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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到轿车后排的座位上，对旁边座位上那位迷人的年轻女士说：“你的手枪真可爱！”
她没有搭理我。
我接着说：“枪套配得也挺不错。”
“嗯……这是联邦调查局配备的枪。”
“哦，是吗？别开玩笑了！老实说，你开枪打过人吗？”
“没有，”她迅速扫了我一眼说，“也许你会是我开枪要打的第一个人。”
从口音判断，她来自中西部，比如俄亥俄州这样的地方。她说话的腔调以及她的一举一动都告诉人们，她是一个中西部人。不论是她，还是坐在前面的绅士对我都没有笑脸，他们没有跟我握手，也没有用其他方式来对我这个乘客表示一点欢迎。
为了打破这种冷冰冰的气氛，我说：“我叫西恩·达尔蒙特。”
她说：“不要说话。”
“多好的早晨，不是吗？”
她厌恶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凝视着窗外。
“我们要去哪儿？”我问她。
“我也正在想着。你还是住嘴的好！”
“我想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喂，我已经告诉过你了，你没有注意听罢了。”
这是一辆没有任何标志的黑色轿车，我和那个年轻女士坐在后座，前座是两个便衣模样的男子。我问他们：“你们知道我们去什么地方吗？”
那个坐在乘客座位的男子用眼角看了自己的同伴一眼，然后转身对我说：“是的，我们当然知道。”
我刚才已经说过，我叫西恩·达尔蒙特。我在军队里待过，是一个少校，还是军法处的一个律师。现在我所能知道的就是，我身边的这三个人是一伙的，汽车颠簸得很厉害，正行驶在通向最近的一个沼泽的路上。唔，或许不是这样——不过你听我的没错。我们已经离开了中央情报局总部的前门，向右拐向多丽·麦迪逊街，直接向正西方向的麦克莱恩街驶去。尽管司机把时速开到了七十英里，却没有引来任何灯光或者警报——这是我觉得有意思的第一件事。
我知道这位女士的名字叫珍妮弗·玛戈尔德，是联邦调查局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市政中心办事处的一名特工。如果不是由于她在某些方面有专长的话，就不会出现在这辆轿车的后座上。她有三十岁多一些，留着红棕色的油亮光滑的披肩发，身段苗条，而且如我所说，很迷人——不是好看，而是通过一种自身魅力表现出的漂亮可爱。
她看起来很聪明，穿着一条和上衣很相衬的黑色裤子，脚下是一双实用的无带平跟女鞋，化很淡的妆，不怎么刻意装扮，却自然透出一股吸引男人的风情。照我看来，在野外工作中，联邦探员们可能会更喜欢她穿上防弹背心、蓝色的风衣和棒球帽，也许她这样装备起来会更酷些。在我观察到的情形中，这是让我觉得有意思的第二件事。她的眼睛偶尔会呈现出一种冰冷的蓝色，是像钴那样寒冷的深蓝，深不可测。
有一点应该告诉大家，我没有穿制服或者制服类的衣服，而是穿着一件蓝色的斜纹哔叽外套，介于因为现在我被委派的任务和军队或者司法界没有任何关系，这样的穿着便显得既时尚又大方。事实上，我对这项任务完全陌生，而且老实说，我压根儿就不知道这项任务是什么。我对司机说：“如果你能把车停在最近的星巴克咖啡馆，我将非常高兴。”
他笑了起来。
我说：“走吧，老兄！我来请客。你们诸位看起来都是喜欢莫加和拿铁咖啡的主儿。”
玛戈尔德特派员回答说：“我告诉过你，别说话！”
无论如何，我被借调给了——或者说被放逐到了——那个乏味的叫特别计划处的机构，它是中央情报局的一部分。尽管我没有在中央情报局的兰利总部工作，但是那个特别计划处在某种程度上被称为在外的兰利总部——它是一个位于水晶城内的仓库样的建筑，红砖结构，样子没法准确形容，在它的入口处有个牌子，上面写着：“弗格森家用保安电子产品”。
你或许以为它的大门口只有这些，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中央情报局有一笔秘密预算，这笔预算用来邀请许多白痴来这里大肆挥霍浪费。这个商店大门外面停着三或四辆红色的货运卡车，有一些家伙的工作就是整天驾驶这几辆车，更多的家伙假装成顾客，进进出出，显出忙碌的样子。门外甚至有一个叫里拉的女服务员，专门应付一些偶然闯入的土老帽儿，他们是顺便到这家“商店”来寻找家用报警器或其他东西的。里拉对这种事情应付自如，她非常友好，也真的很漂亮。
