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林里的胡琴是只不知疲倦的鸟，日里夜里呜呜啦啦的，哭似的唱……
1996年夏
·20·
我们没有离婚
一
我一般不大情愿说起我家庭，不过有时候也免不住，比如现在，我就特别想说。我有个坏习惯，心情不好时喜欢跟人唠叨些平时光闭口不说的事。有人说这是我内心不够强有力的缘故。我想这很可能。我从来都怀疑我内心的力量。我想我要死的话，肯定先从内心死，因为我的身体很不错，比内部起码要多个一至两倍的生命力。
我有个妻子。当然，这很正常，我明年35岁，这是个应该有妻子的年纪。我妻子是个好人，或者说过去是个好人。我们结婚有五年，没有孩子。我和妻子生殖系统都没有什么毛病，没有孩子不是说要不到，而是不想要。我妻子曾几次想要，当然，那肯定是她心情好的时候。我呢，不管是心情好还是不好，从来没想过要。为什么要呢？让孩子来给我跟她扯条感情的纽带？嘿，这不缺德嘛，孩子还没出世你就想利用他（她）了。如果为传宗接代，也不能要，这都是愉快人和聪明人的事。我不聪明，也不愉快，生下个种估计也不会比我强多少，何必呢。让世界少个痛苦的人，这是我不要孩子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从现实方面讲，有个孩子，我可能会活得更难，现在不管怎样，没有后顾之忧，死了也就是眼睛一闭的事，实在过不下去，也就是麻烦一下，跑趟街道办的事。
说真的，我和妻子关系不是很好，我现在有种很糟糕的感觉，就是不想，甚至害怕看到妻子，看到了心里就烦，而且她可能比我还烦。心里一烦，嘴上就没好话了，这不，她一见我回家又来了。
“你干吗回家？”
“我干吗不回家？”
“你家在这儿吗？”
“我家不在这吗？”
“你回来干吗？”
“不干吗，回来就是回来，你不也回来了吗？”
“是的，我回来了，可你不知道我才不想回来呢。”
“那你干吗回来？”
“我以为你不会回来！”说着她朝我踢过来一张凳子。
“可我现在回来了。”我把凳子又向她踢过去。
“所以，我这就走。”
一般她说走就走了。如果我不低三下四去喊她回，她一般不会回来。就这样的，没办法。我拿妻子没有一点办法。我也拿自己没有一点办法。我什么都没有了，有的只是一侥幸心理：幸好没孩子！
“有个孩子可能就不这样了。”我的一个中学同学说。
“那不一定。”
“世上没有什么事情是肯定的。”
“我们肯定要离婚。”
“那就尽早离吧。”
“为什么？”
“反正肯定是要离嘛。”
“嘿，照你这么说，我们现在就该死了，因为我们反正迟早要死的。”
“哼，你真无聊！”
是的，我很无聊。夫妻关系不好的人都很无聊。
说起来，我和妻子关系并不是从来就不好。像很多后来破碎的家庭一样，我们关系开头也是不错的，甚至相当不错。那时我们都在县城教书，虽然不是一个学校，距离也比较远，白天难得在一起，但晚上几乎天天相聚。我们相聚时，便细说着白天积压起来的话，说高兴了就做爱，做了爱就睡觉，睡醒了就又匆匆忙忙去上班。逢上节假日，可以不去上班，就想法子寻开心，有时去郊游，有时一道访亲友，要不就在家烧个好吃的。我是北方人，爱吃面食，她总是照顾我，经常劳神费力地做出各种我嗜好吃的面食，自己则炒点冷饭，弄点咸菜，将就吃了。她是南方人，有一只南方人的胃，是一只被精良白米饭宠坏的胃，不爱吃面食，做面食也是笨手笨脚的，做不好，可我总觉得好吃。这就是个感情问题。那时的感情可能就让我吃碗生面粉，我也会吃得巴啧巴啧香的。现在不行了。现在我什么都不想吃，也吃不到。
“小伙子，吃啥子？”
“老样子。”
“还是一碗面？要辣椒的。”
“没错。”
“小伙子，你就是前面大楼的？”
“嗯。”
“还没成家？”
“嗯。”
“要不大妈给你说一个？”
“好啊。”
“今年有多大？”
“三十五。”
“哦，不小了，真该找一个了。”
“是啊，大妈，拜托您啦。”
“那你想找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都可以。”
