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早四点四十五我就来到了机场，比飞机起飞的时间足足早了两个小时。我把车子停进了车库B区，朝E号出票口走去。机场里没什么光亮，几乎看不见有人走动。我找了一间还在营业的咖啡厅，进去要了一大杯咖啡和一块儿百吉饼，在一把塑料凳子上坐了下来。我从旧尼龙手提箱里取出笔记本电脑——那款英国货让科特给我糟蹋了一回，扔在办公室里了；然后花了八美元让咖啡馆给我接通WIFI无线网络，开始查看新邮件。弗兰妮已经把PowerPoint文档发过来了，我小声地演练了一遍。有个女清洁工看见我坐在那里自言自语，好奇地看了我几眼。
科特的那句话依然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我想把思想全部集中在不久以后的演示会上，想想怎么对付中村君，或是考虑考虑怎么跟那位留了字条的警探接头。我发现警探比中村君更让我感到紧张。
别忘了你可是有不少心爱的东西。
你不会不知道我指的是谁吧。
昨天晚上我回去以后，房子里所有的人都已经睡着了。
早上四点半我出发的时候，他们依然在睡梦当中。这样更好，要是我见了凯特，说不定会忍不住把科特的话跟她说了。我可不希望是那样。
科特在特利弗的车上做了手脚，从而导致了车祸，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他是个极度危险的人物，绝不再是我的朋友。
他不想让我对别人说我怀疑他，因此昨天特意来警告过我。他的话没说多少，但意思非常明确。他还知道我曾经想解雇他。
我现在还没找到他下手的证据，但是他来警告我本身就已经说明了一切。警探早晚要来找我，一旦他问起那场车祸来，我该怎么跟他说呢？也许明哲保身是最好的办法。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知道。话说回来，这也确确实实是事实。我仅仅是怀疑他而已，证据一条儿也没有。
问题在于如果我和警察说了，一定会传到科特的耳朵里。
很多地方都有我的朋友，而且朋友还不少。
一个小时之后我走进了安全通道。通道里已经排了不少人，估计都是飞到旧金山的。有几个看样子是商务人士，可能是从旧金山转道去硅谷，因为从旧金山转机比在圣荷塞要快。也有可能他们不想在凤凰城、亚特兰大或是休斯敦换机。我平时坐飞机坐惯了，总结了几条通过安检的经验：黑莓PDA和手机放在手提箱里，皮鞋是不系带儿的，方便脱下来。鞋底没有加固用的金属片。所有金属的东西统一放进一个口袋，方便检查。
队伍前进非常缓慢，大多数人都睡眼惺忪、哈欠连连。我觉得自己像一只绵羊，让羊倌赶着慢慢地入圈。“9?11”以后，坐飞机几乎成了生活中的噩梦。安检的时候你得把鞋脱下来，把行李放到传送带上，让人家拿着个检测棒在你身上晃来晃去。曾几何时，出差旅行是我的最爱之一，而如今早已成为不堪回首的往事。不只是因为年轻那会儿的雄心壮志消退殆尽，也因为这套该死的安检程序，搞得人疲惫不堪不说，还永远也查不出什么东西。
我把笔记本电脑从手提箱里取出来，放在传送带上，手提箱也紧挨着放上去。我把鞋子脱了下来放进了灰色的“乐柏美”转运箱。这一双是不系带的，系带的那双装在旅行袋里，中村君恐怕更愿意看到他的员工穿系带的鞋。我取出钥匙和硬币，全都搁进一个小小的硬币槽里，然后从红灯闪烁的金属探测器中间穿了过去。探测器的尽头站着一个表情严肃的家伙，我朝他笑了笑。这时一个女人走了过来，让我启动电脑，我照做了。
我走到第二个检测口，那里装备着最新式的爆炸物检测仪器。我走进去站了一会儿，里面喷出来一股风，一个电子声音叫我继续向前走。
过了几秒钟，一个尖利的警报声响了起来。