中央情报局事实上就是一个华而不实的虚架子。我的意思是，如果在门口竖一个写上“性病诊所”的牌子的话不是要省事的多？这样的话，就用不着那些货运卡车和装模作样的顾客们晃来晃去的了，也就不会引起这样那样的麻烦。我其实在来这里工作的第二天就把这个建议提交了上去。但结果自然是早就料到了的。这些人都是有一流影响力的大人物，对于一个掌控国家安全的机构来说，他们的存在是大大的不安全，所以千万不可怠慢。
不管怎样，大约行驶了一英里左右我们向左拐入了一条叫做布兰退尔农场大道的车道，这里位于郊区，充斥着大量光怪陆离的别墅。麦克莱恩是华盛顿众多精致豪华的郊区住宅区中的一个，向来都居住着漂亮时髦、自我标榜的有钱人和特权阶层。我还可以想像出一幅房地产经纪人带领着一对充满期望的夫妇来看房子的情形，他一定是带着高兴又新奇的他们这看看那看看，然后说，“既然你们认为钱不是最终目的，那么我将保证你们将来的邻居都会是非常可爱的。”
我们继续行驶着，最终来到了路的尽头。不难猜出，那座门口停了三辆皇冠警车的小屋就是我们的目的地。两个穿制服的人在大门口站岗，看上去紧张不安。
你已经看见了那所房子——红砖砌成，平顶，门前有高大厚实的科林斯式石柱。
如果让我估计的话，里头那些堂皇的场地足有五万平方英尺，而且里面肯定会有奢华的游泳池和漂亮的更衣室。
我们从车子的后座里挪出来，其中一个穿制服的人径直朝我们走过来。他似乎认识玛戈尔德特工，因为他说道：“所有人都在里面，珍妮。真是太糟糕了。局长已经出去十分钟了。”他递给了她一块带夹子的写字板，她在上头写上了姓名、时间、日期等等一些名目。
我猜那个穿制服的人提到的“局长”是马克·汤斯恩德，联邦调查局的头儿——他会告诉你这些小丑也是联邦特工。哦，我对联邦调查局并没有敌意，我是真的钦佩他们的工作和他们对于工作的完成情况。这就是他们怎么做工作的。有许多探员是律师和会计师，当你把他们当成是执法人员时，就会发现这个古怪的文化现象和这种混合的人格，或者说归化的人格。他们真是让人无法忍受，真希望他们能做得好一些。
司法权在执法类型中也是一项敏感的要素。除了上述的政府轿车和联邦探员外，我没见着救护车，没有克莱斯勒轿车，没有法医和鉴证人员的车辆，也没有见到让人兴奋的把犯罪现场围绕起来的黄色警戒线。这是我认为非常有趣的第三件事。
这第四件有趣的事是没有见到穿制服的本地警察——他们都是出事之后的第一回应者。所以这所房子里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带有非常鲜明的联邦特色：严肃、低调、节奏混乱，而且非常麻烦，难以搞定。
玛戈尔德把写字板交回给那个家伙，他转而问我：“你是谁？”
“建筑物视察员。”还没等他回应我，我又接着问他，“你是蛀虫先生吗？”
他生硬地对我笑了一下：“在你登记进入之前，请让我看看你的身份证。”
实际上，在早上7点零9分我就被上司的一个电话就召了过去，还正好赶上一场阵雨。在那条对公众开放的热线上，她唯一给我的指示就是别掺和进任何犯罪记录，只有玛戈尔德探员有权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上司还特别提到为了保留我的神秘身份，我必须控制好我刁钻的嘴巴，注意好我的态度和举止，总之就是要我尽量大方得体，温和有礼。
在我的短短的几个星期的跟这些安全人员们相处的日子里，我已经了解到他们说的每一句话都不是空洞的，一定有其特殊意义。你必须在我的字里行间看仔细了——不要登记意味者我们待会儿不希望你被传唤。不要展示你的身份意味着如果以后要你作为现场目击证人而出庭的话，那会给你带来许多麻烦。于是我告诉他（我可不是在故弄玄虚或者有意粗鲁地对他）：“我警告你，如果让你知道了我的身份，那么你就死定了。”
他居然也说：“我也警告你，如果你不出示你的身份证，那么你也死定了。”
玛戈尔德探员踏上前一步，对那家伙说：“他是被特许的，我会好好看着他的。”
“他必须说明身份，珍妮。”
“相信我，他不需要。如果有人因此找你岔子，那么让他来找我好了。”