是的，什么样都可以。人是要变的，你说我妻子，以前是多好，可现在变了。我也变了。人总是要变的。人又不是石头。石头也要变。我们家客厅的地面砖有一半都裂开了，天花板也有几条裂缝。你想想，连钢筋水泥都要变样，更不说软趴趴的人。既然会变，现在是什么样就无关紧要的了。
想想看真是，我妻子以前是那么好，可现在怎么就不好了，要说以前我什么都不是，现在嘛不管怎么说，进了大城市，我还写了不少小说，在这个城市还是小有名气的，出门去没有有权有钱的威风，但有些作家的尊严。
“你是说你是作家？”我妻子格格格笑。
“嗯。”
“那么也就是说我是作家的老婆？”
“嗯。”
“狗屁！”我妻子的嘴巴歪了，“我什么也不是，因为你什么也不是！”现在她连眼睛也歪了，“作家？连老婆都养不起的人也叫作家，你别作践作家了，好不好？”
“你干吗要我养？你那么能干还要我养？”
“谁要你养？你养得起吗？就你那点钱能养谁嘛。”
“你现在怎么变这么俗气，开口就是钱不钱的。”
“是啊，我臭，我俗，这说明我连俗心都得不到满足，你觉得这样你很伟大，很光彩，很……”
老实说，这只是她烦我的一种情况，应该说，这情况还不怎么过分。有时候，她看我一走进书房，我们家里就不会有安静的，凳子、桌子、电视机、收音机、各种门窗，包括坐便器，都会发出气呼呼的声音。一般这时候我采取不理睬措施，把我书房的门关紧了事，有时实在不行就往耳朵塞上两朵棉花。这样开始有点不舒服，但慢慢也就习惯了。问题是她看习惯了，就不习惯了，就会换种方式吵你，什么方式？看吧。
“嗨，亲爱的，你在写作吗？”
“嗯。”
“可不可以给我一分钟？我想跟你说点事。”
“什么事？”我回过头来，看着她。她在沙发坐下来，朝我伸出一只手。
“可以给我一根烟抽吗？”
“你什么时候学会抽烟的。”我没给她递烟。
“这东西还要学吗？这又不是搞你们神圣的创作，需要天荒地老地学。”她走到我身边，自己拿了一根点上，假模假样地抽了一口。
“呸！这是什么烟啊，怎么臭烘烘的，这烟多少钱一包？”
我知道她又准备挖苦我了，我才不上她当呢。我说：“你不是说有事，说啊。”
“嘿嘿，原来我的丈夫抽这么差的烟，真叫我难过。”她走到我身边，装得很疼我似的，“哎，亲爱的，你为什么要买这么差的烟，你没钱吗？”
“这难道就是你要跟我说的事吗？”
“你说呢？”
“我问你。”
“现在是我问你……”
我知道她其实什么事也没有，就是看我在写东西不顺眼，所以要跟我来寻寻烦恼。一般来说，只要她找我来说话，不管开始是怎么友好还是亲热，不管亲热是真的还是假的，结果肯定要吵起来。我们俩谁都不怕谁，好像很平等，但不是平等的相爱，而是平等的吵闹。吵来吵去，弄得我什么事也不想做，也做不了。这肯定是不行的，人不做事怎么行？后来，我想通了，我想既然我写作她不喜欢，那我就换个事做做吧。我找到一个画画的朋友，请他帮忙给我找个我妻子可能喜欢的活干。
“什么样的活她才可能喜欢。”
“大概只要能挣钱就行了。”
“你不是立了誓言要献身文学吗？”
“时过境迁，我妻子变了，我也变了，现在我只想过安宁日子。”
“难道有钱就安宁了。”
“也许吧，试试看吧。”
朋友真给我找了个能挣钱的活，给广告公司打工，写广告词。这个活我干得不错，收入比我要求的多得多。我想这样我妻子该满意了。确实满意了一阵子，但后来又不行了。为什么？因为她看我整天跟公司一群姑娘在一起，怀疑我跟那些姑娘中的某一个好上了，于是又不高兴了。她不高兴，我们家里哪会有安宁。
“你回来了。”
“嗯。”
“现在几点了。”
我看了看时间，比平常迟回来了一个半小时，那是因为我们陪一个客户吃了一顿饭。老实说我还是提前走的，他们吃完了又去卡拉OK了。
“我不是说了我今天有事。”
“什么事？”
“陪个客户吃饭。”
“是个女客户？”
“不是。”
“是个男的？”
“嗯。”
“那多没意思。”
“是没意思。”
“可是小金在就有意思了。”
她说的小金是我同事，我跟她一点关系也没有，我不知道她怎么就怀疑上小金了。也许是给我家打过几个电话吧，可那是她的工作，她在公司负责内勤，上传下达的，给我打个电话有什么可说的。可我妻子就有说的。
“我最讨厌你这种男人了！”她开始骂人了，“敢做不敢说的。”
“我做什么了？”
“你自己知道。”
“我不知道。”
“哼，你非要我说吗？”
“说吧。”
“好，你等着吧，我会跟你说的。”
