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有时固执己见地进行抗议，这使审判长大为恼火。同样，她有时心甘情愿地认错，这也气坏了其他被告。这无论是对她自己的辩护还是对她们的辩护都十分不利。
证明材料本来对被告有利。那幸存下来的母女和她们写的书是第一项主要指控的推一证明材料。一个好的辩护律师，应该能够在不抨击母女证词的情况下就能够令人信服地驳回对那几位被告参与挑选囚犯的指控。就这一点而言，证词不精确，也不可能精确，因为毕竟还有一名指挥官、一个警卫队和其他的女看守，以及一项层层下达的命令和任务，这样，这些囚犯在这个等级制中就只是一个组成部分，他们也只能看清楚与这相关的部分。类似的情形在第二项指控中也存在：那母女俩被关押在教堂里，不能就外面所发生的事情做证。虽然被告不能找任何借口，说她们当时不在现场，因为当时在那座村子里生活过的那些证人与被告交谈过，现在还记得她们，但是，这些证人必须要注意防止引火烧身，否则，人们会说，本来他们是可以把那些囚犯救出来的。如果仅仅是那几位被告在场的话，难道村民们就制服不了几个女人而自己把教堂的门打开吗？为了减轻那几位被告和作为证人的他们自己的负担，他们难道不必须站到被告这一边来吗？他们不会说当时他们都处在警卫队的暴力或命令之下吗？不会说因为警卫队确实没有逃跑，或者至少像那几位被告估计的那样，他们为了抢救一座野战医院的伤员只是离开了很短的时间，不久就又回来了吗？
当其他被告的辩护律师意识到像这样的策略由于汉娜心甘情愿地认错而落空时，他们又换了一个策略。他们想利用汉娜认错的主动性，把责任都推到她身上，以此减轻其他被告的罪行。辩护律师们很专业地不动声色地这样做着，其他被告以愤怒的谴责为其助威。
"您说过，您知道您是送囚犯去死，这只是说您自己，是吗？您的同事们知道什么，您不可能知道。您也许能猜测，但是却不能最终断定，不对吗？"
问汉娜的是另外一位被告的辩护律师。
"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我们大家'，这样说比说'我'或说'我自己'要容易得多，不对吗？您，仅您一人，在集中营里有被您保护起来的人，每次都是位年轻的姑娘，每过一段时间就换一位，有这么回事吧？"
汉娜犹豫不决地说："我相信，我不是淮一的一个…，
"你这个卑鄙下流说谎话的家伙！你的心肝宝贝，那是你的，你一个人的！"另一位被一个油嘴滑舌。尖酸刻毒的悍妇，用一种慢得像母鸡打咯咯的口吻说道。她显然很恼怒。
"可能是这样的吧，您说'知道'的地方仅仅是您的猜想，而'猜想'的地方是您的捏造吧？"'那位辩护律师摇着头，好像对得到她的肯定的回答比较担心。"所有在您保护之下的人，当她们令您感到厌倦时，您就会在下一批被送往奥斯威辛的人中把她送走，有没有这回事？"
汉娜没有回答。
"那是您特殊的、个人的选择，难道不是这样吗？您不再想承认它了，您想把它隐藏在大家都做过的事情的背后。但是……"
"啊，天哪！"在接受听证之后又坐到观众席上的那位女儿用手蒙住了脸说，"我怎么能把这件事给忘了呢？"审判长问她是否想补充她的证词。她没有等被传呼到前面去，就站了起来在观众席的座位上讲了起来。
"是的，她有心爱的人，总是年轻、体弱而温柔的姑娘中的一位。她把她们保护起来，关照她们，不让她们干活，给她们安排较好的住处并在饮食上给予较好的照顾。到了晚上，她把姑娘带到她那儿，姑娘们不允许说出她们晚上和她做了什么。我们当时想，她和那些姑娘在一起……因为她们也都被送走，好像她用她们来满足她自己的乐趣，然后又厌倦了她们似的。但事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有一天，有位姑娘还是说了出来。我们才知道那些姑娘是一个晚上接着一个晚上地在为她朗读。这要比她那样……好得多，也比在建筑工地干活累得要死好得多。我一定是这么想的，否则的话，我不会把这件事给忘掉的。但是，那样确实好吗？"她坐下了。
汉娜转过身来望着我，她的目光一下子就捕捉到了我，我才意识到她早就知道我在这儿了。她只是看着我。从她的面部表情看，她既不是在请求什么，也不是在追求什么，更不是在保证或许诺什么。我看得出来，她的心里是多么紧张，身体是多么疲惫。她的眼圈是黑的，面颊两边从上到下各有一条我所不熟悉的皱纹，虽然还不太深，可是却已像一条疤痕一样。我在她的注视下脸红了，于是她移开了目光，把它转向法庭中的长椅子。
审判长想知道向汉娜发问的那位辩护律师是否还有问题要问被告。他想知道汉娜的律师是否还有问题要问。应该问她，我在想，问她选择了体弱、温柔的姑娘是否是因为她们反正承受不了建筑工作，是否是因为她们总归要被送往奥斯威辛，是否是因为她想使她们最后几个月的日子过得好受一点。说呀，汉娜！说你是想使她们最后的日子过得好一点。说这就是你挑选体弱、温柔姑娘们的原因，说不存在其他原因，也不可能有其他的原因。
但是，辩护律师没有问汉娜，汉娜自己也什么都没有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