她就用那双冰冷的蓝眸子盯着他，于是他极不情愿地给我们放行了。在这样一个和煦的春天里，这所房子里发生的事情让这些家伙们如此紧张，也许要用纤维添加剂花一个月的时间来清理他们的水管了。但是我们在一起前进着，她和我，我们沿着车道，接下来是步行道，到达那富丽堂皇的大门口。她在门廊下停了下来，擦了擦脚下的白色鞋套，带上橡胶手套，从嘴里蹦出了这么几个字：“很显然，你有特殊许可。但如果我从你身上感受到一丝可疑的地方，该死的，我就要用手铐把你绑在运尸车上拉出去。”她把另一副鞋套和手套递给我，又补充说道，“待在我身边，闭上你自以为机灵的嘴巴，别碰里头的任何东西。你只是在特定时期来这里做短暂观察的。”
好的，看来我得夹紧尾巴小心谨慎了：“你是对的，非常高兴你提醒我这些要注意的地方。其实我心里也正是这么想着的。放心，我一定会负责、顺从，随时听候吩咐。”
而实际上，我并没有说出上述的话，我只是迅速穿上鞋套，戴上手套，问她：“是你先进去吗？”
接下来我们毫无阻扰地进入了一个幽暗的门厅，这里的地板是白色大理石铺就的，门厅的左边是一段打扫得非常干净的楼梯，天花板上则悬挂着巨型的枝状吊灯。
正在我站在这里细细打量的时候，我还注意到远处的墙边有一个光辉夺目的柜子。
门厅的中央铺着漂亮的中国式手织地毯，而尸体就躺在离门有五英尺的地方。
死者是一名二十多岁的女子，身材极好，曲线诱人——如果你忘却她已经是个死了的人儿的话。她穿着海军蓝的短款套装，躺在地上，膝盖弯曲，双手在脖子前拧在一起，腿张得很开，以至于你能看见她穿着粉红色的内裤；当然，含蓄和羞耻现在对她来说已经不重要了。无论是她手的姿势还是她头边的血迹都暗示着她是被子弹击中喉部而死的。血迹是暗色的，意味着她的动脉受损，血液已经干了一部分，说明她死了已经有一阵子了，她出事的时候可能就在我起床的时候。
她像是一个洋娃娃被人揉坏后，又被一阵大风刮得摔烂了屁股。当然，她遭遇的可不是大风这么简单——她是被人从前方击中的，子弹的力道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把她重重地往门后推行了五英尺。
我不认为玛戈尔德女士忽略了这具尸体，但是她真的没怎么瞧她，而是没看见似的走了过去。也许她以前来过这儿，要么就是有人详细给她描述过这里的布局，因为她领着我轻车熟路地径直穿越了一个很大的起居室，来到了饭厅，那里有更多的尸体。
准确说来，这里的死者是一对上了年纪的男女，各自坐在餐桌的两头。他们的身体向前弯下，脸埋在汤盆里——描述得更精确一点的话，他们的脸都浸在了汤里，似乎他正要喊着“嘿，来大喝一通吧”，而她则好像要大发雷霆。
男子约莫六十多岁，白发，身上紧紧地裹着一身羊毛轻纺套装，里面穿着白衬衫，衣服上坠着发亮的黑色流苏，脚蹬平底便鞋，左脚边的地板上放着一只昂贵的黑色公文包，似乎马上就要去上班的样子——如今看来他是再也不用去上班了。女人跟他的年纪差不多，红发，蓝色丝质睡袍下是粉红色的睡衣。连睡衣的穿着也如此艳丽，似乎她挺期望在陌生人面前吃东西——可是从此景来看，那个突然闯入的陌生人显然不会是善意的来访者。
玛戈尔德探员径直走向男受害人的尸体，轻轻碰了一下他的脖子，又转身回来。
我注意到在我们右边，大概在屋子角落的地方，有两个办事人员正无所事事地靠在墙上，不过也许他们也不想如此碌碌。玛戈尔德对他们说：“什么……也许要两个小时？”
两人中的胖子点了点头回答道：“一辆克莱斯勒已经在路上了，但还是……我们是30分钟前赶到的，那时他的身体还是热的，大概是6 点到7点之间死的，也许6点过一点的样子。”
她在房间里转了一圈，察看了一番。餐桌又长又厚实，完全是传统式样，大概能坐十四个人。房间很豪华，家具都很贵重。屋子的女主人在家居装饰上肯定非常讲究，因为她这里的装饰品都非常精致好看，也有可能是因为她在家装这方面咨询过专家，总之看得出她颇乐于此道。壁炉台上放置着新鲜的花束，桌子中央铺着考究的大块桌布，显示着她和丈夫最近举行过不错的宴会。
但也许他们并不是夫妇，你必须仔细地去设想一幅谋杀的场景：男死者也许是她的情人，也许是她的税务会计，也许就是杀害她的凶手本人。靠在墙上的那两位绅士依旧盯着男死者，却不怎么关注女死者。依照通常规律，所有的尸体都与犯罪有关，无关乎生，只关乎死——人人在死了之后都会变成尸体。在大多数复杂的谋杀案里，只有最主要的一具尸体是杀人者谋害的目标，其余的都是在“三错”状况下的冤死鬼——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错误的场合。我猜门厅里那个死去的姑娘会是他们的女儿。