她没跟我说。但是，有一天，小金在公司里指着鼻子骂我神经病，我这才知道我妻子去找过她了。我以为她说过就算了，没想到她还这么没羞耻。这件事的结果使我离开了广告公司，我怎么再呆下去呢？虽然我不是个神经病，但我家里有个神经病。
·21·
我们没有离婚
二
现在我又回到家里，像从前一样“献身文学”，也像从前一样白天黑夜的“和我妻子吵吵闹闹”，打发时间。也许是受小金的刺激吧，她现在对我的“忠心”很持怀疑态度，所以常常莫名其妙地来考验我。
“嗨，我今天晚上要很晚才能回来。”她这是在给我打电话。经过话筒的过滤，我觉得她的声音还是挺不错的。
“干吗？”我问她。
“有人要请我吃饭。”
“嗯。”
“你不问问这人是谁。”
“是谁？”
“是个男的。”
“嗯。”
“我们吃完饭可能还要去跳舞。”
“嗯。”
“你不吃醋吗？”
“你希望我吃醋吗？”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我什么都想知道，比如一个男人为什么要请我吃饭、跳舞的，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这么说，你希望我去跟人家吃饭、跳舞？”
“也许吧，随你的便。”
“哼，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你根本就不爱我！”
她把电话挂了。
我想她今天可能不会回来了，但是没多久她就回来了，当然是气呼呼的，一见我就把她的拎包朝我甩过来。我一闪身，躲掉了飞包，心里在发笑，哪有什么男人，她只是在吓唬我。就是这样的。事情就是这样的，我妻子不但对我厌烦，还恐惧呢，总认为我在外面养有野女人。她怎么认定我在外面有野女人？理由有如下之三：
1.她老了，胖了，没有以前动人了；
2.我身边有比她年轻漂亮的女人；
3.养野女人现在是种时髦。
其实，我妻子现在一点也不老，虽说是过三十的人，但由于没生孩子，又注重保养，怎么看都没有三十岁。说胖是有一点，但这有什么关系呢？有人还喜欢胖的，比如我就喜欢她现在的样子。我指的是身体，有点胖，但不肥肿，反倒有风韵。我跟她这么说，她就认为我是在撒谎，是我心亏（在外面养了野女人）想讨好她、麻痹她。其实我说的确实是真话。其实我这么说就是想让她知道一切都是好好的，我们应该好好地过下去。说真的，我也不想离婚。说真的，三十多岁的人了，谁不知道离婚是件好事还是坏事，当然不是件好事。所以，我常常安慰她，鼓励她。
“嗨，我跟你说实话吧，其实你一点不老，也不丑。”
“是吗？”
“是的。”
“人家都说我老了。”
“人总是要老的，但是……”
“说啊，你想说什么？”
“要我说，在我朋友的妻子中，你比她们谁都好看，谁都没你那么看起年轻。”
“谁都说我胖了。”
“这不叫胖。”
“叫什么？”
“风韵。”
“风韵？”
“嗯，你知道，我喜欢你现在有风韵的样子。”
“哼，骗鬼去吧！”
我说得很认真，可她就是不信。说真的，有时候我觉得她真可怜，因为她把世界看得那么可怕，连丈夫都无法让她信任。但有时我又觉得她一点也不值得可怜，因为她自己本身就在让这世界变得可怕。她脆弱，但不懦弱，一点也不，她跟踪我，引诱我，试探我，偷看我日记，查看我电话单，而且还不允许我指责，甚至连解释也不允许。不允许就不允许吧，我沉默就是了。沉默也不行。沉默等于默认。
其实我知道，她咬紧牙关讽刺我、否定我，跟我要我明明没有的东西：貂皮大衣、金手镯、银餐具、汽车、手机，都是因为我在外面有了野女人。当然这不过是她的胡思乱想，是她的一个自卑的恐惧的念头。这个念头把她伤害了，她就来伤害我，想方设法地伤害我。她现在经常抽烟，人越多她越爱抽，而且抽烟的样子很夸张，像个妓女似的。她还常常当我面跟我一些朋友说一些很露骨很难听的话，好像就怕你把她当作淑女了。我说她两句，她就说我是吃醋，说我“只准自己放火，不准她点灯”。如果不说两句，她就说我不管她，说我巴不得她跟人家跑了，反正我怎么着她都有说头。
