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警官在一个星期中第一次步履轻盈，满面春风地走进他在总部大楼的小办公室，轻松地把外套扔在一把椅子上。
这是一个星期一早晨。他握着手，哼着歌曲《纽约人行道》，很随便地坐在桌子后面，快速地过了一遍桌子上成堆的信件和报告。他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口头陈述各项指示，并给侦探局的各个下属部门的办公室打了一遍电话，又简略地研究了速记员放在他面前的一些报告，最后按了一下他面前的一排按钮中的一个。
维利马上出现了。
警官温和地说：“你好，托马斯，今天早上天气真好，你怎么样？”
维利让自己严肃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很好，警官，你呢？星期六晚上你似乎心情不是很好。”
警官轻声笑着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托马斯，我的小伙子，迪居那和我昨天去布朗克斯动物园了，我们在各种动物中高兴地玩了四个小时。”
维利粗声说道：“我肯定你的小豆子总算是找着同类了，尤其是在猴子中。”
警官反驳维利：“不，不，托马斯，不要错怪了迪居那，他是个小自大狂，很聪明，将来会成为一个人物的，不要忽视我的话。”
“迪居那？”维利著有所思地点点头，“我猜你是对的，警官，我会助那个孩子一臂之力的。今天是什么任务？”
“今天有很多任务，托马斯，”警官神秘地说，“昨天早上我给你打完电话后，你找到迈克尔斯了吗？”
“当然了，警官。他已经在外面等了一个多小时了，他来得很早，皮格特和他在一起，皮格特已经跟踪他很长时间了，让他十分恼火。”
奎因笑了，说：“是吧，我总是说只有傻子才会当警察。让这只羊羔进来吧。”
维利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就把又高又胖的迈克尔斯带进来了，这个费尔德的手下穿戴得很正式。他似乎很紧张，放不开。
警官示意迈克尔斯坐到他桌子边上的一把椅子上，然后对维利说：“现在，托马斯，你现在可以出去了，把门锁上，如果局长来了也不要让他打扰我。明白了吗？”
维利收敛了好奇的目光，低声咕哝着什么离开了，过了一会儿，门上的磨砂玻璃上出现了一个高大的身影的轮廓。
半个小时到了，维利被他的上司用电话叫到办公室，他打开了门，在警官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个打开的廉价的方型信封，里面的一张信纸隐约可见。迈克尔斯站着，面色苍白，不停地发抖，他的两只大手不停地揉他的帽子。维利敏锐的目光注意到这个人的左手的手指头上有一个很大的墨水印。
警官和气地说：“你要好好照顾迈克尔斯先生，比如说，今天带他去玩。你肯定能找到一些事情做，看场电影什么的，任何时候都要客气对待迈克尔斯先生，一直到我叫你。”说着，警官转向这个大个子，“迈克尔斯，你不要和任何人交谈，你听见了吗？只要你和维利警官在一起，好好玩儿就行了。”
迈克尔斯忧郁地低声说道：“警官，你知道我是诚实的，你不必——”
警官打断他道：“只是预防，基本预防，好好玩儿吧，孩子们。”
两个人离开了，奎因坐在桌子旁，斜靠在转椅上，若有所思地拿起他面前的信封，拿出那张廉价的白纸读了一遍，脸上露出一丝微笑。
信的内容既没有日期也没有落款，开始的很突然。
“写者是查尔斯·迈克尔斯，我想你认识我，我在这两年多一直是蒙特·费尔德的得力助手。咱们还是直截了当吧，上星期一晚上你在罗马剧院杀了蒙特·费尔德。蒙特·费尔德在星期天晚上告诉我他要和你在罗马剧院见面，我是惟一一个知道这件事的人。而且我也知道你为什么要杀他。你把他干掉是为了得到他帽子里的纸条，但是你不会知道他帽子里的纸条不是原始的。为了向你证明这一点，我在信里加了一张蒙特·费尔德保存的内里·约翰逊的证词。如果你从蒙特·费尔德帽子里得到的纸条还在，就拿它和这张对比一下。你会看到我给你的是真货，剩下的真货我已经妥善保存好，你永远也不会找到它们。我敢说警察正在绞尽脑汁地四处寻找他们。如果我走进奎因警官的办公室，把这些东西交给他，然后告诉他我的小故事，你觉得怎么样。
但是我会给你一次机会，你可以买回这些纸条，你可以带二万五千元现金到我指定的地方，然后我会把那些纸杂交给你，我需要钱，而你需要那些纸条和我的沉默。
明天，也就是星期二晚上十二点，咱俩见面，在中央公园西北角的第五十九街和第五大道的拐角处起的人行道的第七把椅子。我穿一件灰色外衣，带一项灰色的低檐帽。你要对我说‘纸’。这是你能得到这些纸条的惟一的方式，不要在约定时间前找我，如果你不在，我知道我该做什么。“
