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先锋之死 .2

土肥原有两句自我鼓胀的话。一句是"百战百胜不如不战而胜"；另一句是"华北的老百姓一听到我的名字就谈虎色变"。这第二句是他为自己邀功请赏时说的，暴露了假面后边"土匪原"那张狰狞的面孔。"七·七"事变前后，当日本要以武装进攻代替骚乱、暴动、扶植傀儡的时候，土肥原脱下白手套，撕去假面，拿起了指挥刀，以师团长、军团长、方面军总司令的身分，统帅日军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进行屠杀和掠夺。

假面杀手"东方劳伦斯"(4)

1937年8月，作为师团长的土肥原高举明晃晃的战刀，率领他的"野州健儿"从大阪港乘船直抵塘沽，登陆后乘火车至北平，在西直门外宋哲元的旧兵营稍事休整，即投入华北战场。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土肥原的部队强渡永定河、拒马河与大清河，攻取保定，沿石家庄、邢台、邯郸、安阳、新乡一线疾进，一举控制了黄河渡口。所经之处滚过冷刀烈火，焦土裹地，血气蔽日。日本报界大肆吹捧土肥原的锋利和凶猛，他成了华北战场上的一颗"明星"，在黑云如铁的天空闪耀。

土肥原在担任战地指挥官时，粗暴地践踏进行战争的法规和惯例，疯狂屠杀手无寸铁的人民，惨无人道地虐待俘虏，所犯罪行均受到指控，被写在判决书里。

从"九·一八"事变起不过十余年的工夫，他就踏着尸骨和血泊，由大佐擢升为大将，双肩戴上了带穗肩章，这极罕见的晋升速度是与他的罪恶相称的。他的胸前发出叮叮当当的声响，金光闪闪的"瑞宝"、"猛虎"、"金＊"、"旭日双辉"勋章，显示着他骇人听闻的功勋。

就是这样一个遭万笞也不能平冤，死百回也不足以抵罪的战犯，当初在讨论战犯名单时，西方的某些检察官不知出于何种考虑，竟不主张将其列入甲级战犯，理由是他的罪行"缺乏确凿有力的证据"。这使中国的检察官愤怒和吃惊。他们据理力争，保证在审讯期间提供必要的人证与物证，以证明他是创造"九·一八"事变和伪满洲国的幕后策划人和具体执行者，同时郑重声明，如不将其列入甲级战犯，中国检察官势难继续工作。中国检察官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事过两年半，《判决书》对土肥原作出了公正的评价："在'九·一八'事变之前，他已在中国度过了18年，被视为陆军部内的中国通。他对于在满洲所进行的对华侵略战争的发动和发展，以及嗣后受日本支配的伪满洲国之设立，均有直接关系。日本军事集团对中国其他地区所采取的侵略政策，土肥原借着政治诡计、强行威胁和武力手段，在促使事态的进展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审判大厅里只有一次响起土肥原的声音，他斩钉截铁地说了两个字："没有!"此后他就躲在这象征性的两个字的背后保持沉默。他时常与邻座的被告及他的律师低声交谈，但对法庭始终保持沉默。他并不孤单，在25个被告中有8人与他结成了沉默的战线。他的律师和证人却用黑色幽默一样的谎言，竭力把审判降低为一场游戏。

土肥原的第一个证人爱泽城原是他手下的一名特务。他在出庭作证时说，土肥原为人忠厚坦白，他掌管的沈阳特务机关只是收集情报，并无其它秘密活动。我检察官当即引用该特务机关向日本政府邀功请赏的材料予以反驳，这份材料的首页盖着土肥原的印章，里面记载了在中国许多城市的大量阴谋活动。其中一页写道：老百姓"一闻土肥原、板垣之名，有谈虎色变之状"。我检察官指出，这是他们两人残害中国人民的真实写照。美国律师却别有用心地说：这是在谈老虎，与本案无关。我检察官又驳。围绕老虎的舌战引起一阵阵哄堂大笑，气氛极为不庄。

土肥原由于参加准备、发动和进行侵略战争，由于破坏进行战争的法规和惯例，被判处绞刑。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25个战犯中，他和板垣是被判定犯罪条款最多的两人，都犯了七条"破坏和平罪"，其中最重的一条是"命令准许违约行为"。在接到判决通知后，这个斗智天才又挑起了一场风波。