玛戈尔德直截了当地问靠在墙上的那两个人：“谁第一个发现的？”
胖一些的那位说：“丹尼·卡沃索。他不用在泰森斯团队那里坐班。泰森斯办事处就临近这里的居住区，所以要随时待命应付各种麻烦和问题。每天早上当霍克去上班之前都有一个例行的电话检查，今天早上直到6点半那边都没有就接到任何电话，于是打电话过来询问，但是没有人应答，所以科沃索就被派往这里察看发生了什么事。
“他一个人？“
“带了助手，是他办公室里的安迪·沃舒斯基。前门没锁，他们在房间里四处搜查了一番，然后报了案。当我们赶到的时候，他们已经离开了。”
“所以他们是唯一离开这里的两个人？”
“除了凶手。”
“保持现场。严格保密。除非得到我允许，任何人不得离开。”
他回答：“知道了。”她又转回到自己正在关注的场景，留下我思量着这有趣的第五件事。也许她担心进入这房子的每个人都有可能乱走乱摸，从而把可以取证的足印和指纹弄得更加混乱，又或许我正忽略了一些重要的事。
当然了，律师们并不是辩论专家，但是八年的跟刑法打交道的日子倒还真给了我一些辩论的技巧跟洞察力。男死者头部的左边有一个小的空洞——在太阳穴那儿，那就是死亡之洞——虽然我并没有在另一侧找到子弹飞出去的洞口，但是溅在昂贵壁纸上的灰红混杂的龌龊的一团污物暗示着，子弹的确是穿过这男人的脑袋打到了墙上。我逡巡了一会儿，想像着男受害人活着时端坐在椅子上的样子。我判定枪是水平射击的，似乎凶手就是把枪抵在死者的太阳穴旁扣动的扳机。但是更有可能的是凶手采取了蹲伏的射击姿势，从一段距离开外开的枪，子弹因此是经过了一段抛物线而进入死者的头部的。女死者中弹的部位在脖子的右方靠后四分之一处。从她近处的桌面上溅开的一团脏兮兮的东西来看，凶手是不经意地站在她右后方，把枪口稍稍冲下开的枪。我又想像了一下她被打死的情形。
子弹迅速地穿过了男死者的头部，而不是像一般头部中弹的情况那样从他的头盖骨上弹开，这意味着用来打死他的武器是强有力的。从门厅那位死去的姑娘背躺着被弹开的姿势来判定，那大概是一枝口径为二十二毫米的枪。而且从男人太阳穴处的伤口来看，那枝枪的口径应该是低于四十五毫米的。
我绕过去，检视着那个男人另一侧的伤口。整一边连带他后方四分之一的头盖骨都被掀翻了，三十八毫米口径的枪根本做不到这点。除非子弹是打着旋儿射入的，或者说是被粗暴地射入头部然后突然间炸开的。子弹最终肯定是穿过这个人的脑袋射到墙里头去了——应该报告给弹道学家们，他们肯定会对这个射击例子感兴趣的。
当然，这次袭击对于餐桌两边的夫妇来说肯定是一个极大的震惊，这是显而易见的。两人都已经来不及站起来防卫，甚至来不及辨认出凶手是谁。就像这幅场景：“玛纱，能把糖递给我吗？”然后，“嘣！”——“噢！”不，实际上更有可能是这样：“玛纱，能再给我一片烤面包吗？这玩意儿味道实在棒极了。”“当然可以，亲爱的，你觉得——”“嘣！嘣！”“噢！噢！”
玛戈尔德探员现在看上去有些急不可耐了，因为在进行过一番饶有兴致的检测后，她开始问道：“地下室怎么走？”
瘦一些的那名探员答道：“饭厅后边，右手第二道门下去。本·玛卡斯已经在那儿了。”
她瞥了我一眼，简单草率地吩咐了一句：“跟我来。”
于是我就跟着她去了。
我们穿过了一条很短的通道，找到了饭厅后那个门厅右边第二道门。我一边随着玛戈尔德走着一边想，为什么情报局要插手这桩案子？这不是自找麻烦吗？往自私里想，是不是我西恩·达尔蒙特喜欢事事代权，觉得该掌控所有事务？从局里处理的一些事务呈现出的特点来看，我觉得他们要处理的事务无非是诸如夜盗、滥用药品等等。实际上，这个饭厅里发生的事就是他们要处理的事务中的一部分。在受害者和凶手间没有对话，没有关于钱的争论，没有报复的信息，没有商谈，甚至没有互道再见。
归纳同猜想一样容易误导人，但事实上执法本身几乎就相当于黑社会间的商业诡计或吸毒者之间的毒品交易。两者都认为谋杀就如同商业事务，是一种快捷有效的方式，用来处理纷争、停止合作，或开除一个表现不合格的雇员。但是黑帮只会招来联邦调查局的调查人员，毒品交易者会惹上药品管制局，而中央情报局对他们都不会感兴趣。莫非这是一次过了头的证人保护事件？我猜如果受害者就是一个国际恐怖组织进行犯罪活动时的目击证人，那么办事处肯定要力求保护他了。所以还是有那个可能性的。或者餐桌旁的那个死者就是中情局的一个雇员？也许这就是联邦探员之间一些奇特的礼节来往的体现：嘿，你们当中有个人在今天早上被人用枪狠狠地嘣了——想去看看吗？