签名查尔斯·迈克尔斯的字体潦草，拥挤。奎因警官叹了一口气，舔了一下信封的封口，把信封了起来。他注视着信封上用同一字体写的名字和地址，他不紧不慢地把一张邮票贴在信封一角。
他按下另一个按钮，让瑞特侦探进来。
“早上好，警官。”
“早上好，瑞特，”警官沉思着掂量着手上的信封，“你现在在做什么？”
瑞特侦探慢慢地来回走动，说：“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我要一直帮助维利警官到星期六，但是今天上午，我没有任何费尔德案件的任务。”
警官忽然笑了：“那好，我给你一项小任务，”他把信递给瑞特，瑞特疑惑地接过信。警官接着说：“给你，我的孩子，到第一四九街和第三大道的拐角把信投进最近的一个邮箱。”
瑞特用手挠挠头，两眼直盯着警官，最后终于把信放入口袋，转身离开了。
老警官满意地揉了揉鼻子。
第廿一章 逮捕罪犯
十月二日，星期二晚上，到整十一点半的时候，一名高个子的男子穿着一件黑色外套，带着一项黑色软帽，衣领立着以挡夜晚的寒风，快步走出第五十三街靠近第七大道的一家小旅馆的大门，疾步走上第七大道，向中央公园走去。走到第五十九街的时候，他向东转，沿着空无一人的大街走向第五大道。当他到达第五大道中央公园入口处圆形广场的外面时，他停了下来，站在一个水泥街柱的阴影后，懒洋洋地向后靠着。当他点烟的时候火柴光照亮他的脸，那是一张老人的脸，有少量的皱纹，上嘴唇上有灰色的但不齐的胡子，帽子下面露出一撮灰色的头发，火柴光开始闪动。他静静地靠在水泥柱上，双手插在外衣兜里，吹着烟头冒出的烟，机敏的观察者可能会发现，这个男子的手指头在轻微地发抖，穿着黑色皮鞋的双脚胡乱地敲打着地面。
当他的烟烧完以后，他扔掉烟头，看了看手表，表针指向十一点五十。他不耐烦地低声咒骂着，走进了公园的大门。
当他走上石头小路的时候，圆形广场边上的弧光灯变暗了。他似乎还没有决定行动的方向，忽然犹豫了，他环视了一下周围，思考了一会儿，然后走到第一把长椅前重重地坐下，就好像一个劳累了一天的男人想要在公园的黑暗和安静中休息一会儿一样。
他的头慢慢地垂下了，手指头也慢慢变软了，他好像已进入梦乡。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没有人从这个坐在长椅上的黑衣男子身前经过。在第五大街上汽车呼啸而过，广场上交通警察尖锐的哨声使空气变的更冷。冷风飕飕地吹过树梢。从公园的阴森的角落里传出一阵女孩的清晰的笑声——柔和，但很快就消失了，在寂静的黑夜里显得十分刺耳。时间似乎凝固了，那个人已经陷入沉睡。
当临近的教堂的大钟开始十二点报时的时候，这个人的身体开始紧张起来，等了一会儿后，猛地站了起来。
他并没有向入口走去，而是转身走上了人行道，他的双眼在帽檐和衣领形成的阴影中闪动着探询的目光。他匀速平稳地走着，好像在数着长椅，二——三——四——五——他停住了。在前方不远处的朦胧的黑暗中，他隐约地认出了一个灰色的人影坐在一个长椅上。
这个人继续慢慢地走着，六——七——他没有停继续径直向前走，八——九——十——这时他才转身往回走，这时他的脚步更轻盈而明确，他快速地走近第七把长椅，停了一下，然后好像下定了决心，走到那个隐约身影坐着的地方坐下。那个身影低声咕哝着什么，挪了一下为新来的人让地方。
两个人沉默地坐着，过了一会儿，黑衣人把手伸进外套兜里，掏出了一包烟。他点着一根烟后，又举着燃着的火柴住了一下，借着火柴的光，他悄悄地打量了一下他身边的人。但是他什么都没有看到，那个人和他一样挡得严严实实。火柴灭了，两个人又一次被黑暗包围。
黑衣人好像已经下定决心，他向前探过身去，重重拍了一下对方的膝盖，然后以低沉粗野的声音说了一个词“纸”。另一个人马上活了起来，他半转过身体，打量着他的同伴，然后满意似地低声说着什么，并小心地向后仰，离开黑衣人。他把带着手套的右手伸进外衣的右边口袋里，而黑衣人着急地向前弯着身体，两眼发亮。另一个人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个什么东西，紧紧抓在手里，然后这只手的主人做出了一件惊人的事，他突然跳了起来，并向后跳离黑衣人，同时，他向目瞪口呆的弯着身体的黑衣人伸直了右臂。从对面的路灯发出的断续的光芒照亮他手里的东西——一把左轮手枪。
黑衣人惊叫了一声，像猫一样跳了起来，他的手像闪电一样迅速地伸进外衣口袋，他怒视着眼前的紧张的身影，根本没有看指向他的心脏的手枪。
但是随着事情的发展，一个在空旷的空间和寂静的黑暗中的平静的情节忽然魔术般地变成紧张激烈的一幕，人声嘈杂，一片混乱，长椅后几英尺远的灌木丛中忽然出现了一群拿枪的男子，在人行道的另一头又出现了另一群拿枪的男子并向这两个人跑过来，同时从人行道的两头，大约一百英尺远的公园入口处和另一端的公园内部，跑来一些警察，挥舞着手中的左轮手枪，这四群人马上就要接触了。