土肥原别出心裁地向美国最高法院递交了上诉书。而美国最高法院竟以5票对4票的多数，通过受理上诉。对于这样一个荒唐的局面，中国首席法官梅汝璈义正辞严地指出："如果代表11个国家的国际法庭作出的判决要受一个国家的国内法院重审，那么就有理由担心，任何一个国际性的决定和行为都可遭到某一国的推翻和改变。"中国《大公报》1948年12月8日发表题为《愿两事正告美国》的社评，强烈谴责美国最高法院的行径，指出这种行径是对"远东各国抗战死难平民的侮辱"，日本战犯的暴行"铁案如山，天下皆曰可杀，死罪万难饶恕"。在各国法官及世界进步舆论的强大压力下，美国最高法院不得不又以6票对1票的多数否决了重审的决定。

有意思的是，关在鸭巢监狱里的死囚都有足够的情致，咬文嚼字地写上几行安慰自己的诗句。土肥原的绝命诗照录如下：

苍天永恒兮吾魂欲往，

君主万世兮永保无恙；

吾命已绝兮后继有望，

尧舜升平兮日益隆昌。

临上绞架仍然是那副假脸和它包裹着的罪恶灵魂。天皇应该祭缅他的这位忠义将领，土肥原作为他的鹰犬，辛劳奔波了一辈子，甚至全然不顾弃家之苦。美军到他家搜查时，以为一定会有许多中国的金银珠玉古玩之类，孰料在他租用的两间小屋里，竟然一贫如洗。他图的是什么?杜威在他的《人性与行动》一书中写道："希望得到新的值得炫耀的东西、对故土的热爱、胆量、忠诚、出名的机会、金钱或者职业、爱慕、对祖先和神灵的虔诚--所有这些组成了战争的力量。"土肥原欠下了滔滔血债，他只偿还了一滴。

群凶殊途同归(1)

9月18日深夜，旅顺关东军司令部的作战室像即将爆炸的定时炸弹，指针钢钢钢地以金属般的果断走向一个重大的决定。本庄繁司令官像禅宗入定一样闭着双眼，阴森森地坐在办公桌前，几盏蓝幽幽的烛火在他的脸上摇曳，使他的脸像粗糙的玻璃，透出它后面的思维活动。刚才，三宅参谋长向他报告了沈阳特务机关发来的第一封电报。他的耳边一遍遍地回响着石原莞尔参谋的声音："赶快向全军下达攻击的命令吧!"

石原莞尔根本不用着急。从9月7日开始，本庄繁便逐次巡视了驻扎在鞍山、铁岭、公主岭、长春、辽阳等地的日军，督促各部队做好发动侵略战争的准备。他在17日最后视察预定担负进攻沈阳任务的第二师团时，对师团长训示道："满蒙形势日益紧张，不许有一日偷安。万一发生事端，各部队务必采取积极行动。"他取消了参观沈阳郊区日俄旧战场的安排，与板垣、石原对侵略计划又作了一番周密的审议，于18日下午乘火车回到旅顺。他要装作与事无干。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

19日零时28分，板垣从沈阳打来第二份电报：

"北大营之敌炸毁了南满铁路，其兵力为3-4个连队。虎石台连队在11时许和五六百敌军交战中，占领了北大营一角。敌军正在增援机枪和步兵炮部队，我正在苦战。"

本庄繁站了起来，决心以重大的责任感，毅然挑起这场战争。他不慌不忙地说："好!由本职负完全责任。"接着向全军发布了作战命令。

凌晨3时半，他率部登上列车，向沈阳进发。但他并不急于往东京发电报，他要让这个历史性的事件在他的手里成为既定事实。

上午11点多钟，列车抵达沈阳车站。脸色青白的板垣笔挺地站着，率领众多佩着绶带的军官列队迎接。

站台上还聚集着数百日本侨民，他们挥动日章旗激励自己的军队。

"大干一场吧!现在正是大干一场的时候。拜托了。"

"不要再重演张作霖事件了，这回要彻底干一场，否则我们就躺在铁轨上，让我们被轧死吧。"人们在起哄。

本庄繁气宇轩昂，颔首致意。石原莞尔紧随其后。

当天下午，他们进驻铁路广场前的东拓大楼。大楼正门上方悬挂着一块白底黑字的牌子，"关东军司令部"赫然醒目。以此为中心，关东军向东三省全线进军，仅用一周时间，就侵占了辽宁和吉林的30座城市。