我的旅行袋刚出了爆炸物探测器就被一个TSA保安抓了起来。看来是旅行袋触动了警报。又一个家伙跑过来架住了我的胳膊，说：“先生，请跟我们走一趟。”
刚才精神一直是浑浑噩噩的，现在一下子完全清醒了。肾上腺素在我的体内急剧地分泌。“什么事？”我说，“有什么问题吗？”
“这边走，先生。”
排队的人全都盯着我看。我被保安拉到了侧厅，来到了一面高高的测试板前。“手放在前面，先生。”其中一个人说道。
我把手向前伸了出去。“到底怎么回事？”我问道。
没人答话。另外一个保安拿来一根金属探测棒，在我的胸前晃了晃，然后放在两腿之间向上滑，一直滑到我的裆部，再转到腿后面向下滑，一直滑到脚上。他检查完毕之后，又来了第三个人，我估计是保安主管。这家伙脖子很粗，留了一个平头，戴着一副大大的眼镜。他对我说：“跟我来，先生。”
“我还要赶飞机。”我说。
他把我带到了一个窄小的房间，里面灯光昏暗，四壁都安着玻璃。“请坐在这儿。”
“我的手提箱在哪儿？”我说。
他要去了我的机票和登机证，问我目的地是哪里，为什么要去加利福尼亚，而且一天之内就返回。
哈，一定是我当天往返让他们的驴脑子转不过弯来了。要么就是他们觉得我提前一天订票一定有什么猫腻。错不了。
“我是不是上了你们的禁飞名单？”我说。
那个TSA的头儿什么也没说。
“你的旅行袋是自己装的吗？”他没回答我的问题，倒反问了我一句。
“我说是我的贴身男仆替我装的，有人信吗？当然是我自己装的。”
“你的手提箱离过手吗？”
“你说的是旅行袋？什么意思，离过手？在这儿？机场？还是早上的时候？”
“不管什么时候。”
“我一直把手提箱放在办公室里。我经常出差，有时回来就直接回家。怎么啦？里面有什么东西吗？”
他没说话。我看了一下手表。“我眼看就赶不上飞机了。”我说，“我的手机在哪儿？”
“我如果是你就不会这么操心了。”TSA的家伙说，“那班飞机你铁定赶不上了。”
我怀疑这家伙平时没什么机会吓唬乘客，所以好容易逮着一回，说什么也得把乘客唬得尿裤子才会满足。现在不比“9?11”那时节了，那时候你要是在美利坚合众国境内坐飞机，一定以为是到了阿尔巴尼亚。
“听着，我有一场非常重要的商务会议，和我们公司董事会的主席。Entronics公司。”我看了一下手表，想起弗兰妮说过只有一班飞机能在中村君来之前把我送到那儿。“我需要手机。”
“不可能，先生。你手提箱里的所有东西都必须进行清理检查。”
“清理？”
“是的，先生。”
“为什么要清理？”
他没有回答。
“你们起码得让我赶上下一班飞机吧？”
“航班的事儿我们不管，先生。我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飞机，什么时候起飞或是你合适哪趟飞机。”
“至少可以给我一个电话，让我来确定下一班飞机。”
“我认为你没必要赶下一班飞机，先生。”
“你这话什么意思？”我抬高了嗓门。
“你的事我们还没有处理完。”
“还没处理完？我这是在哪儿，东柏林？”
“先生，如果你再这么大声喧哗，我可以逮捕你。”
“一个被捕的人也应该有打电话的权利。”
“如果你想被捕，我会非常乐意效劳。”
他站起来走到门外，关住了门，还下了锁。门口马上守了一个大块头的预备役士兵。那家伙留着平头，身上还穿着迷彩服。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又一个二十分钟过去，我的航班已经彻底赶不上了。我在想会不会还有别的飞机可以在十一点之前把我送过去。说不定真能准时赶到圣克拉拉，稍微晚一点儿也关系不大。
我不停地看表，时间在一点点地过去。又过了二十分钟，一男一女两个波士顿警官走了进来。他们出示了警章，说想看看我的机票和登机证。
“出了什么问题，警官？”我说。我装成十分平静，语气也很友好，其实心里真想把他们的脑袋拧下来。
“你要飞到哪里，斯特曼先生？”男警官问。