从长椅上跳起并掏枪的人并没有等待增援的人到达，在他的对手把手伸进外衣口袋的时候，他瞄准并开火了。枪响了，公园里回荡着枪声。一簇橘黄色的火焰射进黑衣人的身体，他向前歪了一下，痛苦地抓住自己的肩膀，他的膝盖发软，摔倒在地上，手还在口袋里摸索。但是人们已经制服他了，他的胳膊被抓住，动弹不得。人们就这样扭着他，直到身后响起一个清脆的声音：“注意他的手，孩子们。”
理查德·奎因警官挤进人堆，轻蔑地看着地上抽搐的那个人。
“把他的手拿出来，维利，轻点儿，抓紧他的手，抓紧，不然他会刺你的。”地上的人在不断地挣扎，维利警官用力抓住他的手，小心地拿出来，手里什么都没有，大伙放松了，两个人迅速给他带上手铐。维利想要检查他的口袋，警官马上制止他了。他弯腰仔细搜查了一遍那个人。
然后，警官异常谨慎地把手伸进那人的口袋摸索着，抓住了一个东西，小心地拿
第廿二章 对整个案件侦破的解释
奎因警官坐在他的起居室的写字台前，在一张信头为“THE奎因S”的又长又窄的信纸上急速地写着什么。现在是星期三早上，一个天气相当好的早晨，阳光从天窗直射进来，隐约可听见楼下第八十七街上传来的悦耳的声音。警官穿着睡衣和拖鞋，迪居那在忙着收拾桌上的餐具。
警官写道：
亲爱的儿子
我昨天晚上给你发电报的时候，案子已经结束了。我们用迈克尔斯的名字和笔迹作为诱饵顺利地抓住了斯蒂芬·巴里，我必须为这个计划的心理战术的成功而庆祝，巴里像许多其他罪犯一样在绝望的情况下认为他不会因为重复一次伎俩而被抓获。我不想告诉你我现在有多么疲劳，而且有时是多么不喜欢这项抓人的工作。
每次当我想到那个可爱的女孩弗朗西斯必须面对最爱她的人是个谋杀犯的事实……啊！这太不公平了，太冷酷了。当然我对她的不幸也多多少少负有责任。刚才伊维斯·波普在听说了这个消息以后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表现得很大度。我希望我能为他和弗朗西斯做点事。我们——
这时门铃响了，迪居那快速地擦了一下手，跑去开门。地区检察官辛普森和蒂姆·克洛宁兴奋地走了进来。奎因用一个笔记本把信纸盖上。
辛普森高声说道：“奎因，你这个家伙，祝贺你，看了今天早上的报纸了吗？”
克洛宁笑着说：“像哥伦布一样伟大。”他举起一份报纸，上面以头版头条报道了抓获斯蒂芬·巴里这件事。警官的照片被印在了很醒目的地方，标题“奎因警官的殊荣又增加了一项”，整整印了两行。
然而，警官似乎并不受影响，他示意让他的客人坐下，要了咖啡。他似乎对费尔德案一点也不感兴趣，开始谈论改变某些警察局的人员配备的计划。
辛普森不满地叫道：“看看这里，你怎么了，奎因，你应该高兴啊，但你好像受到什么挫折了。”
警官叹了一口气说：“不是的，因为只要埃勒里不在身边，我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说实话，我希望他现在在这里，而不是在可恶的缅因州的森林里。”
两个人笑了。迪居那端上了咖啡，老警官非常喜欢他做的面点。克洛宁拿着雪茄说：“我开始只是想进来表示敬意，警官，但是我对这个案子的某些细节很迷惑。我对整个调查都不清楚，只是在来的路上从辛普森那里了解了一些片段。”
地区检察官插话说：“奎因，我也一头雾水，我想你能给我们讲讲这个故事吧。”
警官苦笑着说：“为了给我自己一点面子，就当成是我完成了大部分工作，但事实上，整个计划的最关键最智慧的部分是由我的儿子埃勒里想出来的，他是个非常机敏的孩子。”
辛普森和克洛宁都准备好了，警官吸了吸鼻子，然后靠在他的扶手椅上。迪居那安静地坐在一个角落里，竖着耳朵听。
警官说：“在叙述这个案子的时候，我可能要经常提到本杰明·摩根，他在这一切中都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亨利，请你记住，不管我说起摩根的什么事，都仅限于他的职业情况和社会状况。我已经有蒂姆的沉默的保证了。”
两个人都没有说话，点点头。警官继续说道：“每一个案件调查的开始都是找犯罪动机，这一点我不用解释了。很多时候，只要知道了犯罪的原因，就可以一个个地排除嫌疑犯。在这个案子中，很长时间都找不到犯罪动机。曾经有一些暗示，比如，本杰明·摩根的故事，但这些都不是决定性的。费尔德曾经长期勒索摩根，先生们，你们可能了解他的其他方面的社会活动，但对这一点可能不太了解。似乎勒索可以作为犯罪的动机，即杀人以摆脱勒索。但是又有一些事情可以作为犯罪动机，比如，费尔德曾经把一些罪犯送上法庭，这使报复成为一种动机，或者他的犯罪组织的某一成员也有可能，费尔德有很多敌人，毫无疑问，也有很多朋友，但是这些人也仅仅是由于受他所控制，有很多人，有男人也有女人，都有谋杀这个律师的动机。因此，那天晚上在罗马剧院，有很多其他的急迫的事情要去解决，我们就没特别注意动机问题。但它是背景问题，随时都会起作用。