这个时候，我一般懒得去答理她，只管钻在自己房间里读书、写作。以前我心绪不好是看不进书的，更不要说动笔写东西，但现在锻炼出来了。现在我心绪经常给她弄得乱糟糟的，没这能力怎么行，我总不能每天在无尽的怄气和吵闹中打发一辈子吧。不是说我有多么远大的抱负，我只是要有些平静，有些必需的快乐。而要这些，看来她是无法给我的，我只有去亲近书本和稿纸。可她一见我这样子，心满意足的样子，平静如水的样子，她就不高兴，就觉得我夺走了她什么，就要来找我茬。
“你在干吗？”开始的声音还是比较中听的。
“写东西啊。”
“写什么？”
“小说。”我伸了伸懒腰说，“我还能写什么。”
“我以为你又是在给哪个傻×写情书呢。”这下声音明显变了，变得刺耳了。
“你又来了。”
“不是我又来了，而是你经常来这一套，当初你不是靠几封烂情书把我骗上床的，你说是不是？”
我不理她。
她更来劲了。
“不知这回上当受骗的又是哪个傻×？真可怜，都什么时代了，还在用这么笨拙、这么廉价的东西哄人。你不知道，现在人家勾引的手段有多爽气，动不动就是什么高档饭局，名牌衣服。不过光是这玩艺，叫我顶多让他牵牵手，跳个舞罢了。当然，只要他加得起码，我也乐意提档，有什么可不乐意的？不乐意白不乐意，反正你也无所谓，你说是不是？”
我还是不理她。
“哼，这正中你下怀是不？我才不傻呢，我有我的阴谋。你阴谋我，我也阴谋你。这是你教的，我的阴谋都是你教的。你在阴谋我，其实是在给你自己掘坟墓，哈哈哈，聪明反被聪明误。”
“行了，”我终于开腔，“说那么多干吗？”
“哼，你做这个那个，我连说都不能说啊，你是什么人，省长！市长！还是董事长！”
听着，她开始吼叫了。下面是我的，我的声音更大。
“我怎么啦——！”
“你很好，你是个作家，你会写情书，你写的情书傻×都爱看。”
“猪！你这头猪！”我忍无可忍，发作起来。
“狗！你是条狗！”她的气势一点不弱。
我说：“我要是条狗就好了，就可以咬你两口。”
她说：“所有的狗都以为自己是人，但狗就是狗。”
我说：“是的，”我开始放低声音，“狗就是狗，我是狗。”一边这么说着，一边朝她缓缓走过去。她以为我是被她的凶相吓着了，想软下来跟她讲和，所以傲慢地仰起头，是想摆摆架子呢，想不到我一靠近她就猛地一挥手，一记耳光不轻不重，响在她仰起的脸上。
起初，我打她，她就跟杀猪似的哭，声音一般是越哭越小，最后变成二胡的唱，呜呜咽咽的，婉约而哀伤。这往往令我动恻隐之情，于是我就找最动听的话去安慰她。你要相信我做安慰工作的水平（只要心情好我做什么事都有水平），反正过不了多久，她肯定会破涕为笑，而且变得特依恋，特温柔，像个孩子似的钻在我怀里，久久不出声——像在吸奶，又像被无穷的幸福醉倒了。我太喜欢她这个样子了，喜欢就想来那个……我发现，每次这个时候我们做爱总是特别成功，所以事后我常常这样狡辩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打你吗？我就是想得到这样的一次爱。”
事情最后这么结束应该说是很不坏是不？但问题是不会永远这样的，比如有一天，我同样打了她，她却没有同样的哭，而是用冰冷的眼狠狠地看着我，看得我心里直恶心。我真想再补她一记耳光，但又想这太过分，于是就一摔门出走了之。
这样也好。但也不是永远这样，比如又有一天，我又同样打了她，她却没有同样的用冷眼看我，而是像只母老虎似的朝我扑将过来，跟我激烈地厮打。你们想想，她能打得过我吗？打不过她也不认输，干吗？毁我的东西。
“你放手！”
“嚓！嚓！嚓……”一沓稿子撕成碎纸片了，而且肯定是我刚写的。
“你敢摔！”
“嘭——！”这下一只陶罐碎了，它是我从郑州背回来的。
“嘭——！”又一只。
“嘭——！”又一只。
我觉得这日子真是没法过。真正的没法过。我们之间所有有点好、有点回忆价值的东西，毁的毁，弃的弃，忘的忘，伤的伤，痛的痛，一切的一切都没有像我们想像的一样成功、美满。尽管我想得很多，但我怎么也想不到我们会变成这个样子。要说我对她不忠，那是没有的事，不是没机会，而是没兴趣。为什么没兴趣？因为……怎么说呢？也许是太累了，也许是我心理有障碍：我怕卷入一种更复杂和说不清的无聊之中。但不管怎样，有一点我算是认定了，就是我们俩的缘分已尽，长远不下去了。于是我就想到离婚。
“我们离婚吧。”确实是我先开的口。
“好啊，”她答应倒是很爽快，“给我十万块钱，我就离。”
“我一分钱也不会给你。”因为我没钱。