1945年9月19日，本庄繁接到了盟军总部发出的逮捕令，他被限令于23日之前到巢鸭监狱报到。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里，"九·一八"事变及在东北犯下的罪行，就像一枚巨大的钉子，他被这枚钉子牢牢地钉在血泊和哭喊声中，钉在黑色的十字架上，他拼命地挣扎，但他感到自己就像一股烟一样疲惫无力。

1907年，本庄繁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便开始为侵略中国做准备，以驻华使馆副武官的身分，频繁活动于北京、上海、天津、南京等各大城市，收集和掌握中国的内情。1918年升为陆军大佐，回国任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1919年再次被派到中国，任第11联队联队长。1921年任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顾问，次年升为陆军少将。1926年3月，在他任日本驻华武官期间，为了帮助张作霖同冯玉祥率领的国民军作战，他请求日军派遣军舰，联合张作霖的军舰驶抵天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阵地。被击溃后，日本政府以国民军击伤日本军舰为借口，纠合美、英等八国列强，向中国北洋军阀执政政府提出撤除大沽口国防设备等无理要求。本庄繁一手制造了"大沽口事件"。他由此受到军部首脑的赏识，很快升为中将。"九·一八"事变之后，本庄繁作为事变的组织实施者和领导者，实现了日本侵吞东北的梦想，受到天皇的格外器重。为此，天皇亲手授予他一级"金＊"勋章和一等"旭日"大绶章各一枚。1933年4月，裕仁天皇钦命他为侍从武官长，同年6月他晋升为大将。后天皇又授他"端云"勋章，赐他为贵族，位尊男爵。

这每一级官阶，每一枚勋章，而今都成了通往绞刑架的梯级。他那衰老的心脏和身体支撑不住了。他用颤抖的笔触写下了遗书：

"余任军中要职多年，如今国家遭此罕见之悲惨结局，余即便退役犹不胜惶恐，实感罪该万死。"

"满洲事变之起因乃系排日达至顶点之炸毁铁路行为所导致者，关东军出于自卫不得不尔。并非政府及最高军部所授意，其全部责任当由彼时之军司令官之本人肩负。于兹引咎与世长辞，衷心祝愿圣寿万岁，国体永存，国家复兴。"

1945年11月20日上午10时左右，他步履蹒跚地走进位于赤坂一号街的陆军大学，在职业辅导会的一间空屋里坐下，按武士道的方式，用一把钢刀剖开了自己的腹部。一名美军士兵听到了他说出的最后一句话："我是天皇陛下的侍从武官长……"

事后人们又发现了他的另一份遗书。在叙述了沈阳特务机关的电报内容后写道："接到上述急报，我来不及等待中央的指令，便立即向各地所属部队发布了必要的命令……"

这后一份遗书暴露了事情的真相。而两份遗书合在一起，就更为深刻地揭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

本庄繁意在以一死报答皇恩，逃避国际军事法庭对他的惩罚。已经说过，这种方式并不能帮助战犯逃避公正的裁决。他死于历史和人民的冷静之剑。

群凶殊途同归(2)

"九·一八"事变的发动完全是有预谋的，而且不仅仅限于本庄繁以下的关东军。事变发生前不久，本庄繁曾给当时的陆相南次郎写过一封亲笔密信，信中露骨地写道："本庄繁熟察帝国存在及充实一等国地位，势非乘此世界金融凋落，苏联五年计划未成，支那统一未达之机，确实占领我30年经营之满蒙……则我帝国之基，即能巩固于当今之世界。"

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上，当法官问及"九·一八"事变是否预先策划好的这一问题时，公诉方的证人田中隆吉简练而明确地回答："是。"他进一步证实，陆相南次郎也积极参与了阴谋活动，在关东军中还有石原莞尔。田中表示，他了解这些内幕，是由于他在参谋本部专门跟踪研究满蒙事态时，掌握了大量材料，而且不止一个当事人曾亲口向他说起过详情。

田中隆吉将军战时在陆军省任职，负责领导军务局，该局负责督查部队的士气与表现，它掌管的档案里记录渗透着日军的大量罪行。关键还在于他勇于揭露事实真相。对于被告人和辩护人来说，他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人物。于是，律师们对田中展开了攻击。当然，他们没有事实作为武器，只能施展诋毁证人人格的手段。日籍律师早志和美籍律师沃沦说，田中干过不可告人的勾当，他怕落入被告席，他在巴结法官。