“但是记住这一点。埃勒里和我最终决定是勒索，因为勒索的可能性最大，如果是勒索，那么在费尔德的个人物品中肯定会有一些信件能有启发性。我们知道摩根的信是存在的。克洛宁坚持说他要找的肯定在某个地方。所以我们必须经常警惕地注意各种信件，这些信件有可能是也有可能不是破案的关键。
“同时在查找各种文件的时候，埃勒里注意到在费尔德的个人物品中有很多关于笔迹分析的书。我们认识到，费尔德有一次勒索的确凿证据（摩根案）并有多次勒索的嫌疑，而且对笔迹分析很感兴趣，那他完全可能是一个会伪造笔迹的人。如果是这样，并能解释得通的话，那么这意味着费尔德经常伪造原始勒索信，他这样做的惟一原因是保留原始勒索信，以反复进行勒索。毫无疑问，他和黑社会之间的联系使他掌握了勒索的技巧。后来我们确定勒索为犯罪的动机。但是我们还记得当时以勒索为动机使我们失去了方向，既然我们的任何一个嫌疑人都可能是被勒索对像，我们就不能确定其中哪一个是凶手。”
警官皱起眉头，调整了一下坐的姿势。
“但是我在使用这一解释时方向错了，它只能向你说明一个人的习惯是怎么指挥他的行为的。我太习惯从动机查起了。但是在调查中只有一件事情是引人注目的，它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线索，我宁可不称它为线索，我指的是丢失的帽子。
“不幸的是，我们在星期一晚上在罗马剧院急于马上进行质询，而忽视了帽子丢失的重大意义。并不是从一开始，因为它太远，我们就没有注意它。我在检查尸体的时候，它是最先引起我的注意的事之一，对于埃勒里，在他一进入罗马剧院弯腰看尸体的时候，他就注意到了。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我们有成百的细节要注意，成百的问题要问，成百的命令要发布，有成百的矛盾和可疑的发现要排除。所以像我说的，我们在无意中失去了最好的机会。如果我们当时在现场充分分析了帽子丢失的意义，可能当天晚上我们就破案了。”
辛普森笑着说：“但毕竟也不长，你这个火药桶，现在是星期三，谋杀发生在上个星期一。只有九天时间，你那么苛刻干吗？”
警官耸耸肩：“但是如果当时注意了，就会大不一样了。最后，我们终于认识到帽子的重要，首先我们问自己：帽子为什么被人拿走了？似乎只有两个答案成立，首先帽子本身可以作为指控的证物，第二，帽子里面藏有罪犯想要的东西，为它才发生了谋杀。最后证明都是对的，帽子本身可以作为指控的证据是因为在他里面的皮制汗带上有斯蒂芬·巴里的名字，墨水极难抹去，而且帽子里有罪犯最想要的东西——勒索信，当时他肯定想那些都是原始信件。
“我们虽然没有得出更多的结论，但我们找到了切入点。当我们星期一晚上离开罗马剧院并下令关闭剧院的时候，我们在搜查中没有找到丢失的帽子。我不知道帽子是被秘密的带出了剧院，还是还藏在剧院里，我们没有找到。第二天，我们再来到罗马剧院的时候，我们就完全明确了蒙特·费尔德的帽子的去向，它不在剧院里这点是可以肯定的。因为星期一晚上剧院就被封了，所以帽子在案发当晚就被带出了剧院。
“他只有在观众散场的时候才能把帽子带出剧院，因为在此之前所有的紧急疏散门都是关着的，或有人守卫。左边过道最先有杰斯·林奇和埃琳娜·利比，然后是领坐员约翰尼·蔡司，最后是我的一个警员。左边过道除了剧院大门，没有紧急疏散门，而且整个晚上都有人站在门口，所以帽子不可能从这里带出去。
“从这里继续想，费尔德的帽子是一顶礼帽，但整晚都没有人不穿礼服却带着礼帽走出剧院。这一点我们看得非常清楚。所以拿走帽子的人肯定穿着晚礼服。你们肯定会说，策划这次谋杀的人肯定会不戴帽子来到剧院，然后作案后不用再处理多出的一顶帽子。但如果你想一想，你应该明白这是很不可能的。如果他不带帽子进入剧场，他会非常引人注目的，尤其在进入剧场的时候。当然这只是一种我们应该记住的可能性。但是我们推测，能如此不留痕迹作案的罪犯肯定要避免一切可能引起人注意的机会。埃勒里推断罪犯事先没有意识到费尔德的帽子的重要性，但如果是这样，罪犯不戴帽子进入剧场的可能性也不大。我们认为如果他戴着帽子进来，他必须在第一幕休息的时候把帽子处理掉。就是说，在作案之前。而埃勒里的‘罪犯预先不知道帽子的重要性’的推论使得这一点也不成立。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罪犯就不会意识到在第一幕休息的时候把帽子处理掉。从各种角度，我们都认为比较合理的假设就是罪犯把他的帽子留在剧院里，而那帽子是一顶礼帽。这一切都还合理吗？”