“那你就别提离婚的字。”她否认得也很不犹豫。
“你不想离就好好过。”我缓了口气。
“谁说我不想离？给钱就离！”她的口气更大。
“你明知道我没钱。”
“没钱就不离，我才没这么傻，值钱的时候你说要就给你了，现在不值钱了你叫走就走，没这么简单。”
你们看看，她把自己当什么了！
还是那个老同学，真难为了他，每次吵了架，他就来劝架，听我无休无止的牢骚，替我里里外外地把脉，分析。他分析的结果，认为我们的缘分还没尽。
“为什么？”
“你今天没钱她跟你要钱，这说明她不想离婚。”
“不想离就好好过嘛，我又不是非要离。”
“女人就是这样，胆子小，毛病多，为什么说女人难养？女人不是一面鼓，可以随随便便地乱敲，怎么敲听上去都欢欢喜喜的，女人是把小提琴，别别扭扭的玩艺，非得你刻刻苦苦练上几年才能弄出点像样的声音。
“我是她的鼓。”
“差不多，男人都是女人的鼓。”
“她把我敲坏了。”
“她也敲得很累。”
“真不如咬咬牙离掉算了。”
“问题是她不跟你离。”
“怎么办？”
“没什么办法，凑合着过呗。”
“我真他妈想离。”
“你从哪去弄这十万块钱？”
是啊，我就是把自己卖了也弄不到十万块钱。不，说不定哪天我发横财真有了十万块钱，她没准就不要钱而要其他的了。这很可能，是的，这很可能，所有事情都是这样，好起来总是有止境的，而一旦坏起来却是永无止境的。
2000年5月
·22·
三朵玫瑰
秘密的经典
一般意义上的经典代表的都是昔日的荣耀或重要，它们在留下时间和历史的同时，也留下了很多人共同的利益和愿望，从而使它们成为了一代又一代人成长的伙伴。所有成长起来的人都老了，后来又不可避免地死了，但他们的伙伴却在时移境迁中越磨越亮，越老越壮。因此，它们不但属于我们的祖先，还将属于我们的子孙，子孙的子孙。它们变得像时间一样长生不老，又像空间一样辽阔无垠。它们是所有，也为所有的人所有。
现在我想换个角度来谈论经典，这种“经典”不是所有，也不为所有人所有。
二十年前，我是个数学课代表，和我们数学老师，包括他年轻的妻子有着良好的关系。二十年前的十年前，我老师跟当时很多人一样被原来的单位和家庭抛弃，来到了我们中学。他没想到，从此他却开始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师生恋，一位比他年轻二十岁的女生浪漫又勇敢地做了他妻子。除了耳朵有点背，我觉得我们数学老师是无可挑剔的，来自“复旦”的学识使他把我们班上的大部分学生都变成了数学天才。黄昏的校园里，我时常看到老师和他年轻的妻子并肩散步，他们远走的背影常常令我浮想联翩，梦想出自己将来的种种浪漫和幸福。
夏天来了，学校里空荡荡的，我揣着大学录取通知书来和老师告别。师母告诉我，老师去县城了，我需要等待才能和他告别。从中午等到下午，又等到傍晚，我耐心的等待并没有等到老师归来，倒是等到了一场倾盆大雨。雨是傍晚前突然发作的，它的匆匆而来似乎预示它必将匆匆而去，不料它却迟迟不去，甚至越演越烈。我不知道这场疯狂暴雨将老师留在了县城的谁家里，反正我是被这场该死的雨尴尬地搁在了老师家中。好在师母盛情不倦，多少令我些许安慰。看着渐厚的夜色和绝不收敛的雨势，师母决定将我安置在一张临时架设的钢丝床上。也许是钢丝的柔软，也许雨夜的凉快，我很快进入了梦乡。利用我做梦的时间，一切都似乎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天空变得晴朗，师母变得无法让我继续酣睡。
像有根毛毛虫跌入了耳朵，我醒来，听到一个悲切的呜咽声缭绕不散。呜咽声把我从床上拉起来，牵到了师母房前。纱门是挡不住目光的，何况还半开着，我看见银色的月光在师母抽动的肩膀上如水荡漾。我怯懦地喊道——
师母；
师母；
师母……
不知是喊声太小还是过分悲切，师母对我的千呼万唤置若罔闻。
无奈中，我轻轻地推开纱门，抬起脚步，一边迈着，一边喊道——
师母——一步；
师母——两步；
师母——三步……
我没有觉得这样往前走会走到师母的怀抱里去，但事实就是这样，当我走到师母背后时，她突然转身把我紧紧抱住了。