律师的诋毁也许是好事。田中继续作证说：南次郎将军在"九·一八"事变时同外相币原男爵"个人交恶"，就是因为币原在满洲奉行"消极政策"，而南次郎则竭力推行"积极政策"。

法官传唤币原作证。

公诉方代表把日本驻沈阳总领事馆林总领事给币原的几份电报放在审判席上。这些电报告诉外相：关东军正准备占领满洲。"九·一八"事变是关东军军官一手制造的。日军正在这里谋建傀儡政权，土肥原在加紧活动。

法官问道："你当时都做了些什么?"

币原回答："我及时把林的电报复制本转呈给首相、陆相和海相。"

"那么，陆相南次郎都做了些什么?"

"内阁决定制止关东军非法妄为的行动。南次郎为贯彻这项决定已竭尽了全力。但可惜，他在满洲的各部队没有执行命令。"昔日的政敌而今成了落在一个陷阱里的困兽。

公诉方当即利用经南次郎授意、由参谋副总长1931年9月20日发给关东军的电报，揭穿了币原在律师支持下编造的谎言。电文充满了强暴和杀气："驻满洲日本外交部门的某些官员发来关于军队行动的报告，我想它没有根据。我们要努力查清其缘由，并竭尽全力制止这类不爱国的行为。我认为，如果这类不爱国的行为继续下去，军队就应该宣布自己坚定的决心。"

南次郎紧挨着东条英机、坐在被告席的第一排。他紧张坐立的姿势让人感到他很累，他长着白色长胡子的松垂的脸颊不停地弹跳抽搐。听到这里，他的上下眼睑紧紧地咬在了一起，额头上鼓起了大颗的汗珠。

自从开庭审讯以来，南次郎所犯的罪行就像一只大手，它正在他的上方慢慢地向他收紧，它的五根手指投到他四周的阴影还很稀疏，他悄悄地冷静地寻找着机会，想瞅冷子从阴影的缝隙间钻出去。现在，它猝然一下抓住了他，冰冷铁硬的指甲勒进了他的胸骨，使他喘不过气来。

1931年9月中旬，关东军酝酿的大动作让若槻礼次郎首相察知，他认为时机尚不成熟，尚须隐忍一年，但自己又无力制止，便向天皇禀奏了这一消息。9月14日，天皇召见了南次郎，向他追问此事。南次郎当然不会如实禀报，否则他几个月的心血就可能泡汤。实际上他非但知情，还是一个有力的参与者。他不断地同本庄繁保持着联系，并且在两个月前按板垣的攻城计划，批准给关东军运去两门24cm口径的榴弹炮。在6月上任之初，他便借助"中村事件"在日本内阁煽动战争情绪。所谓"中村事件"，即中村震太郎等日本特务在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进行间谍活动时，被中国东北邹作华的屯垦军抓获并处死一事。

见南次郎并不知情，天皇命令他立即制止关东军擅自行动。南次郎阳奉阴违，一边推脱说关东军属参谋本部调遣，应由参谋本部处理；一边把天皇的旨意泄露给参谋本部，以便谋划对策。果然，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接连接到参谋本部俄国班班长桥本欣五郎的三封密电，内称"事机已露，请在建川到达前行动"。原定9月28日进行的行动遂提前于18日进行。

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南次郎与关东军口径一致，颠倒歪曲了事实真相，在内阁为关东军的侵略行动进行辩护，说这是"行使正当的自卫权力"。不日后，他未经内阁批准，擅自向日本驻朝鲜军发出命令，派兵急渡鸭绿江奔援关东军。若槻礼次郎首相无力掌握局面，于当年12月宣布内阁总辞职。此后他积极参与成立伪"满洲国"的阴谋活动，为傀儡政权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1934年12月，南次郎出任关东军司令官兼日本驻伪"满洲国"大使后，变本加厉地镇压当地人民的抗日斗争，并竭力地向内蒙和华北五省渗透。为了在华北的内蒙扶植伪政府，他不惜唆使、利诱、欺骗、恫吓，用尽各种手段，甚至调动坦克和机动部队威压。他的努力没有白费，宋哲元的半傀儡政权"冀察政务委员会"和德王的伪政权"蒙古军政府"相继成立。

群凶殊途同归(3)

