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搜罗一群比Entronics美国销售团队更争强好胜的人可是件难事儿。这里所有的人都是因为争强好胜的个性而被录用的，就像一群生下来就当恶犬来养的美洲叭喇狗。公司不管我们的脑袋瓜儿是不是十分聪明——我们中间也确实没有斐陶斐荣誉学会（美国一大学团体，成绩特别优异者才能加入）的成员。他们喜欢雇用运动健将，盘算着这群斗志昂扬的人会因为相互竞争而让公司业绩有持续快速的发展。他们也常试试惩罚和侮辱员工这样的激将法。我们中间也有并非运动健将的，性格都属于与人为善的类型，大学的时候要么是社交团体的主席，要么是联谊会的成员。我就是其中之一。说来惭愧，我是马萨诸塞大学“快乐时光委员会”的成员，这所大学被我们称之为“马萨动物园”。
既然销售队伍存在这么一群运动健将，不消多说，我们的垒球队必然有那么两下子。
事实上，我们打得很烂。
我们大多数人都体形臃肿。平时要请客户吃午饭、晚饭，饭菜好得没得说，还要灌上几瓶啤酒，又没有锻炼的时间。至今保持住身材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特利弗?阿兰德，我们的投手；另一个是布莱特?加里森，我们的游击手。此人也是毛手毛脚到了家的主儿。阿兰德和加里森两人是哥们儿，平时常常泡在一起，每个星期四晚上还凑到一块儿打篮球。
对垒球比赛不能太较真儿了，否则你就会被大家看成是毛头小子。我们没有统一的制服，除非把那套“Entronics——兄弟连”T恤也叫成是制服。那套衣服不知是什么人给我们做的，大家好像谁也没想着穿过它。我们会集体捐出五十美元，然后贿赂给某位裁判——只要他执法我们的比赛就把钱给他。大家有时候会对哪个队员是否安全上垒发生争论，或者是怀疑哪个球犯规了。但这种争论通常很短暂，之后我们会没事儿似的继续打球。
当然了，没人愿意输球，尤其是对于我们这帮好胜心比疯狗还强的家伙来说。
今天晚上的对手是整个联盟实力第一的冠军球队——“查尔斯?里弗金融”。那是家规模很大的信托基金公司。他们球队里几乎全是刚从大学出来的投资经纪人，年龄全部都是二十二岁，每个人都超过六英尺高（六英尺约合1.83米），大多数人都在某所常春藤联盟大学的校队里打过棒球。查尔斯?里弗公司在他们年轻气盛的时候雇佣他们，榨干他们的血，然后再把他们一脚踢开。这些人只要一到三十岁，就别想继续在这家公司里混了。但是在他们走人之前，他们组成的球队却是见谁杀谁。
我们的问题不是会不会输，而是输得到底会有多惨。
我们公司的比赛是在每个星期二的晚上，地点在斯托宁顿大学的球场。那片球场养护得不错，我们这种水平的比赛不需要这么好的球场，甚至根本不配用它。它有点像芬卫球场，外场草坪的草长得翠绿茂盛，平时有人精心修剪护理。内场的红土场地似乎铺的是黏土和沙子，耙得相当平整。犯规线清晰、干净，白得耀眼。
“查尔斯?里弗”队的年轻“种马”们开着他们的敞篷保时捷、宝马和奔驰，在同一时刻蜂拥到了球场。他们穿的是真正的队服——带条纹的运动衫，跟纽约扬基队的很像。胸前绣上了“查尔斯?里弗金融”几个连体字，后背都印有号码。这帮人拿的是“Vexxum-3 Long Barrel”牌儿的铝合金球棒，戴着“威尔逊”手套，甚至运动背包也是“德马利尼”的，简直赶上职业队了。我们恨他们，跟一个红袜队的球迷恨扬基队一样，在骨子里恨，彻头彻尾地恨，没有理由地恨。