一个银色的夜晚，一个曾经浪漫和勇敢过的女人，就这样再次展露了她特有的浪漫和勇敢。但这次的浪漫和勇敢似乎远远超过了前次（对我老师的那次），以致把她自己都吓坏了，更不要说我。在我重新回到钢丝床上躺下时，她不知怎么的突然跪在我面前，要我发誓一切都没发生，或者说一切都在梦中。
但不管怎样，一切都已经发生了。而且，也许是无法分摊给别人的缘故吧，这个银色的夜晚一直完整又牢固地盘踞在我心中，伴随我度过了每一个白天和夜晚。谁知道要没这夜晚我这一生会变成另外的什么样，但肯定不会是现在这个样。这个夜晚我如同拾到了一笔不义之财，我将它秘密地存在银行里，多少年来我从未去动用过它，但它却时时刻刻在动用我，对我发生点点滴滴的作用。
我永远不会说我的这个师母是谁，但我要说，这个银色的夜晚对我来说就是经典。而且，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典。与通常意义的经典相比，这些经典是个人的、秘密的，但除此还有什么不一样呢？
致陌生女人
我是去广西河池走亲戚的，初次出门使我对这次孤独远行有着莫名的惧怕。火车到湖南衡阳时，我的神色一定变得十分慌张，因为我将在此地转车。深夜11点多钟，月台上人影稀落，我下得车来，甚至不知如何出站。出得站来，又不知如何办理转车手续。一位流动售货员看我手上捏的是至河池的通票，告诉我应去“那里”签票。我顺她手指方向看去，看到的是昏暗的夜色。我往昏暗中走去，走进了一条冷僻的小弄。走一会，我又怀疑地退转回来，因为我简直不相信这小弄能带我去签票的地方。
刚回转两步，我看见一个人影闪入小弄，橐橐地向我走来。昏暗中，我看不清她脸，只觉得娇小的身材，甚至走路一冲一冲的样子，都很像我一个表姐。我是决计要请教她的，所以一近身就主动向她打问。她看我一眼说，走吧，我也是去签票的。她带着我走，一边和我攀谈起来。她问我去哪。我说是哪。
她说，那我们不是一路的。
那我该去哪儿签票？我停下来，问了一个愚蠢的问题。
她奇怪地看我一眼，笑着说，你没坐过火车吧？签票都是一起的。
我不得不承认，我还是第一次出门。她问我多大，我说18。也许是为安慰我，她说她在我这么大时也没出过门。她声音柔柔软软的，吐着一口标准普通话，跟我表姐不一样。
出小弄，便看得到签票的窗口了，没几个人在窗前。我们过去后，自觉地排了队。她让我排在前面，所以我先签了票。当她也签完票掉头要走时，突然看我还在一旁立着，便过来问我签的是哪趟车次。我将票递给他。
她看看说，哟，是明天中午的，你该找个旅馆住一夜。
可……我嗫嚅道，你……不找旅馆？
她说，我马上就走，没必要找旅馆。
那、我……怎么办？我又嗫嚅起来。
我慌张无助的样子表明了我不是非要缠着她，只是需要她帮助。她想了想说，这样吧，我带你去找家旅馆。
于是我们又从小弄返回去，穿过车站广场和马路，去找旅馆。
七月的衡阳，暑热难挡，大街上躺了很多人，原以为这样旅馆就会好找，结果找了两家都说没床位。第三家稍为上点档次的，说有个双人间，十块钱一个铺位。
行不行？
我咬咬牙说，行。
一进房间，我把东西一撂，准备送她回车站。她一边环视着房间，一边让我不要着急，说还有两个小时呢。然后我们就坐下来，东一句西一句地闲聊起来。这时我们话明显多了，彼此也有几分亲切。不知怎么的，她说她女儿比我还大一岁，使我大为惊讶。我问她有多大。
她说，可能跟你母亲差不多吧。
一说年龄，果然是我母亲的同龄人。但她确实不像个40多岁的人。
房间里没电扇，也没开水。聊着聊着，她突然起身出去，说是去买点喝的。我说我去。她挡住我去路不准。一着急，我又犯傻地说，我有钱，并着急地摸索起口袋来。
她突然格格笑起来说，我知道你有钱，但都是你父亲给的。
说着，轻轻拍打了下我额头走掉了。
当时已12点多钟，商店大概都打烊了，我等很久她都没回来，而我一天多来还没闭过眼呢，等着等着就困得不行，倚在床铺上瞌睡起来。我并不允许自己睡死过去，但就是睡死过去了。不知睡了多久，也不知她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只是后来像是被什么突然惊动了下，我矇矇眬眬睁开眼，看到她正立在我床前，出神地望着我。
我也望着她，一动不动地。
忽然，她俯下身说，我要走了，小伙子，再见。
