚才就已经感觉到，这位录像带店的店长对所有的事情都习惯表现出强烈的反响。
“与树原亮关系不好的人呀或者……”
“请等等。”凑君伸出手，止住纯一，使劲地挠着后脑勺。
“对呀，我想起来了。树原曾经说过很奇怪的话。”
“奇怪?”“当时有一个‘大叔’常来店里，”“这个‘大叔’是?”“一个中年男子，专门来店里借成人录像带的客人。有一次树原说，你要警惕那个‘大叔’。”
“警惕?”“据说那人以前杀过人。”
“噢?”纯一情不自禁地叫出来，“怎么回事?”“我也不清楚。问树原君，他也没说。”
“那家伙是个什么样的人?”“40岁左右，工人模样。”
“叫什么名字，知道吗?”“不清楚。”
“最近这个客人还来吗?”“没见到。没准什么时候还会来吧。”凑君歪着头作思索状，但什么也没有想出来。
纯一与回到中凑郡的南乡在咖啡馆会合了。他把录像带店的事情告诉南乡。南乡思考了一阵。“那个大叔是当时的监护对象吗?树原为什么这样说他呢?”“犯过罪的人遇到了同类人。”纯一自信地说。因为他也刚出狱不久，在保护观察所里见到了许多有前科的人。“树原亮和这个家伙应该是在监护观察人家里见过面。因此树原知道这个人有前科。”
“不错。”南乡进一步确认说，“请等等，树原是因盗窃被逮捕。我们可不可以推测他们在看守所里见过面呢?”“我认为不会，如果是这样，杀人犯应该进拘留所，他不可能与判缓刑的树原亮见过面。”
南乡觉得他的话有道理，点点头说：“他到录像带店借黄色录像带吧。”
“总而言之，因盗窃被判缓刑的树原亮定期出入监护人宇津木先生的家。同时还有一个人，一个假释杀人犯也去那里。某一个机会，他们交谈了。”说到这里，纯一遗憾地说，“可是我们不知道这个家伙在哪里，是谁。”
“不，等一下。我想起一件事。”南乡扬起细细的眉毛，脸上浮现出会心的笑容。“我们回到以前的推理思路上来看，监护观察对象杀了监护人，那他的动机是什么?”“假释被取消。”
“如果是为了这个，假如他只是被判有期徒刑的，这样做的动机是不是太勉强了。”
“是的。罪犯很可能是被判无期徒刑的假释杀人犯。”
“如果是这样，字津木耕平被杀后，这个人应该继续受到监护观察。”
纯一突然仰起脸：“也就是说，即使是在现在他也必须去监护人那里?”“是的。现在的问题是时间。在十年时间里，他是否已经被免除了徒刑。如果被免除了徒刑，监护观察也就取消了。”
“南乡君怎么想?”经验丰富的狱官回答说：“我认为他还在继续受到监护观察。”
“如果是那样的话，”纯一向前探出身体说，“只要我们找到现在的监护人家，那个人不就会出现了吗?”南乡点点头，“好了，咱们去图书馆吧，那里有当地监护人协会的出版物。”
“是不是要调查现在的监护人?”两人就像约定好了一样，共同拿起冰镇咖啡杯，喝空杯中的咖啡，站起身来。这时，南乡的手机响了。
“喂，喂!”南乡把手机贴在耳朵上，他的表情看起来很紧张。“明天吗?不，没关系，我11点以前可以到。明白了。谢谢。”南乡挂断了电话，对纯一说，“又有了一条线索。”
“又有一条线索?”“东京拘留所的同事打来电话，可以和31号案件的罪犯见面了。”
《死刑执行议案书》只剩下最后两人签字批准就完成了。在刑事局、管教局、保护局分别经过三名干部检查的这个执行议案书再一次被送回了刑事局。又由局长亲自送到法务大臣的办公厅。
位居法务官僚最顶层的事务次官一直在看摆在他桌子上的文件。办公厅的秘书科长和官房长两人批准后，该由事务次官审查。他只要按下印章，这个执行议案书很快就会被送到法务大臣的办公室，在那里，请第13个批准者，也就是最后一个批准者法务大臣作出决定。
事务次官已经看了一遍计划书。仅仅是粗读一遍，是不会发现问题的。他拿起了办公桌上的官印，沾了朱红印泥后，在执行议案书上按下了印章。
现在的问题只剩下次官什么时候把这份执行议案书送到大臣办公室了。
次官直接服务的这个法务大臣，是因为无法改变的国政恶习和执政党派阀的依次传递的人事制度，才坐到法务大臣这把交椅上的。他对整个法务行政，既没有专业知识也没有见识。然而对于事务次官来说，最头疼的还是这个体格粗壮的大臣实际上是个谨小慎微的人。
只要一涉及到死刑问题，大臣就会咆哮起来。他的态度就好像要打针的孩子一样不情愿。反映出他是个极其幼稚的人。但是又不能嘲笑他。事务次官一直存有畏惧之心，担心在现在的法务行政历史上留下污点，再次出现拒绝在《死刑执行命令书》上签名的事情。
在历届法务大臣中，出现过以自己的宗教信仰为挡板拒绝签署死刑执行命令的大臣，也有几位大臣不说明理由，只是不在命令书上签名。他们的行为受到反对死刑制度的人士的欢迎，但这是明显的失职行为。签署执行死刑命令是法律规定的法务大臣的职责，如果不接受这一行为，就应拒绝就任大臣的职位。无视法律，自己不喜欢的事就不做，可又要占据权力的位置，对此法务省的职员们都不能理解。
怎么说服这个傻瓜呢?事务次官十分烦恼。在职务上他是官僚的顶峰，但实际权力不过是第五名。他原先是检察厅的检察官，所以他的头上还骑着检察总长和东京高检的检察长等四名实力派人物。如果他对法务大臣的说服失败，不知道会有什么灾难降临。
事务次官认为最强有力的说服手段大概就是迫在眉睫的内阁改造。退任之际签署命令书已成了惯例。特别是现在又收到死刑犯的第四次重审请求被驳回的报告。
现在距人事变动还有两周，事务次官内心感到踏实些。应利用这个时机得到大臣的私下许诺。如果大臣不愿意的话，就在他退任的那天不容分说地把死刑执行命令书摆在他的面前，强迫他签名。到时候刑事局长和自己一起去，大臣大概就不能说不了吧。
事务次官依旧满脸不高兴，把死刑执行议案书放进抽屉里。他有种自己在闹剧中饰演了配角的感觉。尽管是要做剥夺一个人性命的决定，由于一个愚蠢政治家的加入，一切都演变成一出轻喜剧。那样的家伙竟然被选民选上，真让人恶心。事务次官把愤怒抛向了国民。
但是更为麻烦的是，如果进行内阁人事改造，那个大臣也许会留下命令书，走出大臣室。那样的话，这项让人忧虑的工作也就宣告结束了。
事务次官又把目光投向放议案书的抽屉。他发现此时只有自己知道树原亮这个人的寿命。
自己就好像是死神。
事务次官被不快缠绕着，他不得不对自己说这是职务行为。
还有三个星期树原亮就要上断头台了。
这已经是谁也阻止不了的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