比赛开始进行的时候，我已经把拖车司机忘得一干二净了。显然他也没记得来。
我们很快就一败涂地。阿兰德轻易让对方跑了七次垒——有四次是“查尔斯?里弗”队队长麦克?威尔士的大本垒打。那家伙是个债券经纪人，长相酷似德里克?杰特。我们的人显然过于急躁，总想一棒子把球打死，所以他们不愿一棒一棒地打跑垒球，而是每次挥棒都梦想是个本垒打。结果当然是不可避免的小腾空球，次次被截杀。此外还有成堆的常规失误——法斯蒂诺和一个外场手撞在了一起，阿兰德有几次投球违例，因为他没有把脚踩在投手板上。
根据规则，如果一支队在四局之后领先了十分，他们就获胜了。在第三局结束时，“查尔斯?里弗”队以十比零领先。我们的人垂头丧气，斗志全无。
我们的领队卡尔?泰勒坐在场边。他从一个用过无数遍的纸袋里掏出装着“Jack Daniel”的小烧瓶，灌上几口，一边抽着万宝路香烟，头摇个不停。我想他喝酒的时候一定是把自己当成公司的老板了。附近传来了摩托车的咆哮声，离我们越来越近，但是我没怎么留意。
过了一会儿我终于注意到了，在昏暗的光线中，一个身穿皮夹克的高个子家伙迈着方步走进了球场。我花了几秒钟时间才认出这是昨天晚上那位拖车司机。他在场边站了几分钟，看着我们又输了几个球。中场休息时我走到他的面前。
“嘿，科特。”我说。
“嘿。”
“你来打球？”
“看上去你们用得上外来的球员。”
科特的到来让每个人都欢欣鼓舞，当然特利弗?阿兰德除外。我们叫了一次暂停，然后全都围到卡尔?泰勒身边，而科特礼貌地和我们保持了一段距离。
“他不是Entronics的员工。”特利弗说道，“没有有效的员工编号是不能上场比赛的。这是规则。”
我不清楚特利弗是犯了他自命不凡的老毛病，还是知道我也提出了跟他一样的升职申请。想必他认为他的名字一定已经写在升职表上了。
法斯蒂诺一贯乐于嘲弄特利弗，他说：“那又怎么样？如果他们怀疑他，就说是个合同工，不知道没资格上场。”他趁着休息时间悄悄把那个“普瑞来”洁手液小瓶儿从口袋里摸出来，往手上抹了一些。
“合同工？”特利弗厌恶地说，“他？”说话的口气好像是看见一个流浪汉刚从街上游逛到了球场，浑身散发着低劣白酒的气味和六个月没洗澡的臭味。特利弗穿着百慕大长短裤，戴着一顶褪了色的红袜队队帽——是那种出厂时做了预褪色处理的——而且当然是反戴着的。他脖子上挂了一条货真价实的贝壳项链，手腕上戴一块劳力士手表，款式和乔迪的一模一样。T恤上印着“生活是美好的”。
“你去查过‘查尔斯?里弗’队的参赛证吗？”法斯蒂诺说，“我们怎么知道他们就没有冒名顶替的，没准儿还有从扬基预备队来的呢。”
“或者是从传达室挖出来的一个叫文尼的家伙。”塔米内克说，他个子高瘦，负责内部销售业务，“话说回来，惠普公司的球队从来没少过冒名顶替的。”
“唷，特利弗，不会是因为这家伙是个投手你才反对的吧，伙计？”加里森也来戏弄他的哥们儿。加里森是个发育过度的蠢蛋型人物，耳朵长得跟象一样大，下巴向前突出，金发平头。一口洁白的假牙，相对于嘴来说有些过大。最近他留了一撮钢丝一样的山羊胡儿，看上去跟阴毛似的。
特利弗不满地摇了摇头，但是还没等他继续发表意见，卡尔?泰勒发话了：“让他入队。特利弗，你第二个上。”说完又提起纸袋猛灌了一口。
大家统一口径都说科特是“新来的”，对方也没表示什么疑问。在“查尔斯?里弗”队看来，科特虽然不像是“兄弟连”的人，但估计是个软件工程师什么的。要么就是个管传达室的。