“圣克拉拉。这个我已经跟TSA那个人说过了。”
“一天往返加利福尼亚？”女警官说。
“我老婆怀孕了，”我说，“我不想让她一个人待着，所以想今天就赶回来。她在床上动不了，现在正是高危孕期。”
我想对他们说：懂了吗？一个公司高管，爱家男人，已婚，老婆怀孕了——是不是跟“基地”恐怖分子的标准档案很像啊？
“斯特曼先生，”女警官说，“你的手提箱触响了报警器，里面装有C-4，塑料炸弹。”
“什么？明摆着不可能，你们的机器一定是坏了。”
“没有，先生。”男警官说，“我们另外做了一次测试，没有问题。你的公事包在另一台机器上还是触响了报警器。”
“报错了，”我说，“我这辈子从来没碰过什么C-4。你们应该把机器检修一下。”
“那机器不是我们的。”女警官说。
“好吧，我是一家大公司的高级副总裁。我现在要飞到圣克拉拉和董事会主席开会——至少之前是这么打算的。你们可以查查看，只要打个电话，马上就知道我说的是不是真话。你们干吗不现在就打？”
两位警察无动于衷。
“我想我们都知道这里出了一个毛病。我读过类似的文章，说那些三百万美元一台的机器经常把干洗液、润手霜、化肥什么的当成炸药。”
“你带着化肥吗？”
“我的PowerPoint文档算吗？”
她瞪了我一眼。
“你们懂我的意思。机器不可靠。我们冷静地想一想好吗？你们有我的名字，有我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如果想找我问点事儿，你们知道我住哪儿。我在剑桥有所房子，有个怀孕的老婆，还做了抵押。”
“谢谢你，先生。”男警官说，好像是准备结束面试了。果然，两个人同时站了起来，朝外走了出去。我继续空等了半个小时以后，TSA的头儿进来说我可以走了。
刚过八点。我跑到登机口，找到一位美航小姐，问她下一班去旧金山的飞机是什么时候，去圣荷塞或是奥克兰的也行。
她说美洲航空公司有一班九点十分的飞机，十二点二十三分到达终点。那样我可以在一点钟到达圣克拉拉，守时如命同时被放了鸽子的中村君早已经坐在去东京的头等舱里了。
我给迪克?哈蒂拨了电话。现在是加利福尼亚时间五点钟刚过，他一定不会欣赏谁把他从家里叫起来。
“斯特曼。”他声音粗哑地说。
“非常抱歉叫醒你，先生。”我说，“但是我赶不上去旧金山的飞机了。机场的人拦住我问了一会儿话，我想是他们的机器出了毛病。”
“嗯，坐下一班飞机，看在老天的分儿上。”
“下一班要在十二点二十三才能到。”
“十二点二十三？太晚了，那会儿中村君早就走了。你应该坐早点儿的飞机，他十一点就到。”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没有别的航班了。”
他睡意全消。“你要放中村秀夫的鸽子？”
“我不知道还能怎么办。除非你可以让他改改时间……”
“让中村君改时间？我费了吃奶的劲儿才把他弄到这儿来，而且只待该死的一个小时，你让我改时间？”
“先生，我非常非常抱歉，但是现在的反恐措施实在太荒唐了……”
“你他妈的混蛋，斯特曼。”说着他挂掉了电话。
我走回到停车场，大脑里一片空白。我刚刚把我的老板和董事会主席耍了。
这是不真实的，好像并没有发生在我的身上。
我不断回想着留了个愚蠢头型的TSA头头儿说的话。
“你的旅行袋是自己装的吗？”
“你的手提箱离过手吗？”
手提箱真的离过手吗？
弗兰妮那时说：“科特来过了。”
我说：“哦？”
“把什么东西放在你的桌子上了。”
他知道我要飞到圣克拉拉，还进了我的办公室，给我的手提箱安了个彩屑炸弹。我的旅行袋一直就放在办公室柜橱里。
他耍了我一回。
跟以前的手法一样。特利弗?阿兰德和布莱特?加里森已经死了。
现在他把手伸到我这儿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