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突然想起一个外国的笑话。一个初出茅庐的小警察一不小心让狡猾的犯罪嫌疑人溜掉了。他的上司暴跳如雷，骂这个小警察是窝囊废。小警察委屈地申辩，他的脸上留下了那个犯罪嫌疑人的指纹，而并非一无所获。那是因为他被那个犯罪嫌疑人打了一记耳光。但是我不好把这个笑话说出来，以免打击士气，带来负面影响。我们用各种手段侦查乔君烈的行踪，甚至动用了国家的各种通讯和网络监测系统。然而乔君烈好像看透我们的一举一动，一次次地逃脱了。刑警大队大部分同事都让乔君烈搞得灰头土面的。我先后三次憋着一口气对上级领导和下级同事立下军令状，抓不到乔君烈，我把自己的警服扒下来！
我们在日照市公安机关的协助下，在市区内进行排查。
乔君烈一直没有给我回复电子邮件。莫非他知道我们正在搜捕他，他作出了规避，并因为害怕暴露行踪而不敢贸然上网？我还是把杨丽童视为乔君烈的情人，因而也是潜在的通风报信的人。我注意到杨丽童大约有十多天没给我打电话了，她是不会知道我出差在外的。现在徐希愉代替邵幼萍住在我家里，要是乔君烈打电话到我家去，徐希愉当然不会泄密，还知道怎么对付他。
我再次给乔君烈发去电子邮件。
四天过去了，乔君烈的初恋情人收到一束玫瑰花和一封信。花店的老板说，一个礼拜前一个中年男人在她的花店里预订二十朵玫瑰花，当即支付了买花的钱和送货上门的费用，还留下一封信，请老板在七天后把一束玫瑰花和那封信送到他所指定的人的手上。乔君烈的初恋情人在单位里意外地收到玫瑰花，心里想着自己早就是半老徐娘了，谁拿自己穷开心呢？当她看到那封信时，不由得吓了一跳。十多年以前，情人之间不是借助于互联网、电话沟通心灵，而是通过古老的书信方式传情。至今她仍然记住乔君烈折叠信纸的样式。所以一看到信纸的折叠样式，就知道是何人所为了。她也依稀认得乔君烈的书写特点。尽管书信上并没有乔君烈的签名，但是完全可以确定这是来自乔君烈的东西。她急忙和我们联系。
这封信被作为证物交到我们的手上。其实信封内只有一张普通的复印纸，上面写着几句简单的问候语，大意是祝愿对方永葆青春美丽。
那束玫瑰花和那封信，让我们得出乔君烈已经离开了日照市的结论。但是蓝母却坚持认为那是乔君烈有预谋地把我们骗走，其实他就打算在这里扎根，寻找机会和他的初恋情人再续前缘。我们也没有放弃，继续在市区内搞排查。
蓝母病倒了。自从蓝雪遇害后，蓝母悲伤过度，后来又到处告状、奋起追捕乔君烈，终日奔波精疲力竭。我在日照市见到蓝母时，仔细看她一眼，发现她比大半个月前的她自己或同龄人苍老得多了。我带上水果到医院去看望蓝母。此刻躺在病床上的她更是惨不忍睹。她撑持着坐起来，喘着气命令我把水果提回去给同事们吃，并且强烈要求我扩大排查区域，不能中途而废。
蓝母不客气地说，她这病完全是拜我所赐。但是，要是能抓到乔君烈，就是搭上她那老命，她也认了。她指责我整天碌碌无为，让乔君烈像孙猴子一样到处乱跑。她说早在前年国家工商总局就允许私人侦探执业了。私人侦探从地下作业浮出水面，再也用不着偷偷摸摸了！她相信他们的工作态度和能力绝对比我们这些正规军强！蓝母表示就是倾家荡产、砸锅卖铁，也要在每个城市聘请一个私人侦探追踪乔君烈。由此产生的所有费用，她最终会算在我们头上。届时她会起诉我们行政不作为，要求国家赔偿！
我知道这女人脾气犟，是一个说一不二的女中豪杰。我只有叹气的份儿了。
蓝母只在医院里呆了两天就出院了。
又过了三天，我们发现乔君烈在福建省泉州市访问了他的电子邮箱，由此可以认定他正在泉州市。我们和蓝母终于死心了，决定当天移师泉州市。正在这个时候，杨丽童给我打来电话。她说乔君烈正在网上等着我，要求我在十五分钟以内上网，要和我谈论一下有关香格里拉花园高级住宅区保安监控录像带那件事儿。如果十五分钟内他没能等到我，他将下线走了。
我花了五分钟的时间在大街上找到一个网吧，立即上网进入聊天室。
乔君烈问：“我已经说过了，香格里拉花园高级住宅区，在每个进出口处、每一条路径、每幢楼的楼道里、电梯里，都有监控录像。只要你们看一下当晚的录像带，就会确定我在案发当晚九点多离开以后并没有返回来，也能够确定什么人在九点多后，出现在我家门前。就这么简单。你们得出结论了吗？”
我不能对乔君烈说那些录像带已经被抢走了。
我说：“那些录像带我们研究过了，作为证据已经被封存起来。现在还不是对外公布结果的时候。”
乔君烈说：“难道你们在录像带里，没有找到可疑的人吗？”
我说：“对不起，这个问题也是保密的。”
乔君烈说：“谁是可疑的人，你们有游戏规则，我不应该问。不过我有一个想法。我是一个最反对使用测谎仪的人，但是，用测谎仪来考验那些证人的证言是否可信，也未尝不可。如果那些证言经不起测谎仪的考验，公安机关就不能采纳那些证言。比如杨丽童的证言，我知道她在我躲起来后，作出的证言一定对我非常不利。用测谎仪考验她的证言是否可靠，也许你们会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我要求她作伪证，那是因为事出有因，只是愚蠢行为，我是被迫的，并非我就是真凶。我建议，还可以对那天晚上九点后出现在我家门前的人进行心理测试，那些结果或许有参考价值。”