我们走过厨房的时候，我闻到了咖啡香，还真想来上一杯。但是玛戈尔德（现在我管她叫“严肃小姐”）知道我的想法后肯定会给我一拳头。不过也许咖啡里头已经被投入了蓖麻毒素？要知道，在谋杀现场你必须十分谨慎。因此我跟着玛戈尔德探员走下台阶，来到了地下室。在台阶的最下边她大喊起来：“本！……本！……”
“来了，这儿呢！”一个声音应道。
地下室很大，天花板造得挺高，实质上是一个宽敞的大房间，四面墙都刷成了棕褐色，没有滑动门，没有另外的入口，甚至没有窗户。这里的家具比楼上稀少，而且很随意地放置着，仿佛它们根本没什么用处只是随便扔在这里似的。但是在远处的右方一个角落里我发现了一堆整齐的玩具：一列竖直堆起来的积木块、两个球、一辆玩具卡车，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
现在看来，由楼上的那对夫妻开始，展开了一条家庭关系链：他们是爷爷和奶奶，他们为史密斯·索尼亚带孙子孙女，并且记得起每一个孙子孙女儿的生日，他们的被杀也因此成为了一个偶然事件：对于一些家庭来说，这是一个悲剧，对我来说，这就是一个偶尔碰上的有趣事件。我想知道玛戈尔德此时的心情是否会反映出一些个人化的关注，于是问她：“你认识这些人吗？”
她正视我，然后说：“如果你再随便开口说话，就请滚开。”
我们真是一对冤家。
总之，我们继续一直走下去，又来到一扇门，进入了一个小房间。这里的墙壁很干，墙上涂着干净的白涂料，跟前边经过的几个房间显得不太一样——很难得，它居然一点没被破坏。
一个胖大的中年男子站在地板中央，手挠着没几根头发的头皮，我们进去的时候，他正好转过身来对着我们。这个房间里只有他一个人是活人，那么他必是本无疑了。这个房间实在够小的，而且幽暗恐怖，因为除了本之外，有十台巨型的录像监视器、一个高科技的通讯仪表盘、一张棕色的诺格海德躺椅，远处的角落里还有一张单人床，床上有一具尸体，其他地方还有两具。所有的一切都黑黢黢、静悄悄、死寂寂。
离门和我们最近的死者是一个女人，坐姿，右侧的身体上有三到四个弹孔。她坐在通讯仪表盘前的办公椅上，身体倒向左边，右手伸向仪表盘，当她被袭时她肯定是想抓住什么东西。其它的两名死者都是男性，一个二十多岁，一个三十四五，穿着皱巴巴的灰西装，身上有更多的弹孔。
两名男死者中年轻的那位已经脱掉了他的夹克衫，躺在了床上，如果你不去看他右侧太阳穴上的小洞和墙上溅着的脑部组织，他脸上的表情还是挺平静、挺满足的——尽管看上去有点奇怪。他的手臂交叉着，膝盖也交叉着；他就永远这么睡过去了，没人为他哭，哪怕抽泣一声。
第二个男死者坐在躺椅上，夹克衫斜搭在椅背上。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表情可一点都不平静，而是混合着震惊和痛苦。他的手指团成一簇抓住自己的喉咙，姿势很像门厅里那个死去的女孩，看来他也是被人击中喉部而死的。如果你还不是很清楚，那么就设想他是心脏病突发，心脏病突发而死的人姿势大体也是这样的。
又一件事引起了我的注意。床上的那个死者不但脱掉了他的外套，还除下了一个手枪皮套，是用来套格洛克自动手枪的。一副配套的枪套和一枝格洛克枪还别在他死去的同伴的身上。我撇开我的中情局雇员理论，开始学会接受过分保护证人法则。
“这些人是谁？”我问玛戈尔德。
玛戈尔德正忙着触摸那个仪表盘旁的姑娘的脖子，对我吼了声“住嘴！”，然后对本说：“跟其他人几乎是在差不多的时间死的。”
“是的。”好一会儿，他才补充道，“几乎同时。”
“用的武器是跟楼上的一样的？”
“呜……也许吧。同样的口径。我想应该是三十八毫米的。”
“大概是的。这事要保密。”
“是得保密，”他同意。又过了一会儿，他对她说，“你能把这儿回复到原来的样子吗？”
“可以吧……这很简单。前门那个死者是谁？”
“琼·蕾丝，”他补充说道，“跟我们一起有三年了。她来自明尼苏达北部地区。让我想想……她已经订婚了，本来打算下周结婚的。”
“嗯哈！霍克的司机什么时候到的？”