判决书依据充分的事实指出："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他就与倡导军国主义，主张对外扩张、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的阴谋者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事前就知道会发生这个事件。""在内阁会议中，他曾支持陆军所采取的步骤。""他倡导日本应该保卫满洲和蒙古。他早就倡导必须在满洲建立新的国家。"……

此外，在1935年他任驻"满洲国"大使期间，国民党政府在英国的支持下实行币制改革，规定几家大银行才有发行货币权，并宣布加入英镑集团。他即以驻"满洲国"大使的身分向广田首相提出建议，声称国民党的币制改革，有从根本上破坏日本独霸中国的危险，必须"予以彻底阻止"，"利用这个机会一举"策划华北各省"独立"。并声称这是"时不再来的绝妙机会"，要日本政府"上下合作，打成一片，同心协力，坚决努力"。足见其侵华的野心急切而膨胀。

还有一件事能具体地反映出南次郎残酷的性格。他在1942年任朝鲜总督期间，特意要求把在马来亚俘虏的千名英国军人押到朝鲜。他让战俘穿过釜山的闹市区游街示众，任围观的日本人和朝鲜人唾骂和凌辱，使他们感到自己直接参加了大东亚战争，以此奴化人们的精神，炫耀日军的"武威"。这批英军战俘被送到铁路、码头、煤矿去服苦役，许多人由于不堪非人的折磨而惨死。

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定了他的多项犯罪事实，1948年11月12日，判处他以无期徒刑。

受审日本战犯中的许多人，在他们被指控的诸多罪状中，都有参与或支持"九·一八"事变这一阴谋。他们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策动事变的主犯之一，板垣的铁肩挚友石原莞尔却逃脱了法网。他该当何罪，又是怎样逃脱的呢?

石原和板垣均为仙台陆军幼年学校出身，石原是隔5年的晚辈，但两人意气相投，交往很深。1929年6月，阴谋炸死张作霖的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被调任后，板垣由石原推荐接替了他的职位。此后，被日军称为足智多谋的思想家的石原，与被称为气度宏大的战略家的板垣，便在关东军司令部里，像一个脑袋上的眼睛和耳朵那样紧密配合，致全力于对中国东北的侵略。

石原是日莲宗的佛教徒，有一幅"智者如水"般宁静的面孔。这是一种条件，是密室的四堵墙，是朦朦夜色，阴谋活动就在这夜色的掩护下进行。自1929年起，从旨在侦察兵要地理的"参谋旅行"，到为侵占沈阳调运24cm大炮，都是在石原与板垣的密切合作下进行的。1931年3月，石原拿出了他酝酿已久的《为解决满蒙问题之作战计划大纲》，提出了侵占沈阳及东北的具体思路。7月，他与板垣将此物带回国，经过一番游说与鼓吹，博得了军部大多数高级将领的支持。回到关东军后，经本庄繁司令官同意，他们照此蓝本加紧准备，并确定于9月28日起事。

9月中旬，他们连续接到桥本欣五郎的三封密电，得知了天皇的干预。17日夜，石原与板垣在辽阳的白塔旅馆经过紧张密商，决定提前行动，由石原回旅顺关东军司令部作部署策应，板垣抵沈阳坐镇指挥。18日下午，石原陪同本庄繁回旅顺。当天夜里沈阳一动手，石原就军容严整地出现在关东军司令部，敦促本庄繁下达了作战命令。"九·一八"事变之后，石原即衔功晋升为关东军司令部作战课课长。

不仅在"九·一八"事变中是中坚骨干，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也有石原重重的一笔。"七·七"事变爆发时，石原作为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立即抛出作战纲要，主张"增兵华北，将中国军队驱逐出平津。"并积极布置和调遣兵力，指导作战，借助关键的部门扩大了自己的罪行。