辛普森承认：“似乎很合逻辑，但很复杂。”
警官恨恨地说：“你还不知道有多复杂呢，我们还必须要同时想着其他的可能性，比如带着费尔德帽子走出剧院的人不是谋杀犯本人，而是罪犯的同谋。我们继续往下想。
“我们要问自己的下一个问题是：罪犯留在剧院里的帽子到哪里去了？他是怎么处理它的？这对我们来说简直是一个谜，我们已经里里外外搜了个遍。我们曾经在后台找到一些帽子，但是衣柜管理员菲利普斯夫人说那些都是各个演员的个人物品，但其中没有一件个人物品是礼帽。那么，谋杀犯留在剧院里的帽子哪里去了？埃勒里凭他一贯的机敏找到了事情的关键。他问自己：”既然罪犯的帽子肯定在这里，而我们又不能找到任何突出的、引人注目的礼帽，那么我们要找的礼帽肯定看上去非常普通。‘很简单吧，可笑的是，我自己都没有想到这一点。
“哪些帽子是不引人注目的呢——看上去很普通，放在一个普通的地方，不会引起任何怀疑。罗马剧院所有的服装都是租用李·布伦的，答案很简单，是用做演出目的租用的礼帽。这样的帽子会在哪里呢？或者在演员的更衣室里，或者在后台的普通衣柜里。当埃勒里推论到这儿的时候，他把菲利普斯夫人带到后台检查了演员更衣室和衣柜间里所有的帽子，所有的帽子都有记录，没有丢失，每一顶帽子的内衬上都贴有李·布伦的标记。费尔德的帽子是一个布朗·布鲁斯牌的，它并不在这些道具帽子中，也不在后台。
“既然星期一晚上没有一个人多拿着一顶帽子走出剧院，而蒙特·费尔德的帽子毫无疑问在那天晚上被拿出了剧院，那么我们就可推断出，谋杀犯的帽子在剧场被封了以后一直留在剧院里，在第二次搜查的时候，也还在那里。现在在剧场里惟一能找到的礼帽就是道具礼帽。所以谋杀犯自己的帽子肯定是一顶后台的道具帽子，因为他只能戴着费尔德的帽子离开剧院。所以我再重复一遍，只有这些帽子能利用。
“换句话说，后台这些帽子中有一顶是属于一个穿着晚礼服的男子的，而他在案发当晚带着费尔德的帽子离开剧院。
“如果这个人是谋杀犯，那我们调查的范围就缩小到了一个非常小的范围，他只能是剧组里面的男性成员，他在案发当晚是穿着晚礼服离开的，或者是一个与剧院联系很密切的人，当时他也穿着相似的服装。如果是后者，那他应有三个条件：－，他有一顶道具礼帽能留在剧院；二，可以不受限制地进入衣帽间和更衣室；三，有机会把他的帽子留在这两个地方。
“现在我们来看看后者的可能性，一个与剧院联系密切但不是演员的人，”警官停了一下，深深地吸了一下他的精致的小盒里的鼻烟，“后台的工人可以排除，因为在案发当晚他们没有一个人穿着晚礼服，所以也就不可能戴着礼帽走出剧院。收银员，引坐员，门卫和其他低级雇员都因为同样的原因被排除，广告策划哈里·尼尔森也穿着普通的便装，经理潘泽穿着晚礼服，但是我量了一下他的头的尺寸，六又四分之三，一个非常小的尺寸，费尔德的帽子的尺寸是七又八分之一，所以他不可能戴着费尔德的帽子，而且他是在我们离开剧院后离开的，在我出来的时候，我明确地告诉托马斯·维利不能排除潘泽，要像调查别人一样调查他。我在那天晚上早些时候，出于职业习惯在潘泽的办公室检查了他的帽子，是一顶圆礼帽。维利随后报告说，潘泽戴着他的圆礼帽离开了，没有拿任何其他帽子。如果潘泽是我们要找的人，即使尺寸不合适，他也应该拿着费尔德的帽子离开，所以如果他戴着圆礼帽离开，可以肯定他没有拿走费尔德的帽子，因为剧院在他离开后马上就关门了，一直到星期四早上我亲自来检查的时候，这段时间我安排的监视人员没有看到任何人员进入剧院。从理论上讲，潘泽和任何其他的罗马剧院的员工如果能够把帽子藏在剧院里，那么他们都有谋杀的嫌疑，但这一点也被否定了，因为我们的官方建筑顾问埃德蒙·克鲁明确地声明：罗马剧院里没有任何可以藏东西的隐蔽的地方。
“排除了潘泽、尼尔森和剧院员工以后，就剩下剧组成员了。我们是如何把调查的范围一步步缩小直到巴里呢？让我们继续想。这个案子的最有趣的部分是一系列复杂又惊人的推理，这种推理使我们完全凭借逻辑判断得出了结论。我说的是‘我们’，其实我应该说埃勒里。”
克洛宁笑着说：“对于一个警方警官来说，你真是一个谦虚的人，这真比侦探小说还要吸引人。我现在应该去上班了。但是我的老板似乎和我一样对这个案子感兴趣，警官请继续说，”