科特被安排到第三个击球——而不是像在真正的棒球队那样排到第四个。因为卡尔?泰勒虽然酒过三巡，但还是很清楚前三棒可能意味着三次出局，还是应该给这位新来的一个机会，让他亮亮他的家伙。没准儿我们还会起死回生呢。
塔米内克第一个上场，等到科特击球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一个人出局了。我发现他根本没做热身，只是默默地站在那里，盯着看“查尔斯?里弗”队的投手兼队长麦克?威尔士的投球动作。他的神情好像是在俱乐部里看片子一样。
他走到本垒板上，用一根变了形的铝制旧球棒试着挥了几下，接着打中了发来的球，把球打向了左中场。球飞过了护栏。塔米内克和科特全都安全上垒，我们的人一片欢呼。
科特的本垒打就像一针强心剂，突然之间我们开始上垒得分了。第四局刚打完开头，我们就有五次上垒。接下来轮到科特投球了。他的对手是“查尔斯?里弗”队里的大块儿头加尔维斯，此人是他们最好的击球手之一。科特投出了一个线路诡异、速度飞快的球，加尔维斯挥了棒，漏掉了。他的眼睛睁得老大。谁也想不到垒球能投得那么快。
科特又投了一个漂亮的上升球，然后投了一个角度更高的球，加尔维斯直接出局。
法斯蒂诺看了看我，他正咧嘴朝着我笑。
科特连续投了几个令人眼花缭乱的下坠球和上升球，又有两个家伙下了场。
第五局我们成功地跑了满垒，然后轮到科特击球。这次他换成左撇子的姿势，照样把球打到别的场去了，这时我们只落后“查尔斯?里弗”队一分。
到了第六局，科特一口气让三个家伙出了局，很快就轮到我们队击球。我发现特利弗?阿兰德绝口不提冒名顶替的事儿了，他击出了一个二垒打，接着法斯蒂诺打了个一垒打。等到我让他们的人出局的时候，我们已经领先两分了。最后，打到第七局末，科特让对方的第一击球手出了局，仅有两次让对方上了垒，那还是因为我们的防守太糟糕所致。这时他们的威尔士打了个慢悠悠的滚地球。科特把球从地上收起来，扔给二垒，阿兰德接住了球，垫了一步，把球扔向一垒。塔米内克把球接住，高高地举起来，第三个人出局了。双杀！我们赢得了有史以来第一场比赛。
所有的人都聚拢到科特周围。他谦逊地耸了耸肩膀，轻轻地笑了笑，没说多少话。每个人都兴高采烈地又说又笑，大声地议论着刚才的比赛，绘声绘色地聊着刚刚了结比赛的那次双杀。
每场比赛后的例行传统是对手加入到我们的行列，找一家酒吧或者饭馆，一起吃点菜，喝点啤酒和龙舌兰酒。但“查尔斯?里弗”的年轻人却闷闷不乐地朝他们的德国轿车径自走去。我朝他们招呼了一声，但威尔士头也不回地说：“我们该走了。”
“我看他们这回可是大失所望了。”塔米内克说。
“我想他们是大吃一惊。”法斯蒂诺说。
“大吃一惊而且吓得要死。”卡尔?泰勒说，“我们的最有价值球员在哪儿？”
我环顾四周，看到科特已经悄悄地离开人群，朝停车位走去。我追上他，邀请他跟我们喝一杯。
“不了，你们应该只想跟自己人待在一起。”他说。我看见特利弗站在他的银色保时捷旁边，正在跟加里森聊天。加里森坐在他的撒哈拉吉普车里，敞着车篷。
“不是那样。”我说，“大家很随便。相信我，他们很想和你喝一杯。”
“我已经不喝酒了，伙计。不好意思。”
“那，别的也行。喝点健怡可乐。来吧。”
他又耸了耸肩。“你肯定你们的人不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