不知怎么的，她双手像梦一样伸过来，捧住我脸，用力地亲吻着我嘴。我没有反抗，也没有响应，只是睁大眼望着她。后来，她把嘴凑到我耳边轻轻对我说，你很可爱，小伙子，如果你觉得我刚才这样不好，就对不起了。接着又在我额头上亲了一下说，这是表示对不起的。说完像风一样刮走了。
如果我当即追出去，一定可以追上她，但我没有，只是一动不动地、丧魂落魄地瘫坐在床上，像被这突然发生的一切吓坏了，或是被这从未有过的两个吻弄晕了。当我终于追出去，她已全然不知去向，好像从未有过她。我在旅馆前溜达一会后，悻悻地回到房间，猛然见到床头柜上摆满了一牙牙的西瓜。我将它们一一进行了拼凑，很容易就拼成了一个完整的瓜。我抚摸着瓜，若有所思，又若有所失，不一会就感到手上湿乎乎的，却不知是瓜流出的汁，还是我感动滴落的泪。
过去了那么多年（15年了），我依然不知她是何许人，姓甚名谁。我记得她说过，她爱人是谁，这人是当时福建省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个几乎家喻户晓的音乐节目主持人。我曾想根据这一线索去寻找她，去真正认识她一下，但终因犹豫不决，也许是害怕，或是别的什么原因，至今也没有去找过。过去了那么多年，我不知道她还是不是那个主持人的爱人。过去了那么多年，我甚至已记不得她的长相和声音，但那用力的一吻却常常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
仿佛两个幽灵
有些男人在一起喜欢谈论各自的艳遇，和那些喜欢谈论钱财名分的男人相比，我更喜欢前面那些男人。我知道，他们谈的不一定都是事实，但虚构的艳遇故事对我依然具有十足的吸引力，只是不知道对别人是不是同样具有魅力。为保险起见，我决定放弃所有道听途说的，来说一段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当然是艳遇方面的），我想只有这样，我才敢保证它绝对是真实的。事情是这样的：
十年前，我在首都北京求艺时，经常伙同有良好居室的男士张罗一些家庭Party。迷离的灯光，迷离的音乐，还有更多迷离的东西，常常使女人们都变得迷离不堪。我深有体会地想，在这种地方，没有哪个女人是不可以追逐的。有人说，没有哪个女人愿来这种鬼地方，问题是这个人说错了。说老实话，我们迎来的女人虽然不多，但也不少，而且还在源源不绝地增多，几乎每一个Party上都可以看到一两张陌生的面孔。
冬天的时候，一个三流女歌手为我们大伙带来了一位姑娘，她穿一身黑，越发衬托了她牛奶一般的细皮嫩肉：她无可挑剔的姿色令在座的其他女人都黯然失色。除了娇好的姿色外，给我们印象深刻的是她那种宁静而矜持的神情。这种神情使她看起来像个淑女。
淑女到这儿来干什么呢？
她确实没干什么，我们大呼大叫地喝酒，调笑，打闹，一个诗人和女画家甚至就在她身边喝上了“嘴中酒”（就是把酒含在嘴里又灌给另一张嘴），喝得大伙群情激扬，惟独毗邻的她，视而不见，声色不动，像个规矩的仆人。有人好心敬她酒，她总是彬彬有礼地拒绝。她不知道彬彬有礼在这里并不是受赞赏的风度，而是遭痛斥的垃圾。时过境迁，一个在其他餐桌上可能成为众星捧月的倩女丽人，在这张饭桌上已变得分文不值。
就这样，她很快离席而去，到客厅里独自听起了“随身听”。当我们酒足兴起，拥到客厅，打开迷离的灯光和音乐准备起舞时，她又像个影子样的不见了。所有男的，包括女的，都指责歌手带来了这么个“东西”：一个我们对岸的人。
歌手向我们连连致歉的同时也据理力争：谁都有启蒙的时候，关键就看你们怎么调教她。
她说得一点没错，但这里的人也许都是急功近利者。我没有看到谁去调教她，大家沉醉在眼前的迷离中，似乎都忘记了她还在这屋子里的某个角落。不过，也许很快就会离开。我相信，如果她要走，这里没有谁会挽留她的。
第二回合舞曲开始时，我被轮空撂在一边，无聊中我想起这屋子里还有个女人，也许有点烫手，但我想只要自己不去碰她又怎么会烫着呢。在卧室的阳台上，我找到了她，她正倚靠在阳台上眺望远处，臀部撅起的样子十分性感。
你是一个人吗？我无话找话地。
她回过头来，看了看我，浅浅地笑道，如果你不把自己当个人，我就是一个人。