警官微笑着，继续说道：“我们把调查范围缩小到剧组成员，这回答了我们一个问题，你曾经碰到过这个问题，而且我们从一开始就被这个问题所困扰。我们从一开始就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个剧院被选做这个秘密交易的场所。你们想一想，一个剧院和其他正常的环境相比有许多不利的地方。只举一个例子，要多买一些自己座位周围的座位票以使自己周围的座位是空的，以保证交易的秘密性。和其他的更加方便的交易场所相比，在剧院找麻烦真是很傻。剧院没有光线，又非常安静，任何不正常的噪音和对话都是很清晰的。观众从始至终都是个危险，这点显而易见。但是当你意识到巴里是剧组成员后，这一切都自动得到解释了。从他的角度来讲，剧院是一个理想的场所，因为当在剧场里发现一个尸体的时候，谁会去怀疑台上的演员呢？当然费尔德同意了，从来没有怀疑过巴里的想法，所以自己导致了自己的死亡。即使他稍微有一点怀疑，你们肯定记得他很擅长于和危险人物打交道，所以可能感觉有能力保护自己。这可能导致他的过分自信，我们当然无从知道了。
“让我们再回到埃勒里身上，我最喜爱的儿子，”警官又一次干笑着继续说道，“除了所有这些关于帽子的推理之外——事实上是在所有这些推理完全出来之前——埃勒里对在伊维斯·波普家里进行的会面的气氛有了一点启示，费尔德在过道里并没有骚扰弗朗西斯·伊维斯·波普，只是有骚扰的倾向，埃勒里认为在这两个相差很远的人之间存在某种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弗朗西斯必须意识到这一点，他认为以前她从来没有见过费尔德，也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我们必须相信她，因为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她。这种可能的联系可能是斯蒂芬·巴里，斯蒂芬·巴里和费尔德认识而弗朗西斯不知道。比如，如果在星期三晚上费尔德和斯蒂芬·巴里在剧院有约会，但他忽然看见了弗朗西斯，在他处于半醉的状态的时候，他有可能会去接近她，尤其是因为他和斯蒂芬·巴里之间的事情和弗朗西斯有很紧密的关系。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都能从报纸的报道中看到她，所以他肯定能认出她，她是一个知名度很高的女性。费尔德出于商业目的也要非常了解弗朗西斯的外表和性格。但是对于费尔德、弗朗西斯和巴里之间的三角关系，我们等一会儿再谈论细节。巴里已和弗朗西斯订婚并通过照片和各种新闻手段公开宣布自己为弗朗西斯的未婚夫，这就很好地回答了问题‘为什么费尔德骚扰弗朗西斯？’。
“另一个关于弗朗西斯的令人困惑的事实是在费尔德的衣服里发现的她的钱包，合理的解释是当酒醉的律师向她走近的时候，她由于本能的紧张而把钱包掉在了地上。后来杰斯·林奇的证词证明了这一点，他说他看到费尔德捡起了一个钱包。可怜的姑娘，我真为她感到难过。”警官叹了一口气。
警官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我们再回到帽子上来，你可能会注意到我们总是要提到那顶破礼帽，我以前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案子，一个单一的事实能在调查的各个方面都起决定性的作用。现在请记住这一点，整个剧组只有巴里一个人在星期一晚上穿着礼服戴着礼帽离开剧院。星期一晚上，埃勒里在散场的时候站在大门口观察，他机敏地注意到除了巴里以外剧组其他成员都是穿着便装离开剧院的。事实上，后来他在潘泽的办公室里向辛普森和我提起过这件事。但我们谁也没有认知到它的重要性，因此巴里是剧组里惟一一个可能拿走费尔德帽子的人。你们想一想就会发现，通过埃勒里的帽子推理，我们就可以透过层层迷雾把巴里确定为嫌疑犯了。
“我们下一步要做的是看演出，星期四埃勒里做出了关键的推论，当天晚上我们观看了演出，你们能看出来为什么，我们想要看看巴里在第二幕是否有时间进行犯罪。令人惊奇的是剧组所有的人只有巴里有时间，他在第二幕开始的时候有很短一段戏，然后就离开舞台了，时间是九点二十，直到九点五十他又回到舞台上，直到这一幕结束。这是毫无疑问的——固定的时间表，其他演员有的一直在舞台上，有的上下台间的时间间隔极短。这就意味着星期四晚上，也就是五天以前，我们就已经破了这个案子。整个案子结案用了九天。但是确定了罪犯的身份并不意味着就能把他送上法庭。你们等一会儿就会知道的。
“谋杀犯要一直到九点半左右才能进入剧场，这一点解释了为什么LL三十二左和LL三○左两张票的时间不一至。巴里和费尔德不同时进入剧场是有必要的。费尔德和巴里进入剧场的时间间隔不能太小，甚至要晚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隐蔽性对于巴里来说太重要了，费尔德心里也明白我们就当他明白隐蔽的必要性。
“当我们星期四晚上确定巴里为嫌疑犯的时候，为谨慎起见，我们决定对剧组其他成员和后台工作人员进行质询。我们当然想知道是否有人实际看到了巴里离开或回来，不出所料，没有人看到。每一个人都在忙着演出，上装，或在后台工作。我们是在那天演出后进行的这次调查，当时巴里已经离开了剧院，这次就确定无疑了。
