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信封右下角的邮戳来看，此信发自本市，发信人的地址没有留下，而收信人的地址写得却很清楚："广厦街二十号宿舍楼三○七室"。邮票残留下很小一部分，那是一枚绘有商朝青铜器图案的邮票。邮戳上的日期是一九九一年，月份不明。警察们认真察看了本市二十多年来的新旧城区图，根本没发现哪条街巷叫"广厦街"。于是，于子劲认为：第一，此信是捏造的，但凶手是有很深用意的。他如此折腾（准确说是画蛇添足），一定是为了衬托"张禹玲"三个字的分量。进一步推测，案犯虽残忍杀害了死者，却没有毁尸灭迹的意思，就连放尸体的地方也是这样容易被人发现。这就不言自明，他千方百计想让警方知道有张禹玲这个人，代价就是死者的残躯。第二，死者的死与张禹玲一定有关系，但到底是什么关系，目前还不得而知。这个女人极有可能过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性格更是多重性的。她偷偷潜伏在城市的边缘，窥视着她的亲人和仇人，完全无视道义、法律的存在，自顾自捕捉她的猎物。也就是说，她比一头怪兽还不可理喻，她的对手亦在时时提防着她、搜索着她。
张禹玲很快就成为了警察们搜寻的重点，却一直没有太大的突破。
在第二次检查那个装尸体的旅行箱时，于子劲意外发现箱子底部有一张很不起眼的小纸条。小纸条被血液黏住了，这或许是凶手的一个疏忽，也不排除是故意塞入的。于子劲进一步推测，这张纸条还可能同凶手从事的职业有关。他小心翼翼地取出纸条后，将纸条清洗了一下，发现纸条上有一些文字，纸条好像是从一本书中撕下的书页。那些残缺不全的文字是：
……三成：人知忧患成，人知善耻成，
……艰难成，否则禽兽而已。
这是一则非常精辟的古代良训，据此可看出此人对古文有些了解，像个有学问的人。假如这张纸条是出自另外一个人的手，也就是说这个旅行箱根本就不是凶手的，那这张纸条就说明不了什么了。