她的笑和调侃使我感到意外，也感到亲近。我说，这话应该我来说。
为什么？她显得很认真地。
我说，因为今天晚上你沉默不语的样子很不像个人。
像什么？
像天使。
她突然格格格地笑起来，一边笑一边说，你这是在讨好我吗？你是不是经常这样讨好女人？
我说，今天晚上还是第一次。
这么说我很荣幸哦，她落落大方地说，需要我感谢吗？
我说，你打算怎么感谢我？
她说，你想我怎么感谢你？
黑暗中，我觉得我不是在跟饭桌上的那个淑女在一起。我向她逼近一步，告诉我，你是谁？
她没有往后退，只是换了个姿势说，为什么我要告诉你？她这个姿势让我感到她除了臀部之外的性感，比如她饱满的胸，无所谓的样子。
我故意把声音压低说，因为你吸引了我。
是吗？她笑着问我，那么你说，我有什么吸引了你？
我想了想，决定试探她一下。我说，我有两种说的方式，需要你自己选择。
哪两种？她做出讨教的样子。
我看她一点不畏惧我的进攻，那么我干吗不进攻呢。我闪烁其词地对她说，一种是像文明人一样用语言来说，一种是像原始人一样不用语言，因为原始人还没有发明语言。你希望我做文明人还是原始人？
嗯——她沉吟道，这就看你到底是个什么人。
我一下抓住她手，对不起，我可能是个原始人。说着我亲了一下她的手背，你看，原始人就是这么说话的，你听到什么了？
她礼貌地抽回手，耸了耸肩膀说，我听到一个原始人在滔滔不绝地说，你可能是个伪造的原始人吧。
你是希望我什么都不要说？
你还想说吗？
这时候，我没什么犹豫的，一把将她揽在怀里，对着她耳朵悄悄说道，从现在开始，我要做个真的原始人，什么也不说了，好吗？
她跟我一样悄悄地说，可我怎么还听到有人在说话啊。
我还有什么好说的？我用她的嘴堵住了我的嘴。她的唇柔软又温暖。
谁也想不到，这个Party最精彩的内容就发生在阳台上。从亲她的手到后来的一切，我感觉，如果说她是一杯牛奶，我就是一桶水，她是那么默然又温存地顺从着我对她的一点点吞没，使我彻头彻尾领会到了什么叫艳福，什么叫奇遇。
现在我知道了，她不是我们对岸的人，她就在我们中间，随时等待着你去引诱。和我们经验中的这种女人不同的是，她没有把等待暴露在声色中，她的等待像没有一样默默无息，看不见，感觉不到，只有当你着手去引诱她时，才发现什么引诱都是多余的，隐秘的等待使她变得比你自己还要热烈，还要慷慨大方。和那些咋咋呼呼地希望你去勾引的女人相比，她要更显得庄重而神秘，因而也显得更为刺激有味，甚至回味无穷。
这个神奇的女人似乎决计要对我神奇到底，她到分手时都不肯告诉我她的任何什么，包括姓名。她也不需要我的什么。我以为她是后悔了，问她，你恨我吗？
她说了一个“No”，然后这样开导我说——
你不觉得这样很好吗？两个无名无姓的人，就像两个幽灵，以后不可能再有这种美妙了，所以我们还是不要有以后的好。
说着笑笑，像要上来跟我吻别，其实是转身而去，跟我永别了。
我敢肯定，我们分手时连个“再见”也没说。
冬天一个接着一个地过去，我把这个冬天的这个夜晚想了又想，以致我都糊涂我说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只是我的臆想。
1998年6月
·23·
飞机
1
三岁前，我只有一个记忆，是妈妈说的一句话。我小时候的记性不大好，两岁零八个月时，我家对门的小海妈妈发疯癫，把自家的猪圈烧了，奶奶说我当时趴在窗洞里看了个从头到脚，高兴得又唱又跳的，看大人们在打水救火，我还站在窗洞上撒尿，说也要救火。奶奶说这么大的事我应该记得的，可我就是记不得，奶奶怎么提醒我都没用。奶奶说我这人是豆腐记性。豆腐记性就是记性不好的意思，像豆腐一样软、一样嫩、一样经不起事的意思。奶奶还说，豆腐记性的人都贪玩，将来读书就麻烦了。奶奶说这些话时总是要摇头，有些很担心的样子。可妈妈不担心，妈妈对奶奶说，我们小明有个好爸爸，读书不好照样可以做城里人，不要担心的。说着，妈妈把我揽在怀里，一边亲我的脸蛋一边对我说，乖乖，你爸爸当干部了，要带我们去城里生活呢。啊，乖乖，你爸爸了不得呢，我好高兴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