“我们向潘泽借了一份座号图，有了这份图，再加上我们在星期四晚上第二幕后对左侧过道和后台更衣室的布局所做的检查，我们就能描绘出谋杀是怎么进行的。”
辛普森激动地说：“我一直特别想知道这一点，毕竟费尔德不是傻子。巴里肯定很狡猾，奎因，他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每一个谜在你知道答案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很简单，”警官说，“巴里在九点二十的时候就可以自由活动了，这时他马上进入更衣室，快速地给自己的脸做了彻底的伪装，穿上一件披风，戴上礼帽，你们都记得他的礼帽是晚礼服的一部分，然后溜出更衣室，进入过道。
“你们肯定不知道剧院的地形，在后台对着过道的一侧有很多层，都是更衣室，巴里的更衣室在最下面一层，直对着过道，有一个铁梯子通到人行道上。
“他从这个门离开更衣室，走过漆黑的过道，这时剧院的旁门是关着的，他走到街上。他知道这时过道的一头是没有门卫的，而杰斯·林奇和他的‘女孩’也没有到，真是很幸运。然后他厚着脸皮从正门入口进入剧场，就好像他是一个来晚了的客人一样。在门口地出示了门票LL三○左，他裹在大披风里，当然也化了装。进入剧场的时候，他故意扔掉了票根。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明智之举，因为他想如果票根被找到了，也只能认为它是一个观众的。而不会怀疑到舞台上。而且如果他的计划落空了，从他的身上搜出了那张票根，那将是铁证。从各个方面考虑，他认为他的做法既可以转移注意力，也有保护性。”
克洛宁提出了疑问：“但他是如何不经过引坐员而走到座位上的呢？”
警官回答道：“他并不想惊动引坐员，他原本希望趁着演出进行，剧场里一片漆黑的时候不等引坐员走上来就坐到最后一排，也就是最靠近门的一排的座位上。即使引坐员上来迎接他并把他带到座位上，由于他伪装得很好，再加上剧场里的漆黑，他也不会被认出来。即使事情发展到最坏的一步，对他所能回忆起来的也只是‘一个体型普通的陌生男子在第二幕的时候进入剧朝。实际上，引坐员马奇·奥康奈正幸福地和他的情人在一起，没有去接触他，所以他没有被人注意到就来到费尔德旁边的椅子旁。
“请记住我刚才告诉你的这些事情并不是推理或调查的结果，”警官清了清发干的嗓子继续说，“我们不可能查出这些事实。巴里昨天晚上的供词说出了这些。既然已经知道了巴里是凶手，我们当然能把整个过程推出来。如果你了解罪犯，这是很简单的一件事。但这没有必要，是不是听起来像是为埃勒里或我找借口？”老警官微微笑了。
“当他坐在费尔德旁边的时候，他已经有了详细的行动计划，不要忘记他的时间非常有限，不能浪费一分钟的时间。另一方面，费尔德也知道巴里要马上回去，所以他也没有拖延。巴里告诉我们，他曾经以为和费尔德交易要费一些周折，但事实上并没有他想像的那么困难，费尔德对巴里的建议非常顺从，可能是因为他喝醉了并想马上得到这一大笔钱。
“巴里开始要那些信件，费尔德狡猾地要求巴里先把钱拿出来，巴里给他看了一个装满钞票的鼓鼓囊囊的钱包，剧院里相当黑，巴里没有把钞票拆开。实际上那些都是舞台用的假钱。巴里挑逗似地拍拍钱包，但他要先检查一下信件再付钱，费尔德肯定料到了这一点。大家应该知道巴里是一个很有成就的演员，多年的舞台训练使他在对付窘境的时候能从容不迫……让巴里大吃一惊的是费尔德从座位底下拿出了那顶礼帽。巴里后来回忆，当时费尔德说：”没有想到我会把信藏在这里吧，事实上，我已经把这顶帽子划归到你的名下了。看，这里有你的名字。‘说着他把汗带翻了过来，巴里用他的袖珍手电的光看到皮制汗带内侧有用墨水写的他的名字。
“大家可以想像当时他的脑子里的反应，他的精心的计划就要因为这顶帽子而毁掉了——如果发现费尔德的尸体，这顶帽子肯定要受到检查，那汗带上的名字斯蒂芬·巴里将成为铁证。巴里已经没有时间把汗带撕掉了，第一他没有小刀，第二，汗带被紧紧地缝在内衬结实的料子上。时间紧急，对他来说惟一的办法是杀死费尔德后把帽子拿走。他和费尔德的体型相似，费尔德带的是中等尺寸的帽子，七又八分之一，他马上决定戴着或拿着费尔德的帽子离开剧院。他将把自己的帽子留在更衣室里，这样做不会引起任何怀疑，然后再把费尔德的帽子带出剧院，到家后把它销毁。他还想到如果在剧院门口受到检查，那么印在汗带上的名字将不会使他受到怀疑。考虑到各种可能性以及未知因素，只有这样做才能使他感到不会有特别的危险。”
辛普森嘟哝了一句：“聪明的罪犯。”