“每天早晨六点十五。司机名叫拉瑞·依尔伍德。拉瑞把车开到了车道上，让车停在那里，然后到前门这儿来，然后琼或别的什么人跟他换班，从这里把车开走。”
玛戈尔德探员正在检测仪表盘上的一个书写板，那好像是一个安全日志。她说：“这里有记录，六点半，依尔伍德来了。”她看着本，问他：“‘从这里把车开走’？什么意思？”
“团队每天早上都有一些常规事务。琼负责把霍克唤醒，催促他起床出门。她送他出去乘坐轿车，然后依尔伍德来接他。霍克总是在六点四十五准时坐在他的办公桌旁，即使是星期六也不例外。从这屋子里的场景来看你也会认为他在日程规划上的确非常刻板顽固……如果他哪天能够打破那刻板的日程安排，那可真是谢天谢地了。”
“所以就发生了这样的事，”过了片刻，玛戈尔德回答道，“依尔伍德——起码有人长得像依尔伍德——把车开到了车道上，来到了大门前，摁响了门铃，就在琼应门的时候，她被击中了喉部。”
本点了点头：“我刚才重放了一遍录像带。车子在六点二十开到的，正像你说的那样——迟了五分钟。你说对了，一个长得很像依尔伍德的人直接走到了前门。显然，摄像机只能拍到室外的情形。”
“是的，但是……里面发生的情形也是可以意料的。他杀了蕾丝后，就走了进来，又干掉了霍克和他太太，然后冲到了这儿，把这三个人也杀死了。”她指着那一堆监视器，“咱们来看看录像带。”
我不认为事情像她说的那么简单，但是本并没有反对，我也没有。本走到仪表盘那里，指着其中一个监视器，按了几个按钮，倒带至六点十九分的记录，按下播放键。大约三十秒后，一辆黑闪闪的林肯牌城镇汽车出现在屋子跟前，驶入了车道。
这辆汽车的窗户黑黢黢的，看不清里面。它一直开到车库门口才停下来，一个男人走了出来，来到车子前方，从车前走了过去，然后消失在镜头里，但是几秒钟后又出现在通往前门的步行道上。因为摄像机是悬挂在门前的混凝土柱子上的，所以他往门这边走的时候又拍不到他了。那么门里头发生了什么又都无从知晓了。只有从琼·蕾丝的尸体上才能猜出个大概。
司机拉瑞·依尔伍德穿着一身黑西装，是个胖大的黑人。戴着虽然难看却很受黑人们欢迎的司机帽，帽檐遮了脸。他走得很慢，几乎是拖着步子，而且肩膀在轻轻抽搐着，看上去好像他在闹胃疼，要么就是一条腿的肌肉在抽筋。要么，就可能是他像刻意藏起自己，好躲过摄像机的监视。
玛戈尔德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为她问本：“你能肯定那是依尔伍德？”
“看上去像是他。噢，我可不敢打保票。”
我插嘴道：“也许不止一个依尔伍德。”
本问她：“他是谁？”
我问他：“你是谁？”
“本·玛卡斯，”他转向玛戈尔德探员然后继续问道，“那讨厌的家伙到底是谁？”
玛戈尔德看着我：“我记得我警告过你不要随便开口讲话的。”
“对，可是刚才你知道……算了，忘了我说了什么吧。”
但是显而易见她没有忘记我说的话。她很正式地对我说：“本是特工处的……首席代表，负责白宫安全事务细节。”她抱起一只胳膊，“这所房子就在他的监掌范围内，这些人都是他负责保护的对象。”
啊，看来其中真是有内幕呢，他们肯定都知道。但我还是不清楚楼上的死者的身份，以及究竟需要我干什么——他们似乎并不欢迎我。
为了弄明白第一点，我问道：“那么楼上的死者是……霍克先生喽？”
“霍克只是一个代号。楼上的男死者是特瑞尔·贝尔克内普……白宫群英的首领。”玛戈尔德答道。显然，她不愿意再提供更详细一点的讯息。她问我，“为什么你会认为凶手有两个？”
“我说过只有两个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好吧，两个或者更多。你为什么这么认为？”
我给了她一点时间让她自己琢磨，然后我说：“你知道的，楼上的那对夫妇差不多是在同一时刻被人打死的，对吧？男的死的时候是面对着他的妻子的，右侧太阳穴中弹。从伤口的布局来看，射死他的人应该是从起居室通往餐室的入口进来的。如果这个凶手也是杀死贝尔克内普太太的人，那么她的伤口就应该是在前方，或者是在左前方的耳垂那里。但是贝尔克内普太太是面对着她丈夫的，伤口是在颈部左后方四分之一处。因此，一定是有第二个射击者从厨房到餐室的入口处击中她的。”
玛戈尔德探员点点头说：“也许你是对的。但是还有——”
“不是也许，事实就是这样。”
“好吧……”