"智者如水"，不单是对石原的神情的形容，也是崇拜他的日军官兵对他的一个抽象认定。1927年以后，石原把日本军国主义精神、欧洲的现代军事思想及佛教要义熔于一炉，经过搅拌加工，抛出一系列理论文章，被称为"石原构想"。这个构想主要是散布末世情绪和鼓动战争，同大川周明的理论一样古怪。它以一副铁青的巫师面孔跟人们说：发源于中亚的人类文明分为东西两支，经过几千年的发展进步，而今已形成隔着太平洋相互对峙的两种文明。它们只有通过战争才能走向统一，进入"黄金时代"的文明。这个将要来临的人类最后的大战争，是以"日美为中心而进行的世界大战争，也是日莲和尚在《撰时抄》中所指出的，为了实现人类信仰的统一，必将于阎浮提(人世间)发生的前所来闻的大战争。"当人们堕入灰云残雾的恐怖气氛中时，它才说出它要说的话：为了支持这场持久的大决战，单靠日本的资源是不行的，所以必须首先占领中国的东北，把那里开发为战略资源的供应基地。"石原构想"像一个幽灵，潜伏在军国主义分子的身上，使他们笔直地走向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

日本一投降，他在人们眼中无疑成了一个战争嫌疑犯。为了逃避审判，他便真戏假做，把自己装扮成受东条英机迫害的"和平战士"。1937年，石原担任了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的副手，两个热衷于权势的狂人撞到一起，很快就产生了势不两立的矛盾，石原讥诮东条是"亲爱的傻瓜"，东条则处处压制打击他。东条得势后，石原被迫退出军界闲居在家。这种狼与狼的争斗竟使其中的一只变成了"羊"，这只"羊"竟然越来越像羊了。他玩起了超级智力游戏，接二连三地发表"和平"文章，还向麦克阿瑟提出在日本实行"超阶级政治"的设想。麦克阿瑟终于没有逮捕他。

群凶殊途同归(4)

石原果然是甘心放下屠刀，将功赎罪了吗?他掩饰得再好也有他掩饰不住或不愿掩饰的地方。仅以两件事为例。

一是板垣的内弟、也是他的个人辩护律师大越兼二，为了替板垣开脱，特意委托自己的亲信前往山形县鹤冈，把歪曲事实的辩护要点送给石原看，以便达成默契，并让他称病躲过法庭的追究。当时石原正在那里的家中种地。信使一走，他立即躺在了床上称病不起。二是在1947年5月，山形县酒井市临时法庭传石原提供证词。他回答检察官关于"九·一八"事变的盘问时说："正如我多次陈述的，当时中国军队的行动是非常积极的，我们实在无可奈何，对方的冲击使我们产生了恐惧感。或许我误解了检察官的审讯，您是否认为所谓的武力冲突是由日本军队挑起的?在我关东军方面以前曾发生过河本大作事件，为此河本大作受到了处罚，使关东军引以为戒，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如果是对方挑起的，我们决不能逃避军人的责任。"

天网恢恢，石原莞尔终未能逃脱天罚，于1949年8月15日日本战败周年日病死家中，比东条英机的死晚了不足一年。

板垣提到的炸死张作霖事件，作为"九·一八"事变的序曲，其主谋河本大作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呢?

1928年4月初，蒋介石指挥北伐军挥师第二次北伐。张作霖的奉系军阀由于李景林部倒戈，万福麟部哗变，元气大衰，在与北伐军的作战中连连失利。日本关东军见时机已到，预谋当张作霖的军队败退到东北时，以战乱波及满洲、必须保护日本人的生命财产为由，一举解除张作霖军队的武装，使他成为光杆司令，然后胁迫他当傀儡。但由于大举侵略的准备与时机都不成熟，天皇迟迟不下敕命。6月前后，大量奉军撤至东北。身为关东军高级参谋的河本大作被迫放弃原计划，开始策划暗杀张作霖的阴谋。

经过一番绞尽脑汁的运思，他设计了一个万全的谋杀方案。他把守备皇姑屯地段铁路的关东军独立守备第四中队队长东宫铁男中尉等叫到自己的宿舍，向东宫交待了任务，亲手交给他一千元行动经费。1928年6月1日夜，北京车站空荡无人，张大帅与他的日本军事顾问松井七夫、坂西特务机关副官土肥原贤二道别后，登上了他的专列花车。4日拂晓，河本大作登上沈阳铁路广场旁的东拓大楼的了望台。5时30分，张作霖的花车在皇姑屯车站附近被炸起火，颠覆在铁轨旁。浓烟散去，现场竟然躺着三具穿着北伐军士兵服的尸体。身负重伤的张作霖被送到沈阳督军府，"凶手抓到了没……"他想抬起留着大胡子的军阀的面孔，但是死神已经降临。