警官沉重地说：“多精明的头脑，亨利，很多人都因此而上了绞架。在他决定拿走费尔德的帽子的时候，他也认识到不能将自己的帽子留在那里。因为他的帽子是道具用礼帽，更重要的是戏剧服装设计师李·布伦的名字印在里面。这会使怀疑马上转向剧组，而这正是他要极力避免的。他告诉我在那时以及后来一段时间，他认为警察从帽子丢失所能推断出的最多是帽子里藏有重要的东西。他认为这种判断不会使怀疑的矛头指向他的周围。当我向他说出埃勒里根据帽子丢失这一简单事实所做出的一系列推理后，他完全惊呆了。
“现在你们明白了吧，他的阴谋本身并没有什么缺陷，他没有犯什么错误，出错是因为他不可能预见到的因素。这顶帽子使他没有别的选择，也就使得一连串推理因此而产生。如果帽子上没有巴里的名字，那么我也不会产生疑问，那么巴里现在还是一个不会引起任何怀疑的自由人，警察局档案里又会增加一个未破的谋杀案。
“我不用说大家也能想到，这一连串想法都是在一闪念中产生的。他知道他要做什么了，他的计划由于事态的急剧变化也要做迅速的调整。费尔德把信从帽子里抽出来后，看着巴里把信快速地检查了一遍。巴里用的是同一个钢笔手电，由于两个人的遮挡，手电光没有引起注意。这些信很完整且秩序整齐，但巴里这时并没有在信上花很多的时间，他以一种同情的微笑抬起头看着费尔德说；‘好像都在这里了，你完成任务了。’好像他们是已经和解的敌人，他也已经是一个友善的朋友了。而费尔德也把巴里的话理解成了这个意思。现在手电已经灭了，巴里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一小瓶上等威士忌，好像是为了镇定一下，他问费尔德是否愿意喝一杯以庆祝交易成功。费尔德看着巴里从瓶子里喝了一口，也就不再存有疑心，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巴里会杀人灭口。巴里递给他一个酒瓶。
“但那个瓶子并不是巴里刚喝过的瓶子，在黑暗中，巴里掏出了两个瓶子。他自己喝的瓶子是从左屁兜里拿出来的，而他给费尔德的是从右屁兜里拿出来的。在递给费尔德的时候他调换了瓶子。很简单的事情由于黑暗和律师酒醉而变得更加简单。掉瓶计成功了。但是巴里做了最坏的打算，他在兜里放了一个装满毒药的皮下注射器，如果费尔德拒绝喝酒，他就准备把针头扎入费尔德的腿或胳膊。很多年前，因为巴里曾经受到神经衰弱的围绕，而他又要常年随剧团在各地演出，所以不能有规律地接受医生的治疗，为此一个内科医生就送给巴里一个皮下注射器。由于注射器的时间久远，所以不可能进行追查。如果费尔德不喝酒，巴里也为他准备好了下一步，你们看，即使有了这一步，他的计划是不是看上去也很简单。
“费尔德所喝的确实的上等的威士忌，但里面含有大量的四乙铅。这种毒药有轻微的醚化物的气味，但是被强烈的酒精气味掩盖了。费尔德灌了一大口，他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其中有东西。
“他机械地把瓶子还给巴里，巴里把瓶子放回口袋里说：”我想我应该仔细检查一下这些信了。我没有什么理由要相信你，费尔德。‘这时，费尔德已经变得非常迟钝了，茫然地点点头，然后就突然地滑到地上了。巴里在检查信件的同时像鹰一样从眼角观察着费尔德。他看到费尔德已经完了，彻底完了，但他还没有完全失去知觉，还在做最后的挣扎。他的脸扭曲着，拼命地想喘气，他不能动弹，也不能叫喊。当然在这种痛苦中，他似乎已经把巴里彻底忘了。不一会儿，就完全失去意识了。当他向帕塞说出最后几个字的时候，实际上是一个已死的人的回光返照的力量。
“巴里看了一下表，时间是九点四十，他只和费尔德在一起呆了十分钟。他必须在九点五十的时候回到舞台。他决定再等三分钟看看费尔德是否还会再动，但是没等到三分钟他认为已经行了。九点四十三的时候费尔德经过极痛苦挣扎后不动了。巴里拿起费尔德的帽子，然后迅速摘下自己的帽子藏在披风下面，站了起来。他对路线很清楚，他紧贴着墙，尽可能轻手轻脚地沿着过道走到左边包厢的后面，这时舞台上的表演正在高潮阶段，所有的人都全神贯注地盯着舞台，没有人注意到他。
“在包厢后面，他搞下假发，整理了一下伪装，走出了舞台的门。这个门通向一个狭窄的过道，这个过道又通向走廊，走廊又拐进后台的各个区域。他的更衣室离走廊的出口只有几英尺远。他溜进更衣室，把道具帽子扔进他的普通物品里，把酒瓶里剩下的毒酒倒进洗手池中，清洗了酒瓶。他把针管里的毒药倒进马桶里，把洗干净的针管藏好；如果针管被发现怎么办？他已经想好了一个很合理的理由，再说他根本就没有用针管杀人。他准备上台了，这对他显得平静，文雅又稍微有一点疲倦。九点五十的时候，有人喊他上台，他走上舞台，到九点五十五的时候，台下响起了惊慌的叫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