我有意和乔君烈侃下去，尽可能拖延时间，希望电脑警察周锷能抓住时机确定此时乔君烈的具体位置。同时，我也希望能说服乔君烈自动归案。
我说：“乔先生，对于使用测谎仪的问题，显然你是有双重标准的。你绝不希望自己被测谎，但是你却要求对别人测谎，以达到为自己洗刷罪名的目的。我理解你急于为自己洗刷罪名的心情。但是我不赞成你的意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否被测谎不能因人而异。你躲在外面，使蓝雪被害一案复杂化。希望你相信法律，相信我们是依法办案的，协助我们侦破此案。”
乔君烈说：“对不起。我打过几回经济官司，我有过硬的证据，律师在法庭上也辩得很好，按说我会胜诉的。可是几个月后结果出来了，我却输了。在中国，相对于法官、检控官而言，律师是最没有实权的，不少名律师也得请法官吃饭，给法官送东西。可是，在美国就不同了。总统大选，戈尔和布什就差那么几票，他们急了，不是去找领导，找法官，而是找律师去。布什是共和党人，竟然找了民主党人当律师。可见在美国律师是有职业道德的，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我的刑警大队长，你能给我找到这么有权力的律师吗？”
我急忙换一个话题，缠住乔君烈。
我说：“对于律师问题，我没有专门研究过。我研究过最近几年一些刑事案件的判决结果，法官已经基本上做到重证据、轻口供了。我们再谈一下测谎仪吧。徐希愉法医早已意识到，动用测谎仪来对付犯罪嫌疑人是需要授权的，不是随便一个警察就可以决定使用的。你也知道，小徐说话有点儿冲、带刺儿，何况她是你的老熟人，说话难免口没遮拦。其实你也是知道的，她是一个一丝不苟地工作的好警察，我一直非常尊敬她。她郑重地向你道歉，希望你能回来和我们合作，抓到真正的凶手。我曾经在给你的电邮里说明，我也是坚决反对滥用测谎仪的人。有人宣称测谎仪的准确度为百分之九十八左右。虽然我不是搞电脑的，不过我相信科学，愿意接受科学的成果。测谎仪算不算是电脑，先不去管它。但是它就像电脑一样，必须要用科学的态度来一分为二地看待问题：这世上最可靠的是电脑，最不可靠的也是电脑。一方面，由测谎仪得出的结论，存在人为因素和偶然因素等缺陷，而且测谎结果本身就不能用作证据。另一方面，要是测谎仪真是那么神通广大，还要警察、检察官和法官干什么呢？试想一下，如果测谎结论说明了被测谎者是有作案嫌疑的，这就相当于推出了一个方向性的结论，引导警察不得不去寻求证明相应的答案，证明被测谎者是有罪的，这岂不是等同于有罪推定？所以我是坚决反对滥用测谎仪的。”
乔君烈说：“正是如此。只会出现强者用测谎仪对付弱者，不会出现倒过来的情况。这不公平。你说我可以用测谎仪来证明警察是否有对我刑讯逼供、诱供的心理冲动吗？显然这是不可能的。今天我找你，主要是谈一下香格里拉花园高级住宅区监控录像带的事儿。从里面，你们肯定能找到凶手的。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会忽视这个如此重要的线索和证据呢？你们究竟在干什么呢？你们就墨守成规地认定我是凶手？那么你们错了，全体刑警将以你们为耻。”
乔君烈说一声再见，就迅速下线了。周锷的电话也打过来了。此时乔君烈的确在福建省泉州市。
我请示了主管领导，领导指示我们以最快速度赶到泉州市。
我们火速地赶到青岛市，再乘坐将在四个小时后飞往福建省厦门市的航班，到时再转车到泉州市。全过程大约只需九个多小时。
我们买好了机票，距离起飞时间还有四个小时。我们在日照市辛苦劳累了十天，没有正正经经吃过一顿饭。青岛市是海滨之城，新鲜的鱼虾可不少。虽然我没胃口，但是我们得抓紧时间吃顿好饭。经当地人指点，我们在汽车总站附近找到一家价格经济实惠的饭店。我特意挑选一些最生猛的鱼，吩咐饭店老板给熬一碗浓汤。我的一个老前辈是美食家，他曾经告诉我，要想在饭店里吃到美味佳肴，一定要动脑子和不怕麻烦。挑选到新鲜的肉、鱼虾等原材料，只是做好了一半。接着必须在伙房里进行不间断监视，否则那些已经挑选好的优质原材料就极有可能被狡猾的饭店老板掉包儿。现在我接受了上述的忠告，指派一个同事到伙房去看着厨师熬鱼汤。
蓝母是喜欢吃鱼的。她喝了这一碗味道鲜美的鱼汤，感慨地说她已经很久没有品尝过这么好的东西了。到伙房里监制鱼汤的那个同事作出了技术性的说明，还说这一碗来之不易的鱼汤是我特意叫来给蓝母补身子的。蓝母也知道我让张宾他们替她在日照市粘贴寻人启事。当然，蓝母不可能不知道乔小星在我家里给我添了很大的麻烦。
但是蓝母毫不领情，还是依然如故地板着脸看我。蓝母说如果抓住了乔君烈，她要是借不到钱就卖掉房子，请刑警大队所有的干警吃饭。她这一番话让我们都食不甘味。
在泉州市还是无法找到乔君烈，我们再一次无功而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