“所以从餐室的入口进入餐室行凶的人就有两个。既然他们可以让两个人进来，为什么不可以有更多？为什么不会有三个，或者四个？蕾丝打开了前门，被射中了喉部。于是两个、三个，或者四个家伙冲进来了。一个进入了起居室，一个去厨房了，第三个或者第四个就偷偷来到了这儿。”
玛戈尔德说：“让我们来玩味一下你的理论吧。他们携带了某些联络工具——也许是收音机——照你猜测的，他们在同一时刻发起了进攻。”她走向躺椅上的死者，“他全副武装，他呢，时刻警惕，那个女孩则面对着大门口……他第一个中弹，然后是女孩，在她正去要按中央报警器之前。”她指的是通讯仪表盘前的那个姑娘。
“而那个睡着的人，他对于凶手们来说一点威胁都没有……他是最后死的。”
“不，”本摇了摇头，发话了，“覆盖住整栋房子出口的装置不仅仅有摄像机，还有监视探测器。任何人都没法掩盖自己的行踪，除非有一个人偷偷地接近了这里而没被发现。否则这场屠杀是不可能发生的。”
我思考了一会儿本的猜测，然后问道：“没有盲点吗？”
“很高兴你终于这么问了——没有。摄像机能拍摄到整个后院，以及房子的侧翼。房子前边的柱子上高悬着的那两台摄像机可以随便转动镜头，对正在接近的任何物体都能进行全景式的拍摄。”他指着监视器，“你能看见你自己——车道、草坪、前门外的街道……一切东西都能够拍摄到。”
我却注意到——“正对着房子前面的墙上有一个盲点。”
“嗯，是的。摄像机必须被固定在柱子上。但是我们注意到了这点，所以那块区域我们使用了移动传感器。”
“是激光的还是感光的？”我问道。
“激光的。我亲自检测了这里的安全装备，每五英尺就有一个监视器，确保万无一失。”
看来本没领会我的意思。于是我又问道：“如果两个或三个人同时扰乱了感光系统呢？”
“那不可能——”
“比如说，他们排成一列走，所以他们在同一时刻都被感光系统捕捉到了？”实际上，我已经知道了答案。但有时候，苏格拉底式的推论方式会更有效。
本踌躇了一会儿。然后他只能就他所知道的回答道：“从理论上说，你只能得到一次警报。”
“因此那个很像依尔伍德的人驶进了车道——一个、两个或三个其余的人跟着他躲在车里。他从车里出来了，他们也出来了。他们窝着身子，把车子当做屏障，好躲过摄像机，直到他们挪到车库门前的盲点。他们来到房屋前门的墙对面，就从那里进入——恰好是盲点的区域，然后依次紧跟着‘依尔伍德’进入。”停顿了片刻后，我又补充道，“因为来到前门这里的人们以为他们见到朝这儿来的的就是依尔伍德，他们会以为是他把移动监视器去掉的。”
房间里一下子静了下来。我问道：“这样的剧情合理吗？”
可怜的本看上去像刚刚才明白他要面临被解雇的危险了，尴尬地说：“我……我不这么认为。”
玛戈尔德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本，又看了看这个小房间里的三具尸体，说道：“本……我们最好还是检测一下。”
所以我们又回到楼上，穿过长长的走廊和宽广的门厅，越过死去的可怜的蕾丝，到达前门的入口。紧挨房屋前头的墙壁是修剪地非常整齐的灌木丛，一长列茂密的护根将灌木丛与齐整的草坪分开。但是一旦你知道自己在找什么，在看什么，花园里的护根就明显成为了遮挡你视线的障碍物。本向前弯下身子，怔住了。有好一会儿，他颇为尴尬，然而他坚持说：“这不能证明什么，应该是园丁或某种野生动物留下来的足迹。”
我向玛戈尔德建议道：“地上有脚印，你必须在下雨之前把脚印铸模。”
玛戈尔德鼻孔微张，似乎有些生气：“我知道我该做什么，用不着你来指点我。”她对那些护根骂骂咧咧的，然后指着我一字一顿地说，“能不能请你听我说几句？”
她和我一起向车道的尽头走去，一直走到本听不见我们说话的地方，她细细地打量着我，问道：“你这魔鬼一样的家伙到底是谁？”
“谁也不是。忘了我在这儿吧。好了，现在，如果你愿意让你的手下载我一程的话，我很乐意回到我自己的办公室。当然啦，希望回去的路上能有星巴克咖啡馆——到时候下去喝一杯怎么样？”
“听着，我在说正事——别告诉我你没有意识到，里头有六个人死了，其中包括白宫里办公人员的头儿。”
“我需要从这里走出去吗？”对呵，我是有点过分。也许玛戈尔德那天早上的暴躁是事出有因的，被人莫名其妙地扔进了这一堆麻烦事里，但是她也让我不得安生，而且反复折腾，弄得大家都不痛快。
她说道：“在这儿待着，别耍花招。”