日本参谋本部为谋略研究所用，于1942年12月1日留下了河本大作的手记。他在有25页格纸的手记中写道："当时的满洲已不是从前的满洲了。与张作霖谈判，当谈到与他不利之处，他便称牙痛而溜掉，因而未解决的问题堆积如山。张作霖的排日气焰比华北的军阀更为浓烈。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有所作为。

"1928年5月下旬，七千关东军从旅顺移到奉天，而张作霖有三十万军队，要解决问题只有采取非常手段。我认为中国军是头目与喽罗的关系，只要干掉头目，喽罗便会一哄而散。我们同时还得出这样的结论：要实行这个计划，唯有在满铁线和京奉线的交叉点才安全。为保万无一失，我们在铁轨上装设了三个脱轨器，爆炸不成就令其脱轨，以便拔刀队来解决。当时中国方面常常偷盗满铁的器材，为防止盗用，我方在路边构筑了沙袋。我们便以火药代替沙土充于袋内等待着机会。

"我们得悉张作霖于6月1日从北京出发，便做好了准备。张作霖乘的是蔚蓝色的钢铁车，夜间很难辨认，我们特意在预定地点装了电灯。他乘的专车在北京至天津间开得很快，而在天津至锦州间降了速度，并在锦州停了半天，所以迟至4日上午5时23分过后才抵达预定地点。适时我们躲在监视偷货物的了望塔里，用电钮点爆了火药。"河本大作不愧为搞阴谋的专家，把火药量、时间等都计算得如此精确。

河本大作还写道："这个事件过后，我要石原莞尔来关东军帮我。那时我已开始计划'九·一八'事变的方策了。"

这是凶手的亲笔记录，它不仅披露了炸死张作霖的真相，而且从事情的性质上证明，"九·一八"事变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可惜这个材料一直被密藏着，迟至70年代才被发现，如果当时就被国际军事法庭掌握，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和推断会更加准确有力，一些重大的历史结论及某些战犯的命运将被改写。

"皇姑屯事件"轰动了全世界，日本国内要求调查事件真相的呼声也很高。但足足压了一年多，直到1929年7月，迫于国内外的巨大压力，河本大作才被停职。一年后他出任"东京中日实业公司"顾问，换瓶不换酒，继续从事侵略中国的阴谋勾当。

"九·一八"事变前夕，河本大作受参谋本部之托，携带5万日元的机密费，专程到沈阳交给了土肥原特务机关，作为炸柳条湖铁路的经费。河本大作、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石原莞尔，几个热昏的阴谋脑袋又在一家日本酒馆的酒桌上凑到了一起。板垣等人介绍了他们的行动计划，河本大作不断地往里兑酒，阴谋又一次发酵膨胀。在回国途中，河本大作不负老朋友们的重托，经过一番游说，得到了"满铁"和驻朝鲜日军的承诺：一旦关东军行动，它们将给予全力支持。

群凶殊途同归(5)

1932年至1945年，河本大作先后任"满铁"理事、"满洲炭矿株式会社"理事长、"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社长等职，从事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活动。在东北期间，他依仗关东军的力量，巧取豪夺，逐步霸占了那里全部的煤炭资源，每年掠夺的煤炭高达一千余万吨。"山西产业株式会社"在他的经营下，工厂从36个增至42个，资金由三千万日元增加到八千万日元，生产大量的钢铁、煤炭、棉布、皮革，除直接供应驻山西的日军外，还把大批物资源源不断地运送回国。为了最大程度地实行掠夺，支持日本的侵略战争，他强征劳工，不顾他们的死活，用刺刀和皮鞭逼着他们进行长时间的封闭劳动。矿工们吃冷窝头，喝煤沟里的黑水，加上每天超强度地干活，不断有人病死、累死。而井下条件同样恶劣，冒顶、片帮、瓦斯爆炸等恶性事故时有发生。抚顺煤矿仅在1939年就伤亡矿工10190人，平均每掠走八百吨煤，就遗下一具中国矿工的尸体。在日本人统治期间，山西大同煤矿被迫害死的中国矿工达到60000余人。

日本投降后，河本大作投靠了山西军阀阎锡山，后又伙同伪山西省日本顾问城野宏等人发起所谓"在晋日人残留运动"，加入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暂编独立第十总队，与共产党的军队作战，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新的罪行。1949年4月，暂编独立第十总队在牛佗寨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全歼。太原解放后，这个"双料"战犯被公安机关逮捕，但还未及审判，便因病在太原战犯监狱一命呜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