既然没有告诉我到底该怎么办，看来我不得不独立思考了。我真不明白我的上司为什么会给我这样一个苦差事，如果我再在里头搅和得长一点，可真的脱不开身了。我现在知道了这个大房子里发生的事件就是一场所谓的政治暗杀。在中情局里只要提到“政治暗杀”这个词，就会人人闻之变色，汗流浃背。接下来，你就看吧，一些诸如奥利弗·斯通之流的白痴就会设置一个叫做达尔蒙特的人物，根据这件事拍成一部电影。于是我只好说：“忘掉星巴克吧，如果你对此不感兴趣的话。”
可是玛戈尔德压根没理会我，只是反复强调了这件事的严重性质。当然，我也没怎么理会她。
实际上，我已经确定这就是为什么我的上司让我低调保持身份的原因了。情报局不想介入这所房子十英里之内的范围，可事实上情报局的指挥部就在离这条大路两英里的地方——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很显然，玛戈尔德意识到她没听清楚我说的是什么，因为她咽了口口水，然后说道：“嗯，我明白了。你看……实在抱歉，请原谅我先前小小的粗鲁。”
“小小的什么？”
“好吧……我很粗暴。但那并不是我平时的做派。”
“当然，当然。你正担心着呢，所以脾气不好。你中彩了，碰上了本年度最具分量的谋杀者。局里头那些笨家伙们的头儿随时都可能亲临这里，你肯定会挨他一顿狠批的。你应该告诉他这里都发生了什么，你已经控制了整个局面。而且因为某些特殊原因没有克莱斯勒轿车光临也没有法律鉴证人员到达，第一批到达现场的人员只会站在原地背转手，什么事也不干，而本只会想方设法推卸责任，所以你突然间沮丧地发现只有你首当其冲，只有你独自揽了这摊事儿。于是我说了一些闪光又智慧的话，于是你觉得我也许对你有帮助。理所当然的，你还希望有人帮你把这个案子追踪下去。谢谢，好了，现在开车送我走吧。”
她的下巴收紧了，但她仍然保持着冷静。事实上她笑了，然后正告我：“你比我以为的还要警觉，而且你的直觉真的很棒，达尔蒙特。”
“谢谢。”
“但是你不可以离开。”
“别来命令我，还是把这话告诉外头这些讨厌的中情局人员吧，以及里头的那些同样讨厌的联邦调查局人员。他们都是你的人。”
我把身子转了个圈，准备走了，她却警告道：“你就这么迈开步子要走了？不想知道罪犯们留下的通知吗？”
我停下了，但是没有回头。我知道我不能停下，但是你知道该怎么做不见得你就会那么做。我已经感觉到她的目光如芒刺在背。
她继续说道：“是在门厅那个昂贵的大箱子里找到的。里头入口出的同事们会迅速把它们弄到我们的实验室去做分析。”
好吧，现在我只有一毫秒的时间做决定——难道我真的很想知道那个通知是什么吗？这里是华盛顿，是一个你不熟悉的地方，知道什么或不知道什么对你来说都没有危险。但是看见了那些尸体后，我已经非常好奇了——也许还是知道点儿什么好。天哪，现在我是进退维谷了。
太迟了，她解释道：“我从电话那头听到他们给我读这条通知，那些句子可以理解成为：这场屠杀就是一次警告。‘你不能阻止我们。接下来还会有人死，总统先生也将在两天后从人间消失。’”
“消失？”
“那是他们的话，不是我的。”
把那让人讨厌的措词放在一边，我开始没得选择了。暗杀也许是外国恐怖组织干的，那就势必会牵扯上情报局，因此我就必须待在这儿，否则就会有大麻烦。或许他们是一帮国内的白痴，对情报局来说就意味着这是一件国内的刑事案件，那么我待在这里还是会有麻烦。唯一的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有人想法绕过了这所房子里的安全装置，杀死了里头的六个人，然后抄小路离开了这里。这些家伙真是非常强悍，训练有素，足够大胆也足够机灵。实际上，总统太太也许正在考虑要征召一个能干的临时保护小组来保障总统先生的安全，而且雇佣金还不能太贵。
玛戈尔德跟我想的一样，她说：“这件事说不定不是国内的家伙们干的。咱们都从此跟它脱不了干系了。”
还不至于如此吧，至少，现在还不至于。
她补充道：“局长随时都有可能亲临这里。他很信任我，期望能听到一个全面深入的概述。他不是那种会让你失望的办事敷衍塞责的人。咱们回去开始工作吧。”
“好的，我就在这里随时等候询问。”我这么想着，说道，“实际上我不会待在这儿太久，一旦你老板出现，我就立马走人。”
她点了点头，再没说话。
回过头来再想想，我实在该听取那句古老的箴言：千万不要两条腿同时踏进一条河流里。但是已经太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